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亚太地区安全格局中的大国关系

冷战结束后五年来，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相对稳定。首先，尽管地区内可能在不久将来发生对抗的"潜在因素"仍然存在，并且还可能出现新的矛盾和危机"热点"，但是就目前来说，这些问题都处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其次，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和合作化，已开始为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所认同，并把加速发展经济、推动国内调整改革作为内外政策的优先目标，对安全与发展的成本代价之比的评估已与过去完全不同，通过合作而不是对抗，所得收益更大些也更显著。

就目前而言，亚太地区各国并不存在着受到某一国家或由某几个国家结成的针对性极强的"安全威胁"，或者说是"共同的敌人"。另一方面，世界格局多极化也影响着亚太地区安全关系朝着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当前稳定与和平的局面。因此，从亚太地区目前以寻求经济发展、推动多边安全保障对话、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端的发展主导趋势判断，估计在近期内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区域，发生紧张对抗和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

在建立冷战后跨世纪的亚太安全新体制、新秩序过程中，大国战略、大国关系仍将对亚太地区安全起着决定性和主导的作用。这里所说的"大国"，是指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包括东盟。目前，影响地区安全格局的"五大力量"都对其安全战略进行重新谋划，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对各大国间关系的重组和调整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

就美国而言，其对外战略是"欧亚并重"、"两翼推进"。在亚太地区，其主要战略目标是推动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１９９１年底，布什政府首次提出这一设想，即建立一个以美国为核心，以美日政治、经济、安全同盟为主体、以美国与韩国、澳大利、东盟的双边关系为基础，以亚太经济合作为框架组织，以类似"扇形辐射"结构把亚太地区各国包容在内，最终达到以美国为主导的冷战后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安全新秩序的形成。克林顿总统在１９９３年７月将这一构想更加明确具体化，即在经济方面，强调加强美日之间形成"新的伙伴关系"和以亚太经合组织作为推动地区经济合作与贸易自由化的主体；在政治方面，大力推广"自由"、"人权"和"民主化"价值观和政治制度，认为这是实现亚太地区"和平、繁荣与稳定的最佳保障"；在安全方面，重申美国将继续维持部署在日本、韩国以及整个亚太地区的１０万驻军，承担军事义务，保持由条约形式确认的联盟，以此作为亚太地区"安全保障核心"和扮演地区军事力量"平衡者"角色。改变以往做法，积极参与并企图主导地区安全多边对话进程，并想把亚太经合组织议题扩展到安全领域，使之机制化。美国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在冷战后亚太地区错综复杂的大国关系调整过程中，达到制约日本、约束中国、拉拢和牵制东盟、排斥俄罗斯。

日本的对外战略以亚太为重点，其亚太战略正在从"经济大国"战略向"政治大国"战略转变。经济上，力求"悄悄地取代美国而成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伙伴"， 与美国争夺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主导权，充当亚洲利益的"代言人"。政治上，更强调"自主性"，力求成为亚太地区举足轻重的"政治大国"。在安全上，一方面大幅度增加军费开支，更新武器装备，将其过去有限的军事防御范围向外延伸，从日本周围逐步向南扩大，以保护日本的"海上生命线"。另一方面，积极推动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日本的战略意图也很明确：即增大日本在亚太事务中的影响力，推动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朝着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使日本真正成为与其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政治大国。

从1994年起，俄罗斯的亚太外交十分活跃，一方面十分注重加强与中国、韩国、东盟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合作关系，重新介入朝鲜半岛事务，向一些国家出售武器和装备，以扩大其影响力。另一方面，试图进入亚太经合组织和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为推动俄远东地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的目标有两个：一是重新确立俄在亚太地区的大国地位，维护和扩大自身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二是把"亚太外交"作为"美欧外交"的平衡，在战略上对美欧进行牵制，以抗衡美国力图削弱、限制俄罗斯的企图。

