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德国历史最悠久的政党，其足迹一直可以追溯到1848年革命[i]。在历史上的第一个百年里，德国社民党一直是一个阶级党，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一个纲领党，有着鲜明的路线和方针；是一个党员党，有着严密的组织结构和决策机制。无论遭受了怎样的打击和压迫，德国社民党都始终保持着坚韧的毅力和高昂的斗志，不断成长壮大。

二战以后，德国社民党完成了从政治边缘到权力核心，从纯粹反对派到主要执政党，从产业工人党到职员/工人党的转变。1959年，社民党通过了著名的《哥德斯堡纲领》，完成了从工人阶级政党到（左翼）人民党的转变，在组织、纲领、决策机制和竞选战略等方面都进行了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尝试。与此同时，在维护传统价值抑或进行现代化改革的问题上，党内也始终存在着争论。在一定意义上说，社民党悠久的历史既是其宝贵的财富，也是其沉重的包袱。

自从2005年大选后与基民盟组成大联合政府以来，社民党的党员不断流失，已经丧失了德国第一大党的地位。同时，社民党的民意支持率持续走低（一直徘徊在30%以下），2009年的最高值只有26%。一些右翼政党人士称社民党已经不再是人民党了。的确，一个只得到不足三分之一民众支持的政党还能称为人民党吗？社民党的问题究竟在哪里，它的前景如何，在即将到来的2009年大选中会有怎样的表现？

一、施罗德时代：想象中的“新中间”？

1998年和2002年，施罗德两次领导德国社会民主党赢得联邦选举，组成红绿联盟政府。但是社民党的党员并未因此而感到成功的喜悦；相反，党内却出现了持久的争吵。基层党员对传统价值观的坚持、对历经长期奋斗才获得的基本权利的维护同以施罗德总理为首的改革派所推行的削减财政开支和社会福利支出的福利改革路线发生了严重冲突。党的领导层和基层党员之间的异化现象日益严重。在2005年联邦选举失利之后，社民党不仅丧失了对联邦政府的主导权，而且在联邦州层面也损失惨重。目前，该党仅在极少数的联邦州执政或参与执政。普通民众对社民党的认同度也持续走低。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社民党在指导思想上提出的“新中间”路线，二是社民党在执政中实施的社会福利改革——“2010规划”。

1999年6月，时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和英国首相布莱尔联合发表了纲领性文件，即被广泛宣扬的第三条道路，在德国则被更多地称为新中间道路。德国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教育扩展之后，许多工人子弟接受了大学教育，提升了社会地位，成为大学教师、政府公务员和公司白领等中间阶层人士。包括施罗德在内的许多社民党精英人士就是这样进入主流社会的。“新中间”就是将社民党的选民重点定位于所谓的新中间阶层，不再完全依赖传统的产业工人。这种调整部分适应了德国社会的发展现实，但重心的转移也在事实上抛弃了社会最下层的民众，致使这部分民众或是退出政治生活，不参加选举投票，或是转而支持其他政党。“在20世纪使工党和社民党赖以生存的工人阶级的机构和文化或消失或丧失了其社会生命力。……‘第三条道路’政策未能阻止社会的分化。经过为期10年的社会民主党的政府之后，阶级不平等依然是社会的决定性结构特征。通常所说的生活机会，即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成功依然取决于个人的家庭背景。”[ii]现在，已经有学者提出疑问，即“新中间”阶层是否存在，或者是否能够代表多数民众，支持社民党赢得大选？

德国是一个高社会福利国家，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社会福利的支出已远远超过国家的支付能力，加之遭遇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要求进行社会福利改革的呼声日渐增强。施罗德领导的红绿政府于2003年提出的“2010规划”即是顺应这一要求的改革，其核心是大幅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并提出了促进就业的一系列强力措施。这是一场右翼政党长期想做而不敢做，最终由左翼政党推行的带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许多改革措施比德国传统保守派的主张更加自由化，因而遭到公众的抗议和来党内的批评，并引发了社民党内改革派精英与基层党员、传统选民的分裂，社民党深陷于身份认同的危机。不少社民党人纷纷退党，其中包括很多拥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和工会会员。

