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1年6月18日，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郭伟伟同志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访谈是围绕本篇文章的有关论点展开的。
（详见人民网、新华网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专栏《伟大历程》：“百花争艳春满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及《人民日报》2011年6月30日第5版纪念建党90周年特刊）
“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①“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增强感召力。”②“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③
上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的精辟论断，是全球化时代下如何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正确指针。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始终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布局去思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始终从培育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深层支撑，来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仅从理论上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中许多重大的思想认识问题，而且提出了一整套文化发展的具体方针、政策和措施，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指明了现实途径。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及对社会主义文化观认识的深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布局去思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1979年10月，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词，强调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④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全面深刻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明确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确定为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是我党历史上做出的第一个专题论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决议阐述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和根本任务，明确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艺术事业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新局面。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发展的新要求，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199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科学概念。1997年党的十五大从文化的角度阐述了精神文明建设，赋予这两个概念在内涵上的统一性：“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用文化建设包容精神文明建设，这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用精神文明建设包容文化建设的提法不同，是我党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一个新成果。此外，十五大报告还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纲领，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的崭新观点，将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起来。
2000年，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党的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紧密联系起来，把党能否立于不败之地与能否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紧密联系起来，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向党提出的新要求，设立的新目标，是一种可贵的文化自觉意识。
2001年，江泽民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高到国家治理和政权建设的高度，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思想。同年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他进一步把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任务提出来，这是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内涵的崭新理解。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如既往地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根据实践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如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国家文化安全论，“三贴近”，提高建设先进文化的能力，和谐文化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丰富了对文化工作规律性的认识，发展和深化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论，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文化自觉。
二、正确处理民族传统文化、外来世界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三者的辩证关系
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深层支撑。当前，正值经济全球化方兴未艾，信息全球化迅猛发展，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之际，如何再创文化辉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实力和竞争力，应对以文化竞争为核心的软国力较量；如何增强包括文化国力在内的综合国力，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笔者认为，正确处理民族传统文化、外来世界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三者的辩证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一）批判地继承民族传统文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础和起点
综观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任何一个民族现有的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历史传统文化的积累和延续，是传统文化的丰厚积淀。正是这一人类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了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抛弃历史传统文化，而应以自身所拥有的民族文化遗产为基础，为起点，合理地继承其中的优秀成分，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扬光大，中国尤为如此。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文明最发达的古国之一，中国在5000年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民族文化，它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以及对世界文明与进步所作的巨大贡献而著称于世。
