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学者研究苏联解体的主要特点

在我国，有关苏联解体问题的研究20年来一直没有沉寂过，其中以上世纪90年代为最热，除了发表在各种学术杂志上的文章，也出版了很多相关的著作。其中尤以宫达非主编的《苏联剧变新探》（1998）、陆南泉和姜长斌主编的《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1999）为代表，这两本书都强调斯大林模式是苏联剧变的“深层根源”，体制问题是根本。最近几年，中国学者研究苏联问题的重心依然放在探究苏联社会主义失败、苏联解体的原因以及从苏联剧变中吸取哪些教训上，只是研究的方法有些改变，更重视利用解密的档案去梳理历史，探究苏联方方面面的问题，出版了《苏共执政模式研究》（2010，周尚文等著）、三卷本《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2009，沈志华主编）、三卷本《苏联真相——对101 个重要问题的思考》（2011，陆南泉等主编）等著作。

纵观前后20年，研究苏联解体原因的思路和范畴没有太大的变化，总体来说，研究者都同意苏联解体是由综合性因素造成：历史的、现实的、国内的、国际的、政治经济的、思想文化的，等等。研究的视角包括体制原因、执政党问题、民族问题、改革失误或者是个人因素等几个方面，观点上变化不大。不过谈论西方“和平演变”的声音不多了。还有一个现象就是随着苏联史问题研究的深入，国内形成了比较鲜明的两派，在是否存在“斯大林模式”、俄罗斯是否掀起重评斯大林热、斯大林大清洗的数字等问题上说法不一。

国内学界有关苏联解体问题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下面几个角度。

(一) 思想理论滞后。这主要是指苏共在思想理论战线上长期的教条主义倾向和社会主义理论的严重滞后与匮乏, 导致其决策频频失误, 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二）体制根源——对斯大林模式的批判。苏联的危机实际上是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危机，苏联没有建立起一个公正、和谐的社会，自由和民主只停留在纸面上，苏联时代的历次改革都没有突破这种模式。体制问题一般都是从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和政治体制的僵化来谈的。

（三）苏共自身的蜕化变质。社科院李慎明主持的《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课题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作为执政党的苏共本身的蜕化变质，是它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蜕变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对此，国内学界有不同意见，前驻俄大使李凤林在《苏联真相》序言中指出，从制度层面去分析，苏共长期以来存在的严重弊端，如高度集权、缺乏民主与有效的监督机制、领导干部思想僵化、脱离群众、破坏法制、个人崇拜和特权盛行、“在册权贵”的形成、不断出现政策失误等等，正是在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产生的，产生后又由这种制度保证上述弊端的长期存在并发展。

（四）民族问题严重。从民族问题的角度分析苏联的论著很多, 普遍认为民族理论和国家建制上存在巨大缺陷；斯大林时代错误的民族政策埋下了民族矛盾激化的祸根。

（五）改革及其失误成为直接诱因。有关戈尔巴乔夫改革及其失误对苏联解体的作用，学术界也存在分歧。共同之处是都承认它对苏联解体的影响。有认为主要是因为改革的政治方向不对，有认为包括戈尔巴乔夫改革在内的苏联改革长期未能摆脱传统体制的束缚,依然停留在运行机制的浅层次上,有认为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在经济领域中所推行的许多决策是不适用甚至是错误的。中央党校左凤荣在2011年《俄罗斯学刊》第一期上发表的文章中专门谈到戈尔巴乔夫改革所犯的战略性错误，包括：用行政手段开展“加速战略”和反酗酒运动；实行一切权利归苏维埃；拖延了革新联盟；拖延了党的改革。后面两条也是戈尔巴乔夫在去年苏联改革25年接受采访中公开承认的两大错误^①。

（六）个人因素的作用。探讨个人因素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我国理论界主要着眼于斯大林和戈尔巴乔夫。也有些学者追溯到列宁、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认为他们都对苏联解体负有间接责任。有学者特别提出要注意地方精英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苏联解体最主要的干将是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正是他们成了苏联的掘墓人。

（七）外因的作用。外因的作用显然是存在的，比如冷战和军备竞赛,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东欧剧变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促动因素, 东欧和苏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不过外因方面不存在大的争论，近些年也谈论不多。

二、应该关注的几个视角

谈苏联解体问题已经20年了，正像前文指出的，其中有关政治、经济、民族问题等等角度都涉及到，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几个视角关注不够。

