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研究的五个理论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不等于马列著作的译介、出版和发表

有一种近来流行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观点常常以十月革命后到建党时期马列著作的译介、出版和发表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端的重要性为例^[1]。这个观点侧重强调马列著作的译介、出版和发表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有其合理性。但是，如果只从马列著作译介、出版和发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提”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非十分准确，甚至会误导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研究。

其实，早在洋务运动之后，就有中国人开始译介马列著作，特别是到了戊戌变法，以维新派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在介绍西学的过程中也译介了马列著作。1905年前后，大量中国留学生去了日本。他们迫切希望能从制度和思想文化层面上找到改造中国的武器。日本知识界接触西学和马克思主义比中国早，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通过日本知识界也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这个词就是借鉴了日文的翻译。辛亥革命后，出现了很多党派，其中有一个党派是无政府主义。他们所认的“鼻祖”也是“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在介绍无政府主义学说的过程中也译介了不少马恩文本。所以，在十月革命之前，译介马列著作、观点真的不少，但是它们并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它们译介马列著作、观点仅仅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普通的西方学说、流派、思潮而已。

今天我们所谈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专有概念。它特指十月革命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信奉马克思主义，有意识地译介、出版和发表马列著作、观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理论武器。建党以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加以宣传、推广。这个意义上的“传播”才是真正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此之前媒体上译介马列著作、观点，并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范畴。所以，李大钊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第一人”。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如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容易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研究仅仅局限于“早期传播”，重点放在五四和建党时期。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影响到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不断出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新情况、新问题。例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与党内、党外各种各样思想、思潮的大量交锋，正确和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观如何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选择了哪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传播”，马克思主义在知识精英中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在普通党员群众和民众中传播的异同；革命党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与执政党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的不同特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在中国传播并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等等。只有正确理解这些问题，我们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研究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全面分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辩证关系。

二、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还有第二层含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个含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译介性“传播”更加重要。马克思主义从创立的那一天开始，就具有两个功能：“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比其它理论和方法在认识世界上有它独特的有效性。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归根结底取决于其改造世界功能。马克思主义从创立的那一天，就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学问。要改造世界，就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改造世界的实践依靠谁？马克思主义一再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可人民群众并非天生就能掌握马克思主义，那就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把马克思主义“传播”给他们，变成他们所理解、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然后转化为行动，才能够真正的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真正意义就在于此。

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研究领域，很多学者从传播学的角度展开研究，提出诸如“5W”、“7W”理论等^[2]。我认为从技术层面探讨知识精英如何“传播”马克思主义，固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归根结底，离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离开人民群众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离开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改造世界的实践行动，离开近代以来的中国国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一定会陷于仅仅从知识精英、从学理上去探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研究误区。这如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进程仅仅视作少数知识精英、政党领袖的行为一样。即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符合实际历史进程。如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永远只是少数知识精英的功劳，那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就不会有今天的生命力。从实际的历史进程来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形式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历史特点。

五四和建党时期，除了马克思主义在知识精英中“传播”，形成了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群体，马克思主义在大众层面的“传播”的重点则是面向工人阶级。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通过举办工人刊物、组织工会、组织工人团体、兴办工人夜校，“传播”马克思主义。这实际上是第一次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结果就是出现了建党以后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拉开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大幕。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及其巨大影响，不得不说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第一次成功探索和尝试。

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过程中，党提出了土地政策，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读中国农村社会问题，向广大农民传播马克思主义，告诉长期受封建剥削的中国农民，为什么要跟共产党走。通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教育、政治教育、经济教育，使得广大农民迅速地动员和组织起来，才能在很短时间内开辟了大量革命根据地。这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在中国农民中的成功“传播”和大众化。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中心工作是全民族抗战，争取民族独立。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任务就是围绕全民族抗战，把传播马克思主义与建立和巩固统一战线，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联系起来，动员全民族一切可以抗战的力量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向全国人民，特别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宣传独立自主原则，宣传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纲领等，面向全民族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教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路线、纲领、政策第一次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向全国人民昭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前途与命运的主张。

解放战争时期向人民大众“传播”马克思主义主要有三种形式：通过新式整军运动在人民解放军内部向广大新参军的官兵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新解放区结合土改，对广大的农民小生产者进行阶级教育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组织动员新解放区民众支持全国解放战争；在国统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反内战、民主建国政治主张，形成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第二条战线。解放战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民众思想基础。

所以，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只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部分，代表了少数知识精英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真正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这恰恰是目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研究中有诗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研究对象