面对前人留下的丰厚、浩瀚的文化遗产，我们没有理由不珍视，不继承，不加以发扬光大。对此，毛泽东同志早就明确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⑤当然，继承民族传统文化，绝不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单纯固守和全盘继承，而是批判地继承，有分析地继承，并结合社会主义时代的新特点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就民族传统文化本身，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层次，每一层次都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因而有不同的态度和对待。
1、对传统文化中适应时代发展需要，能够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精华部分，具有现代意义的部分，必须积极加以继承，使之在新时期发扬光大。这主要表现在民族的价值取向方面。
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是民族文化的灵魂。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民族气节、民族品格和民族精神。如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奉献精神；反抗外来侵略和民族压迫、“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主义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刚正气概以及团结统一、爱好和平等。所有这些都为历代进步人士所推崇，世代相传，形成了一种民族的风骨与气度，铸就了民族的灵魂。鲁迅先生曾说过：“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民族精神、高尚的民族品格和坚定的民族志向，就不可能凝聚力量、成就伟业，更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更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来支撑。当今社会，文化已经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国力集中表现为全民族基于共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认同而产生的巨大凝聚力。因此，继承与弘扬这种民族精神，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我们应不断汲取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我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所形成的优良传统，对传统文化中适应时代发展需要、能够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精华部分，积极加以继承，并不断结合时代发展要求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将现代内涵融入民族精神之中，重塑当代中国精神，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凝聚和激励中华民族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而团结奋斗。
2、对传统文化中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但经过改造仍然能够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部分，既不是全盘继承，也不是全部抛弃，而是推陈出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现代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它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反映了时代发展的主流和方向，体现了时代的特征和精神。因此，它不是传统文化的简单重复和模仿，而是结合当前、面向未来的创新、创造和再生。对此，毛泽东精辟地概括为四个字：“推陈出新”。所谓推陈，即立足于当代，扬弃那些不适合于今天需要的东西；所谓出新，即对这一层次的传统文化进行清理和提炼，并积极创造新的内容和形式，赋予其新的生命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宝贵资源。只有在既继承又发展，既扬弃又创新的辩证统一运动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能前进，才会有巨大生命力。
回顾中国文化史，凡是文化发展繁荣时期，如春秋战国、汉唐都是大革新、大创造的时代，百家争鸣，思想活跃；反之，宋明以后尤其是清朝，文化专制主义日益强化，视一切革新为“离经叛道的异端”，囿于传统，反对变革，扼杀了文化发展的生机和活力，如一潭死水般的“沉寂”，灿烂的中国文化也就逐渐先去了它往日的光彩。对比中外戏剧，也深刻说明了这一问题。如印度的古老戏剧，在世界上也曾辉煌一时，但由于缺乏创新，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没有与时俱进，最终失传，只能到历史书中找到记载。还有日本的歌舞伎，尽管被尊为“国宝”，也因为同样原因，由繁盛走向衰落。而历史悠久的中国戏曲艺术，上世纪40年代曾一度衰败凋零。新中国成立后，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开展深刻的戏曲改革，才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走向繁荣。
因此，对于民族传统文化，最有效的继承和保护就是与时俱进地不断发展，不断创新。如今，有没有创新能力，能不能创新，是全球范围内各国文化竞争的决定性因素。越是能够不断自主发展、自我超越、主动创新的民族和文化，越是能够面对全球文化的竞争。为应对21世纪的世界文化竞争, 我们要始终保持与时俱进、发展创新的观念，高扬创新的旗帜。为此，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扶持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鼓励文化创新的政策，营造有利于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的环境。”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文化体制改革政策措施，推动文化创新，加强文化建设。
3、对传统文化中阻碍时代发展的部分，即封建性的糟粕，应全部抛弃。
应当承认，由于历史的局限，传统文化中不可避免地夹杂着落后、陈腐的成分，如封建宗族观念，官本位的等级观念，重守成而轻创新的思维方式以及封建迷信、伪科学等。这些糟粕与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原则格格不入，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起消极阻碍作用，必须毫不留情地加以抛弃和清除。
（二）有选择地引进外来世界文化——充实和更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文化不仅具有民族的继承性和延续性，而且具有各民族之间相互交流、融合的特性。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是在与他文化的交流、选择、吸收、创新中发展壮大的，“有容乃大”是真谛。文化的品格应该是虚怀若谷，兼容并蓄，慷慨吸收，鉴别采纳，而不是封闭保守，居高自傲。中华民族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几千年传承不绝，延续至今，其生命力令人惊叹，究其原因，就在于汉民族文化不但能够吸收周边少数民族文化，而且对外来文化也能“海纳百川”，兼容并蓄。
从历史上看，历代的文化繁荣时期，大都是在国力强盛，对外开放，中外文化交流频繁时期，如汉代、唐代文化。在开放的格局下博采众长，大量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成就了汉唐文化的繁荣，进而带来了国家的强盛。反之，清代妄自尊大，闭关锁国，拒绝对外文化交流，由此导致了文化的落伍，进而带来的是屈辱和沦亡。如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工作蓬勃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开放性，国力强盛，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正反两方面充分说明，开放、兼容的文化是先进的文化，更是使国家强盛的文化。敞开文化大门，积极进行对外文化交流并非权宜之计，而是强国富民的根本。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当今世界，国际形势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机遇和挑战并存，这在文化方面也是如此。从机遇来看，现代传媒技术飞速发展，全球性互联网络的开通，大容量、多渠道、高速度信息流通和信息获取，为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入，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将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展开，这就为我们面向世界，博采各国文化之长提供了条件。我们应当抓住这一机遇，在与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中取长补短，吸收精华，汲取营养，充实和发展自己，保持我们民族文化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当然，也要清醒地看到，在文化交流尤其是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同时，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碰撞、冲突也日益尖锐。经济可以全球化，而文化的全球化很难实现。因为各种不同的文化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以及宗教信仰等具有各自难以交融的特质。