一个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的足迹

来自巴黎马克思主义图书馆的资料

在研究P.拉法格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一些难以查证的资料。如今，存放在省档案馆的大量资料文件似乎也不全是由专业的研究人员所提供，几十年来存在着一定的纰漏。在被塞纳-圣德尼省档案馆收录之前，P.拉法格的资料是由当地专门保存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档案的巴黎马克思主义图书馆保管的。在立项及保存法共历史遗产方面，巴黎马克思主义图书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除了“巴黎马克思主义图书馆”，在巴黎的L.布朗基街64号也有一座文献中心，那里存放着来自于共产主义战士及领导者6或法共相关组织的历史文献。中心同时坐拥一座照片档案馆及一间微缩胶片档案馆，以便向公众提供一些展览及档案影印件。但是“文献中心”慢慢遇到了资金和人力短缺的问题，这是政治资源缺失的信号，导致的结果是无法进行任何重大的改革和馆内档案文献从未真正地对外开放。于是，这些原始档案白白占据了地方却派不上用场，史学家也因此遭到了冷落。

1993年3月5日，法共档案开放了。从此以后，“法国共产党全国指挥总部”和“巴黎马克思主义图书馆”成了两个可以查阅资料的地方。由于缺少法共给予的津贴，在2001年水灾之后，“巴黎马克思主义图书馆”不得不闭馆。将法共的档案分类之后，2003年法共与“塞纳-圣德尼省档案馆”签署了存放协议，纸质和视听档案材料从法共全国指挥总部有组织地转移到了塞纳-圣德尼省档案馆。关于是否开放原本存放在“巴黎马克思主义图书馆”里的档案，法共和巴黎第13大学展开了讨论。尽管有一份来自于图书馆稽核总局的有利报告，但是关于那些涉及工人运动的3万份资料和1.5万本小册子是否公开，最终依然没有定论。

由于历史进程的复杂性，正如一些政治难题一样，很难获得足够的P.拉法格的历史资料。今天，在如此稀有的碎片下，P.拉法格研究对于我们而言依旧步履艰难。

不少资料证明1891-1893年P.拉法格在议会工作过

P.拉法格的通讯本上记着一些欧洲社会主义领导者的联系方式

P.拉法格档案包含各种主题的笔记，显示出他对于殖民问题的兴趣

最早有关P.拉法格的资料

事实上，最早有关P.拉法格资料的历史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参考了巴黎马克思主义图书馆制作的档案册汇编，这本汇编上的馆藏年代大约在1978年，汇编上记载着最初的7箱资料，包括手稿、印刷品以及与J.盖德的书信。1950年，在“巴黎马克思主义图书馆”建馆之前，这些资料被A.勒格朗德以法共的名义验收了。当巴黎马克思主义图书馆建立了档案编号系统之后，这7箱资料被编号E，但是这些资料的捐赠者仍然未知。

6箱P.拉法格原始资料的编号为1、2、3、4、5、7，还有一个编号为8的箱子存放了一些涉及马克思家族、C.龙格、P.拉法格、恩格斯的一些文件复印件和7个装有微缩胶卷的胶卷筒。如果不是编号错误，那么有一箱资料看来是弄丢了。目前，这7箱资料被安置在了塞纳-圣德尼省档案馆。

在这些装有原始档案的袋中，有一份关于P.拉法格4本手稿的“分析性目录”，这让一些关键日期隐约浮现了出来。

这些档案似乎在1950年转到了法共那里，1951年，B.布多尼艾将馆藏列成了清册，一些文件在1954年归到了法共全国指挥部。那么，馆藏是否被分成了几份？会不会造成档案的流失？虽然有些P.拉法格的资料还可能存放在其他国家，但大多数几乎都在法共那儿，而法共似乎并不那么急切地去收集、研究它，也不会将它们整理成清册。幸亏巴黎马克思主义图书馆曾委任过B.布多尼艾，使得这些P.拉法格资料的清单才得以保存。而后，通过将P.拉法格襟兄C.龙格的大量手稿从P.拉法格档案资料中分离出来。从这些记录中，我们可以推测还有大量的资料碎片散落在外。除了一份马克思的手稿，其他大量的20世纪50年代的重要文献不见了。P.拉法格和C.龙格分别娶了马克思的两个女儿：劳拉和燕妮，他们同时又是社会主义的战友和亲人。在此意义上，他们的档案资料激发了马克思主义党派、追随者和理论家的兴趣。

