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马克思经济哲学问题的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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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如何理解《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已成为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焦点问题。作为《资本论》的第一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发展史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1857年12月8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写道：“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1]219经过日夜奋战，马克思终于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建立起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在此，本文就着重考察一下马克思在这些“基本问题”上的突破过程。
一
众所周知，在后来的《资本论》中，构成马克思理论出发点的并不是“价值”，而是“商品”，这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存在一定的差异。从内容来看，这一手稿首先是从第二章即“II. 货币”开始写作的，可以说，这是《伦敦笔记》研究思路的进一步贯彻。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马克思已经明确意识到，必须要在“货币章”前设“论交换价值的一篇”[2]144或“关于交换价值本身那一章”[2]155，这在这一手稿的结尾处得到了明确的体现，马克思直接以“I. 价值”为题，拟定了第一章的内容，公开声明“这一篇应当补加进来”[3]293。以此来看，马克思《资本论》手稿的最初计划并不是打算从“商品”范畴出发的，而是从“价值”范畴开始的。那么，马克思后来为什么会放弃原初计划改由“商品”出发呢？实际上，答案就在这一手稿之中。为了便于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先对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与价值的关系进行一些梳理。
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史上，斯密最早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第四章明确指出：“应当注意，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以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交换价值，甚或没有；反之，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使用价值，甚或没有。例如水的用途最大，但我们不能以水购买任何物品，也不会拿任何物品与水交换。反之，金刚钻虽几乎无使用价值可言，但须有大量其他货物才能与之交换。”[4]25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观点：(1)在斯密看来，价值可以分为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它们是“价值”的二重表现；(2)使用价值不能成为衡量交换价值的尺度，因为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可以没有交换价值，比如水；(3)交换价值可以脱离使用价值独立存在，没有任何使用价值的东西也可以具有交换价值，比如金刚钻。以此来看，斯密虽然区分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但是，他显然还没有能力理解二者之间的真实关系，把“价值”看成二者的统一就是最好的证明。
李嘉图继承了斯密的这种划分，在《关于边沁(价格论)的评注》中就说：“我喜欢亚当·斯密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所作的区分”[5]161。到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他进一步肯定斯密的这种划分，并明确赞同斯密关于使用价值不能成为交换价值尺度的观点。但不同于斯密的地方在于，第一，李嘉图否定了斯密关于交换价值可以脱离使用价值单独存在的论点。他指出，“一种商品如果全然没有用处，或者说，如果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无益于我们欲望的满足……无论获得时需要费多少劳动，总不会具有交换价值”[6]7，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绝对不可缺少的”前提。相较于斯密而言，李嘉图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第二，斯密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共同视为价值的二重表现，而李嘉图则试图把使用价值从价值的概念中驱除出去[6]232－233，这相对于斯密而言，也是一个进步。第三，李嘉图使用了许多术语，比如实际价值、相对价值等，试图把价值与交换价值区分开来[7]149，这无疑也是一种理论推进。但是，我们不能过于放大李嘉图进步的实质意义，他既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生产的真实目的，也没有真正甄别出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差别[8]187－189。
可以说，一开始的时候，马克思对于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三者关系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还没有完全摆脱斯密观点的影响。马克思指出：“价值的第一个形式是使用价值，是反映个人对自然的关系的日常用品；价值的第二个形式是与使用价值并存的交换价值，是个人支配他人的使用价值的权力，是个人的社会关系：最初它本身又是节日使用的、超出直接需要之外而使用的价值。”[2]127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与斯密把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相一致的。但是，在研究的过程中，马克思开始质疑这一划分。他反问道：“是否应把价值理解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价值本身是同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些价值的特殊形式相对立的一般东西吗？这在经济学上有意义吗？”[2]224马克思的答案是什么呢？是肯定性回答还是否定性回答呢？要想解答这些问题，首先，必须要明确马克思这里“价值”的含义究竟是指什么；其次，必须要厘清马克思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的判断。