此外，在德国左翼党于2006年成立之后，社民党受到左翼党和基民盟的双重夹击，传统生存空间被大大挤压。社民党前主席拉方丹退党之后成为左翼党的主席之一，他对社民党的社会福利政策提出尖锐批评，自称是坚持社会公正的政治家。因此，社民党必须左右突围，以保持必要的活动空间，即一方面要维护自己追求社会公正的基本价值，另一方面又要兼顾经济增长和就业率，防止国际竞争力下滑。

这就是《汉堡纲领》之前社民党人面临的两难困境。

二、《汉堡纲领》：党内左翼的呼声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其140多年的历史中，参与执政的时间并不长。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社民党都处于受压制、受排挤的地位，至多充当反对派的角色。社民党在发展进程中不断调整自身的角色和定位，是其能够历经磨难而生存至今的重要原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该党于1959年通过《哥德斯堡纲领》，顺应战后社会发展，实现了从无产阶级工人政党向人民党的重要转变，其选民基础扩展到社会所有阶层。《哥德斯堡纲领》突破了阶级斗争的传统思想，社会主义被看作长远目标；而1989年的《柏林纲领》则吸收了20世纪80年代新社会运动的一些重要思想，社民党由此告别了单方面的进步思想和增长思想。但另一方面，《柏林纲领》并没有预料到柏林墙的倒塌和德国的统一，更没有关于全球化的论述，因而只是反映了部分现实。

2007年10月26―2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汉堡举行党代表大会，希望修正施罗德时期社民党的改革政策，赋与该党更多社会公正的特点，从而使社民党摆脱士气低落、民心丧失的危机。大会通过了该党历史上的第7部党纲《汉堡纲领》[iii]。社民党一向重视基本纲领的作用。对于制定新党纲的原因，该党认为是社会条件发生了根本改变，新挑战层出不穷，旧党纲已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此外，这部党纲还是在大联合政府的情况下制定的，因而也是与基民盟彼此界定，确立自我形象的举措。同时，社民党是纲领党，党纲对于社民党比对于基民盟更加重要。

《汉堡纲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二战之后通过的第三部纲领，也是第一部在该党执政期间通过的纲领。新党纲旨在对21世纪所面临的诸多新挑战作出反应。鉴于社民党目前所面临的党员与选民大量流失的困境，新党纲在“出新”的同时不忘继续强调社民党的传统，继续将“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舆论普遍认为社民党在汉堡党代表大会上进行了政策修改，重新向左倾斜。

《汉堡纲领》明确了社民党的基本价值观和长远目标，其突出特点就是重新强调社会公正，并在纲领中保留了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汉堡纲领》的要点如下：再度确认“自由、公正和团结互助”是社民党的最基本价值；主张“质的经济增长”，认为全球化创造了就业岗位并为全世界带来富足的机会，但全球化中的金融和资本市场更加需要监控和透明化；提出预防性福利国家（Vorsorgende Sozialstaat），即在个人责任和国家保护中寻求平衡；主张人人都有“好的工作”并实现充分就业；提出建立德国和欧洲的最低工资标准制度，继续主张解雇保护、员工参与企业决策权、建立劳资社会权利平等的企业基本章程、劳资自主权和行业普遍工资标准制度；强调教育对保障生活机会平等和社会整合的作用，主张政府更多地投资教育事业；把欧盟看作是“对全球化的回应”。关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强调从政治上对市场进行调控的必要性，反对极端市场化；在能源政策方面，拒绝核能；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社民党希望实施公民保险，并扩大法定保险范围，要求自由职业者等高收入者参加法定保险；在教育政策上，反对大学收费。

