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17—19日， 2009年全球左翼论坛在美国纽约市佩斯大学（Pace　University）召开。根据当前的国际形势及其主要特点，这届左翼论坛的主题设定为“转折点”（TurningPoint），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共2000余人出席了论坛。论坛设定了200余个分会场，围绕政治经济与当前的危机、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与社会运动、文化与日常生活、美国政治、种族、性别、生态环境、社区组织、食品、医疗、住房与教育、劳工、宗教、艺术等主题进行了广泛讨论， 800余人做了主题发言。中央编译局、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我国部分科研机构和高校也派出学者与会，分享观点，交流经验。现将论坛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一、当前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及可替代体系

鉴于此届论坛的召开正值2008年金融与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之际，论坛的一个重要主题便是探讨当前的金融危机、奥巴马新政与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前途。这届论坛提出，美国和世界正处于一个政治转折的历史关头。

在论坛的开幕式以及“经济危机的性质是什么?”、“濒于萧条:世界资本主义的转折点?”、“复兴规划与金融重建”、“帝国主义与全球经济危机”、“美国要转向国家社会主义吗?对2009年国家经济的一个分析”、“银行的国有化:究竟意味着什么?”、“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危机”、“马克思主义的全球经济危机理论”等分会场中，左翼学者们从经济、政治、文化、环境、马克思主义等维度讨论了当前的危机，并对如何克服危机、突破资本主义体系、建立一个替代的经济体系甚至一个替代的世界进行了广泛讨论。

在对当前金融危机的诸多分析中，左翼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立场出发，对危机的根源、发展趋势以及克服危机的途径和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阐释。美国左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马萨诸塞州立大学教授大卫·科兹（David　Kotz）对当前资本主义危机的性质和可能后果做了系统深入的分析。他认为， 2007年从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系统危机，新自由资本主义的体制性特征促进了这些年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系统危机蔓延的长期趋势。上世纪80年代，曾爆发储蓄信贷危机;上世纪90年代，股市泡沫破灭;到了21世纪，则发生了房市泡沫及其破灭。新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全面爆发，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经济危机造成大量工人失业，很多人沦为赤贫阶层。政府为克服经济危机做出各种努力，政策调控发挥了一些作用，但这些努力最终只是酝酿了下一次更为严重的危机，因为各种调控措施会产生威胁和破坏力更大的经济泡沫。资本主义因其固有矛盾，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长期影响。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科学地解释了当前危机产生的根源，而且开出了可能的处方。在社会现实的影响下，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会不可避免地增加，对于进步团体来说，则有机会变革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

新学院大学经济学院的理查德·沃尔夫（Richard　Wolf）教授，对当前的危机作出了清晰的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他的研究涵盖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150年。他认为美国工人阶级在过去30年之所以能够维持其生活水平，只是通过增加劳动力，延长工作时间达到的，并深陷重重债务之中。由于同样的原因，美国资本主义在根源于债务的投机泡沫中未能幸免于难。现在美国面临劫难，是公开讨论社会主义的时候了。

多伦多约克大学政治学教授利奥·帕尼奇（Leo Panitch）提出，马克思早在150年前就准确预言了当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出现及其不可避免的后果——经济危机的发生。资产阶级为了创造利润而不断对金融工具进行各种“创新”和“衍生”，同时也催生出了经济泡沫，埋下了金融危机的导火线。所以当泡沫最终破裂的时候，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当前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必经的一个阶段。新学院大学社会学教授安华（Anwar　Shaikh）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性起伏和当前危机的全景给予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并对现阶段的成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特点是逐利的竞争，人们要想在竞争中生存，就必须把牟利作为追求的终极目标，从而丧失了道德自律和人的本性。

同时，许多左翼人士在资本主义危机中看到了机遇和希望，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前景和蓝图。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卡尔·戴维森（Carl　Davidson）重申了冯·约翰的计划，即市中心年轻人的绿色工作计划，但是将其尽可能置于更大的改革框架计划内，努力争取团结进步的多数派，帮助摆脱当前的危机。同时，为了保障社会主义任务进行得顺利，也必须要团结好战的少数派，因此他提出了团结经济运动以及合作改革实践，争取在资本主义的当下，拥有指向社会主义未来的可能性。