通过对手稿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这里的“价值”更多地指交换价值。马克思说：“商品仅仅在交换(实际的或想象的)中才是价值(交换价值)”[2]89。所谓的价值就是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实际上就是交换价值。也就是在对商品的价值进行分析的过程中，马克思逐渐意识到，一旦劳动产品取得商品的存在，它也就取得一种二重的存在：一方面作为自然的产品即使用价值，另一方面作为经济存在即交换价值，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斯密和李嘉图所断言的那么简单，而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这时马克思已经清楚地知道，价值是一种经济属性，使用价值是一种自然属性，二者是两种不同的存在，前者是不可能包含后者的，“使用价值根本不表示价值的经济形式，它只表示产品为人本身而存在”[3]284，因此，必须把使用价值从价值的规定中排除出去。所以价值根本不可能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只有商品才是二者的矛盾统一体。这时，马克思才真正明白，“表现资产阶级财富的第一个范畴是商品的范畴”[3]293，而不是价值概念，这一结论作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最终结论的形式呈现出来了。因此，我们有理由断定，马克思的关于商品二重性学说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已经建立起来。也就是在此后不久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马克思就把最新研究的结果呈现了出来，把“商品”而不是“价值”作为开篇的第一章，实现了由“价值”到“商品”范畴的过渡。
商品二重性学说的建立，促使马克思进一步认识到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劳动二重性的学说。马克思指出，既然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统一，那么，生产商品的劳动必然表现为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与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前者是一种实在的、具体的、特殊的劳动，而后者则是与特殊劳动相对的一般劳动，在这种形式上，它丧失一切特殊性，“不是这种或那种劳动，而是劳动本身，抽象劳动”[2]254。
商品二重性和劳动二重性学说的建立，首先使马克思完全克服了斯密把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视为“价值”二重表现的重大缺陷，把自己的价值理论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马克思说：“我不是把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把它们当做‘价值’这个抽象分裂成的两个对立物，而是把劳动产品的具体社会形式分为这两者”[9]412。这段话直接回答了他的上述疑问，不应当把价值理解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而应当是“商品”，这使马克思真正找到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的逻辑出发点，为后面剩余价值理论的建立和全面解剖资产阶级社会运行机制奠定了科学基础。其次，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矛盾统一的学说，使马克思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危机理论，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科学分析奠定了基础。斯密看到了二者之间的不一致性，却没有科学分析二者之间的联系；李嘉图虽然将二者在概念上区分开来，但是没有认清资产阶级社会生产过程的本质，依然把使用价值当成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进而否认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内在矛盾，否认资本主义会出现生产过剩和危机。而马克思立足于二者之间的内在矛盾，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科学剖析了资本主义更大的内在矛盾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发展出来的，为后面危机理论的建立提供了一个矛盾支点。再次，虽然马克思此时像李嘉图那样，把价值混同于交换价值，但在对价值的理解上，马克思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李嘉图，看到了“价值”范畴与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本之间的内在关系。马克思指出：“价值概念完全属于现代经济学，因为它是资本本身的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最抽象的表现。价值概念泄露了资本的秘密。”[3]180仅仅像李嘉图那样从财富的角度来理解资本，是不可能看到资本的实质的。只有立足于价值，才能真正地剖析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这样，马克思就找到了解剖资本的突破口。
二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上，始终存在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即“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如何同‘价值规律’相符合”[7]168，正是这一难题使古典经济学最终走向解体。那么，为什么众多古典经济学家都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呢？除了他们不懂得劳动二重性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无法突破“劳动商品”的障碍，进而从中抽象出“劳动能力”或“劳动力”概念。斯密虽然意识到了在土地所有权和资本积累产生前后，属于劳动者部分在价值量上的变化，但是他却无法解释这一问题，最终只能放弃劳动价值论的内在尺度，以外在尺度作为评判标准。在这里，劳动始终是被当成价值不变的商品存在的，他无力跨越从劳动商品到劳动力商品的转变。同样，虽然李嘉图摆脱了斯密的外在尺度，把劳动价值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他也无力解决“劳动价值”的问题，最终陷入用工资所能购买的劳动量即“需求和供给”来决定劳动价值的漩涡之中。历史证明，只要摆脱不了“劳动商品”的概念，就永远不可能科学解决这一问题，李嘉图学派最终解体就是最好的证明。