总之，社民党在新纲领中试图与施罗德的“新中间”拉开距离，转而寻求社会上“团结互助的大多数”。之所以这样做，是希望扭转前一时期留给世人的不再关心“小人物”利益的印象。纲领分析了当前局势，认为社会发展正处于大变革的时代，国家和民众都面临着巨大挑战，但却未做出明确的战略回答。从整体上看，社民党看到了当今社会的问题和不足，因而仍将社会主义作为长远目标；把全球化看作重要的挑战，并且强调目前这种全球化的风险。关于自我定位，社民党定位于“左翼人民党”（linke Volkspartei）。社民党在党纲中还努力尝试重建与工会的伙伴关系。

纲领论及了所面临的种种挑战，阐述了社民党对于核心的社会政治冲突所持的基本立场，但却并未确定是维持已有发展路线抑或转向新的发展路径。需要在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环境中达成政治妥协，以获得尽可能广泛的社会支持。

三、《汉堡纲领》之后：困难依旧，任重道远

汉堡纲领通过之后，社民党内并没有出现士气大振的局面，而是陷入了更为深刻的纷争，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混乱和困境。有人甚至说，2008年的德国社民党堪与魏玛共和国时期相比。具体说来，社民党在最近两年遇到如下一些主要问题：

1、党员人数下降，首次低于对手基民盟。

德国社民党的党员构成在过去50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产业工人曾长期是社民党的重要群众基础，但二战之后其工人党员的比例却逐步下降，现已远远低于职员和公务员在党内的比例了。1956年，社民党中40%的党员是工人，只有14%是职员或公务员；到1999年，工人党员的比例下降到21.2%，而职员和公务员的比例则上升到38.8%。同时，个体从业人员、家庭妇女的比例也在下降；而具有大学教育背景的党员人数则在增加。

虽然大部分工人在选举中仍支持社民党，但职员和公务员所占的比例却在提升，特别是所谓上升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的比例提升了，其中主要包括学者、拥有中高级文凭的职员、公务员和日益增多的中青年个体从业人员；而受教育程度较低、从事简单工作的下层选民——他们曾长期是社民党的基础选民——今天却纷纷转向联盟党或者左翼党了。

社民党在2005年德国联邦议会选举获得的支持率为34.2%。选举结果表明社民党的选民结构发生了变化，60岁以上的老人构成该党最主要的支持者。为了克服党员流失严重和年龄老化的问题，社民党曾试图采取措施排除障碍并创造机会。如2007年夏，大联合政府内曾发生了关于政党拨款问题的争执，社民党要求国家给各政党的财政拨款总额增加2000万欧元，达到每年1.53亿，以缓解由于党员减少带来的党费不足，难以维持政党开支的局面。但这一提议最终未果。

1990年时，社民党拥有943402名党员，基民盟拥有789609名党员。之后，两党人数都持续下降。2008年7月，社民党的党员人数为529994人[iv]，基民盟比则多出761人。这样，基民盟首次成为联邦德国的第一大党。这一结果意味着社民党选民基础的进一步丧失，对社民党来说是一个严峻挑战，前景不容乐观。

其实，德国各大政党近年来普遍面临着党员人数减少、年龄老化的问题，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欧社会转型中政党角色的变化。政党的职责之一就是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深入社会倾听民意，记录、过滤、整合社会的希望与渴求，然后再把这一切转移到政治、国家的领域；政党应在自己的代表和人民之间建立一种休戚与共的关系。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就是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西欧政党及其基本支持阶层之间的依附关系日渐松懈。政党日益脱离社会，同时却通过在国家和半国家机构中大规模的国家资助和人员支持来弥补这种社会的缺位，结果使得政党和人民的距离进一步拉大了。有人认为，这些政党把自己仅仅局限于为议会和政府挑选并展示自己的政治人物。而精英招募则进一步加大了政党和社会之间的距离。学者的比重在德国政党中占绝对优势——从自民党到左翼党莫不如此。相反，社会底层部分的35%几乎没有在政党中显示其力量。对于联邦德国现实政治结构的塑造，社会冲突和社会分化似乎已不再发挥作用。

2、与德国左翼党的关系：合作抑或斗争？

德国左翼党的成立彻底改变了德国的政党版图，使德国的主流左翼政党增加到三个：社民党、绿党和左翼党。左翼党在德国西部的选民主要来自以前支持社民党、但现在对社民党政策感到失望的前社民党选民以及以前对政治不感兴趣、不参加选举的那部分选民。左翼党自成立以来，在德国西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成功地进入了部分联邦州的州议会。

