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出版及其对中国文化变革的影响

作者:何煦   发布时间: 2014-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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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出版史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变迁史的重要内容,它折射出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与革新。研究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编译、出版、传播对于理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向现代化科学形态转型,把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历程中的特殊地位,捍卫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引领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一、曲折的历程与辉煌的成就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史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给中国带来的新式印刷机械和铅印技术,企图通过文字“教化”并改变中国人。100多年来,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传播历经了从个别化、片段化、零散化的不成熟阶段逐步走向专题化、全面化、系统化的繁盛阶段,从单纯理论层面的被动普及教育阶段走向理论与实际有机结合,在实践中创新发展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永葆青春的高度自觉阶段。这部专门史与中国近现代革命与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相对应,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1.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启蒙期

近代中国为拯救民族危难催生了“西学东渐”的大潮流,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从日、法、苏俄等渠道传入中国的。这个时期刊登在报刊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大多是汉译的经典著作片断或短篇,如民鸣译的《〈共产党宣言〉1888年序言(英文版)》,施仁荣译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当中的片段(含第1、2节和第3节部分内容);前者于1908年1月以《共产党宣言序言》为题发表于《天义报》(日本东京),后者于1912年5月到7月以《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为题发表于半月刊《新世界》(上海)。[1]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编译出版事业带来了重大发展契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国内的传播也从自发转向自觉。一批分布于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长沙、济南的先进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谭平山、毛泽东、瞿秋白、蔡和森、邓恩铭、恽代英、张太雷等担当骨干和先锋,积极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和组织工作。其中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同志在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初期传播阶段贡献突出,他是公认的最早引入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作为北大教授,他团结青年学子建立社团、开辟专栏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自1918年下半年起,他以文章或演讲的形式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和十月革命的胜利。受其影响,年轻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研讨社会现实问题蔚然成风。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史中,《共产党宣言》的早期传播占据特殊地位,它的编译出版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启蒙意义重大。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向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起年青时因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经典,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也曾提到《共产党宣言》是自己进入马克思主义殿堂的入门老师。1920年,应《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之约,精通多国语言的翻译学家陈望道在陈独秀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以日文本和英文本为蓝本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该书的出版恰逢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筹建时期,它从思想、组织和理论上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了重要准备。

2.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建党初期(1921-1927):初盛期

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有组织、有计划的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21年9月,秘密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在上海成立,由时任中央宣传局主任李达负责。同时中共在上海等地陆续成立了湖风书局、上海书店、华兴书局等机构,这些书局和出版单位以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为己任,撰写了许多马列文章,发行了大量中共出版物。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掀起了第一次高潮,上海引领这一时代文化潮流,涌现出一大批文化出版机构如上海出版公司、上海杂志公司、亚东图书馆、晨光出版公司、光明书局等,它们编译出版了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宣传书刊,极大推动了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从出版物种类来看,当时汉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大多是摘译本,如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科学的社会主义》(节译),列宁的《俄国现时经济的地位》以及《资本论》中的有关篇章等。在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时期,黄埔军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地位突出,部分学校领导和政治教官如周恩来、聂荣臻、恽代英、肖楚女等优秀共产党员,讲授课程涉及俄国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译著在校内受到同学们的普遍欢迎,学员们通过学习这些课程和书刊,开始接触、了解并信仰马克思主义,黄埔军校成为当时培养马克思主义军事人才的重要阵地。尽管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上述书刊的出版传播被明令禁止,中共马克思主义编译出版事业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但党的地下出版机构和进步出版商仍冒着极大政治风险秘密进行着编译出版活动。

3.土地革命时期(1927-1937):艰难期

土地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物质条件异常艰苦,却丝毫没有动摇共产党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意志和决心。1933年9月,中央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江西瑞金成立,该研究会下设的编印部专门负责编辑、印刷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和革命宣传资料。由于条件简陋,大多书刊资料是用传统技术印制如手刻、石印、油印,也有少量铅印,印刷用纸均为红军自制的土造纸。这一时期,中央苏区以中央出版局的名义印刷出版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三个国际》《社会民主派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策略》,斯大林的《为列宁主义化而斗争》《斯大林同志论反对派》《论布尔什维克中的几个问题》等一系列文章和著作。从类别上看,出版物以马列主义文选类著作为主,既有摘译本,也有一部分全译本。