东盟作为亚太地区新兴的集团力量实行了对内加快经济一体化和扩大成员国以及加强政治磋商、对外以推动地区安全对话为主的两者并重战略，借此周旋于各大国之间，利用大国间相互制衡关系，提高东盟在亚太地区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加大影响力，确保自身的发展与安全。如将东盟六国扩大为"十国集团"；要求美国保持在亚太的军事力量作为安全保障的力量平衡；积极加强与中国的政治对话，邀请中国参加亚太多边安全对话体系；抵制美日主导亚太经济合作的企图，反对美国在亚太地区推行"人权外交"的强权政治行径。

从上述四大力量的战略意图和目标来看，彼此间都有所不同，但其中有一点是共同的：不管是主观意图还是客观结果，四大力量都希望保持亚太地区和平、稳定，都希望通过"以已为主"的方式加强无论是双边的还是多边的对话、合作。因此，这四大力量之间的关系具有五个基本特点：（１）相互不再进行军事对抗和对本国构成直接的军事威胁，因而爆发直接的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也不会为争夺势力范围而介入争端，幕后策动代理人之间的战争。（２）共同的利益领域、层面在扩大，尤其是互以对方为促进国内发展的重要市场，推进地区经济合作和贸易自由化，都希望保持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３）各方关系表现为合作与竞争、磨擦与协调、斗争与妥协并存和相互交替。每对关系又都有各自的共同点和争执点，但都力图将争执点控制所争执的问题本身不使之扩大到使整个双边关系恶化。（５）相互之间的关系目前仍处调整时期，尚未完全定型，相互关系会不时因矛盾、分歧突出或由于一些"不确定因素"和未来预期性估价不同，而出现起伏和波折。

五个基本特点中的第五点，是目前及今后左右亚太安全形势的一个最重要因素。主要理由是：第一，亚太地区大国关系多极化格局已经确立，但各自力量非常不平衡。也就是说，"一超多强"是多极化的基本特征，美国是影响亚太地区安全稳定的"最大因素"。所谓"最大因素"的含义有五个方面：一是美国的战略目标和政策意图，即它对维护亚太地区安全稳定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才是合适的、相称的，是"主导"还是"平衡"？二是美国如何判断其他大国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怎样妥善处理美国与其它大国之间的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是中日美"三角关系"。虽然美日两国一再解释新的日美安全同盟并不针对第三方，但是这将使有利于亚太安全稳定的"多极化"格局可能倒退到冷战时代的军备竞赛和形成新的军事集团间的危险对抗，有悖于冷战后亚太地区呈现的和平与发展的良好趋势。三是亚太地区目前存在着一些"不确定因素"。它包括各主要大国安全战略的走向，大国之间关系中的新旧矛盾发生怎样的变化，以及处理大国间双边和多边关系的方式。显然，美国的战略意图和政策做法，是各大国关注的焦点，或者说是美国是大国间"主要矛盾的焦点"。四是亚太地区潜在的冲突热

点尚未完全消除，如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南中国海。这些问题都直接涉及到美国的态度和政策。按美国的说法，都关系到美国在亚太地区至关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美国直接插手和干预这些问题的基本方针和目前做法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不会改变。五是亚太地区的军费开支上升比例在冷战后全球各地区中是最高的，而美国是最大的武器销售国，其销售政策包含着很强的政治和战略意图，这有可能导致各国间的相互猜疑和加剧潜在的军事对抗，例如在亚太地区大搞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装备和技术以平衡中国大陆的军力。

第二，日本今后的走向对大国关系和亚太安全与稳定所带来的影响也值得关注。冷战后的日本正处在历史转折时期。继本世纪３０年代走上军国主义和对外侵略扩张道路，到成为战败国而走上民主改革、专守防卫的发展道路之后，现在正面临着其现代史上的第三次战略选择。冷战后日本国内新政治保守主义思潮日益抬头，"经济大国"意识已成过去，充当"政治大国"的愿望不断增强，步伐加快，日本会不会进一步成为军事大国呢？日本的军事开支已仅次于美国，名列全球第二，继续增强日本军力仍然是当前及今后安全战略的重要目标，并且提出日本安全面临"多样化"、"多方面"的威胁，以借助强化美日安全同盟关系扩大日本军事防卫的范围，有些强硬势力还提出日本也应制造和拥有核武器。亨利?基辛格曾分析认为，下个世纪日本可能将成为军事大国。日本军事战略权威评论家江田谦介在他1996年出版的《军事大国日本的走向》一书中论道：日本政府一再保证的"绝不做军事大国"只是一句空话，事实上"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军事大国"了。虽然日本迈向军事大国道路仍受宪法上的很大约束，但情况也在发生一些变化。今年5月3日，是日本战后宪法实施五十周

