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贝尔曼到本雅明

说明：本文并非旨在找到“最终答案”，也不寻求所谓的“解决方法”，更不是充当裁判的角色“下定义、评对错”[i]：由于源语言和目标语本身的差异，原本就很难出现完美的译法，更不是凭我个人的能力能够做到的,因此，我绝不敢、也不会妄加评判。另外，本文在涉及具体例子时，目的也绝非是向其译者“扔石头”，相反，我内心怀有的是对所有翻译者最真挚的敬佩和要向大家学习请教的渴望。所以，本文所有的分析，都只是一种探讨、一种“发现”，是用我自己所知的那一点微不足道的理论知识，尝试进行的思考的汇报，希望用我这些不成熟的想法抛砖引玉，为更好地完成“翻译”——这项我们大家共同面临的艰巨任务——多做一些准备。

一、贝尔曼的“变形倾向”

法国哲学家、翻译家安托瓦纳·贝尔曼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翻译分析体系——“变形倾向”理论[ii]：一方面，这套分析法是笛卡尔式的，另一方面，也是精神分析式的。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基于文本的分析，同时也针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无意识”的、“本能”的行为。进一步说，这些“变形倾向”源于译者自身的存在，因此，“指望仅仅注意这些倾向就可以避免它们，是不切实际的”[iii]。这套分析体系的作用在于提醒译者有意识地“控制”内心，以便可以部分摆脱这些“倾向”。

有一点需要提出的是，由于其个人经历所限，贝尔曼的这套分析体系主要作用于包括小说、散文、随笔、评论等除诗歌外的文学作品翻译，并且，其研究主体是西方语言[iv]的互译。然而，我个人认为在中西语言互译分析中，这一理论也有很高的借鉴价值，尽管中文的特点有时帮助我们弱化了某些“倾向”。另外，虽然两会报告具有鲜明的属性特点，与文学翻译大相径庭，但是翻译本身的共通之处以及报告中有时流露出的“文学风格”，依然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借助贝尔曼的这套理论进行分析并非没有意义。因此，我将这套原本是针对文学翻译评论的理论借用于两会报告翻译的思考中来，希望这种尝试能有一些收获。

贝尔曼所提出的“变形倾向”分为十三种，分别是：合理化、清晰化、延长、高贵化和通俗化、质量贫瘠化、数量贫瘠化、均化（也可译为：同质化）、节奏的破坏、隐藏语音网的破坏、文本系统性的破坏、本土语言网的破坏（或本土语言网的异域化）、短语和习语的破坏，以及多语言叠加的消除[v]。因为篇幅所限，这里只选取介绍几个比较明显的“倾向”，并试结合“两会报告”的翻译工作进行举例分析。

1.合理化

贝尔曼认为，语言的多层逻辑深度往往呈现出一种“树形”模式（arborescence），具体表现在句法结构上，比如长句、无主语的句子、插入句等等。与一般文章的“线性”（linéarité）不同，这种“枝桠部分”（une part broussailleuse）构成了文学作品的一个中心特征；同时，它也帮助文学作品将抽象的事物具象化。而翻译过程中的“合理化”倾向则是一种抽象化和普遍化的行为，它砍去了文章本身的“枝枝桠桠”，颠覆了作品本身具象（concrétude）的根本。这一点，我们只需要稍微联想一下诸如《尤利西斯》等作品就很容易理解。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两会报告虽然有时也会呈现出“树形”结构——因为汉语作为发展极其成熟的语言，必然具有很深的多层逻辑性（polylogique）——，但是作为官方政治性文件，其主要特点仍是“线性”的，也就是说，文章本身不追求逻辑层面的叠加效果。那么，是不是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就不需要避免“合理化”倾向了呢？这种倾向在这种文体的翻译中，甚至是否可以说是有理有利的？

我个人认为并非如此。

首先，有些译者往往习惯于调整原文整段结构，在译文中将原文段末所说的结果或目标移至段首，然后再译所采取的措施或事情操办的过程。这种方式恐怕正是一种大胆而明显的“合理化”倾向。

其次，在两会报告中，长句的处理一直是焦点之一。和西方语言不同，汉语本身对复杂、插入语繁多的句式的容忍度不高，两会报告中又有很多含义上呈并列状态的无主语句式。于是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往往趋于找出各句之间的逻辑关系，尽力将它们用各式从句串在一起。例如：

原文：2014计划报告中文定稿第19页

（3）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规划，加强骨干水源、引调水工程、大型灌区等重点水利建设，抓好江河治理和病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推进防洪抗旱等防灾减灾体系建设。