大多数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时，往往侧重于马恩列等经典作家的思想如何“传播”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忽视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问题。实际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种独特形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内形成共识、普及，转化为国家意识形态和人民大众信念，这是一种崭新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一种特殊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经验总结和一系列正确的理论原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的理论形态。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是30年末4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党内创新完成的。但是，理论成果在党内领导集体中形成是一回事，成为全党共识的指导思想和人民大众接受的国家意识形态又是一回事。党的七大从筹备到召开花了数年之久，这个过程就是第一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在党内宣传、普及和形成共识的过程，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党内传播的过程。党的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其实就是全党思想达到了高度的统一，统一在毛泽东思想这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基础上，就是一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全党传播、普及和深入人心的过程。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又面临着一个新的任务，就是如何把已经在党内传播、形成共识和普及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变成国家意识形态，变成全国人民共同思想、意志。这就需要党通过国家政权把党的思想意识，传播到全体劳动人民，并且转化为全体劳动人民的自觉行为。在人类的思想史上，还没有一个政党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领导人民把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转化国家意识形态，并成功地转化为几亿劳动人民共同的思想、意志。认真研究建国初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的客观历史条件、传播过程、传播路径、传播内容不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研究必须回答的问题吗？

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为什么是“选择性传播”

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于欧洲，是一个庞大而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即包括基本原理、世界观、方法论，也包括大量的具体论断。马恩列等经典作家的思想、理论、观点很多是从以“具体论断”形式展现出来的。它是与当时的时代条件和具体国情相适应得出的正确结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欧洲实际出发得出的具体论断，还是列宁、斯大林从俄国、前苏联实际出发得出的一些具体论断，都与中国国情和时代条件存在较大差距。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体系是由很多具体观点构成的，很多理论观点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尽相同的。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时如何选择其理论、观点的问题。

马克思曾批判过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但主要是站在欧洲无产阶级立场对英帝国主义为代表的殖民主义进行批判，并不是站在中国立场上谈帝国主义殖民侵略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他提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要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与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建立联合战线，共同推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证明马克思主义很有效的，是放之四海都正确的真理，但其真理性是建立在与各国国情有机结合基础上的。从面向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面向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就出现一个问题：各个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国情差异太大，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于与世界各国国情相结合，才能产生改造世界的力量。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除了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还要善于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中选择最适合本国国情的理论、观点，并加以灵活运用和创造性发展。以中国来说，中国国情和马恩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所要回答的那些具体问题是完全不同的。它有资本主义因素，又有封建主义因素，还具备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哪些理论、观点最能够帮助我们解决现实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事实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最初在传播、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时间进行充分的理论准备，只能首先选择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有用、最需要、与中国实际最接近的理论、观点。随着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进程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理念，更加自觉地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选择能够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观点、方法。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选择性传播”。

　　五、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选择性传播

建党初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最初选择的改造中国的理论武器主要是列宁主义。具体来说，最先受到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是：(1)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列宁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加以创造性发展，强调在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无产阶级政党即是先锋队，更是一个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部队；要以无产阶级政党为中心，传播理论，发动群众，组建军队，建立政权。中国共产党从国共合作到国民革命，从创建红军到建立红色政权，从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到建立新中国政权，实际上充分体现了列宁的这一思想。(2)包含统一战线观点的阶级斗争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重要基本原理。建党后第一个党纲的阶级斗争观点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从党的二大、三大开始，转而接受了列宁改造的和统一战线观点结合起来的阶级斗争学说。这个学说强调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和团结一切进步阶级，形成统一战线，反抗本国封建主义、专制主义、帝国主义统治。中国共产党首先选择列宁主义、选择列宁主义学说中与时代条件及中国国情最适应的理论、观点，就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集中体现了选择性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方法。具体来说，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重点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法中选择了以下理论、观点：

(1)“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践观点。这是今天中国革命到建设实践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里最成功、最重要的选择之一。毛泽东在与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思想交锋中，深切感受到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在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要善于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选择与中国的具体实际可以有机结合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所以毛泽东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联系最紧密的东西，用中国语言、中国文字表达出来，写出了《实践论》。

(2)唯物辩证法中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观点。《矛盾论》是毛泽东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后作出的第二个重要选择。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是个完整的方法论体系。在《矛盾论》中，毛泽东重点阐述了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强调了矛盾的特殊性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以及主要矛盾在复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也是该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任务。《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从实际出发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的思想。

(3)列宁的无产阶级建党学说。毛泽东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实际从列宁的建党学说中选择了民主集中制原则、通过党内斗争促进党内团结、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先锋队性质等理论观点，将列宁的建党学说有机地运用到党内来，用斗争促团结，创造性解决了在农民小生产者占主体的东方大国如何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问题。延安整风就是毛泽东将列宁主义建党学说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地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的范例。

(4)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本原理。这个理论主要解决无产阶级占主体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后建立的国家制度问题，但与中国国情有较大差距。毛泽东发现中国革命胜利后必须要有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制度理论，所以选择把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发展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贯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始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形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一种选择性传播；正确地选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前提。凡是正确选择、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就比较顺利。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就是如此!

注释：

[1]王磊：《深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的再思考》，《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王磊、王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研究的观念史视角》，[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2]李军林：《从“五W”模式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长沙]《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1期；王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7页。

（作者单位：王跃，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孙长斌，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