年。为此，3月15—16日，日本《读卖新闻》社就国民对现代宪法的意识进行了全国舆论调查，其结果是：要求修改的人数占45%，连续５年超过主张"不修改为好"的人数。而且，以讨论修改问题为中心，认为应该就宪法问题展开讨论的人数竟占70%以上，创历史最高纪录。回答现实与宪法第九条有关"放弃战争、自卫队"相矛盾的人数占46%。当然，"人们普遍都认识到，现行宪法对战后日本的和平与经济的繁荣做出了贡献"。该报评论说，"这表明把讨论宪法问题视为禁忌的想法已成过去。"自1993年调查以来，"修改赞成派一直占多数，以谋求摆脱'一国和平主义'"。"感到宪法的规定与现实相矛盾的人占三分之二，目前正在产生着一些已经实行了半个世纪的宪法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因此，日本是否会走上军事大国的道路，现在还不能完全肯定。一旦日本决意走军事大国道路，考虑到日本至今对二战侵略历史的认识仍缺乏全面深刻地反省，那么必将会对亚太地区大国关系以至对地区的安全稳定带来极大的冲击。

第三，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否也关系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中美关系是亚太地区诸大国之间中"问题最多"的双边关系，最为脆弱也波折起伏最大。中美之间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方式不同，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也各自相异，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但从80年代中期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中美之间磨擦和冲突几乎不断，两国关系跌宕起伏，其主要原因在于三个方面：一是美国把台湾视为"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将它纳入美国亚太战略部署中的一个"关键锁链"，把台湾问题作为抑制中国的"战略筹码"，向台湾出售先进的武器装备。二是美国对中国今后发展的前景和亚太战略意图的判断和预测有明显的错误，认为正在崛起的中国将对美国构成挑战，威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成为美国未来面对的"强大对手"和"潜在敌人"。三是美国在两国关系中"制造矛盾"并不断纠缠诸如人权、武器扩散、最惠国待遇、贸易逆差、知识产权、香港等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单方面施加压力或威胁实行制裁。 中美关系十分重要，可以说是决定亚太地区安全稳定前途的一对"最重要的大国关系"。中美关系的好坏牵动亚太地区安全稳定的大局，影响地区内五大力量之间的关系走向。要使中美关系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就应当本着"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宗旨，建立"一种广泛的建设性的关系"。（见1992年12月1日和12月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具体来说，首先，要从21世纪的战略高度，从亚太地区和全球和平与发展的角度，来看待保持和促进中美关系朝着健康、稳定与形成建设性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其次，要本着彼此尊重、相互平等的态度寻求双边关系和在亚太地区的"共同点"，扩大合作领域，增进相互间的共同利益。第三，在不干涉内政的前提下，就两国间存在着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平等对话、协商谈判，不使因某一个问题的分歧和争执影响到两国关系的全局。第四，在台湾问题上履行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所作的承诺：奉行"一个中国"和"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政策，减少和最终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不与台湾发展官方关系，不支持台湾的"务实外交"和"重返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机构的活动。

亚太地区大国关系对于地区安全与稳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冷战后亚太地区发展变化过程中，随着诸如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人口增长、民族矛盾、跨国犯罪、恐怖主义、走私贩毒以及领土、岛屿和海洋权益争端等问题的日益突出，是影响和威胁亚太地区安全稳定的不可忽视的长期重要的"因素"。因而，地区安全的概念和含义也应随之扩大，加强各国间在这些问题上的对话、谈判、协商、合作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二、 中国的亚太地区安全政策