芝加哥洛约拉大学教授戴维·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rt）提出了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与工人控制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他坚信存在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可以保证高效、合理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的公平民主。他支持计划经济，但不是以前那种反市场的中央集权的五年计划式的计划。他支持在市场调节失效的地方进行宏观计划，那是一种将优先决定权下放，并将社会投资基金的公共控制作为一种民主计划形式地方化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二、经济危机与左翼运动的新趋势

此次经济危机在给工人利益带来巨大冲击的同时，也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脆弱性，许多国家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和罢工，给左翼力量推动历史改变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因此，左翼政党和社会组织在危机中的反应和行动成为论坛的中心议题之一。

德国的激进左翼政党左翼党（Die Linke）对金融危机下左翼力量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作出了较为深刻的分析。来自德国左翼党的卡特雅·凯平（Katja Kipping）指出，经济危机爆发后，一些西方国家采取了国有化、限制高管薪酬以及扩大公共投入等方案，而这些措施都是以往左翼政党所主张但遭到右翼政党激烈反对的，因此，经济危机为左翼提供了实践社会民主的机会。与此同时，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也存在威权主义和反民主势力上升的风险。因此，左翼对经济危机及其影响应该持一种积极而审慎的态度，其中有几个问题值得特别关注。第一，直面危机的根源。官方声称，危机是由部分人的贪婪和无节制造成的，但我们必须直言不讳地指出，受金融市场驱动的资本主义体系是危机的根源;第二，防止那些应该对本次危机负责任的人逃避责任，转身变成危机的管理者;第三，不应该由人民来承担危机的代价，应该团结就业者和失业者，反对政府通过削减社会福利来转嫁危机;第四，政府刺激经济的计划应优先考虑低层民众的利益，而不是富有阶层;第五，区分“国有化”和“社会化”，前者指的是由中央政府直接管控，而后者意味着人民的民主管理，它通过两种方式来实行，一是经济民主，即工人对工厂的参与式管理，另一种是合作社，它是资本主义经济管理和消费模式的替代性方案;第六，就未来银行的所有权问题举行全民公决。

另一个重要的欧洲激进左翼政党意大利重建共产党（Partito della　Rifondazione　Comunista）也反思了重建共产党遭受的挫折和未来的行动方略。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成员尼古拉·尼科罗斯（Nicola　Nicolosi）指出，当前的形势对左翼既是挑战也是机会，一方面，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所参与的中左联盟在2008年4月的意大利议会大选中败北，左翼受到严重的挫折，但与此同时，左翼的社会运动却取得了不小的进展，由学生和教师发起的公共学校运动以及大规模的劳工运动都显示了强劲的反资本主义力量。面对日益高涨的左翼社会运动和力量逐渐衰微的左翼政党这一矛盾现象，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决定向左转，主张将社会运动力量注入政党中，同各种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以及左翼运动组织加强协作，凝聚政治党派之外的各种社会、文化、劳动层面的民众力量，建立一个反资本主义的统一阵线，推进左翼对右翼的替代。

此外，法国新近成立的左翼党（Parti de Gauche）则介绍了法国左翼在金融危机下的新动向。左翼党成员拉奎尔·加里多（Raquel Garrido）指出， 2005年法国对欧洲宪法说“不”，表明了法国左翼力量的增长，但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太久， 2007年左翼在法国总统大选中受到挫败。拉奎尔·加里多认为其原因就在于左翼自身的分裂。由于传统左翼政党排除大众对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参与，不能真正代表基层民众，法国社会产生了扩大民众参与、团结分裂的左翼运动的需要，因此2008年1月，法国激进左翼政党“革命共产主义联盟”（LCR， Ligue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成立了一个反资本主义政党（Nouveau Parti Anti-capitaliste），试图建立一个能够团结所有社会及民主力量的统一战线，整合一切反资本主义的力量，改变左翼政党力量衰微的局面。

