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乱而治:俄罗斯15年进程的核心事实观察

作者:徐向梅    发布时间:2010年03月15日    

在写作《由乱而治——俄罗斯政治历程(19902005)》一书的过程中,不,确切地说,应该是在多年从事俄罗斯问题研究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些问题,经历了近7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和曲折之后,庞大的苏联如何在一夕之间解体了?新生的俄罗斯为什么会选择那样一种激进的转轨方式?20世纪90年代风起云涌的俄罗斯政坛到底是哪些因素在其中角力?普京为什么能取得如此闪光的政绩,经济迅速恢复和持续增长,政治稳定而可控,社会广泛认同?经过了普京的坚强整肃之后,俄罗斯何时能够重新崛起?在过去的十几年间,这个欧亚大国从经济衰败、政治和社会动荡,到今天的增长、秩序和复兴,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历程引人关注。

◆“乱”: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当时的基本政治生态

1991年底,有着近7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俄罗斯作为最大的继承人在旧联盟的废墟上站立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的改革是激进快速的、推倒重来式的、“革命性”的变革:迅速推翻苏联几十年来形成的旧苏维埃政体,代之以议会民主、多党制、三权分立的西方式民主制度;在政治民主框架确立后,立即推行了以“休克疗法”和大规模私有化运动为标志的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方案。改革之初,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所渴求的迅速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并使之不可逆转的愿望实现了,但与此相伴的是一落千丈的经济、动荡的社会和政局。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都迅速衰落。

1998年横扫全国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之后,俄罗斯的政治局势进入了最混乱和动荡的时期,经济一片萧条,政坛一片混乱,南部车臣战火又起,普京就是在俄罗斯人民濒临绝望的境况下,崛起于俄罗斯政坛的。

◆治:务实的政策使俄罗斯不再风云变幻

在普京总统的第一任期内,他对俄罗斯政治、经济和国防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整肃。普京在保持了政治继承性的基础上调整政府组成,理顺总统与议会的关系,重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利,建立总统垂直控制的国家权力体系,惩治敢于觊觎政治权力的寡头,坚决打击恐怖主义。俄罗斯政坛不再像叶利钦时代那样的风云变幻,普京为俄罗斯赢得了政治稳定,也为实现经济发展建构了前提。

在经济方面,普京依然堪称是自由主义经济的支持者。但是,他更强调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强调建立一种“可控制”的市场经济,改革涉及到财税体制、银行系统、土地制度等一系列重要环节。在有利的世界能源价格环境下,俄罗斯摆脱了困扰整个叶利钦时代的经济衰退,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在外交领域,俄罗斯放弃了帝国的幻梦,实现了从浪漫主义到实用主义的回归,在普京的全球穿梭外交中,俄罗斯寻找到了符合自身国家实力的国际位置,在为国内经济利益服务的宗旨下,赢得了世界更广泛的尊重。

普京的第一任期并非不存在问题,他对国家的治理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都有批评和指责,但是无论如何,是普京执政为俄罗斯的老百姓带来了安宁,带来了收入增长和生活的改善,带来了久违的大国自豪感,而这些无疑是比所谓的“独裁”和“专制”更能深入人心的东西。也正是因此,普京才能赢得居高不下的社会支持率。现在,第二任期过半,面对俄罗斯政界和社会要求总统连选连任的呼声,普京多次予以拒绝,表示要尊重宪法,尊重已经确立的民主体制。