中国的亚太战略方针十分明确，即确保一个长期和平、稳定、安全的周边环境为基本目标，以利于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以利于在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加强地区经济合作和促进其他领域的广泛对话和合作。为此，中国从这一根本利益和战略目标出发，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准则前提下，在亚太地区奉行了积极的、促进和平与稳定的政策。

（１）中国绝不在亚太周边地区谋求势力范围，不与任何国家结成战略联盟，也反对其他大国争夺或划分势力范围，不赞成其他大国之间结成明显针对第三方的军事联盟。当然，更不允许把中国或中国的一部分纳入别国的势力范围，以及任何侵犯中国的主权或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的行为。

（２）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对亚太地区实行长期睦邻友好外交。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周边国家进一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推动高层互访，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对与一些国家之间存在的边界纠纷、领土争端，主张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在条件不成熟时则搁置争议，维持现状，或搞共同开发。

（３）加强与亚太地区主要国家间的军事合作交流和军事人员往来，增加国防透明度，采取军事信任措施，裁军百万，削减边界军事力量，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并积极参加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对话和政治磋商，尤其是东盟"地区论坛"。

（４）重申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不威胁周边地区任何国家，不谋求亚太地区霸权，不称霸，即使今后强大了也不称霸。对于亚太地区海上通道的安全保障问题，主张应由亚太地区有关国家通过讨论协商共同解决，中国既无意图也无能力去单独控制亚太地区海上通道。

（５）强调从２１世纪的战略高度，在互相尊重、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与亚太地区其他大国的关系，增进相互信任，减少分歧，不搞对抗，寻求共同利益，扩大合作领域和范围，推动亚太地区继续朝着多极化和建立一个有利于长期和平、稳定、安全的新秩序方向发展。

在过去几年，中国在维护周边地区安全与稳定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重大进展。1993年9月，中国与印度就在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和安定"达成协议，一致同意在最终达成解决领土争端方案之前相互尊重中印边境上的"实际控制线"，为确保两国边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奠定了基础。 1996年11月，江泽民主席在访问印度期间，两国又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 为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创造了良好的政治和军事条件。1994年9月，中国与俄罗斯就双边安全合作达成协议，发表了《中俄两国首脑关于不将本国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的联合声明》（见1994年9月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1996年4月26日，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五国首脑在上海签署了五国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根据协议，双方部署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互不进攻；双方不进行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限制军事演习规模、范围和次数；相互通报边境一百公里纵深地区的重要军事活动情况；彼此邀请观察实战演习；预防危险军事活动；加强双方边境地区军事力量和边防部队之间的友好交往等。 这是亚太地区国家间建立军事上相互信任的第一个多边政治军事协议。1994年11月，江泽民主席在访问越南期间，中越两国领导人就解决领土、领海争端等问题达成谅解，双方表示不采取使争端复杂化或扩大化的行动，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1995年7月，在东盟地区论坛第二次会议上，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就解决南沙争端问题明确阐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观点，他指出，中国愿意在国际法和现代海洋法（包括1982年批准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基础上，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与有关国家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方面存在的争议。1996年7月，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在第三次东盟地区论坛会议提出，中国愿意与亚太周边国家在相互尊重一平等的基础上，共同探索、逐步建立起适宜的信任措施。东盟地区论坛作为增进成员间相互信任的场所，也可鼓励邻国间在双边基础上采取适宜的信任措施。