2008年1月27日，黑森州举行州议会选举，基民盟得票36.8%（42席），社民党36.7%（42席），绿党7.5%（9席），自民党9.4%（11席），左翼党5.1%（6席）。左翼党再次进入德国西部州议会，而社民党则落后于基民盟仅仅0.1个百分点。这一结果将社民党推入困境，不仅引发了对前社民党副主席沃尔夫冈?克莱门特（Wolfgang Clement）的激烈批评，更开启了社民党与左翼党在德国西部进行合作的先例。

在此次黑森州选举之前，德国前经济部长、社民党前党副主席克莱门发表专栏文章，批评黑森州社民党的能源政策。因为黑森州社民党领导人不同意在该州建核电厂或热电厂，而克莱门特认为这将损害黑森州的工业发展。于是，他呼吁选民不要选举社民党的候选人。这种匪夷所思的行为在社民党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克莱门特的表态也极大地影响了社民党在此次选举中的得票率。如果没有克莱门特的表态，或许黑森州社民党就不会落后于基民盟0.1%，或许就能够成功执政，而不会出现随后的更大风波。一位社民党的前党副主席竟然号召选民不给本党的候选人投票，这令很多社民党成员难以接受，为数众多的地方党组织纷纷要求开除克莱门特的党籍，社民党也启动了相应的处理程序。最终结果是社民党没有开除克莱门特，而是克莱门特自己选择了退党。克莱门特事件无疑加深了社民党内的矛盾。

德国左翼党对社民党来说是一个禁忌。自从左翼党成立以来，社民党内就在争论如何处理与左翼党的关系：是针锋相对地与其进行斗争，抑或考虑与其合作，共同对抗联盟党。如果选择与左翼党进行合作，就意味着承认社民党以往政策的失误，可能使左翼党更加壮大，结果反而伤及社民党自身；如果选择与左翼党进行斗争，则意味着可能永远失去从前支持社民党、现在支持左翼党的那部分选民，从而削弱社民党自身的选民基础，进一步丧失其人民党的地位。可以说，如何处理同左翼党的关系问题一直困扰着社民党。在实践上，社民党只允许该党在德国东部与左翼党进行合作，因为左翼党在德国东部是主流政党，离开左翼党，社民党很可能无法在东部各州执政。但在德国西部，社民党一直拒绝与左翼党发生关系。

然而，黑森州2008年的选举打破了这种禁忌。黑森州社民党希望取代基民盟在该州的执政地位，社民党领导人安德丽娅·伊普斯岚蒂（Andrea Ypsilanti）更是对州长的职位志在必得。在黑森州社民党的强烈要求下，社民党终于把在联邦州层面是否与左翼党合作的决定权下放给各联邦州，由社民党的州一级组织决定是否与左翼党进行合作。这一决定引发了社民党内右翼人士的强烈反对，对党主席贝克的批评不绝于耳。不仅如此，就连联盟党也对这一决定持批评态度，因为联盟党担心，社民党在2009年大选之后也可能选择与左翼党合作。联盟党内甚至有人警告社民党说：魏玛共和国并不是因为纳粹太多，而是因为民主党人太少而失败的。社民党必须谨记历史，和左派以及共产党人划清界限。

从2008年3月开始，黑森州社民党决定与左翼党进行合作——在左翼党的默许下，社民党希望和绿党组成红绿少数派政府。尽管这一计划由于社民党州议员中有人坚决反对而未能成功，但黑森州社民党的决定在事实上却深刻地影响了社民党的走向，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党主席贝克的最终下台。

2009年1月17日，黑森州议会选举结果更是出乎各方意料。社民党惨败，得票率仅为23.8%，基民盟得票率为37.3%，左翼党得票5.3%，自民党成为最大的赢家，得票率为16.4%。在联邦议会选举之年，这一结果无疑令社民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3、平庸年代：缺乏独具魅力的领袖人物