未来全球文化仍将是多种多样，多姿多彩的。但与此同时，全球文化更带有新殖民文化特征。从历史上看，凡是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的民族，他们在把经济的触角伸向全球各地的同时，也极力将其文化渗透到全球每一个角落。今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实力加强了对非西方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扩张和渗透，利用他们所垄断的国际传播网络和舆论阵地在世界到处宣扬其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力图摧毁其他民族的文化精神和道德传统。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全方位的挑战，这其中包括以文化竞争为核心的软国力较量。与以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为核心的硬国力较量相比，软国力较量显得温情脉脉，因而更具有迷惑性，更需要保持高度的清醒。面对来自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冲击和挑战，面对这场软国力较量，中国文化何去何从？21世纪的中国文化如何能永葆其先进性，永葆其生命力，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如何既引进西方先进文明成果，同时又捍卫自己的文化主权，构筑社会主义文化的钢铁长城，抵制西方国家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增强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2、引进外来文化的原则和应对挑战的对策
笔者认为，对外来世界文化要坚持辨证态度，既不能盲目排外，也不能盲目媚外。既不能因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而采取消极方式，回避世界全球化大潮，实行“文化孤立主义”，也不能无原则、无选择地全盘引进，盲目照搬，实行“文化教条主义”。在引进外来文化的原则和应对挑战的对策方面，有以下三个不断递进的层次。
1）“为我所用”，“趋利避害”
“为我所用”，是指引进外来文化必须是择善而从，批判地借鉴，引进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对此，邓小平同志有明确阐述。面对改革开放后对外文化交流不断深入，西方文化影响不断扩大，他强调指出：“经济方面我们采取两手政策，既要开放，又不能盲目地无计划无选择地引进，更不能不对资本主义的腐蚀性影响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为什么在文化范围的交流，反倒可以让资本主义文化中对我们有害的东西畅行无阻呢？……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⑥江泽民同志进一步强调指出：“学习和借鉴，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区分先进和落后、科学和腐朽、有益和有害，积极吸收先进、科学、有益的东西，坚决抵制落后、腐朽、有害的东西。”⑦这就是说，不仅民族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同样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只要我们坚持“为我所用、趋利避害”的原则，对外来文化进行科学的分析、鉴别和有选择地引进，就一定能够做到吸收有益成分，抵制不良文化。既把外来文化中有益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实力和竞争力，同时抵制资本主义文化中对我们有害的东西，排除文化垃圾，构筑强有力的国家文化安全的“万里长城”。
2）“以我为主”，“民族为本”
“以我为主”，是指在外来文化引进中，必须以我们的民族文化为接受主体，以民族文化能否认同为前提，保持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和独立性。“民族为本”，是指引进外来文化不能丢掉自我，不能丧失自己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传统。引进的目的是要创造具有社会主义内容以及民族特点和形式的中国文化，这是立足点，是基石，是本。这一原则是由以下两方面所决定的。
首先，从外来文化的实现途径来看，必须找到与中国民族文化相结合的切入点。这是因为文化既有普遍性、世界性，更带有其强烈的民族性、特殊性，都具有一定的排它性。外来的异质文化要想在中国文化的沃土中立足、生根和发展，就必须取得中国文化的认同，必须和中国的民族特点相结合，按照中国文化的生存机制改造自己，才能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次，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魅力来看。任何一种文化，越具民族性也就越具世界性。愈有自己的民族根基、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就愈能在世界文化之林独树一帜，以其独特魅力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关注、欢迎从而走向世界。浓郁的民族特色是走向世界的通行证。因此，在引进外来文化的同时，必须具有自己的独创性，使引进成为一种再创造。如果丧失自己的创造能力，盲目崇拜，最终会失去自身特色和魅力，走向引进外来文化的反面。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植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反映中国人民创造自己新生活的进程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立身之本。只有首先赢得中国人民的喜爱，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才能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和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⑧
3）“送去主义”，“走向世界”
今天，面对以文化竞争为核心的软国力较量，面对国际舆论“西强我弱”的现实，中国要勇敢地参与到世界文化的竞争中去，以文化产业为平台，注重文化产品的输出。也就是在坚持鲁迅的“拿来主义”，继续把世界优秀文化引进来，保持并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先进性的同时，还要提倡文化的“送去主义”，把中国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主动送出去，积极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先进性及独特魅力。而后一点在今天尤为重要。先进文化是在竞争中产生的。只有勇敢地参与到世界文化的竞争中，不但“拿来”和“防守”，更要“送出”和“进攻”，才能在世界文化发展格局中寻找中国文化发展的比较优势，突出特色，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开辟更广阔的空间。
由于历史传统原因，中国在引进、输入外来文化上显示出较强的主动性、自觉性，而在输出文化上则缺乏主动性、自觉性，由此导致文化交流上的“逆差”，中国人了解西方超过西方人了解中国。这种情形并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对此，我们应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利用各种渠道大力传播中华文化，增强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能在与世界其他文明和文化形态的双向交流与互动中，在更加深入的接触、碰撞和竞争中达到吸收和融合，达到超越和升华，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上一层楼，变得更加强大，更有影响力。也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从文化大国成为世界文化强国，增强包括文化国力在内的综合国力，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总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应当具有批判的精神、创新的精神和世界眼光，从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汇点上，把纵向继承和横向引进有机结合起来。既批判地继承民族传统文化，又立足当代积极创新；既有选择地引进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又立足中国进行创造，实现古代传统风韵与现代特征完美结合，浓郁的民族特色与西洋风格融为一体，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超越。
注释：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12页。
②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8页。
③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④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08页。
⑤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7—288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44页。
⑦ 《人民日报》1996年12月17日。
⑧ 《人民日报》1996年12月17日。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