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关于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探析
——重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我国学术界一般认为，马克思在晚年针对俄国革命的前途问题，提出像俄国这样经济落后的东方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即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就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即德国革命往何处去，“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模糊。”[1]641843年10月，马克思来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法国的中心城市巴黎，在考察巴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后，于1843年10月至12月写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明确回答了德国革命“往何处去”的问题，提出像德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普遍的人的解放”。虽然在这篇早期著作中没有使用“卡夫丁峡谷”一词，但是马克思早年关于“德国革命往何处去”和晚年关于“俄国革命往何处去”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具有同质性。通过分析马克思早年对德国革命前途命运的思考及其与晚年相关思想的比较，有助于全面理解马克思关于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
一、德国革命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缘起
马克思出生于德国的特利尔城，那里几乎没有工业，居民大多数是官员、商人和手工业者，他们主要经营葡萄果园为生。生于斯长于斯的马克思十分关注本国社会的发展，对德国社会基本情况有深刻的认识。在《导言》中马克思详细分析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在经济上，德国是一个生产落后的农业国家。国内封建割据的长期存在，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直到1834年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资本主义经济才逐步发展起来。“1837年蒸汽机由1826年的五十八台发展到三百二十八台，1844年棉织品和生铁产量比1836年大约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但就全国来说，除莱茵河地区外，仍然是一个封建的农业国。”[2]马克思认为，与英法两国相比，德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十分缓慢，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的落差。英法两国在经济较高发展阶段暴露出的严重问题在德国尚未形成或仅处于萌芽状态。“在法国和英国是要消灭已经发展到终极的垄断；在德国却要把垄断发展到终极。那里，正涉及解决问题；这里，才涉及冲突。”[3]6
在政治上，德国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1843年以前，德国没有出现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虽然局部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国内封建势力依然强大，国王威廉四世执掌国家大权。英法两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没有导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马克思反而认为德国封建专制统治由于其他国家资产阶级革命反而暂时得到加强。“我们没有同现代各国一起经历革命，却同它们一起经历复辟。我们经历了复辟，首先是因为其他国家敢于进行革命，其次是因为其他国家受到反革命的危害。”[3]3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都经历过多次封建复辟，才得以确立资产阶级统治。1640年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后经数十年动荡和王朝复辟，直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才稳定下来；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发生几次封建王朝复辟，一直到1848年2月法国二月革命才正式确立了资产阶级的全面统治。马克思认为，其他国家爆发资产阶级革命而后又经历封建复辟，这对德国封建统治者产生了双重效应。第一，封建统治者发现其他国家由于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因此害怕自己也遭受同样的命运。于是强化专制统治，压制本国的资产阶级，防范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第二，封建统治者看到其他国家封建势力的复辟，受到鼓舞，进而增强了维护封建专制的决心和信心。在这双重因素影响下，国王威廉四世为了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处心积虑，处处打扮成全社会利益的代表者进行欺骗。“这个国王想扮演王权的一切角色——封建的和官僚的，专制的和立宪的，独裁的和民主的；他想，这样做如果不是以人民的名义，便以他本人的名义，如果不是为了人民，便是为他自己本身。”[3]12马克思指出，这种拙劣的欺骗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德国的政治生活中充斥各种弊端和丑恶，政治统治必然走向更加黑暗和腐朽。“在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可以看到一切国家形式的罪恶。”[3]12
在文化上，德国是富有理论思维的民族。“德国人是一个哲学民族。”[4]在18和19世纪，德国先后涌现了像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在理论上产生了资产阶级哲学——德国古典哲学，这是德国社会的独特之处。“我们德国人在思想中、在哲学中经历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我们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3]7但是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十分落后，这种理论领域进步与经济发展滞后的历史错位阻碍了德国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如果说德国只是用抽象的思维活动伴随现代各国的发展，而没有积极参加这种发展的实际斗争，那么从另一方面看，它分担了这一发展的痛苦，而没有分享这一发展的欢乐和局部的满足。”[3]11也就是说德国资产阶级在本国实践中并没有推行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优秀成果，推动德国社会的进步。德国当局反而强化了专制主义思想，文化上处于倒退的状态，分担了“发展的痛苦”。
总之，在德国社会，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毫无政治权利可言，完全处于被奴役的状态。马克思愤然指出：“这是一幅什么景象呵!社会无止境地继续分成各色人等，这些心胸狭窄、心地不良、粗鲁平庸之辈处于互相对立的状态，这些人正因为相互采取暧昧的猜疑的态度而被自己的统治者一律——虽然形式有所不同——视为特予恩准的存在物。”[3]4在英法两国工人阶级运动不断高涨的历史背景之下，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必然会深入思考德国革命将往何处去。