基于冷战后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中国政府对地区安全问题看法和立场也有所调整。1993年以前，中国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政策主要以双边安全对话、谈判和协商为基础。1993年之后，中国政府对多边安全对话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和立场，并支持从整个地区角度对涉及亚太安全的各种问题在双边和多边的基础上进行广泛的研讨与合作。1993年1月，在尼泊尔加德满都举行的"建立亚太国家安全与信任措施会议"上，中国代表提出了"五点建议"，而后在1994年7月东盟地区论坛第一次会议中作了修订，其核心是"友好相处，平等互利，和平解决纠纷，不搞军备竞赛和核扩散，促进双边和多边安全对话"。江泽民主席在1993年8月会见日本《朝日新闻》社记者时，就建立亚太安全机制问题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即主张从本地区多样化的实际出发，进行双边和区域性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安全对话，就有关问题进行磋商，加强沟通和信任。 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在第二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发言时也指出：亚太"国家间经济、政治、安全等领域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日趋活跃，积极谋求和平与发展的内外环境，走经济兴邦之路成为亚太国家的基本目标，也是相互进行合作的可靠基础。""建立信任措施只限于军事领域是不够的，应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项内容，以利于从整体上改善安全环境。" 中国对地区安全多边合作的基本态度和政策立场是：第一，各国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安全合作中不存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也反对由一、两个大国垄断和控制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进程。第二，互不干涉，互利合作。反对借安全合作，干涉别国内政，把本国意志强加于别国的做法。安全合作应根据自愿原则，尊重各方利益，达到互利平衡。第三，反对在地区内进行针对第三方的双边安全合作、建立军事同盟，主张安全合作应考虑各国的情况和特点，应采取渐进开放、形式多样、相互补充的安全合作，以形成一个广泛的多边安全合作体系。

三、 亚太地区安全合作的前景

在亚太地区经济持续增长和相互依存增强的前提下，基于地区内五大力量都希望确保亚太地区长期的和平与稳定，在解决冷战后亚太地区安全问题的进程中，双边的和多边的、不同层次与不同形式的安全合作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逐渐将主导地区安全关系的发展。就目前来看，地区安全合作的具体方式有：安全对话，政治磋商，军事交流，建立各种信任措施等。

就中美日关系来说，三大国对于维护亚太地区安全稳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处在世纪之交的中美日三国关系，比上一世纪之交以来的关系要积极、健康得多，对亚太地区所产生的影响也大得多。在这一百年中，三国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相互关系也都相应地发生调整和变化。应当说，三国维持良好关系的因素大于冲突因素。中国领导人一再强调，中美要着眼于21世纪，从战略的高度和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大局出发，推动两国关系朝着健康、稳定、合作的方向发展。中日两国也应着眼于21世纪，高瞻远瞩，发展长期睦邻友好，使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日本领导人也反复强调，希望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进行下去，能够保持长期的稳定和发展，还表示将在经济上继续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多地参与国际社会的合作。美国领导人也越来越明确认识到，"一个强大、稳定和繁荣的中国符合美国利益"，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中国对美国来说，"具有战略重要性"，美中之间"有许多共同利益和共同观念，没有理由不搞好关系"。从这些具有战略性的认识来说，它们是推动中日美三国关系朝着平等、健康、稳定方向发展的重要政治和战略基础。从亚太地区未来发展趋势来看，中日美三国在亚太地区共同关心的领域应当会日益增多，三国间地区利益相互依存和互动性也会相应加大，扩大三国在推动亚太地区安全、发展和稳定的合作前景是良好的。但是也不应忽视目前三边关系中，尤其是在中美、中日关系中存在着的一些"不利因素"，主要社会制度、特点以及实际利益的差异性所造成的观念意识和决策判断上的问题，即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和未来走向。

亚太地区安全合作越来越于多边化，是有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的。但是在如何推动和扩大合作，却有着不同的方针和政策分歧。美国主张建立以美国主导的"太平洋共同体"为模式、扩大和保障美国利益而不是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利益的地区综合安全体系。另一种是目前发展势头良好的东盟地区论坛，它更多体现大多数亚太国家的利益，主张互相尊重、平等对话、协商一致和伙伴关系，在多样性、渐进性、开放性和非机制化的基础上，推动地区安全合作关系的发展。中国积极支持和参加地区安全合作，除了与许多邻国展开安全领域对话和建立政治磋商机制以及信任措施外，采取双边和多边并重的做法，积极参与地区多边安全对话。这一政策只会加强，不会改变。

亚太地区安全合作是大势所趋，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也是众望所归。虽然在安全合作问题上，各国间的矛盾分歧不可避免。但是，共同的政治意愿和安全对话的逐步展开，客观上将进一步推动地区安全合作的发展，也将会增进彼此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形成更平等合理、更符合各国共同利益的合作方式，新的安全组织和对话磋商机制也会陆续建立与健全起来，在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