作为革命根据地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出版传播事业在国统区也极为艰难地进行着,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资本论》的翻译出版。郭沫若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决心翻译《资本论》,1924年回国拟定了一个《资本论》的“五年翻译计划”,这一计划因商务印书馆害怕承担政治风险作罢;马克思主义翻译家陈启修在大革命失败后被迫流亡日本,以掌握五种外语的优势,根据《资本论》的德文本和日文本进行翻译,他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是该书中国最早的一个中文译本;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留学苏联的潘冬舟接着陈启修的工作继续翻译,由于叛徒的出卖,1935年在武昌牺牲;翻译《资本论》的接力棒由侯外庐和王思华接过,之后是郭大力、王亚南,这里面蕴含着一系列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2]

4.延安时期(1935-1948):发展期

红军长征到陕北,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巩固以后,马克思主义编译出版工作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特别是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号召全党深入学习马列主义,极大鼓舞了根据地党员群众的学习热情,全国各地的先进知识分子以到延安、学马列、践行共产主义为人生理想,掀起了马克思主义在国内传播的又一高潮。1938年5月,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在延安成立,在院长张闻天的直接领导下,马列学院编译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抗日战争参考丛书”《列宁选集》和《斯大林选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由解放社出版发行,包括《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论丛》《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等10部重要著作;“抗日战争参考丛书”则由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发行,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战争与军队》《1870-1871普法战争》《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等多部军事著作;此外,《列宁选集》出了18卷,《斯大林选集》出了5卷,出版上述著作的目的是为党的主要领导干部及广大党员群众系统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提供权威理论依据。毛泽东正是在这一时期写出了诸多富有马克思主义智慧的传世名篇如《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较之前面三个阶段,系列丛书和选集的编译出版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更加全面、系统。[3]

5.新中国成立后至今:繁荣期

从1949年新中国创立初期开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工作进入到规模化、组织化、系统化、深入化的大繁荣、大发展阶段。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重建;1953年中央决定合并中央俄文编译局和斯大林全集翻译室(隶属中宣部),成立中央编译局,专门从事马、恩、列、斯著作的编译。中央编译局成立至今,已经有计划地翻译出版了“三大全集”和“三大选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汉文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从1956年第1卷到1985年第50卷出版,历时近30年,文稿约3200万字。[4]该全集的第二版编译出版工作已于1995年开始,目前已出版了23卷(计划出版60卷)。《列宁全集》汉文版共出了2版,第二版被称为“我国自行编辑、收录文献最全的一套《列宁全集》”,[5]该版本从1984年开始编译,于1990年全部出版,共60卷。《斯大林全集》汉文版从1953年9月出版第1卷到1958年出齐第13卷,共计340.9万字。“三大全集”出版后,中央编译局在此基础上编辑了“三大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除了全集、选集外,为了方便学者们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某一个方面或某一问题的论述,马、恩、列、斯的大批著作还出了多种版本的单行本,包括一些专题文集和专题言论汇编。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编译和理论研究者们除了大量未完成的经典文本翻译、考证、修订工作外,还承担着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与实践成果向全世界介绍与宣传的重要任务,这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了解当代中国实际情况,认同中国的和平崛起,研究判断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发展道路的重要依据。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面深入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编译出版事业也将与时俱进,永不止步。

二、全局性的影响和根本性的变革

10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传播给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带来了全局性的影响和根本性的变革,它使中国人彻底摆脱了愚昧与落后,找到了实现文化现代化的路径与方法。

1.优化并主导了中国文化发展格局

近代以来我国的文化发展格局中一共存在着三种基本文化形态:一是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二是以近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三是五四运动前后开始传播并发展迅猛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三种文化的强大影响力均依赖于其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发行、传播,依赖于其重要思想的实际应用和现实反思。虽然三种文化的发展绝不是孤立而是紧密联系的,但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三种文化的冲突、协调、互动中起到了引领主流、优化格局的关键作用。首先马克思主义提倡建立良好的文化互动关系。辩证唯物主义告诉人们,应尊重各种文化的生存权利和价值,反对以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方式对待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现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其次,马克思主义确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文化建设中的主导地位。意识形态是文化建设的核心,价值体系和价值观是意识形态的核心。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传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创新推动了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认识,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并确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它们共同构筑了当代中国多元文化背景下主流文化繁荣昌盛的精神支柱,是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的动力与根基。