二、德国革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对于德国社会的现状，马克思在《导言》中指出，国内民众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是守旧派。这主要是德国的历史学派，他们以保持历史传统的稳定性为借口，反对任何方面的变革，主张德国继续实现封建专制制度，镇压农奴的反抗。“有个学派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说明今天的卑鄙行为是合法的，有个学派把农奴反抗鞭子——只要鞭子是陈旧的、祖传的、历史的鞭子——的每一声呐喊都宣布为叛乱。”[3]3马克思指出，这一学派是反动的、腐朽的，已经被历史所唾弃，历史向这一学派显示的只是自己的后背。第二种是复古派。一些德国狂热者希望倒退到封建社会之前的社会，认为在“史前的条顿原始森林”可以寻找自由历史。马克思认为开历史的倒车是没有出路的，“如果我们的自由历史只能到森林中去找，那么我们的自由历史和野猪的自由历史又有什么区别呢?”[3]3第三种是革命派。革命派坚决要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同各种封建反动势力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并发出了愤怒的吼声：“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3]4
马克思无疑是坚定的革命者，但是德国实行什么样的革命，这是马克思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1843年10月，马克思来到“一向被看作革命活动的中心”法国巴黎，这里是当时工人运动最活跃的地方。马克思深入工人之中，亲身考察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状况，了解法国工人运动取得的辉煌成果，认识到蕴藏在工人阶级之中的巨大力量，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充满了信心。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8月给费尔巴哈的一封信中所说的那样：“您要是能出席法国工人的一次集会就好了，这样您就会确信这些劳累不堪的人纯洁无瑕，心地高尚……历史正在把我们文明社会的这些‘野蛮人’变成人类解放的实践因素。”[1]74巴黎之行使马克思重新认识了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认识到资产阶级革命仅仅是政治解放，但是“政治解放本身并不就是人的解放。”[5]资产阶级革命并不触犯旧社会大厦支柱，它继续保留生产资料私有制，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随着时代的发展日益变得陈旧腐朽。“这些国家(英国和法国——引者)在理论上反叛的、而且也只是当作锁链来忍受的陈旧腐朽的制度，在德国却被当作美好未来的初升朝霞而受到欢迎。”[3]6立足新的时代重新审视，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对德国来说已经成为历史废旧物品，不再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如果此时德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它不可能像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那样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也不会成为时代的焦点，而只会是“时代错乱”。因为“即使对我国当代政治状况的否定，也已经是现代各国的历史废旧物品堆藏室中布满灰尘的史实。即使我否定了敷粉的发辫，我还是要同没有敷粉的发辫打交道。”[3]2“敷粉的发辫”和“没有敷粉的发辫”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两种剥削形式，一是封建社会“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二是资本主义社会“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因此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即使否定了封建主义形式的剥削，但资本主义社会新的剥削形式随之出现，本质上是用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
马克思把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德国1843年以后可能实行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比较。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是一次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沉重打击了封建专制势力，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黑格尔称之为“一次壮丽的日出”、“一个光辉灿烂的黎明”。但是在1843年，英法两国无产阶级已经开始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纺织工人起义，工人提出“工作不能生活，毋宁战斗而死”的斗争口号，他们拿起武器，构筑街垒，成立领导组织，与资产阶级展开殊死搏斗。1837年5月，成立不久的伦敦工人协会拟定了以争取普选权为中心内容的请愿书，号召人民签名，从此开始了持续十几年的宪章运动。在此历史条件下，马克思认为此时德国如果进行资产阶级革命，那只不过是补习操练陈旧的历史。“我们的历史就像一个不谙操练的新兵一样，到现在为止还认为自己的任务只是补习操练陈旧的历史。”[3]6因此，马克思认为德国革命不能仅仅局限于“从德国本身出发”，德国人民必须“不仅批判这种现存制度，而且同时还要批判这种制度的抽象继续。”[3]7德国革命要进行双重批判，不仅要猛烈批判当前的封建制度，而且还要批判“这种制度的抽象继续”——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在先进国家，是同现代国家制度实际分裂，在甚至不存在这种制度的德国，却首先是同这种制度的哲学反映批判地分裂。”[3]7马克思再次指出，在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国家，就要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实行决裂。在尚未建立这种制度的德国，要批判资产阶级哲学，而批判资产阶级哲学的目的就是要同这种思想决裂，反对建立与这种思想相适应的资本主义国家。
马克思在分析了德国如果实行资产阶级革命依然是“时代错乱”之后，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可能性。“试问：德国能不能实现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3]9马克思所说的“现代化各国的正式水准”是指实行资产阶级革命，目标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是指资本主义国家将面临的无产阶级革命，目标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马克思实际上提出了德国革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问题。但是马克思又认为德国不是和英法等现代各国处在同一发展水平，德国在理论上有资产阶级哲学，而经济上和政治上没有达到资本主义国家水平，“它怎么能够一个筋斗就不仅越过自己本身的障碍，而且同时越过现代各国面临的障碍呢?”[3]11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既要越过封建主义障碍，还要越过资产阶级障碍。马克思意识到在德国实行彻底革命存在许多困难，但对德国实现人的普遍解放仍然充满信心。“彻底的德国不从根本上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3]16马克思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要实现资产阶级革命，就需要有资产阶级的领导，但是此时德国资产阶级却十分软弱。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法两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工人罢工和起义持续不断。“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3]115工业不发达的德国也卷入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之中。在马克思写完《导言》的第二年，德国爆发了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这次起义的规模虽然比不上里昂起义和宪章运动，但它十分明确地反对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是德国无产阶级觉醒的标志。