可以说，马克思也不是一开始就解决了这一问题。虽然他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曾使用过一次“劳动力”(Arbeitskraft)[10]489概念，但是他显然还无法理解这一概念的经济学意义，而仍像斯密、李嘉图一样，把劳动理解为商品，甚至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前半部分，马克思还依然如此[2]232。然而，就在几页之后，马克思却突然改变了提法，不再称劳动商品，而是改称“劳动能力”(Arbeitsverm
gen)[2]242。为什么在短短几页纸之间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笔者以为，这是与马克思在商品和劳动二重性理论上的推进联系在一起的。
马克思此时已经清晰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价值的增殖。而在简单流通中，交换价值仅仅是使用价值的中介，交换一旦完结，商品就进入消费领域，交换价值也就消失了。因此，马克思认为，这种简单流通绝不可能构成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形式。交换价值要想能够实现自我增殖，就必须存在一个条件，即使用价值的消费带来的是交换价值的保存和增殖，而非消逝，换言之，这种使用价值的消费只能是生产消费而非个人消费。这就意味着，以对象化劳动存在的交换价值必须在市场上找到一种用于生产消费的使用价值，才能使它实现自我增殖，那么，这种使用价值是什么？马克思的回答是在时间上存在的活劳动。“唯一不同于对象化劳动的是非对象化劳动，是还在对象化过程中的、作为主体性的劳动。……能够成为资本的对立面的唯一的使用价值，就是劳动而且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即生产劳动。”[2]230
以此来看，第一，马克思此时已明白，劳动本身并不是现成的商品，它是作为一种可能性，作为能力存在的，所谓的劳动过程其实只不过是工人这种能力的耗费过程。因此，“劳动本身，在它的直接存在上，在它的活生生的存在上，不能直接看作商品，只有劳动能力才能看作商品，劳动本身是劳动能力的暂时表现”[11]163。第二，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劳动“不是作为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使用价值，“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存在”[2]253，因此，劳动是作为价值的实体和内在尺度存在的，它本身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这样一种术语上的区分，必然会使马克思反思“劳动商品”概念的非法性，而这种反思就在此后几页纸[2]242中得到了明确体认。在那以后，马克思每当称呼工人出卖的商品时，都不再使用“劳动商品”概念，而是使用“劳动能力”范畴。这种转变的完成表明，马克思已经克服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内在缺陷，一场政治经济学的革命即将开始，这就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建立。
在《伦敦笔记》中，马克思已经看到了工人生产出一个“价值的余额”，那时马克思还没有使用剩余价值概念来指称这一余额。而到了这里，这一理论被进一步深化了。在商品和劳动二重性学说的基础上，马克思认识到，作为商品的劳动能力本身也必然像其他商品一样具有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它的交换价值是通过与资本的交换实现的，工人把劳动能力出卖给资本，得到一定数额的交换价值，它表现为工人的工资。资本通过这次交换得到的则是作为活动存在的使用价值，这是劳动作为劳动的一种质，它不仅能够把原有的旧价值保存起来，而且还通过自己的劳动为资本追加一个新价值，后者不仅包括工人得到的工资数额，而且还包括超过这个数额的一个余额，马克思把这个超过等价物的价值称为“剩余价值”(Mehrwert)[2]275。正是剩余价值的形成才使原初的货币所有者成为资本家。这种剩余价值的生产和无偿占有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属性，是资本之所以成为资本，雇佣劳动之所以成为雇佣劳动的内在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隐藏的最真实的奴役关系，也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秘密。
因而，随着剩余价值理论的建立，马克思必然会把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解剖推进到更科学的层次。同时，劳动能力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建立，也使马克思真正解决了古典经济学所面临的难题。这时马克思会清楚地看到，古典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无法解决劳动资本的交换与价值规律之间的矛盾，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根本不理解“劳动能力本身成了商品，作为这种特殊的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因而同它的交换价值毫无关系)是一种创造交换价值的能力”[11]67。正是由于这种劳动能力，才把资本一次又一次地再生产出来；也正是由于劳动能力商品的存在，才使原来的价值规律和所有权规律逐渐转变为资本家无偿霸占工人剩余价值的占有规律。基于此，我们有理由断定，马克思的劳动能力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建立，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全面革命。
三
随着商品和劳动二重性学说以及剩余价值理论的建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实质的理解也有了根本性的突破。此时，马克思已经看到：
第一，如果仅仅从具体劳动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无异于其他社会形态的生产过程，都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但如果从生产的社会形式来看，这些物质资料又打上了资本的属性，因而表现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但是，马克思立即意识到，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两个过程：一次创造合乎目的的使用价值，把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另一次为了创造剩余价值。相反，它们只不过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是劳动二重性的具体表现。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实际上是一般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这也表明，所谓生产逻辑和资本逻辑实际上只是同一生产过程的两面，而不是两条相互独立的逻辑。