译文：2014计划报告法文定稿第22页

(3) Consolider les infrastructures agricoles et rurales. Pour ce faire, conformément à un programme national d’aménagement de terres agricoles haute performance, on renforcera la construction des projets hydrauliques clés comme ceux d’aménagement des ressources hydriques de base, d’adduction d’eau, de construction de grandes zones d’irrigation […]

很明显，这一段法文译文中，为了寻求一种逻辑上的连贯感，译者连续加入了pour ce faire （因此）和conformément à [根据(……总体规划)]两个连接短语，而这两处逻辑关系在原文中并没有明确出现。这样的处理是否恰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在这里并不妄下结论。但是，我们可以说，这的确反映出了贝尔曼所说的“合理化”倾向。而这种倾向本身，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关于这一倾向的例子还有不少，比如：

原文：计划报告中文第5页

取消和下放416项行政审批等事项

译为：计划报告法文第5页

les procédures administratives ont été, sinon supprimées, du moins déléguées aux instances inférieures pour ce qui est de 416 formalités

如果说在法文中无法接受“取消和下放”这样的逻辑——要么“取消”，要么“下放”，不可以并存——，那么译者因此加入了较为强烈的逻辑连接词“sinon ... du moins...”（如果不是……至少……），这样的“加法”是否过了分寸？这一点值得商榷。另外，这样的处理方式也让译者陷入了另一种“变形倾向”——清晰化。

2.清晰化

“清晰化”是一种翻译行为内在的倾向，也是“合理化”倾向的必然后果，主要是关于词语含义的清楚程度。如果说翻译活动原本就是阐明性的，那么“清晰化”并不等同于“阐述”：它是将原文中没有且并不想要明确的部分表达出来。将多义消减为单义，以及解释性或说明性翻译是“清晰化”倾向的两种翻译模式。

在两会报告中，遇到中外文信息不对等情况时，我们确实会（无可奈何地）求助于解释性翻译，从而无可避免地将原文中隐含的信息明确化。例如2014计划报告中文版第6页“调整了非居民用天然气门站价格”，因为很难找到“门站”在法国准确的对应概念，我们的译法显得解释说明的成分过多了一些，为了方便比较，我们将句子拆分成词意群，并在下方标出对应的中文翻译：

... réajusté le prix du gaz naturel

调整 天然气价格

à usage autre que domestique,

非居民用

sur la base du volume vendu

在…基础上 容积 卖出

l’année précédente aux distributeurs

前一年 给经销者

par les terminaux

由终端（基站）

将中文译文整合起来便是“根据门站前一年卖给经销商容积量，调整了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请允许我们说，译者在这里陷入了“清晰化”倾向，不由自主地做起了“解释说明”的工作。那么，我们不禁自问：在翻译两会报告的时候，我们是否需要做这样的解释工作？我个人认为如果中文本身没有明确到这样的地步，则说明撰稿人并不想要将这部分内容说出来，译者有理由在翻译中保持和原文一样的含糊程度。当然，这只是我个人想法，还请各位老师同事批评指正。

3.延长

“延长”是以上分析过的两种倾向的后果。如同延展开原文的“褶皱”一般，“合理化”和“清晰化”这两种倾向必然导致了译文长度的增加。然而这种增加的本质是空洞的，并且破坏了原文的节奏。

由于汉字的特点，在西方语言译向中文时，这一倾向并不明显；但是在中译外时，我们则应该变得谨慎一些：因为汉语简短有力的优势，有时会让多音节词占大比重的西方语言变得更加冗长。具体到两会报告的翻译中，当我们遇到一些汉语简称时，这一点尤其明显，例如：

原文：计划报告中文第5页

营改增试点

译文：计划报告法文第6页

Les expériences pilotes de remplacement de la taxe sur le chiffre d’affaires par la TVA .

再比如遇到“口号性”的表述时：

原文：计划报告中文第2页

突出重点，有扶有控……

译文：计划报告法文第2页

Nous avons privilégié le développement des activités et projets clés, ..., en adoptant des politiques différenciées selon les secteurs —en encourager certains, en restreindre d’autres—...