其一是经济视角。苏联经济在封闭的表象背后已经渐渐融入世界，特别是60—70年代以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渐露端倪。至1989年苏联的进出口总额已达2200多亿美元，甚至超过了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赖一方面体现于粮食进口。1980—1990年间，苏联成为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在世界粮食进口总额中占16.4%。依赖另一方面体现于石油出口。1980年前后，石油和天然气已占到苏联向经合组织国家出口额的67%。按照俄前总理盖达尔的说法，苏联的“外贸平衡、收支平衡、居民的粮食供应、保持政治稳定，全都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垦荒地的天然气怎样、石油开采的状况如何。”^②问题严重的是恰在苏联经济越来越依赖于粮食进口和石油出口的时候，80年代中后期，遭遇了国际市场粮食价格暴涨、石油价格快速且持续下跌，这就造成了苏联经济空前的困难。

在俄国历史上因为粮食和饥饿问题引发的各种运动和革命不在少数，1917年二月革命的发端甚至就是“面包骚动”，大概谁都没有想到，就是从“面包骚动”开始，短短八天之内就埋葬了存续300年之久的罗曼诺夫王朝。粮食危机、石油出口依赖归根结底是苏联经济固有的结构问题。

其二是舆论视角。舆论问题不是没有人谈到，但始终是比较敏感。公开性和民主化原则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受到老百姓欢迎的东西，据称当时苏联的状况是报刊亭前时常排起长队，每天的报纸经常在两小时内销售一空，戈尔巴乔夫的这一倡议所释放出来的媒体和舆论的力量可能是他自己也始料不及的，是导致形势失控的一个重要因素。苏联体制无疑是存在许多弊端的，现实生活中也是有很多不满和无奈的，媒体的渲染、舆论的导向使得在国家面临严重危机情况下的社会更加迷茫，正如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所说的，“帮助制造了那种普遍的不满意识、那种一致的公众舆论……从而制造了对革命变革的实际要求”。^③

其三是武装力量视角。我注意到今年戈尔巴乔夫在接受一些西方媒体采访时谈到的一些细节，比如在对苏联解体有着重要影响的两个事件的处理上。一个是1991年“8.19”事件——断送了正在拟议中的新联盟条约，苏联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前两个月，戈尔巴乔夫就从布什总统处获知了行动内容，甚至行动小组名单，但是他无所作为。另一个事件是1991年12月8日直接葬送了苏联的别洛韦日协定，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总统聚集在白俄罗斯的明斯克签署解散苏联、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别洛韦日协定的时候，有人建议戈尔巴乔夫采取强制措施软禁叶利钦等三人。用戈尔巴乔夫自己的话说，在任何情况下不动用武力，不采取强制措施是他始终的道德信条。事实上不只是戈尔巴乔夫个人的道德主张或者个性原因，苏联在阿富汗战败导致苏军内部产生严重的厌战情绪，苏联的公开性和民主化改革所导致的社会迷茫也蔓延到军队，高级将领在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多采取旁观态度，这些都是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武装力量缺失的原因。盖达尔在其《帝国的衰亡》一书中有一句话：“当一个国家失去了对暴力的垄断，甚至连使用暴力的能力都丧失了的话，就不成其为国家了。”^④

三、苏联解体教训之我见

在苏联解体问题上，存在不同的说法，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予以解读，中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激烈的争论甚至对立。我个人认为，苏联解体从根源上的确是体制问题，是体制造成的所有弊端使苏联共产党在人民中丧失了威信，使人民对政权、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失去了信心。如果这种体制继续下去，剧变的出现是迟早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苏联解体却可以不在那个时候发生，如果改革得当，甚至也可以不发生。

体制问题存在了几十年，80年代中期以前依然是稳固的；苏联经济存在严重的结构问题，出现粮食危机，与西方存在很大的差距，但是依然保持着不太高的增长，并不是完全的真正意义上的“停滞”；腐败问题、特权阶层问题的确很严重，但是相比今天的俄罗斯，也并非致命问题；苏共党内存在的干部任命制和职务终身制、缺乏理论创新等问题的确从长期上是危及党的生命力的问题，但也不一定是会导致其顷刻间崩塌的因素；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也并不是戈尔巴乔夫上台才开始的；等等。也许正像戈尔巴乔夫自己后来说的，如果他没有在那个时候启动那样的大规模的改革，也许他今天还坐在总书记的位置上。西方政界和学界在苏联解体前也都认为苏联至少还会稳定存在几十年。

从长远上看，改革势在必行。问题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当时的苏共领导集团在改革的战略选择上、在改革步骤的控制上都存在严重的失误，既没有一套整体的改革战略，又没有“摸着石头过河”的耐心（这与俄罗斯人的性格有关），在国家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情况下，经济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处理民族问题一股脑地应对，而同时在“民主化”、“公开性”的大潮下，整个社会、舆论、人心都失去了控制。而且由于戈尔巴乔夫个人品性的关系，又在许多紧要关头拒绝使用强制措施，从而导致局面失控，改革就像开启了潘多拉魔盒。因此我认为，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自然要关注前述诸多方面，如体制弊端、民族问题、党的建设等等方面，改革大势所趋。但是如何选择改革策略、如何保持改革在一条可控的轨道上运行至关重要。

