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各项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无疑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如何使广大干部群众正确了解和把握这一科学理论，从而真正有效地发挥其在当代实践中的指导作用，需要我们在工作中不断进行探索。应该说，长期以来我们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努力，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同时也还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指导意义，一些人们还存在各种疑问，包括某些模糊和不正确的认识。面对这种情况，需要做出相应的梳理和澄清，引导人们采取正确的认识方法，真正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当代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方面的问题也会以多种形式反映出来，必须有针对性地加强引导。从目前情况看，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应从整体的高度全面理解和把握

在有关理论问题的讨论中，出现一些不同观点的争议和分歧，本是认识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不足为怪。但我们也常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和评价，往往只是基于某种零散的、片段的、不完整的信息，以及对于马克思主义书本中某些具体论断的简单化、绝对化理解，甚至只是道听途说，并没有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这样一种做法，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的。而在当代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这个问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需要引起应有的注意。

应该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人类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成果，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其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同时还包括对社会各个领域中重大问题的回答；这些内容按照其内在逻辑一环扣一环地循序展开，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对于这样一个科学体系，决不能片面、零散地去了解，而必须从整体的高度全面认识和把握。

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自己的学说时，首先批判地吸收了以往哲学史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积极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立了自己的新的哲学。这种新的哲学实现了哲学史上的根本变革，使哲学第一次具有了真正科学的性质，成为一种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是一种“新唯物主义” ^[1]，即辩证的、历史的和实践的唯物主义，其最重要的成果，便是揭示了社会历史领域的客观规律，以及人类社会从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不断演进和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而为社会历史领域的认识和实践提供了最根本的方法论指导。正是在这样一种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批判，特别是从政治经济学的层面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继而以此为基础，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客观必然性，并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做出了科学的研究和探讨，从而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不仅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应用于社会各领域重大问题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形成了相应的理论成果。从整体上看，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全部架构，都是以其哲学层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建立起来的；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一科学体系，就必须由此出发，深刻理解蕴含于其中的基本精神和内在逻辑，以及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

进一步说，不仅是各个组成部分之间，而且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的每一个基本原理，也都是相互联系而存在的，因而也必须从整体的高度去把握，而不能从这一整体中分割开来，孤立地去理解，更不能使之与其他原理对立起来。例如，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就是要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统一起来，而不能将它们分割和对立起来。不能离开唯物主义去讲辩证法，也不能离开辩证法去讲唯物主义；而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应贯穿于包括社会历史观在内的整个世界观领域，不能离开历史观去讲世界观，也不能离开世界观去讲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视实践，主张以实践为基础把握主客体的统一，但实践的观点不能脱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否则就会滑向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从而使真理变成谬误。

不同原理之间是如此，从各个原理本身来说，也有一个全面理解和把握的问题。这里同样不能简单化和片面化，否则也必然会损害其真理性。例如，马克思主义强调生产力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的根本地位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根本决定作用，但同时也指出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次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如果只是看到前一个方面，将这一原理简单地理解为只承认经济因素单一决定作用的“经济决定论”，那就是错误的了。对此，恩格斯曾专门做过说明：“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2]再如，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客观规律，指出了人类社会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不断演进的历史趋势和一般进程。而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又强调一般进程与特殊进程之间的辩证统一，一般存在于特殊之中，所谓一般进程只是对各种特殊进程的内在逻辑所做的抽象和概括。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实践中，这种内在逻辑的展现会由于各方面具体条件的差异而表现出各种不同的情况，从而形成社会形态演进的丰富多样的特殊进程。如果不能把握一般进程和特殊进程之间的这种辩证统一关系，将二者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就会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理论遭到严重扭曲，从而偏离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指南而不是教条，应正确认识和发挥其指导作用

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只是为了获取一些专门知识，而是要将这一理论运用到现实实践中去，发挥其根本指导作用。但是，究竟如何进行这种运用，是否从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上翻出一些具体论断，然后机械地照搬到现实实践中去就可以了呢？当然不是。如果这样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只能在现实面前到处碰壁，而理论本身也会遭到严重的损毁。一些人质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不对号”，也正与这一问题有关。在当代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这方面问题同样比较突出地存在；特别是由于一些青年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对于如何将理论运用于实践，更容易遇到困惑。

应该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只是为实践提供一种科学方法论的指导，而不是提供所有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或是可以任意套裁现实的固定框架。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指南，而不是僵死的教条；对此，恩格斯曾有过明确的论述：“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3]列宁也特别指出：“恩格斯在谈到他本人和他那位著名的朋友时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经典性的论点异常鲜明有力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往往被人忽视的那一方面。而忽视那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4]按照这一要求，当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现实实践时，决不能简单照搬经典作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某些具体结论，而是要从新的实际出发，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和探索所遇到的新的问题，并努力得出新的结论。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正确运用这一理论，更谈不上有效发挥其指导作用。