总体来看，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欧洲传统左翼政党近年来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将很多传统的左翼选民推向了极左或极右等边缘性政党，给激进左翼政党联合各种社会力量组建反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统一阵线提供了一个契机。但是，由于激进左翼政党在自身定位上尚不十分明确，加之内部各派系在行动策略和目标上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各种新左翼政党的复兴将给欧洲社会和左翼运动带来何种影响仍有待观望。

三、资本主义危机中的“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

在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大背景下，左翼人士对危机下的世界展开了内容广泛的讨论。由于社会主义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独特地位和影响力日益凸显，尤其是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不断蔓延的情况下，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以其独特的竞争力和适应性愈加吸引着国际社会的关注。因此，左翼论坛也聚焦中国，在关于亚洲主题的分会场中，四分之三都围绕中国问题展开。在“全球经济风暴中的中国”、“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中的中国:转折点?”、“中国面临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加剧”、“21世纪中国对民主与社会主义的贡献”、“中国发展模式”、“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加剧下的中国”等主题分会场的讨论中，左翼学者们就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挑战与机遇、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西方左翼学者对于在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促进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特别是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普遍予以肯定。纽约中美友好协会前会长高思尼（Sidney J·Gluck）教授在回顾了中国建国六十年的重大政治经济事件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基础和保证。由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原苏联的政治经济模式，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原苏联的失败。尽管中国并非实现快速发展的唯一国家，但在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曾经贫困落后的国家能取得持续稳定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应该获得世界的肯定和赞扬，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世界而言不是威胁而是机遇。

而在这次的全球金融海啸中，中国之所以能够避险，与中国独特的金融监管模式和体制机制分不开。中国不是单纯依靠市场手段发展经济，而是重视政府政策措施与市场手段的有机结合。亨特学院亚洲问题研究专家邝治中（Peter Kwong）教授认为，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也面临困难的形势，出现了大批工人失业和工厂倒闭的现象，预计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会下降。但西方经济学家仍然认为，在全球经济风暴之中，中国比其他多数国家处于更有利的位置，因为它有独特的经济体系。他们尤其羡慕中国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能够实行凯恩斯式的经济刺激计划而无需公众讨论。尽管面临很多实际困难，政府仍然可以给困难企业和个人给予直接援助，而无需借助任何机构。同时，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外汇储备。当然，中国经济也有一些问题，领导人主要关心的一直是通过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吸引外资促进GDP增长。事实上，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来到城市寻找工作，中国农村经济的停滞迫使2·5亿农民移民涌进劳动力市场。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工人们的廉价劳动是外资获取巨额利润的源泉。跨国公司从中国工人那里取得的利润促使中国制造更多的西方消费品，并使跨国公司进一步追加在中国的投资。有西方观察人士希望，经济危机期间中国国内矛盾的激化会使中国采取更加自由的政策——正如罗斯福在大萧条时所做的那样。而与他们的“期待”相反的是，当前的危机既没有使中国领导人过于关注内需增长，也没有导致政治自由化。

华尔街金融分析师、密苏里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赫德森（Michael Hudson）分析了美国和中国国际地位的变迁。他认为，由于长期以来的积累以及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许多外国人将美国视为违法的国家。美国金融体系引发了全球性金融灾难，因而曾被视为楷模的美国发展模式，而今备受世人指责。中国模式尽管还存在不足，但其成功却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随着中国国际政治地位的提升，中国与俄罗斯等国合作，正在寻求脱离美国的独立存在，这些力量正在致力于加速美国以金融和军事霸权为主宰的世界秩序的破产。如果中国、俄罗斯及其盟友能够实现愿望，美国帝国主义及其霸权将不再能号令世界，世界格局也将因此呈现另一番面貌。

总体而言，左翼密切关注着全球金融危机和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之中的中国，但从态度上看，有些人还对中国存有误解和严重的偏见，比如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是对世界资本主义的趋附;有人刻意强化中美两国工人的竞争和敌对;有人指责中国内部的政治控制和世界市场式的经济发展方式;有人质疑中国模式能在多大的程度和可能性上与美国版的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相抗衡。此外，还有一种担忧的声音，认为中国模式作为一种“模式”还不成熟，还需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和校正，如果不能克服其中的一些不稳定和负面因素而在世界推广开来，未免前景堪忧。

