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是2006年为《社会企业家的崛起》中文版在中国的面世而写作的序言。此后两年，我对社会企业陆续做了一些研究，2008年在英国访学期间还曾经有幸访问了引领全球社会企业研究的牛津大学斯考尔社会企业家精神研究中心（Skoll Social Enterpreneurship Center, Oxford University），在那里结识了一些社会企业研究专家，得到了他们很多的鼓励。为了与更多朋友分享我对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群体的一些初步理解，我决定将这篇序言通过在国内积极倡导社会创新的“中国政府创新网”再次发布，求教于各位朋友。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福利国家体制对保障公众利益、解决社会问题所起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制，也曾经让许多国家的人民引以为豪。然而，社会经济体制面临的环境总是在变迁，体制本身也在不断演化。在此过程中，能够适应新环境的体制得以发展，而不能适应新环境的体制则被淘汰，为新体制所替代。福利体制也是如此。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福利国家体制大都陷入了危机。福利国家的出路何在？如何打破福利的僵局？西方福利国家开始了艰难的探索。仔细观察后，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打破福利僵局的过程中，西方国家的社会企业起到了积极作用。作为组织的领导者，社会企业家在企业的运作中则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由英国人查尔斯?里德比特（Charles Leadbeater）所著的《社会企业家的崛起》，正是对社会企业家进行全面考察的一本力著。

大概在两年前，在研究西方福利国家转型的文献中，我初次了解到了西方社会企业的发展。当时，从理论研究角度出发，我感到，社会企业的崛起是研究西方福利国家转型时必须重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基于此，后来我又通过国家图书馆和互联网收集了大量国内外理论界对社会企业的研究文献。结果发现，在西方发达国家，随着福利国家的转型，社会企业在实践中开始大量出现，西方理论界也对社会企业进行了比较全面和及时的研究。比如，在由Carlo Boraga和Jacques Defourny主编的《社会企业的兴起》（The Emergence of Social Enterprise）一书就提出了社会企业研究的三个关键问题，分别是“什么是社会企业真正的专门化特征”；“社会企业有什么贡献”；“社会企业的未来如何”。围绕这三个问题，该书作者们分析了第三部门和社会企业之间的关系，尝试创建了社会企业理论。该书的很多观点非常新颖和富有启发意义。而在实践中，美国设有社会企业家精神（social entrepreneurship）奖，每年对成绩卓越的社会企业家进行奖励。与此对照，我国国内社会企业的数量和作用是很微小的，而关于社会企业的研究论著几乎是空白，就是对西方社会企业的研究论著的译介也是微乎其微。两年后，这种局面有了改观，《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社会企业家的崛起》等书中文版的发行，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无疑，这些努力是令人欣喜的。

通读《社会企业家的崛起》，可以发现，作者对社会企业家群体进行了宏观到微观的解剖。该书不仅分析了社会企业家崛起的宏观背景，即对公众利益的探寻和福利国家体制的衰落，也通过5个鲜活的案例，用生动而平实的语言介绍了英国社会企业家的具体行动。此外，作者还从抽象的角度，对社会企业家所需具备的素质，技能和价值观进行了介绍。而对社会企业运行所必需的社会资本，以及社会企业的组织结构，作者也进行了比较鲜明的论述。其中，有很多的思想和观点具有较强的启发意义。比如，里德比特认为，社会资本的继承和积累是社会企业家的一个重要责任，而社会资本的意义在于重塑社会网络，建立社会信任。此外，他还从公共政策问题角度提出了发展社会企业和培养社会企业家群体的思路，认为应该建立起社会企业家、政府部门和商业部门之间的联盟。这些思想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进入了急剧的社会转型期，大量社会问题突现。这些社会问题包括: (1)失业率上升,就业局面依然面临长期困难; (2) 贫富差距迅速扩大; (3) 不平等增加; (4) 腐败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5) 旧有社会保障体系瓦解而新的健全的社会保障体制并没有建立和完善; (6) 农民失地引起的社会矛盾加剧; (7) 可持续发展受到资源、能源和环境的严厉约束,等等。在这个社会转型过程中，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社会弱势群体。如何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增强社会团结性，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必须解决的问题。虽然，近年来随着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大量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在公益事业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的服务范围仍然比较有限。里德比特在《社会企业家的崛起》中指出，社会企业具有社会性和企业型，它将创新和企业精神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一种主动的社会福利机制，鼓励服务对象更多地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从而能打破福利的僵局。作为社会企业的领导者，社会企业家则擅于建立和利用由各类人才和企业构成的多元化网络来一同解决社会问题。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就是3B社区中心（Bromley-by-Bow）联合伦敦市的大公司、教会和志愿者组织一起寻找方法，解决犯罪和青年失业等地方性问题。在此意义上说，社会企业是我国公益事业发展的一种新的选择。《社会企业家的崛起》一书至少给我国发展社会企业提供了三方面的启示：一是要倡导社会创新，营造社会企业发展的空间；二是要培养大批具有高素质和具有志愿者精神的社会企业家，引领社会企业开展社会创新，为解决社会问题作出贡献；三是学习国外经验，结合中国实际，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企业。

应该指出，社会企业问题所涉及的理论问题比较多，包括社会资本、社区建设、志愿者精神、社会排斥、社会创新等。不过，我们相信，随着对社会企业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我国理论界对相关理论的研究将会有新的突破。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构建和谐社会。社会企业是从事社会慈善和社会投资等活动的重要主体，对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了解和借鉴西方社会企业的实践经验，对构建中国和谐社会的新生力量也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所以，我认为，以《社会企业家的崛起》为代表的论著在中国的出版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作为开放世界的一员，我们理应持一种积极和开放的态度，从理论上为中国社会企业的发展和社会企业家群体的形成提供必要的支持。

（来源：[英] 查尔斯·里德比特著《社会企业家的崛起》，环球协力社编译，2006年。）（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