第二，随着剩余价值的形成，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拥有资本的人成为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而出卖劳动力的人则被生产为雇佣工人，“可见，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产生，是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主要产物”[2]508。“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结果，首先表现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这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2]450
第三，一种新型的社会批判理论也由此生成。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还在大量使用“资产阶级社会”概念，之所以会这样，是由这一文本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决定的：这一文本正处在马克思剖析“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本质的过程之中。随着剩余价值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理论的创立，马克思已经认识到，“资产阶级社会”这一范畴已经无法涵盖这一社会的真实本质，必须提出一个更加科学的范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才被科学地制定出来，这一点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变得更加明确。
基于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实质的科学解剖，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建立了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再生产理论。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些理论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
第一，马克思此处的剩余价值理论仅仅解决了第一个难题，即“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如何同‘价值规律’相符合”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剩余价值与利润、地租等之间的关系问题，没有科学解决古典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第二个困难，即价值规律同平均利润学说之间的矛盾：根据劳动价值论，在有机构成不同的情况下，利润同劳动成比例，等量资本可以得到不等量的利润；而按照平均利润学说，利润不同劳动而同资本成比例，等量资本可以得到等量利润。这一点是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解决的，因此，我们可以把此时的剩余价值理论称为狭义剩余价值理论，把后者称为广义剩余价值理论。这一点我们必须要仔细界划开来。
第二，马克思此时虽然提出了绝对剩余价值理论和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区分，但是在区分标准上，与《资本论》存在明显不同。在这里，他的区分的标准是生产的机械化程度和机器的运用[12]248，而不是后来的生产率的提高。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将工场手工业视为是与绝对剩余价值相适应的生产形式，“在工场手工业中，占优势的是绝对剩余时间，而不是相对剩余时间”[2]591，完全忽视了它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本性。另一方面，马克思此时只甄别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两种形式，“生产资本，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只能有两种形式：工场手工业或大工业”[2]588，完全忽视了协作的历史地位，这一点恰恰是在后面的文本中完成的。
第三，此处的再生产理论还只是狭义层面上的再生产理论，在广义再生产上，即包含四个环节在内的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方面，马克思还存在明显的不足。首先，虽然马克思此时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已经科学界定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范畴，但是还没有真正摆脱“斯密教条”的影响。他在为李嘉图辩护的时候指出：“人们指责李嘉图，说他只把利润和工资看作生产费用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不把原料和工具中包含的资本部分也看作生产费用的必要组成部分，这种指责是十分愚蠢的。既然原料和工具中的原有价值只是被保存，所以就不会形成新的生产费用。至于谈到这些原有价值本身，那么它们又全部归结为对象化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工资和利润。”[2]334以此来看，马克思还是像斯密那样把不变资本分解为“v＋m”，把生产费用界定为“v＋m”，这样就把不变资本部分从生产费用中隔离出去了，这与他后面关于生产费用的理解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从这种立场出发，不可能形成科学的广义再生产理论。其次，马克思此时仍然局限于斯密的“实业家与实业家之间贸易”(资本与资本之间贸易)和“实业家与消费者之间贸易”(资本与收入之间贸易)的二元划分，显然这种划分无法涵盖两个部类之间所有流通过程的，犹如马克思后来评论的那样：“‘实业家’和‘消费者’的说法也是不对的，因为实业家——生产资本家——在上述交换中同时表现为最终‘消费者’”[13]226。以此来看，马克思此时显然还没有厘清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过程，因此还没有建立科学的广义再生产理论，而这一点恰恰是到《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才真正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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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