P.拉法格和C.龙格的档案

根据J.马萨的说法，P.拉法格逝世后，在他办公室发现一封他已写完的信。信上他提到将他的外甥埃德加和马萨，而不是珍妮和让作为遗嘱执行人，这里面有一些政治因素。P.拉法格夫妇留下的在德拉韦伊的房子和家具变卖了，埃德加和马萨保留了他们的藏书和一些家族档案。埃德加和马萨去世后，这些档案先后由珍妮和M-C.龙格保管。

在珍妮的收藏中，我们确认了至少三套信件，这些信件中对话部分的重现，展示了P.拉法格和C.龙格家族资料的命运。其中，第一套是由著名马克思主义专家?魪.博蒂热利展示的，被收录进了《?魪.博蒂热利选集》，后来的共产主义历史学家在工作中都参考了它。

第二套信件在法国有存在的迹象，它可能在蒙特勒伊的现代历史博物馆中的“M-C.龙格遗产”中。A.勒格朗德制作的手打清册随后被B.龙格在阿尔福维尔的寓所中交付给了J.杜克洛（Jacques Duclos）。A.勒格朗德寄给J.杜克洛一封没有注明日期的信，被放在了现代历史博物馆的“M-C.龙格的遗产”中，他在信中列出了356封信件和23份文献，其中马克思占了19封，恩格斯占了77封。1952年5月28日，由于J.杜克洛在“李奇微（Ridgway）示威游行”之后的连续突击中被逮捕，这些文献被暂时扣押了。而L.布朗基的遗产没有安放于巴黎马克思主义图书馆，根据图书馆馆藏档案的汇编记录，这些文件在1954-1955年间由D.狄阿蒙寄给了莫斯科，而中央委员会在之前已经保留了它们的副本。

至于第三套信件的历史仍是不确定的，其中涉及了今天存放在塞纳-圣德尼省档案馆里的P.拉法格的资料。我们通过收集历史信息，能够推测那些被法共收回的部分文件的日期是1950年（后来1951年至1952年间，由于法共在大选中失利，J.杜克洛才被委托保管了B.龙格的档案）。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埃德加自己把档案送到了法共。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他强烈要求将这些档案送去刚落成的现代历史博物馆。

P.拉法格关于马克思回忆录的手稿

一些寄给P.拉法格的信显示其在法国和欧洲社会主义中的地位

莫斯科马列主义研究院收集的部分P.拉法格、C.龙格家族资料

在P.拉法格-C.龙格家族资料的保存中，莫斯科的马列主义研究院（IML）直接或间接地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个研究院于1921年成立，它继承了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创立的马克思研究院，致力于收集有关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欧洲不同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著名人物的文献原件或副本。直至1991年，该研究院才开始收集属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的P.拉法格的原始手稿。如今已经和俄罗斯社会主义政治历史国家档案馆（RGASPI）一样，建立了资料保存的标准。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文献已经与可能来自于埃德加和布朗茨从法共寄来的资料进行了系统分类。此外，B.龙格的遗产被证实存放在莫斯科的俄罗斯社会主义政治历史国家档案馆，C.龙格家族和P.拉法格家族在该馆的档案分别为RGASPI 7和RGASPI 10的编号；从这些家族资料中可以提炼出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档案，剩下的都成了独立的C.龙格和P.拉法格文献。如今，可以在阿姆斯特丹的社会历史国际研究所查阅这些莫斯科的P.拉法格文献，在该所的清单中，我们发现在“P.拉法格”的大标题下有着各类小标题，并被分类在马克思主义伟大作家的区域。

