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任何国家的崛起都必然伴随着思想的崛起，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探索一条史无前例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思想的崛起意义更为重大。中国具有极其丰富的文化资源，不仅拥有5000年的文明史，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文化、艺术、建筑、绘画、诗词歌赋等资源，甚至在治理国家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全球文明交流和碰撞中具有潜在优势。2009年，美国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了一份关于中国软实力的报告，以姚明、《卧虎藏龙》、在中国的外国留学生增长和“北京共识”等例子，鼓噪美国重视中国日益增强的全球影响力，过分夸大中国软实力，指出中国软实力的崛起威胁到美国利益，并呼吁美国采取措施遏制中国软实力的发展。①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如何开发中国的文化资源，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回应来自国际社会中的误解和偏见，越来越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重要战略课题。

一、关于软实力建设的理解

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不仅包括硬实力的竞争，也包括软实力的竞争。“软实力”（soft power）一词，最早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在《注定领导》一书中提出，他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区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硬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军事与科技实力。“软实力”则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吸引力、民族精神和社会文化的感召力、政治动员的能力、运作国际组织的能力等。②“软实力”理论提出后，引起了国际范围内的大讨论，特别是关于如何进行软实力建设，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理解。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看法：

一是将软实力建设等同于硬实力建设，认为只要国家硬实力强大了，软实力自然会得到提升。近代中国饱受列强欺凌的屈辱历史令大多数中国民众坚信“弱国无外交”，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受害者心理”根深蒂固。相当多的人认为，只要国家强大起来，国际社会自然就会尊重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的人认为，只要中国自己建设好了，根本不必顾忌国际社会，甚至还有的公然漠视国际社会的理念、处事方法和行为准则。③同时，有不少人将国家复兴等同于物质力量的发展，忽视了文化价值和社会制度等软实力的发展，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上，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比较突出。诚然，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达与否对于国家软实力建设十分重要，但片面依赖硬实力建设是不够的，还必须辅之以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共同努力。

二是将软实力建设等同于政治操作和理念贡献，认为只要提升政治操作能力，就能提升国家软实力。在此种观点看来，国家软实力的核心是政治实力，在崛起过程中，中国要准备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采取更透明的对外政策，更注重与周边国家及欧洲国家的关系，注重提升国家的战略信誉，在战略信誉与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采取经济利益服从于战略信誉的原则。④中国只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中国变成西方“王制”的一部分，但这意味着必须改变政治制度，成为民主国家。另一个选择是中国建立自己的系统，这是中国对外战略的方向。⑤还有学者明确提出，要敢于向西方“普世价值”叫板，大胆确立自己的一整套话语。⑥此种看法部分地抓住了软实力建设的核心，亦即软实力的核心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不同价值观体系之间的博弈，政治目标越清晰，体系越完备，信誉越强，软实力会越强。然而，软实力问题涵盖的范围要比政治和外交事务的范围大得多，仅仅靠政治操作和理念贡献，短期可能会带来软实力的提升，长期则不能巩固软实力。中国不仅要在政治上敢于确立话语权，而且需要在经济上、社会上和文化上配套进行，为软实力夯实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三是将国家软实力建设误以为国家道德建设，以君子修身齐家之道指导国家软实力建设，忽视了其独特的形成规律。长期以来，中国传统君子安身立命的思维主导着国家软实力观，片面认为身正不怕影子歪，酒香不怕巷子深，不善于主动在国际社会锁定目标，长期经营，提升国家的软实力。一些学者认为，只要一个国家的道德水平高了，自然就有国际软实力，文化强大了也会带来软实力的提升。事实上，国家软实力与个人的道德修养是完全不同的，过分以个人道德修养思维来塑造国家软实力，往往不能产生预期效果。

四是将国家软实力建设简单地理解为开展对外宣传，倾向于采取国内政治宣传的做法，简单地把中国的情况介绍给国际社会，没有抓住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核心内容。一大批从事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学者认为，软实力是掌握在媒体控制者的手里，掌握在媒体所隶属的特权阶层手中，谁控制媒体，谁就会在媒体上传播自己想说的软实力。在这些学者看来，中国之所以软实力不足，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没有掌控媒体权。要想提升中国软实力，需要开通向世界传播的媒体渠道，比如开播中国网络电视台、构建华文媒体联盟、创办外文媒体、推动中国的卫星信号在世界各地落地等。诚然，中国软实力虽然受到媒体技术因素的弱势影响，比如对外传播力度不够、语言障碍、在国际议题的设置上缺乏主动性等，但根本上并不取决于媒体。一个颇具说服力的例子是，尽管美国掌握着全世界最庞大的媒体机器，在2001年以来对中东—波斯湾地区明显加大了媒体传播的投入，但2001年以来中东地区的反美情绪却迅速上升，美国在该地区的软实力受到重大损伤。