德国资产阶级面对本国和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运动，既想发展自己，又怕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既想发展资本主义，又想利用封建君主的力量对付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实际上德国资产阶级后来为了自身利益，不惜成为封建君主的拥戴者。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家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极端仇视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他说人民“只是一群无定形的东西，因此他们的行为完全是自发的无理性的，野蛮的、恐怖的。”[6]并且提出“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著名命题，公然为普鲁士王国的存在辩护，表明他保守、妥协的政治立场。马克思批评黑格尔“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德国资产阶级已经落伍，走向了历史的反动，不能担负领导进步革命的重任。因此马克思认为，“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没有排除对它进行批判的可能性。”[7]而能承担批判任务的只能是无产阶级，它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直至消灭阶级。
第二，德国无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3]14马克思认为，随着世界交往历史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德国社会将急剧发生变化，中间等级日益破产分化，德国无产阶级力量不断兴起，人数迅速增加，一股强大的改造社会的力量正在形成。无产阶级与先进的生产工具相联系，没有任何生产资料，成为最具革命性的阶级，他们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前提即私有制发生全面的矛盾。只有消灭私有制，无产阶级才能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从而解放自己。
三、马克思对德国革命和俄国革命问题思考的比较
马克思早年对德国革命前途问题的思考，是马克思对落后国家能否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探索的历史起点。如果说马克思早年关注德国革命前途主要是基于对德国革命与英法两国革命现实条件的比较，那么马克思晚年对俄国革命前途的思考则主要是基于对发达资本主义以外的东方落后国家能否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思考。尽管马克思对德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思考具有较大的时间间隔，但其内容实质是一致的，都是对人类解放道路的思考和探索。
1881年，晚年的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及其初稿中，阐述了俄国村社的发展前景，“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8]1882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说：“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3]25这些论述表明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更高形式的社会。马克思对德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前途的思考，前后相隔近40年，历史风云变幻，但是马克思对两者的思考前后是一脉相承的。这种相承性体现在马克思始终从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分析落后国家革命的前途，探索人类解放的道路。对于德国革命，马克思把它放在英法两国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得出德国革命应该而且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结论。但是同时指出，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离不开英法两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3]16法国古称高卢，因为雄鸡是法国第一共和国时代国旗的标志，所以人们把高卢雄鸡当作法国人民革命意识的象征。“高卢雄鸡如今再次啼叫，而德意志境内也已破晓。”[3]780对于俄国革命，马克思把东方社会放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背景之下加以分析，认为俄国革命如果能成为引发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且双方能够互相补充，那么俄国就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当然，马克思对于德国和俄国革命前途的思考由于时间间隔较大，因而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马克思晚年在给查苏利奇的回信时曾拟了4个草稿，反复修改，表现得十分谨慎，这与马克思早年对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乐观态度形成对照。究其原因，早年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丧钟很快敲响，但是后来的历史并没有完全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发展。马克思经过深入研究并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发展状况后，在1859年提出“两个绝不会”。1895年，恩格斯在晚年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经验时，也公开承认“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9]这些论述表明晚年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因此对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提出更具体和严格的条件。
总之，马克思从早年到晚年对于落后国家能否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思考前后相承，始终对资本主义制度保持强烈的批判和否定态度。对于落后国家革命的前途问题，马克思强调要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来认识，要求具体分析每个国家所处当时的历史环境，把握时代的发展特点，走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马克思这一思想也启示我们，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我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有其历史必然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陕西师大等院校.国际共产主义共运史：上卷[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13.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92.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8.
[6]朱德生，李真.简明欧洲哲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10.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8.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65.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12.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