莫斯科的马列主义研究院似乎也是《?魪.博蒂热利选集》的最终归宿，R-J.龙格（Robert-Jean Longuet）曾在法国和莫斯科马列主义研究院之间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J.杜高思德拉海耶（Jean Ducos de la Haille）为了获得列宁的文章，多次向?魪.博蒂热利传达苏联对于《选集》的关注。经过数次与马列主义研究院的书信往来，?魪.博蒂热利终于在60年代末确定与其协议存放他的《选集》手稿。（上海社会科学院 郑佳译，本文刊发时删除了部分脚注）

关于C.龙格和燕妮的清点调查，使得G.金达参考了大量的书目和信息，做了一份马克思家族谱。

P.拉法格传记碎片

法国档案馆近期公布的历史资料展示出更加严谨的P.拉法格履历，以鸟瞰的方式带领我们细数他的个人及政治生涯。

P.拉法格出生于一个18世纪就定居古巴的法国家庭，在他9岁的那年，随父母从古巴的圣地亚哥回到了法国。由于家境殷实，他在1861年高中毕业之后选择了去巴黎大学攻读医学，也正是在那里，P.拉法格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19世纪60年代，法国正处于L.拿破仑政变后建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军事专制时期，由于受到蒲鲁东主义的影响，正在大学读书的P.拉法格投入反对第二帝国的政治斗争，成为学生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1864年，P.拉法格加入了后来成为他襟兄C.龙格（Charles Longuet）等人创办的急进民主主义报刊《左岸》（La Rive gauche）。

1865年10月，P.拉法格出席了在列日举行的国际青年学生代表大会，这使他遇见了L.布朗基（Louis Auguste Blanqui）。由于公开号召法国青年推翻独裁统治，P.拉法格与另外6名学生被学校开除了学籍，不得不来到伦敦，以便完成他的学业。在伦敦的几年生活是P.拉法格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他一边进大学继续学医，一边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并开始与马克思交往，听取马克思的教诲，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在那里与马克思的二女儿劳拉相遇，并在1868年4月2日在伦敦举办了婚礼。同年10月，他偕同劳拉回到法国，积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参加第一国际巴黎沃希拉尔区支部的活动。直至1870年，P.拉法格一直担任着西班牙通讯书记的职务。

由于多次为《左岸》及《自由报》（La Libre Pensée）撰文，P.拉法格遭到了通缉，全家不得不藏身于波尔多避难。把怀孕的妻子和儿子安顿在父母家中后，P.拉法格又投身于政治运动。他暂时回到了巴黎，用笔杆子支持巴黎公社运动。但由于连续不断的有关粉碎公社的威胁、恐吓与镇压，迫使P.拉法格一家以及劳拉的两个姐妹——艾琳娜和燕妮在1871年6月初离开了波尔多，逃向了比利牛斯，随后到了西班牙。在那里，P.拉法格没有放弃战斗。1872年9月，P.拉法格出席了由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随后，P.拉法格和劳拉离开了西班牙到了伦敦。失去三个孩子的沉重打击，使得P.拉法格决心弃医，在伦敦开了个照相凸版印刷品公司，并定期接受恩格斯的资助。

1882年春，劳拉和P.拉法格回到巴黎定居。P.拉法格在一家保险公司当起了编辑，结识了J.盖德（Jules Guesde），参与了后者创办的《平等报》（L’?魪galité），并一起创建了工人党（1893年改名为法国工人党）。P.拉法格不倦地宣传工人党，终于在1887年成为了巴黎市政会议的一名“不受欢迎”的候选者，随后，1889年又在歇尔省参加了国民议会选举。他在多数的党代会上充当了重要角色。经历了数次的镇压，1880年P.拉法格曾两度被囚禁于圣珀拉惹监狱，也正是在那时他完成了代表作之一《懒惰权》（Droit à la paresse）。

