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中华大地，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和传播面临着严峻险恶的环境。国民党反动派在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在国统区内也进行了 “文化围剿”，企图扼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据不完全统计，仅1931年被查禁的进步书刊就有228种。同时，国民党反动派还采取野蛮的法西斯手段迫害文化出版界的进步人士。
但真理的星星之火是扑不灭的。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怀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想和信念，秉持着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冒着被关押、被杀头的危险，利用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手段，尽一切可能坚持编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了摆脱敌人查封，他们通过各种巧妙的应变形式，在马列著作的封面、书名、作者、译者姓名和出版机构及其地址上进行隐蔽和伪装，对书刊乔装打扮。这就是“伪装书”的来历。
通过“伪装书”传播真理
1929年的上海处于白色恐怖之中。然而，就是在今天的上海康定路762号，大革命失败后，我党在上海秘密创办的地下出版机构——华兴书局悄悄诞生了。在当时险恶的环境下，华兴书局克服了重重困难，采取了种种伪装，翻译出版了相当数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对鼓舞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对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重要作用。
1930年，华兴书局秘密出版了华岗重新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在我国出版的第二个全译本《共产党宣言》。该书初版时采取了伪装本形式，书名删去“共产党”三个字，只保留“宣言”二字，出版社署名为“上海中外社会科学研究社”。华兴书局还出版了一批伪装得更加巧妙、超出人们想象的书籍，这些书看上去是通俗读物、历史或现实故事，但里面的内容却是马克思主义文献或党的文件。
今天，我们在中央编译局图书馆仍可以找到这样的“伪装书”。这些书籍题为“卓别林的故事”、“闺中丽影”、“海上花列传”、“东周列国志”、“秉烛夜谈”等，而翻开封面和前言之后，内容却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一本封面叫《世界全史》的书，翻开后实际上是《列宁选集》第12卷。
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如此之多的“伪装书”的存在表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思想的残酷镇压，同时更映衬出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智慧和胆识。
秘密出版机构的重要作用
20世纪30年代，北方白区的革命形势有所回升和活跃，而革命群众的精神食粮却极感贫乏。1931年，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满足广大革命群众的迫切需要，北京党的地下组织在保定成立了又一秘密出版机构——北方人民出版社。为确保安全，从编审、校对到出版、发行均由该社负责人王禹夫一人担任。
在党组织的大力帮助下，王禹夫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以巧妙的形式出版和重印了许多党的文献和马克思主义书籍，有力传播了革命的种子。
1996年1月3日，王禹夫在北京去世。他离开这个世界时没有给他的家人留下任何贵重的财物，只为我们这个民族留下了上万册的革命书籍。1998年4月，王禹夫同志的亲属将其毕生收藏的图书资料共计2万余册，全部捐赠给了中央编译局图书馆。当人们看到这笔珍贵的精神财富时，心灵无不为之而震撼！
这一时期，郭沫若、侯外庐、郭大力、王亚南等人翻译《资本论》的曲折故事，谱写了一曲革命者百折不挠地传播真理的壮丽诗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以笔为戟去战斗，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等一些进步出版机构也积极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大革命失败后，处在国民党军事围剿中的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战斗频繁，条件极为艰难，但我党仍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的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更深层次的传播，使马克思主义继续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