　　四、经济危机与中国工会的现状与未来

劳工运动历来是左翼论坛的焦点之一，在今年的左翼论坛中，由于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日益加剧，劳工问题格外受到关注，与会者的讨论包括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变化、劳动福利、底层工人的斗争、非正式部门劳工的组织化、全球工会、工会力量的衰弱以及新时期的劳工战略与策略等问题，其中，中国的劳工问题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与会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纽约城市大学的张晓丹教授分析了中国政府、工会和企业的三方关系。她指出，近几年来，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作用发生了很大变化，通过组建工会、指导工会工作、建立维权中心、化解劳资矛盾等措施有效地保护了劳动者的权益。她认为中国工会的作用发生变化与其说是工会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的一种“自我调适”，不如说是由于国家作用的改变。首先，国家从企业的直接管理者转变成企业和工人之间的协调者，这直接影响到工会的地位和功能;其次，为了保持自身的合法性和回应工人抗争带来的挑战，国家通过媒体和工会等机构重新树立自己保护工人利益的形象，工会的作用也因而带有庇护主义的色彩;第三，在这种庇护主义的意识形态下，劳动者通过国家机构和官方的话语体系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也提高了国家和工会的合法性。她认为不能仅从西方的经验出发，用工会代表工人进行讨价还价作为衡量工会是否有效的标准，而要考察工会背后的利益以及工会所处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环境。

美国的社会运动活动家埃勒·戴维·弗里德曼（Elle David Friedman）比较了中美两国的劳工运动。她指出，中国和美国的劳工运动存在诸多相同之处，首先，两国的工人都面临相同的问题，即经济脆弱、缺乏安全、社会福利水平下降，相对于资方而言都属于弱势群体;其次，尽管两国工人的权益都在立法上受到保护，但实际上由于制度或现实的原因，部分工人的权益难以得到切实保障;最后，能够从正式的工会组织那里获得保护的工人都只占工人中的一小部分。两国劳工运动的不同之处在于，工人规模和工会的成员数量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劳动立法也存在差异。埃勒认为，中国如果延续低劳动力成本的策略，必将受到来自其他不发达国家更廉价劳动力的竞争，因此中国需要改变经济增长模式，提高劳动力技能和福利水平，增强自身的竞争力。

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的厄尔·布朗（EarlBrown）则呼吁美国工会扭转对中国的偏见，从积极的意义上看待中国的崛起。厄尔·布朗指出，和美国相比，中国有着较深厚的国家主义传统，国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这也使中国的政府可以在保护劳工利益上有更大的作为。布朗认为，尽管中美两国在贸易等问题上还存在差异，但这些分歧不应该阻止美国工会和中国在很多共同关心的问题上的合作。随着中国和美国的经济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中美经济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体，两国面临许多相近的问题，中国和美国都越来越需要对方，应该以合作而不是敌视的态度来对待两国的贸易和劳工问题。

左翼论坛将美国及世界各地的左翼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聚集一堂，它的普遍性和无派别为左翼人士提供了一个聚集地，促进了更加统一、公平的动态对话。本届论坛的参与者对这次论坛的成功举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很高的评价。他们普遍认为本届左翼论坛“延续了20世纪60年代的传统，将知识分子和活动家聚集一堂，分享观点、策略、经验和视野”。

塔拉（Alum ShamsTare）等人更是直接指出:“左翼论坛非常重要，因为它有助于进步的组织和结构。论坛选择在大学召开，提醒我们政治活动植根于学术界。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从左翼论坛中汲取精神，受到鼓舞，无论他们的政治立场是什么。”面对危机之中的世界，左翼人士也感到或许有力量实现有效的进步和变化。因此，除在理论上进行探讨之外，在论坛召开的同时，一些左翼人士也各自进行联系和宣传，商讨更进一步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