◆关于俄罗斯由乱而治进程的思考

在俄罗斯十几年的由乱而治的历程中,有一些特别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是叶利钦时代俄罗斯改革道路选择的评价问题。激进的政治民主和经济市场化改革确立了议会民主、多党制、三权分立的西方式民主制度,却引发了经济的滑坡以及社会的动荡,从而引致了国内国际学界对叶利钦改革道路的一片谴责之声,有人将俄罗斯这段时期的改革称为“罪恶的资本主义”。但是,剥开混乱的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外衣,仔细梳理,我们可以发现,自1993年以全民公决的方式通过新宪法后,俄罗斯没有再发生过严重的政治对抗,尽管整个上世纪90年代社会动荡、政局不稳,但各种派别各种层面的政治力量斗争基本是在宪法的框架下进行的。“宪政民主”体制的建立应该说是叶利钦时代最重要的改革成果。也许我们无法测算和估量,民主政体的确立和逐渐成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经济改革起到推进作用。但有一点可以确认,尽管俄罗斯的老百姓对上世纪90年代有诸多的抱怨,有诸多的承担,但是在每一次赋予他们权力的选择中,他们都选择了对既定改革道路的支持,比如,19913月对是否实行总统制的全民公决,199312月对新宪法的全民公决以及作为认可改革政策体现的对历次总统选举的投票。这说明了什么呢,我想至少可以说明,俄罗斯的居民们对旧苏联体制义无反顾的摒弃和他们对民主的尊重以及对经济改革前景的期待。单从这一点,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说叶利钦时期改革道路就是错误的,尽管它也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调整,这也正是其继任普京所要做和正在做的事情。

二是“可控民主”政治制度问题。普京走上俄罗斯政治舞台之后的一个半任期内,有效地化解了府院之争、削弱了地方势力,将俄罗斯政坛上的各大主体——政府、议会、各联邦主体、各主要政党和媒体悉数控制在手中。在俄罗斯宪政体制的格局内,一种中央集权的垂直的国家政权体系得以确立,一种权威主义的治国模式——“可控民主”制度基本形成。

在转轨之初、特定的国内国际环境下,“可控民主”作为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保持政治稳定和打击恐怖主义而采取的过渡形式,作为俄罗斯强国路途中的一个步骤,应该说是基于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的一种合适的选择。在这种新的政权体制下,总统掌握的权力资源得到极大增强,反对派已基本失去制约力量。无疑,总统的绝对控制力量保证了各种政令、法案的通过畅行无阻,使克里姆林宫各项改革政策能够顺利推行。但是,总统的权力超越了一切社会政治力量,国家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之间也就失去了有效的制衡,在国家统一和可控的目标下潜藏着一种危机,那就是俄罗斯的命运过于维系于普京。

三是普京时代的改革道路与叶利钦时代改革道路的关系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普京的改革道路就是对叶利钦道路的摒弃和否定,其实不然。因为不管是“可控民主”,还是“可控制的市场经济”,终究是在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框架内,叶利钦时代所通过的宪法、确立的国家政体和基本的民主原则都依然存在,市场经济制度的架构和方向都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在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实现方式中强调加强国家的控制和调节作用,改变的只是对叶利钦时代一些过激政策和措施的调整,而所有这些调整正是根基于已经建立起来的民主和市场制度。

如果说到叶利钦时代与普京时代的最大不同可能就在于,叶利钦强调的市场与民主是西方式的,而普京的公式里则在市场和民主之外加上了俄罗斯现实。普京采取渐进的、逐步的和审慎的方法,并非是指对叶利钦改革道路的抛弃,因为当采取了激进的方式完成制度变革之后,所有的制度磨合、修补与调整的过程都只能是渐进式的。事实上,这种渐进式调整在叶利钦时代中后期包括切尔诺梅尔金、特别是普里马科夫任总理时已经开始了,只是由于不停的政府危机、人员更迭而少有成效。

叶利钦道路与普京道路不是能够割裂开来看的,应该是二者的有机相加才是真正的俄罗斯的道路。这种道路概括地说,就是:从计划到市场经济的转轨采取的是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甚至政治改革先行的办法,在宪政民主框架建立之后,用激进的方式实现对旧经济制度的破除和新经济制度的确立,再以渐进的方式对新制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摩擦和不适进行修补和调整。

《由乱而治》从1990年写到了2005年底,而俄罗斯依然在改革和发展之中。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的复兴仍然需要时间和空间,仍然可能经历挫折或失败,但是,笼罩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上空的阴霾已经散去,这个时候应该说不远了。

(来源:《北京日报》理论版20061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