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民党和英国工党超越“第三条道路”

作者:张文红    发布时间:2009年12月31日    

一年前,德国社民党主席安德丽亚?纳勒斯和英国工党政治家乔恩·克鲁达斯开始合作起草一份共同战略纲领。他们两人都是各自政党的左翼领袖。20094月初,这份名为《美好社会》的文件在英国和德国同时发表。这一文件旨在替代施罗德和布莱尔1999共同发表的纲领性文件,即所谓英国的“第三条道路”和德国的“新中间”。

纳勒斯和克鲁达斯希望通过《美好社会》文件启动左翼的讨论。两人都要求建立另一种更加民主的社会,另一种经济制度,另一种政治模式,要求更多的对话和更少的权威。此外,两人还致力于欧洲层面的民主,支持超国家的财政控制。英国工党甚至同意为此加入欧元区。

200948,德国社民党副主席纳勒斯在德国《星期五》周报上第一次介绍了德国社民党和英国工党左翼共同起草的这份战略文件。以下是访谈内容:

记者:安德丽亚?纳勒斯女士,“美好社会会成为德国社民党的新2010规划吗?

纳勒斯:不,美好社会对我们来说主要是一场辩论。在施罗德-布莱尔文件及其第三条道路思想公布10年之后,现在是制定新项目的最佳时机了。

记者:为此,您需要来自英国的帮助?

纳勒斯:这两个政党——德国社民党和英国工党——在过去几年里有着相似的经历。比如,两党都丧失了同样多的核心选民。社民党必须和左翼党辩论,工党必须和自由党辩论。有很多关于党的现状及原因的相似分析。这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现在要向前看。

记者:但“美好社会”文件读起来像是左翼针对2010规划提出的一个对立模型。

纳勒斯:由于围绕2010规划的长期辩论——顺便提一下,不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我们在社民党内扼杀了所有理智的行动。几乎不可能公开进行关于新政治思想的辩论,因为人们总拿一把尺子去衡量某个建议在多大程度上偏离或证实了2010规划。当我们现在谈论经济危机的政治结果时,就不能再束缚自己。我们希望通过这份文件做到这一点。

记者:为什么恰好是现在呢?

纳勒斯:因为我们现在——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处在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我们确实希望通过我们的论纲和施罗德—布莱尔文件完全联系起来。毫无疑问,施罗德和布莱尔做出了他们的贡献。例如,教育政策赢得了应有的地位,使得我们不致耽误自己的未来。但是社民党或工党的罗盘不能指向过去。

记者:施罗德-布莱尔文件也属于过去吗?

纳勒斯:施罗德和布莱尔已经对新自由主义霸权做出了理智的回应,但却并未因此将之击退。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失败,我们现在面临着新的形势。如果我们现在“勇于实行更多民主”,新的活动家和新的联盟就有可能推动一次克服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社会转变。由于只是部分实现了与全球化和个性化相联系的愿望:富裕和日益增加的个人自由还远没有彻底回答公正和参与的问题。

记者:非常好。但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

纳勒斯:我们相信,现在是一个新开始的时刻了。在政治上,有必要复兴民主,包括采用某种新形式。不是需要诠释,而是需要道理。这不是命令式的决定,而是关于一种新型社会和一种新经济制度的辩论。无论是在政治中,还是在社会或企业中,都不允许存在不遵循民主原则的地方。如果认真地对待这一权力要求,那么就拥有了一个基本的开端。我们要自下而上地组织这件事。为此,需要广泛的共识,而这只能通过广泛的辩论才能达成。这是我们面临的一项伟大任务。

记者:那我们祝愿在社民党内部的辩论中乐趣多多。

纳勒斯:这不是社民党的内部辩论,而是也涉及到其他的社会政治活动者,例如工会,或者还包括价值观保守者,他们现在也想重新确定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或者还包括绿党,他们在危机之后正在寻求符合生态原则的经济增长路径;或者还包括强调公民权利的那部分自民党人,他们没有把自由权利、公民民主与无情的市场竞争相混淆。美好社会的核心理念是把公民作为民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活动者。我们是公民阵营——因为我们是指所有公民,而不是少数几个人。

记者:您希望多一点民主,一个美好社会?您能因此就把过去几年里新自由主义释放的力量控制住了?人们几乎能够认为,您成为顺从的左翼了。

纳勒斯:不是顺从。一种新制度只有在赢得新的广泛共识之后才有可能成为现实。没有社会的这种一致意见,我们就不能打破现有结构,而这些结构现在是固定在市场中的。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我们正经历着脱离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转折点。我们需要新的指导思想。市场自身不具有价值,它只是一种工具。为了控制市场,我们需要新的,民主法定的机构,例如一个欧洲议会,它能够自己启动立法,并对欧洲经济政策施加影响。

记者:经济危机还是一个很新的现象。在人们的头脑中,经济危机几个月前才到来。而您已经想知道它将朝哪里走?

纳勒斯:但这个问题已经摆在眼前了:在这场危机中,生产性的、健康的企业屈服了,因为他们不再能够得到必要的流动资金。因此,我们确实想搭建一座桥梁,去帮助企业。我们将花一些时间建成这些桥梁,但这不是要社会化。如果经济危机被克服了,这些桥梁会被再次拆掉,然后企业就重新依靠自己了。但是我希望多一些共同决定和员工入股这是一点小进步。

者:您帮助企业——作为酬劳,就要多一点共同决定。您想通过这种方式使资本主义多一些左翼社会色彩。您这一步跳得不是太近了吗?

纳勒斯:反问一下:您认为我们在本次经济危机结束时将建成一个的新社会主义吗?我不这样认为。我们要达到的是一个负责任的、社会调控的资本主义,一种不再分裂我们社会的经济制度。而这一切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这是关于一个社会的欧洲的经济民主问题。所有这一切意味着权力的放弃和分享。请您相信,这是很艰难的,并将带来相当大的冲突。

记者:您在这份文件中批评政治向市场力量屈服了。如何重新赢得政治的优先权?

纳勒斯:通过使民主机构的决定向公民负责,而不是跟着企业的利益跑;通过社会提供或者至少是社会控制公共品。在企业也要实行民主——不仅是在德国。从前,只要一涉及共同决定,我们在欧洲就会被视为畸形。而现在则是到处都在讲:看看德国。我们的英国朋友突然一下子认为有雇员代表参见的监事会是很吸引人的。这跟从前完全是不同的。就在不久之前,人们还普遍认为:德国人做的都是错的,而其他人做的则都是对的。

记者:这让您生气吗?

纳勒斯:不。这一漫长过程表明,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他们现在也得到了权利。在德国,存在坚实的社会伙伴、共同决定和参与,它们并未止步于企业。对我来说,这是真正的经济民主刚刚开始。而它能够成为整个欧洲的样板模式。

记者:为欧洲建立新的政治模式是这份文件的目标码?

纳勒斯:这是一份呼吁书,目的是为希望建设一个美好社会的社民党人提供一个全欧洲的网络。也许一些人认为这在经济危机中是虚幻的。我认为正相反:现在正是时候。

记者:这是相当高的要求。

纳勒斯:我的要求是: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要树立新的文化和政治统治地位。关于“美好社会”的讨论应该为此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