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做过进一步的具体说明。他们首先肯定，“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同时又特别提醒读者：“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 ^[5]从那时起到现在，又有一百多年过去了，今天的实际与当年更是不同。如果在这样的全新历史条件下，仍要照搬《宣言》中提出的某些具体措施，试图以此与当代实践“对号”，岂不更加荒诞？对于《共产党宣言》所包含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然要认真学习和把握；但这些原理只是为我们提供了研究问题的方法论指导，而不能代替对实际问题的研究，尤其是不能代替对于不同历史条件下存在重大差异的实际问题的研究。进行这样的研究，当然并不那么容易，但却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实践的必经之路，舍此别无他途。

对于如何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我们党曾进行过长期的探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也曾发生过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致使革命事业遭受了重大损失。正是在总结和汲取这些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性地探索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最终走出了一条适合于中国情况的特殊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又经历了各种曲折，其中也包括教条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思想僵化停滞，结果在实践中造成危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党下气力进行拨乱反正，重新恢复和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实际出发探索和解决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大力推进改革开放，最终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道路。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各个领域不断深入展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实践证明，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对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进行新的研究和探索，才能取得预期的成功，否则就会遭到失败。

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指南而不是教条，主张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这里还有必要进一步指出，应充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功能。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处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层次，其基本原理也相应地具有最为根本的指导意义。正因为此，我们党历来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研究，并运用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的：“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澄清一些不正确的理解和观念，如把哲学看作是一种远离现实的抽象理论，是空洞的“玄学”，或者是可学可不学的“无用之学”；这样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是十分错误的。应该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一开始便不是那种“书斋学问”，而是着眼于现实实践；它所实现的革命变革正是在于使哲学的性质和功能发生了根本改变。马克思特别强调：“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6]此外，还应注意防止那种“以西解马”、试图以现代西方哲学某些流派的观点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错误倾向和做法；一些人以此为由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世界观性质及其指导意义，是不能够站住脚的，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澄清。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统一，应处理好坚持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在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中也处于根本指导地位。但一些人总是对此抱有疑问：马克思主义理论毕竟产生于19世纪，如今世界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它还能否适合于当代实践的新情况和新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已经过时，还能否起到指导作用？在当代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这一问题也必须做出明确回答。青年人思想活跃，追求新知，是一个很大的优点；但若缺乏正确的方法，也容易走向极端，发生偏差。

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质入手。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人类长期实践和认识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重大科学成果；它不是那种仅仅从主观愿望出发而随意构造的非科学的观念体系，而是以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以各领域的科学研究为依据的科学思想体系。作为这样一种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普遍的真理性。虽然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许多重大变化，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不过时，它在当代实践中的根本指导意义并没有改变。如大家所看到的，当代资本主义与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时候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则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但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依然存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趋势并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不过时。至于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中处于最根本地位、作为它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基本原理更是不容否定，因为它所揭示的是自然领域、社会领域以及人类思维领域中最一般的规律，这些规律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上都普遍存在，并不会因为过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就发生改变。因此，在当代社会发展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继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其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理应继续坚持。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人类认识的具体成果，又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统一，因而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积累的过程，每一代人的科学认识活动都为绝对真理的长河增添了新的成果，但他们又都是在当时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认识，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制约，其认识成果也就具有相对真理的属性。后人总是要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做出新的探索，将认识过程不断向前推进。恩格斯曾指出：“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才能得到解决” ^[7]。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也同样是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19世纪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创立马克思主义的，他们所取得的只能是当时条件下所能够取得的认识成果。在一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当然不能停滞在这些已有的成果上，而应与时俱进，从时代的高度研究新的条件下的新的问题，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当代社会主义的新实践，努力取得新的认识成果，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包括作为其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应在概括总结新的实践以及各门具体科学发展的新的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和拓展自己的研究，而决不能停滞不前。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应该继续坚持，同时又要不断发展。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是辩证统一的，坚持与发展也应该辩证地统一起来。发展应是以继承和坚持已有成果为基础的发展，而坚持则是在不断推进的发展过程中的坚持，两者相互联结，不能分割。从历史上看，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一开始便是以这一科学态度对待自己的学说；之后，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以及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的实践中，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了积极贡献。在中国，我们党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运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同时又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新的理论研究和探索，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和时代化，由此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一个是毛泽东思想，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成果前后相继，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持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也都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写在了党的旗帜上。当前，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在党中央领导下，大力实施“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我们必须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同时又要在新的实践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新的成果，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继续保持应有的生机和活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4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1页。

[4]《列宁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4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7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63页。

（作者：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

（来源：《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