四、俄罗斯有关1991年、苏联解体和戈尔巴乔夫的民意调查

有关苏联解体问题，政界、学界的分析总是比较理性，看看俄罗斯普通百姓的观点也是很有益的。

2011年2月19—20日，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做了两项社会调查，分别在3月1日和2日公布了结果。^⑤

第一项调查的主题为《回顾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首任和末任总统的失败与成就》。调查显示，在过去的十年间俄罗斯人对戈尔巴乔夫的态度产生了一定的变化。尽管今天大多数俄罗斯人依然难以对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作出肯定的评价（73%），但是对他表示愤慨的人已经从2001年的30%下降到2011年的20%，表示厌恶的人从9%下降到5%。当然与此同时，表示好感和同情的人也从16%下降到5%，表示尊敬的人从15%下降到10%。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对他表示冷淡甚至漠不关心的人从25%上升到47%。今天的俄罗斯人把引入民主自由、赋予企业家活动权利和结束冷战视为戈尔巴乔夫执政年代的主要功绩，而把苏联解体、国家衰落、无序、把国家出卖给西方和改革不能贯穿始终等视为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主要过失。

第二项调查的主题是《苏联解体是不可避免的还是偶然事件？》，俄罗斯人对于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意见不一。42%的人认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中所起的作用是第一位的，37%的人认为，苏联反正会解体，即便坐在戈尔巴乔夫岗位上的是别的政治家。年轻人倾向于后一种观点（41%），而老年人则倾向于前一种观点（57%）。持前一种观点的主要是俄共支持者（70%），不富裕的受访者（49%），以及中等城市的居民（49%）。持后一种观点的主要是自由民主党的支持者（42%），富裕的俄罗斯人（44%），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居民（49%）。

2011年3月19—20日，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做了一项社会调查，主题为《20年后看苏联解体》^⑥。其中几个问题很有意思。第一个是，1991年3月全民公决，您是支持还是反对保存苏联，在2001年3月的调查中有37%的人表示投了赞成票，3%的人投了反对票，而2011年3月的调查中有18%的人表示投了赞成票，2%的人投了反对票。第二个问题：如果今天让您投票，您是支持还是反对保存苏联，回答是56%的人支持，22%的人反对。第三个问题：对苏联解体，您是否感到遗憾？在这个问题上社会舆论基金会公布了从1992年以来多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出一个变化的曲线，感到遗憾的人1992年是69%，1997年84%，1999年85%，2001年79%，2006年62%，2011年59%。第四个问题：您认为总的来说从苏联解体中俄罗斯是赢了还是输了？2001年调查中有15%的人认为赢了，71%的人认为输了；2011年两个数据分别是20%和53%。最后一个问题：您认为谁应该对苏联解体负最大的责任？1995年的调查数据显示：认为戈尔巴乔夫应负最大责任的有44%的受访者，认为叶利钦的有16%，认为其他共和国领导人的9%，认为“8.19”事变组织者的5%。2011年的调查上述数据分别为38%、20%、4%和5%。

2011年8月13—14日，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针对《回忆1991年：苏联解体、叛乱、第一台个人电脑……》主题进行了社会调查，意在了解在俄罗斯人的眼中1991年哪些事件最重要，结果于10月14日公布。^⑦

在今天俄罗斯人的眼里，苏联解体和独联体的建立是1991年最重要的事件（48%），占第二位的是8月叛乱，紧急状态委员会试图解除戈尔巴乔夫总统职务（40%）。此外，受访者认为世界第一台个人电脑的问世^⑧（17%）以及世界第一家互联网的建立（15%）其重要性不亚于保存苏联的全民公决、美国与苏联签订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以及叶利钦领导改革政府（15%）。1991年最重要的事件还有禁止苏共活动（10%）、“沙漠风暴”军事行动（9%）、华沙条约组织解散（5%）。

受访者越年轻，越是难于评估1991年究竟哪些事件最重要。对年轻人来说可能是一些事件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对老年人来说则是另一些事件。比如，对老年人来说，苏联解体（56%）、八月叛乱（52%）和保存苏联的全民公决（24%）是最重要的事件；对年轻人来说，更重要的则是第一台个人电脑的问世（23—24%）和“沙漠风暴”行动（24%）。

今年是苏联解体20年，有关苏联解体原因及其后果的话题在世界范围都受到热议。从一个大国的肢解的角度，几乎没有人不为之惋惜，不过俄罗斯人已经能够平静地看待所发生的一切，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事件对于他们来说越来越成为历史。正像普京所说：“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生活在继续，一个民主的、现代化的俄罗斯是他们今天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