这两个例子可以很直观地看出，相比原文，译文的“延长”倾向是多么的明显。尤其在第二个例子中， “重点”解释性地译作了“关键活动和项目的发展”，同时，“有扶有控”在译文中被处理为从句“针对不同领域采取不同政策——鼓励一部分，限制另一部分”，因此这个例子很有代表性地向我们展示了“清晰化”带来的“延长”结果。

我们必须重申的是，列举这些例子本身的用意绝非攻击和批判。我们都知道，“翻译即选择”，很多时候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不是因为它是最完美的方案，而是当时这是可以做到的最好的程度。更多时候，我们明知道译法的缺陷，却无从完善。因此，如我们前文所说，列出这些例句，是为了提示自己在翻译过程中可能会有类似的倾向。而这些内嵌于我们译者自身的倾向，即使不能够完全规避，至少可以有意识地去认识它们，然后判断并决定是否需要控制和警惕，比如是否需要选择音节较少的词语或者更为简洁的句式等等。

4.本土语言网的破坏（或异域化）以及短语和习语的破坏

我们可以认为这两种破坏紧密相连。

在贝尔曼看来，文学作品都有多语言特点和具象特点：前者要求本土元素的多样化，后者则要求写作语言比一般使用的成熟语言（langue cultivée）更加形象、更加具有符号感（iconique）。而本土化口语的运用则可以被视为文学作品的精华之一。在翻译过程中，对本土语言特性的抹杀——也是“均化”倾向的一个体现——会极大损害作品的文本性（textualité）。传统的翻译方式有两种：一是将原文保留，变成斜体字，然后加上解释或注释；二是将源语言的土语用目标语的土语来替换。第一种方式有在译文中将这些词语孤立出来的风险（在原文里它们并非如此），第二种方式则可能让原文变得滑稽荒唐。

这种滑稽荒唐的感觉也存在于词组、成语的翻译中，尤其是这些短语正是源语言的财富及文学宝藏。如果我们在翻译一句法国谚语时用了中国文言成语，即使意思相同，我们的译文也将原文（至少是它的一部分）推入了一个荒谬的境遇——法国作品里的人物是用中国古典形象来表述思想的吗？

因此，在两会报告里，我们在面临短语和成语时，也需要小心谨慎。能在西方语言里找到相对应的表达，自然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但是当其中隐含的形象过于欧式或异域感过于明显，那么我们就需要考虑它是否合适出现在中国官方文件的外文翻译里了。有些时候，没有好的解决方法时，进行规避或者采取解释性翻译，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以下摘录今年政府报告里出现的三例短语和对应的法文译法，供大家分析参考：

原文：政府报告中文第4页

让市场吃了“定心丸”，成为……的关键一招。

译文：政府报告法文第4页

... réussi à assurer les marchés.

稳定市场

C’est par cette recette astucieuse que ...

灵巧的方法（秘方）

此例中，中文里的固定说法“定心丸”这一意象没有译出，译文中用了朴素而安全的动词词组“稳定市场”，这一处缺失的原文特色在之后的“关键一招”的译法中得到了部分补足，recette在法语中有“菜谱”、“药方”的含义，其形象感弥补了前文“定心丸”没有译出的缺失。我们常说，在翻译时“彼处所遗失的在此处得以找回”，正是如此。

原文：政府报告中文第5页

……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译文：政府报告法文第6页

... considérant ... comme l’alpha

始（阿尔法）

et l’oméga de nos activités

和 终（欧米伽）

这一例中，译文采用了目标语言中的固定词组（同时也是西方语言文化中原有的意象）：用“阿尔法”(α)——希腊字母表中的第一个字母——和“欧米伽”(Ω)——希腊字母表的第二十四个字母——对应中文原文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种处理方式相对大胆，但是在这里还比较恰当。

原文：政府报告中文第21页

决不能一边高楼林立，一边棚户连片

译文：政府报告法文第24页

Il ne faut pas que les tours de verre

玻璃大厦（塔）

poussent au milieu des baraques!

生长 在……中间 木棚、破房子

最后一个例子里，尽管译文中没有能够保存原文的节奏感，但是高楼和棚户的对比场面形象还是较好地体现了出来。

鉴于时间及篇幅所限，我们的举例分析或许不够充分，还有待补充。至于贝尔曼“变形倾向”理论中其它倾向，在这里也无法一一展开。并且，有些“倾向”尽管在文学翻译中非常普遍，甚至在国内备受推崇（比如“高贵化”，即译文过分强调优美，文体风格有异于原文），但是在两会报告的法文翻译中尚不明显，这也是由于文本特殊性所决定的。以上分析只是希望能提供一些翻译评论的视角，供大家参考。

二、原文优先？还是读者优先？

在面对上述讨论的具体问题时，或许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想到：由于这项翻译任务的特殊性，作为译者的我们是否承担了用目标语将原文解释清楚、让外国读者更明白文章内容的任务？

其实，我们面对的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翻译，是要更多地考虑读者，还是更要遵循原文？说得更直白些，这其实就是对原文本忠实与否的问题。

