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翻译“拾遗补阙”的点滴体会

一、引言

在进入中央编译局从事文献翻译的第五个年头，回首自己日常所做的工作，除了最重要的初译之外，就是统一、核稿和校对。完成后面这三道工序，就像秋收之后捡麦穗一般，需要沿着别人收割的道路，一步一步，一粒一粒地捡拾在百密一疏中遗漏下来的小小麦穗，是保证颗粒归仓的一个重要补缺工作。

中央编译局文献部各语言处在数十年的翻译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学流程，通过十几道工序的打磨，最终能够产出在忠实度和流畅性上都具有较高质量的译文。核稿就是一个有效避免漏译、错译等“硬伤”的必要工序。统一则是统领全局，保证译文词汇和格式上统一的工作。就连看似毫无技术含量的校对，也成了我们“严防死守”，精益求精的阵地。在多年的校对工作中，我们都练就了一双“火眼精金”，除了打字错误外，常人无法看出的格式问题，如一个逗号是斜体而不是正体、两个词之间多空一格或者首行缩进少半个字符，都能一眼识破，有时甚至还能校对出细小的语法错误，可谓细微之处见功夫。由此可见，任何一个工作，任何一道工序，即使再简单再琐碎，只要用心去做就可以举一反三、事半功倍。

下面我就结合自己在从事中央文献翻译的统一、核稿和校对等拾遗补阙的工作中遇到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谈一谈心得和体会。　

二、典型译例

（一）透彻理解，避免望文生义

例如：推出成品油价格形成新机制，出台了支持油品质量升级的价格政策，调整了非居民用天然气门站价格，提高了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和环保电价标准，完善核电、水电和光伏发电上网电价机制，顺利实现电煤价格并轨。（《关于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此句中的“电煤价格”在初译时译为“los precios de la electricidad y el carbón”，即电和煤的价格。我们在核稿的时候，结合上下文所表达的意思，怀疑此处的“电煤价格并轨”并非字面上的意思，而是另有所指。经过上网查证，我发现它是指取消发电用煤的价格双轨制，西文应译为：“la unificación de los precios del carbón para la generación eléctrica”。如果按照初译时不求甚解、望文生义的译法，不仅会使外国读者对我国的有关政策措施产生误解，甚至可能贻笑大方。

通过这一例子我得到的体会是：在做核稿时，一定要多思考，多发问，勤于查资料，善于做调研。凡是遇到有疑问的、拿不准的表达和说法，即使已经定稿，也一定要抓住不放，以“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态度去找出处、寻解释，把好核稿这一道关。

（二）有理有据，避免盲从网络

例如：神舟十号遨游太空，嫦娥三号成功登月，蛟龙深潜再创纪录，这表明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有智慧实现建成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

初译时，对“神舟十号”和“嫦娥三号”的数字都使用罗马字母表示，即“la nave Shengzhou V”和“la sonda lunar Chang'e III”。我因为曾经在西班牙报刊上看到过关于中国航天事业的报道，对几个专有名词有一定的印象，记得当时用的是阿拉伯数字。上网一查，发现两种用法皆有，但以阿拉伯数字居多。为了保险起见，也为了遵循“核稿时提出问题就要有理有据地解决问题”的原则，我又翻阅了《Ortografía de la lengua espa?ola》、《Manual de estilo de la lengua espa?ola》和《Gran espasa universal》等工具书，找到了权威的论据。原来，罗马数字是过去的用法，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在2010年已经对此用法进行了规范，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此处应改为：“la nave Shengzhou 10”和“la sonda lunar Chang'e 3”。再回到网上查的资料，发现确实如此，发布时间不同造成了用法的不同，而且虽然有的小网站仍然在使用老的用法，但因其缺乏权威性，我们也不应当引作参考标准。

对此，我的感触是：平时坚持阅读西班牙原文报纸和杂志对我们中译外翻译培养语感、熟悉特定的习惯用法有很大帮助。同时，我们在查证原文网页时，对不同的表达方法要有一定的鉴别能力，尽量参考权威机构和著名报刊的网页，而像维基百科这样谁都可以编辑、谁都可以修改的文本一定要采取审慎的态度。有必要时还要勤动手，翻一翻工具书，通过广泛的求证获得全面的解答。

