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涌现出了许许多多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和杰出代表。他们是一个英雄群体，犹如璀璨群星，光华夺目。而李达和瞿秋白当属这绚丽群星中耀眼的两颗。

“理论界的鲁迅”——李达

在今天上海成都北路7弄30号一个小弄堂里，有一个一楼一底的青红砖相间砌成的石库门房屋。这里曾经是我党第一个秘密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的社址，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人民出版社的负责人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李达。在党的一大上，李达当选为中央宣传部主任，成为党主管出版宣传工作的领导人。1921年9月1日，李达依据一大关于宣传工作的决议，在上海正式创办了人民出版社，开始系统地编译马克思主义著作。

为避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搜查和破坏，便于在上海秘密出版发行，李达采取了以假乱真的方式出版书籍，特意把社址写成“广州昌兴马路26号”，出版物封面上的标注为“广州人民出版社”。李达后来回忆说：当时广州是孙中山领导的根据地，人民出版社为确保安全，编辑的书籍标明由“广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社址写作“广州昌兴马路二十六号”，使敌人无法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进行查禁。

经李达的具体筹划，人民出版社拟订了内容丰富的出版计划，准备推出“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英文“Communist”的音译，即共产主义）丛书”11种，其他理论书籍9种，以使全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及其产生和发展的全貌有一个系统的了解。

由于当时环境十分险恶，加上物质条件匮乏，李达拟定的出版计划未能全部实现。但还是编辑出版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书籍和宣传品，包括《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为避人耳目，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出版时署名陈佛突，取“望道”的译名首字母V.T.而成化名陈佛突。《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是第一次以单行本出版的另外一个新译本。为了吸引读者的注意和表达红色革命的意图，封面的书名用套红印刷。此外还出版了列宁的著作《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论策略书》、《伟大的创举》、《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等，这些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翻译《国际歌》

1920年10月，瞿秋白怀着为中国人民“辟一条光明之路”的远大抱负，冲破重重阻挡，以《晨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前往苏俄考察。经过3个多月的艰难跋涉，于1921年1月到达莫斯科，成为最先去俄国寻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先进知识分子。

在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他逐渐对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有了深入了解，并通过对马列主义的系统学习，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除担任新闻记者外，还成为中共驻苏俄的翻译和东方大学中国班的教师。当时在东方大学读书的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对瞿秋白讲课时的热心认真、诲人不倦印象深刻。

1921年7月6日，在瞿秋白的旅俄生活中，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安德莱厅举行，瞿秋白以记者身份出席大会。在会议的间歇，瞿秋白在走廊里遇见了列宁，得到了列宁简短而亲切的指导。列宁和蔼可亲的作风、深邃明确的思想给瞿秋白留下了深刻印象。

1922年底至1923年初，瞿秋白告别了莫斯科，回到了阔别两年之久的祖国，以共产党人的战斗姿态参加国内的革命实践。

1923年夏天，他来到战斗的南方，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分配在党中央宣传部，担任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主编。利用这个阵地，他译介了大量列宁著作，热情地传播列宁主义，深刻阐明了列宁主义的理论原则并致力于在中国的运用，成为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杰出传播者之一。

1925年1月，《新青年》由季刊改为月刊，首刊就是由瞿秋白主编的列宁逝世一周年专号。在这一期上，瞿秋白翻译并发表了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即《列宁主义基础》，向中国人民系统地介绍了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方法和理论，特别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与此同时，瞿秋白还在《新青年》、《向导》周报、《布尔什维克》等许多党的理论刊物上发表了大量传播列宁主义的文章。

瞿秋白一生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翻译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很多著作，撰写了多达500余万字的著作、译作和文章，从哲学到社会科学，从革命理论到文学作品，内容十分广泛，主题大都集中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苏联社会的介绍和研究上。

此外，瞿秋白还是在中国大力传播《国际歌》的第一人。1923年初，瞿秋白回国后暂住在北京东城区大羊宜宾胡同堂兄瞿纯白的家里。那时，《国际歌》在中国已有三种译文，但由于译文晦涩，并且也没有附曲而无法传唱。瞿秋白下决心重译《国际歌》，让它在中国广泛流传，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首战歌。刚好，瞿纯白家有一架风琴，他一边弹奏风琴，一边反复斟酌吟唱，每一句歌词的确定都要推敲再三，直到顺口易唱为止。他译着唱着，译到“国际”一词时，他站了起来，在小屋里来回走动，不时地哼着，想着。在莫斯科的经历又一幕幕浮现在他眼前：那向往社会主义而来到苏俄的各国无产者激动歌唱的声音，那解放了的苏俄人民幸福欢歌的声音，以及他自己为求真理而慷慨高歌的声音，都汇集成一片气势磅礴、无往而不胜的雄浑壮丽的旋律，回荡在他的耳际。他忽然停下脚步，若有所悟地走到琴边，手指按在琴键上，有力地弹奏着《国际歌》的这一段。随着琴声清晰的节奏，他用不很高却十分庄严的声音唱出了：“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瞿秋白终于用音译法解决了一个难题。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决定以《国际歌》作为国歌。1935年6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临刑时，他昂首高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用歌声向敌人宣布：“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编译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