和中国翻译家们纠结的“直译”与“意译”问题相似又略有不同，西方翻译理论似乎更倾向于分成这样两个流派：第一种，原文被放在次要地位，也就是说，译者更注重其译文的接受程度，翻译方式更多考虑读者口味；第二种，译者更多的是尊重原文和原作者。

在欧洲，第一种翻译理念大约要追溯到西塞罗身上，我们简单援引一下他的翻译原则：

“我认为没有必要逐字译出；然而，至于所有词语的特别之处以及它们的价值，我都将其保留……我认为，对于读者来说，重要的不是给予他们同样的数量，而是同样的重量。”[vi]

西塞罗的思想在欧洲有着长远而鲜明的影响。除此以外，促使译者们优先考虑读者的原因还与语言、文化、宗教、社会等等各种因素相关。翻译不是一个孤立的活动，译者们往往会受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譬如，中世纪后期大部分翻译人员放弃了“逐字翻译”的方式，转而采取简单清楚的译法，究其原因，正是宗教传播的需要。法国翻译史上重要翻译原则“清楚、优雅、通顺”形成的原因之一是法语语言的发展：在法语成为法国官方用语初期，法语译文是翻译者们与源语言竞争的利器，目的是要确立和巩固法语的地位。而到了十八世纪，促使“不忠的美人们”[vii]出场的不再是语言本身，而是当时社会的风尚和习惯，伦理及审美价值在翻译活动中占有了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当代许多涉足翻译的语言学家则认为，翻译活动是一种交流方式，因此它应该将受众放在首位考虑。

然而，也存在着另一种对待原文的态度。欧洲不少重要的翻译家及翻译理论家，如夏多布里昂[viii]、亨利·梅肖尼克[ix]，还有安托瓦纳·贝尔曼等都推崇“直译”，即更倾向原文本的翻译。其中，贝尔曼认为，翻译实际上是一种与“异者”，也就是与“他人”的相较。正是由于原文的独特性及相异性，我们才能够相互比较、碰撞，然后找到我们自身在世上的立足之处。我们需要他人的存在来进行自我的构建。从这个层面的意义来说，我们不应该抹去原文，也不应该忽略“我们面对的是译文”这一事实。在贝尔曼看来，这种对原作的尊重是译者的道德。

此外，我们还必须提及德国翻译家瓦尔特·本雅明和他的文章《译者的任务》[x]。这篇为其翻译的波德莱尔《巴黎画像》德文版所作的译者序，毫无争议地成为了史上关于翻译问题最为高深莫测的文章之一。这也是我们讨论翻译时不可绕开的思想理论。本雅明在面对“接受”问题时，态度更为明确，他在文章开篇就写到：“在欣赏艺术作品或艺术形式的过程中，观赏者的因素从未带给人什么收获。”他认为，艺术作品不需要交流，翻译也不需要，因此也没有必要考虑接受群体。翻译所承担的角色是表达出语言之间最为内在的关系，因为，在他看来，语言之间的区别是在于表达的方式，而并非在于它们想要表达的内容：语言所指向的是相同的事物，并且在它们想要表述的意愿中相互补充、相互妥协、最终达到和谐，因此具有特别的趋同性。而正是翻译为不同语言提供了一处“和解”的场所。因此，翻译就是去抓住“不可抓住”——也就是原作的精华——的那一瞬间，这种“不可抓住”同样也是无可触碰、无可转移的。而正是在这种奇特和“不可译”中，翻译遇见了源语言的精髓。我们有时会听到这样的评价：“这部译作读起来就好像它本来就是用这个语言写的一样。”这真的是对翻译最好的赞美么？本雅明、贝尔曼以及“直译派”翻译家可能会给出否定的答案。对于他们来说，译者的任务不是在于赋予译文某种含义，而是通过透明的自身来保存原作。

回到两会报告上来，我们当然不能完全将本雅明的思想套用到我们的工作中，毕竟官方文件本身与“艺术作品”大不相同。但是，无论是贝尔曼还是本雅明，抑或其他我们暂时没有提到的“直译派”翻译家的理念，是否可以给我们的工作一些启发呢？是否为我们审视自己的工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呢？面对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词汇或提法，我们是适当让外语“中文化”一些以此来保留原文的特色，还是因为“外国人不这么说”而抹去这种“怪异”最终获得通顺流畅的译文呢？在原文和受众二者中，我们更看重谁？这真的是个艰难的选择。

我们可以说，关于译者对原文忠实与否的争论将会一直持续下去。翻译问题一直有其特殊的复杂性，并且由于主流审美和评判观念随着时代而改变，这种复杂性变得更加令人感到棘手——别忘了，贝尔曼提出的某些“变形倾向”正是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翻译家艾蒂安·多雷（?tienne Dolet）所推崇的准则呢！译者和原文之间的关系或许会是一个永恒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一部待译的作品，包括两会报告这样的文章在内，都一直在等待着它的更好的译者出现。就像瓦尔特·本雅明告诉我们的那样，翻译延续了原作的生命，同时也成为了它的遗迹。

参考文献：

许均，袁筱一：《当代法国翻译理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袁筱一：《从翻译的时代到直译的时代——基于贝尔曼视域之上的本雅明》，载《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1年第1期。

BENJAMIN Walter, ?La t?che du traducteur? in ?uvres I, Folio Essais, Paris, Gallimard, 2000.