历史上，德国社会民主党曾经长期遭到国家的迫害、被驱逐出境、被投进监狱；在最恶劣的时期，社民党人曾经被严刑拷问、被杀戮、被处决。但这一切都未能阻止社会民主党的发展。相反，国家的压迫还在道德层面上提升了他们的政治使命。无论是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还是希特勒的纳粹独裁统治都没有把德国社民党彻底摧毁。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历经痛苦的磨难而不断成长的。

140多年来，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既有奥古斯特?倍倍尔、卡尔?李卜克内西这样坚强不屈、果敢坚毅的革命者，也有爱德华?伯恩施坦、卡尔?考斯基、罗莎?卢森堡、鲁道夫·希法亭等众多具有理论原创力的思想家，还有战后用涌现出的维利?勃兰特、赫尔穆特?施密特、格哈德?施罗德等一批出色的政治家。这一串串闪亮的名字和辉煌成就无疑是德国社民党独有的精神财富和值得骄傲的宝贵传统。

然而，自从2004年春施罗德辞去党主席职务之后，德国社民党就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再也没有出现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施罗德虽然成功地推行了社会福利改革政策，但却始终没有将社民党统一到自己的身后，未能令社民党的主体追随其思想路线。施罗德的继任者弗兰茨·明特费林（Franz Müntefering）无疑是一位有权威、有能力的社民党领导人，但却绝对不是一个领袖型人物。他全力支持施罗德的改革，但却未能抵挡住党内外左翼人士的攻击。

2005年10月，明特费林推荐时任社民党干事长的卡约?瓦萨哈韦尔（Kajo Wasserh?vel）担任党的总书记一职，但却遭到了党内左派的强烈抵制。在2005年10月31日的社民党理事会选举中，左派的安德丽亚?纳勒斯（Andrea Nahles）意外高票胜出。明特费林因此宣布不再担任下届党主席。事后，舆论普遍称纳勒斯为“弑君者”。纳勒斯为了避嫌而表示放弃总书记提名。在同年11月15日的卡尔斯鲁厄党代会上，马蒂亚斯·普拉茨科（Matthias Platzeck）以99.4 %的得票率当选社民党主席。但普拉茨克只是一个过渡人物，还没有什么作为，就因一系列的疾病困扰而于2006年4月10日辞职。此后，库特?贝克（Kurt Beck）成为德国社民党主席。

具有左翼思想倾向的贝克领导社民党通过了带有左翼色彩的《汉堡纲领》。贝克虽然总体上肯定施罗德的改革政策，但强调要重新重视社会公正，从而与时任大联合政府副总理兼劳动部长的明特费林发生了诸多冲突。在谁将成为2009年联邦选举总理候选人的问题上，社民党内出现了很多争论，新闻媒体也推波助澜。贝克作为党主席似乎理应成为总理候选人，但无论党内还是党外都认为他缺乏领袖能力。他在民意测验中的支持率也始终远远落后于联盟党主席默克尔。因此，现任外交部长、社民党副主席弗兰克·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被普遍看好。

2008年9月7日，社民党在波茨坦举行闭门会议。会议原计划讨论2009年竞选策略，但在开会之前，媒体就宣布施泰因迈尔已成为社民党总理候选人。这令贝克倍感意外，他随即辞去社民党主席职务，并在事后抱怨，党内有人故意散布不实消息，使他丧失了权威。施泰因迈尔正式成为社民党总理候选人，并临时担任社民党主席。他建议明特费林再度出任社民党主席。[v]

2008年10月19日，社民党召开特别党代会，施泰因迈尔获得493张有效票中的469票，以95.13%的得票率当选2009年联邦议会选举社民党候选人。明特费林获得475票中的403票，有50票反对，22票弃权，以85%的得票率再度当选社民党主席。施泰因迈尔之所以得票较高，是因为他要作为社民党的代表与其他党派竞争，这就容易获得党内的一致支持；而明特费林的低得票率则反映出党内左右翼的意见分歧，双方的矛盾仍未弥合。