P.拉法格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和推广者，和劳拉一起翻译马克思的作品。此外，他还为多家报社撰稿，到处发表演讲，1891年因支持“五一”示威游行而被法国当局逮捕，判处1年徒刑并投入圣珀拉惹监狱。对P.拉法格的审判在社会上掀起抗议浪潮。里尔市工人干脆在议会补缺选举中推选P.拉法格为候选人。尽管反对势力以P.拉法格“是一个外国人，首先是德国人”，“他是普鲁士人马克思的女婿”为由，否认他的候选人资格，可是选举结果，他还是以超过对手1/3的选票当选众议员。法国政府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将其释放。之后，P.拉法格提交了诸如“教会与国家分离”、“建立农业信贷”等议案，在社会领域尤其是有关雇佣关系劳动法规的制定上，他具有相当的名声。他依旧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P.拉法格担任统一社会党的常设行政委员会成员，这一职务一直担任到他去世时为止。

1911年11月25日，P.拉法格夫妇在生活了15年的法国巴黎南郊家中自杀。12月3日，他们的遗体在拉雪兹神父公墓火化。法国与欧洲的工人、社会主义活动家为这对工人阶级忠诚战士举行隆重的葬礼。

史学上的P.拉法格

《懒惰权》这本著名的小册子对社会的影响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大，尽管P.拉法格一直声名远扬，但他在当时却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关于P.拉法格的研究是从1950年才开始的。

1917年俄国大革命之后，我们能够看到好几个俄语版本的P.拉法格作品：除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P.拉法格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简化版宣传小册子收到了不错的反响。1925年，法国共产国际代表A.库雷拉（Alfred Kurella）用化名A.贝纳编辑出版的《为了成为列宁主义》一书收录了26篇文选，其中，除了马克思7篇和列宁2篇文选外，P.拉法格的文选就占了5篇。

在1926年的里尔代表大会上，P.拉法格的文章也受到了推崇——大会的大厅中挂着一面横幅，上面印着季诺维也夫的话：“一个法国共产主义者应当读过J.盖德和P.拉法格的作品。”（《人道报》，1926年6月21日。）

受到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影响，P.拉法格在上世纪30年代成了一个热门的话题。1933年有人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到了P.拉法格的文选，同一年，国际社会出版社也出版了P.拉法格的文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在法国人民阵线成立之际，他的《文学批评》在1936年出版了。不可否认，P.拉法格与J.饶勒斯、E.瓦扬、C.拉波特及J.盖德都是同一时代的法国社会主义经典作家。M.加香由于在巴黎南郊的德拉韦伊市听过P.拉法格的演讲，也对P.拉法格尊敬有加。人们甚至以P.拉法格来给许多条路命名，历史学家C.魏亚尔（Claude Willard）统计过一共有17条“P.拉法格路”。

1945年之后，尤其是在50年代至60年代，我们能够在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看到P.拉法格作品的译本，《懒惰权》也在法国多次再版。1965年，C.魏亚尔发表了一篇关于“J.盖德派”的论文，这使得关于P.拉法格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篇杰出的研究成果超越了之前的文章，甚至超过?魪.博蒂热利（?魪mile Bottigelli）1956-1959年编译的《恩格斯与P.拉法格、L.拉法格通信集》（3卷）。同一时期，M.佩罗（Michelle Perrot）出于对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历史的兴趣，整理出了马克思女儿们的书信集，并在1979年出版。

J.吉罗尔（Jacques Girault）是另一位致力于研究P.拉法格的历史学专家，他曾在1970年发表过重要的文选，帮助了一代又一代的活动家和研究者了解P.拉法格。在国际方面，那些来自苏联人V.大林（Victor Daline）、西班牙历史学家P.里巴（Pedro Ribas）、英国的R.斯图尔特（Robert Stuart）和L.德夫勒（Leslie Derfler）等人的重要的有关P.拉法格与盖德主义的作品，很多还没有译成法语出版。除此之外，J.马萨（Jacques Macé）和F.拉鲁朗洛瓦（Fran?觭oys Larue-Langlois）写的传记，以及这两位社会主义历史学家通过达朗迪出版社发表的有关P.拉法格的出版物，都为P.拉法格研究作出了贡献。

P.拉法格并没有被当代史学遗忘。从制度方面来说，法国国家档案馆在2011年即他们逝世100周年之际，举办了P.拉法格夫妇的纪念活动。P.拉法格已被纳入“国家名人录”，这意味着P.拉法格的人生、作品、品行以及才华已是公认的卓尔不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