BERMAN Antoine, L’?preuve de l’étranger, Paris, Gallimard, coll. ?Essai?, 1984.

–Pour une critique des traductions: John Donne, Paris, NRF, Gallimard, 1995.

–La Traduction et la lettre ou l’auberge du lointain, Paris, Seuil, ?L’ordre philosophique?, 1999.

JAUSS Hans Robert, Pour une esthétique de la réception, Paris, Gallimard, ?Tel?, n°169, 2007.

MESCHONNIC Henri, Pour la poétique II, Paris, Gallimard, 1973.

–Poétique du traduire, Verdier, 1999.

–?thique et politique du traduire, Verdier, 2007.

MOUNIN Georges, Les Belles infidèles, Paris, ? Cahiers du Sud ?, 1955.

OS?KI-D?PR? Inês, Théories et pratiques de la traduction littéraire, Paris, Armand Colin, 1999.　

注释：　

[i] 法国翻译理论研究者欧思吉-德普雷(Inês Oséki-Dépré)认为，翻译理论可归为三种流派，分别是：指令派(théories prescriptives)、描述派(théories descriptives)和探索派(théories prospectives)。指令派也是古典理论的风格，旨在教导译者如何翻译；描述派是现代翻译理论的风格，只进行中性的描述，不过多评判对错；探索派则更具艺术性。显然，本文遵循的是现代翻译理论，即描述派的立场。参见Inês OSEKI-D?PR?, Théories et pratiques de la traduction littéraire, Paris, Armand Colin, 1999.

[ii] 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Berman, 1942-1991），法国哲学家、翻译家。“变形倾向”（tendances déformantes）： déformante由动词déformer演变而来，有“曲解、歪曲”之意。为避免过于强烈的褒贬色彩，只选取中性、基本的“变形”之意。本文中所有贝尔曼理论词汇的中文都由我个人翻译，不准确的地方，还请方家指正。

[iii] 外文原文引自Antoine Berman, La Traduction et la lettre ou l’auberge du lointain, Paris, Seuil, 1999, p.49.

[iv] 贝尔曼认为这些“倾向”存在于所有翻译中，无论涉及何种语言，不同的只是某些倾向会在特定的语言翻译中更加明显。参见La Traduction et la lettre ou l’auberge du lointain, p.53。

[v] 这十三个倾向的中文译法均由我自己译得，恐有理解误差，也为了方便大家查询，特将法文原文附在此处——la systématique bermanienne des treize tendances déformantes, à savoir la rationalisation, la clarification, l’allongement, l’ennoblissement et la vulgarisation, l’appauvrissement qualitatif, l’appauvrissement quantitatif, l’homogénéisation, la destruction des rythmes, la destruction des réseaux signifiants sous-jacents, la destruction des systématismes textuels, la destruction (ou l’exotisation) des réseaux langagiers vernaculaires, la destruction des locutions et idiotismes, et l’effacement des superpositions de langues.

[vi] 转引自Inês Oséki-Dépré, Théories et pratiques de la traduction littéraire, Paris, Armand Colin, 1999, p.19.

[vii] “不忠的美人们”(Les belles infidèles)，是指十七世纪时在法国出现的一类翻译作品，其特点是，译者立足于自身语言和判断价值的优越感，为迎合和取悦当时的审美和礼仪，在翻译时对原作进行有意识地修改和删减。

[viii] 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 1768-1848），法国十八世纪作家、政治家、外交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ix] 亨利?梅肖尼克（Henri Meschonnic, 1932-2009），法国翻译家、语言学理论家、诗人。

[x] 瓦尔特?本雅明 （Walte Benjamin,1892-1940），德国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哲学家、翻译家。参见Walter Benjamin, ?La t?che du traducteur? in ?uvres I, Folio Essais, Paris, Gallimard, 2000, pp.244-262。中译版参见张旭东：《译者的任务》，出自《启迪——本雅明文选》，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3-76页。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法文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