（三） 人名还原，避免产生误解

例如：9月底，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李德是一个外国革命者，来到中国是为了帮助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但他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只是搬用苏联红军正规战争的经验，这就不能不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损害。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

这是我在校对时发现的问题，当时一读到“Li De”这个名字时，心里就觉得奇怪，凭借浅薄的历史知识记得他应该是一个德国人，接着往下读时发现“李德是一个外国革命者”一句，就一目了然了。所以，此处应该还原翻译为他的外文原名“Otto Braun”。

《党史》中还有很多看似中国人的外国人，例如马林（荷兰人）、越飞（苏联人）、罗易（印度人）、李铁夫（朝鲜人）、鲍罗廷（苏联人）、季山嘉（苏联人）等，他们的中文名字可能被我们中国读者所熟悉，但在国际上使用的却是自己的原名。如果在外文翻译时，仍然照搬这些中文名，外国读者很可能无法对号入座，进而对客观的史实产生误解。

（四）适当变通，避免生搬硬套

例如：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和鼓动工作，并积极联络会党和新军，先后在各地组织和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

划线句子初译时为：“y organizaron y movilizaron sucesivamente una serie de insurrecciones armadas por todas partes.”此处翻译的难点是“先后”这个副词。中文原句里“先后”修饰的是“在各地”这个状语，意思是在各地组织和发动的一系列武装起义不是同时进行的，而初译稿的西文中“sucesivamente” 修饰的是“organizaron”和“movilizaron”这两个动词，倒译成中文时意思变成了先组织后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与原文不符。在和专家讨论后，我们决定在翻译成西文时省略“先后”一词，而通过下文中的“por todas partes”来暗示这一行为不是同一时间一次性完成的。这样外文表达既通顺流畅，也不会产生歧义。

著名翻译理论家塔伯和奈达提出的关于翻译的定义被中外翻译界广泛采用。他们说：“翻译就是在译入语中用最切近、最自如的对等语再现原文的信息。”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在翻译时要机械地简单地对文字进行逐词逐句的对等“转换”。相反，在整体意思表达完整的情况下，应该适当顾及译文的通顺与自然，避免使用产生歧义和模棱两可的表达方式，追求译文在语义和语用上最大限度地对应于原文。

（五）调整中文，避免搭配不当

例如：1922年以后，中国民族工业开始出现危机，许多企业由于竞争不过外国资本的企业而停产歇业，有一些被外国资本吞并或控制。（《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

初译为: “Después de 1922, se comenzó a presentar una crisis en la industria nacional, suspendiéndose la producción de muchas empresas debido a su inferioridad en la competencia con las de capital extranjero y siendo anexadas o controladas algunas por estas últimas.” 细读原文，其实中文表达有一定的问题，但并不影响中国读者的理解。“以后”和“开始”两个词搭配不起来，前者表示有起点但没有终点的时段，后者则表示一次性动作的起点。在和外国专家商量后，我们把外文表达修改为：“En 1922 comenzó a emerger la crisis en la industria nacional: muchas empresas suspendieron la producción debido a su inferioridad en la competencia con las de capital extranjero, y algunas fueron anexadas a estas últimas o controladas por ellas.” 这样就完全符合正常逻辑和外文的表达习惯了。

因此，在我看来，我们在中央文献的中译外工作中，有时还要对搭配不当或表达不自然的中文先进行适当的梳理，通顺之后再进行翻译，从而避免译成的外文错上加错。这就是所谓的“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三、结语

以上就是我在文献翻译中“捡拾麦穗”时获得的点滴感受和粗浅认识，还望读者多多批评指正。

翻译的团队中每一个人都很重要，不论我们负责哪一道工序，只有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各尽其责，争取不出任何纰漏，才能保证我们的集体最终高质量高标准地交出令党和国家满意的答卷。

中央文献翻译工作任重而道远。作为一个年轻人，我深知肩上担子之重。翻译的道路是靠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只有平心静气、脚踏实地，在日常的每一次初译、核稿、统一、校对等工作中全力以赴，不放过每一个学习和积累的机会，才能在不断的磨砺中取得更大的进步，为党和国家的理论和文化外宣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

[2]《关于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3][谭载喜：《奈达论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版。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第2版。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西文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