2.创立了中国最优秀的文化发展精神

文化发展精神是相对于文化发展的具体形式而言的,是指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和深层结构,是先进文化本质理念的集中体现。[6]中华民族的5000年文明史证明,我们曾经拥有过丰富而优秀的文化发展精神,但在近代却遭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精神必须不断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才能推动历史进步。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传播彻底革新了近现代中国传统的文化发展精神,它以时代发展为背景,以传统文化为根基,创立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精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精神。前者是对中华传统文化扬弃的基础上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艰苦斗争形成的,里面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知灼见,如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为人民服务的人本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无私奉献的劳动精神、民主统一的团结精神等;后者发端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建设时期,如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实践精神等。这些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最优秀的文化发展精神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背后所呈现出的价值追求和实践勇气,它们是新时期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

3.变革了中国人传统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

研究当今中国的主流话语体系不难发现,以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概念、词汇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在国内传播媒体当中,在学校老师的课堂教学当中,在老百姓茶余饭后的闲聊当中被广泛使用,物质、意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矛盾、联系、真理、实践等词汇的广泛普及说明,在中国,从老百姓到社会精英,几乎每个人在一生当中或多或少接触和了解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观点。这套耳熟能详的话语体系是怎样形成并广为流传的?一是归功于百年来进步的翻译家、理论家和爱国知识分子在党领导下艰苦卓越的编译出版工作;二是归功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实践。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传播改变的不仅仅是语言和词汇,更重要的是,它重塑了中国人科学化的哲学思维。中国人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译本中首次接触到了现代哲学、现代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知道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矛盾运动,学会了用全面、运动、联系的辩证法来看待和分析问题;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历史发展问题的洞悉,中国人逐步从历史循环论里跳出来,逐步从封建固步自封、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懂得了革命与建设、历史与现实,进步与落后、必然与偶然;理解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形态、阶段、目标、任务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道理。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以唯物主义立场、方法、观点拓宽人们考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思路和视野,以辩证的思维规则从方法论上不断优化着人们的思想方法,帮助人们辨明真知,形成科学的思维加工机制。[7]

4.促进了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

当前,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切核心要素如科技、教育、文艺、出版、广播、电视以及网络传媒等,均植根于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体系,共同构筑成当代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大到对中国历史和国际政治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刻理解,小到学校的学科设立、课程设置、文艺作品的创作、报纸杂志的编辑出版均能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潜移默化的支配地位。当代中国的基础社会科学如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一级学科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早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当中的必修课。

如果说思想文化属于文化建设的上层建筑,那么大众文化则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通俗文化。马克思主义著作当中的核心词汇和思想理念与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如影随形,如许多节日名称:国际劳动节、国际儿童节、国际妇女节;各种称谓:党员、同志、干部、群众、共青团员、少先队员;再如大量通用词汇:实践、真理、辩证分析、绝对性、两面性、运动变化、普遍联系,等等,大多都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后才逐渐形成的。应该说,没有这些生活元素、文化符号、日常用语,我们的社会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和谐稳定,我们的生活也不会像今天这样丰富多彩,这些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植入到中华民族的基因当中,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是当代中国人寻找民族归属感、国家归属感,激发爱国情感的重要来源。

参考文献:

[1]胡为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百年翻译与传播[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3(2):14-16

[2]郭伟伟.不应遗忘的《资本论》翻译者[N].北京日报,2012-05-14

[3][4]吴道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出版五十年[K].中国出版年鉴,2001:315,367

[5]顾锦屏.马列著作编译工作的历史、现状及问题[G].俞可平等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第1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6]闫晓英.试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结合对文化变革的影响[J].理论界,2006[12]:15-17

[7]李鹤鸣.百年来马克思主义文本的中国化与中华民族命运的大转折--访中共中央编译局秘书长杨金海[J].上海党史与党建,2012(6):1-4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