纵观近几年社民党领导人的频繁变更，可以明显看出该党缺乏领袖人物。在社民党的历史上，领袖人物大多是在激烈的党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具有坚强的毅志和号召力。而二战之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领导人大都缺乏这种锻炼，因而也就缺乏领袖人物所特有的人格魅力。目前在社民党内赞成改革的人士当中，明特费林是旧式干部，虽然有能力、有权威，但却不太适应新时代；施泰因迈尔则一直是施罗德的幕僚，在党内缺乏组织基础，他是否能够成功地领导社民党战胜联盟党还是一个变数；左派人物贝克已经下台；而纳勒斯虽然得到党内外的认可，也相对具备领袖气质，但舆论普遍认为她所代表的意识形态是属于昨天的。

在媒体社会，没有领袖的政党在某种程度上几乎就是没有前途的。

四、2009年大选：纲领与领袖、思想与行动的悖论

2009年是德国的又一个大选之年，联邦议会选举将于9月下旬举行。为此，各个政党都在紧锣密鼓地制定各自的竞选纲领。2009年4月18日，社民党首先通过了题为《社会的与民主的》竞选纲领草案，其核心要点是：首先要争取具有法定最低工资的更多的好工作；要为金融市场制定明确的规则；经济应服务于人类而不仅仅是逐利；不抛弃任何人的教育政策，；真正的男女平等，给家庭以更多的支持；削减核能。[vi]这份草案明显反映了党内左派的诉求，因而被基民盟、自民党等右翼政党看作是向左转的信号。的确，这份竞选纲领虽然没有完全采纳左派开征富人税的要求，并被左翼党称作是虚假包装，但它实实在在地提出了提高最高税率、降低入门税率和开征股票交易税等左派的要求。这显然是对社民党过去10年政策的一个修正，是重新争取因实施“2010规划”而丧失的选民的一种尝试。

但是，施泰因迈尔却是“2010规划”的具体执笔人，也是施罗德时代政策的代言人。显然，一份偏左的纲领和一个偏右的总理候选人之间并不协调，也有悖于竞选的基本原则——让一个总理候选人去为一份自己并不完全赞同的纲领进行辩护，既是勉为其难，而且也不易奏效。

此外，社民党主席明特费林和副主席施泰因迈尔在竞选节奏上也不协调。明特费林的方针是打一场面对面的阵地战，希望尽早进入选举阶段，所以从3、4月份就开始激烈地批评基民盟总理默克尔夫人。而施泰因迈尔作为大联合政府的副总理仍想继续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愿过早地与基民盟决裂，因此他的做法是坚持站在默克尔的身后，直到最后一刻再冲出来，也就是采取了一种斗而不破的竞选策略。

另一个悖论是大选之后的组阁问题。德国目前有5个主要政党，因此存在多种组阁的可能性，但是对于社民党来说，现实的可能性却非常之少。施泰因迈尔希望与绿党和自民党联合执政，但绿党和自民党却都各有打算——都有可能和基民盟合作；从纲领内容上看，社民党同左翼党的合作空间更大一些，理论上有可能组成红绿红联盟，但是社民党，特别是施泰因迈尔至少在目前仍明确表示反对这种可能性。

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对德国议会选举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虽然德国社民党内的左派（尤其是德国左翼党）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在诸多方面被证明是正确的，也是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的，但对于哪一个政党能够更有把握地应对危机，重振经济，选民似乎还是更倾向于信任右翼政党。一向宣扬新自由主义、民众支持率长期低迷的德国自民党在过去几个月中的民调支持率持续走高就从侧面说明了这一点。社民党能否通过纲领转变重新争取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再度赢得选举，还是一个未知数。

无论如何，德国社民党必须在传统与创新、改革与继承方面有所突破，并且兼顾社会公正。社民党曾经一次次成功地度过历史上的艰难时期，书写了昔日的辉煌，如今，面对全球化引发的西欧社会的深刻变革，社民党也一直在探索应对措施，而该党内部目前的混乱状况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探索无着、尘埃未定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