不管存在什么分歧，从根本上来说，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所具有的磁石般的强大吸引力。在全球化时代，软实力对国家的兴衰更加重要。一个国家的强弱，不在于船坚炮利，而取决于其政治制度、社会精神、核心价值观及其国际吸引力。全球化解放了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生产要素，哪里对生产要素具有吸引力，它们就会往哪里聚集，哪里就会实现国力的迅速增长。在全球化时代，“国富论”的逻辑已经从自我积累式的规模膨胀为要素集中式的内涵优化，国力的成长越来越依赖于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建设。

二、中国软实力的晚近落后

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蕴藏着深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形成了坚定的民族精神，在铸造软实力方面拥有独特的优势。秦汉以降，中华文化自成体系，确立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并构成了礼制教化的一整套文明秩序。从中国文明史来看，我们在价值层面和思想层面并不比西方落后，甚至中华文明长期独领风骚，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著名哲学家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早熟的文化，在长期的历史中，整个传统文化内部各要素（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相互适应，彼此和谐，俨然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并在这个有机体中已经内生出一种自我调适、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机制，这种机制是如此地有效，以致于它很少依赖外部环境或受制于外部环境，它使传统社会沿着内生的方向前进，而可以不必顾及外部环境的干扰，至少不会为此付出很大代价。⑦

然而，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工业化世界的兴起和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在全球的扩张，东西方文明体系发生正面碰撞，并慢慢处于下风。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认为，尽管从表面看清朝的统治到18世纪晚期还处于空前的鼎盛时期，但是到19世纪中期，它就证明是一个躯壳中空的巨人。⑧第一次鸦片战争打破了清朝天朝大国的迷梦，清政府被迫同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列强索取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片面最惠国待遇、在各口岸停泊兵船等特权，同时条约规定清政府开放五口岸通商，并准许各国在各口岸派设领事。这些条约不仅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改变了双方200多年来的通商关系和政治外交关系，极大地挫伤了中华文化的国际软实力。由于遭遇西方政治文明体系及其竞争力的有力挑战，使长期以来形成的“泱泱大国”的文化中心优越感丧失，进而引发了民族心理的严重失衡，文化优越感逐渐演变成了文化自卑感，各种全盘西化思想流行于世。西方人在认识中国的时候，往往也普遍存在着一种文化优越感，试图从西方的理论概念出发把中国“客体化”，以西方社会理论大厦的价值体系为坐标思考将中国纳入西方体系的途径。西方现代化的普世逻辑逐渐取代了对中华帝国的“想象威胁”，导致黑格尔等人得出“中国没有自己的历史”的论断，并进而导致西方人从“欧洲的路灯”照亮的地区出发认识中国，带有极强的对策性和意识形态色彩。其中，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最为典型。费正清在其名著《美国与中国》中坚持认为西方力量对中国停滞的传统具有决定性的改造作用。⑨19世纪以后，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吸引力下降，中国的软实力受到极大的冲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遭到了西方列强的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长期不能参与国际主流社会。尽管中国积极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比如各种文化代表团的出国演出，但更多的是服务于外交和政治目的，并非是致力于寻求国家软实力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互动日益深化，经济和社会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但是，受制于众多结构性矛盾，加上中国长期奉行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在一系列战略问题上多做少说或者只做不说，极大地限制了中国的软实力。由于硬实力上的落后导致在处理对外事务中缺乏展示自己软实力的信念和决心，中国在提升软实力问题上始终处于一种不自信的状态，制约了中国经济发展所具有的软实力效应。近年来，中国政府逐渐意识到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性，通过各种方式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在俄罗斯、美国、法国等国家推行“中国文化节”、“中国年”等活动，面向广大普通公众，通过文化交流拉近距离，增进对彼此的了解。⑩此外，孔子学院、中国文化中心、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中国东方歌舞团等机构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在与日俱增，中国人文交流在全球化时代变得越来越活跃，影响也越来越大。

然而，尽管中国对提升国家软实力越来越重视，但长期以来中国并没有将丰富的人文优势转化为权力优势。对很多西方人来说，中国文化十分神秘和陌生。除了那些汉学家和中国通之外，中国文化走出去也更多停留在华人圈内，走不出华人社区。为什么中国丰富的文化资源在转化为国家力量优势上表现不佳，没有成为像西方一样具有胁迫性的国家竞争优势？对于此种现象，不少学者作出了不同解释。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文化更多是以中文作为载体，而西方人掌握中文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此种语言隔阂是制约中华文化软实力释放的根本障碍。然而，经验表明，即便是中文水平很高的外国人，也未必完全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甚至对一部分对中国抱有政治和意识形态偏见的外国人而言，越是了解中国文化，可能越对中国文化抱有更深的偏见。

还有学者将中国文化软实力滞后归结为政治差异，认为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差异制约了中国文化软实力。大多数西方国家恪守“普世价值”的个体主义至上信念，将中国集体主义至上的价值观贬斥为“暴政”、“专制”和“独裁”，甚至从“宗教救赎”的“传教士情结”出发不惜代价地发难，主动围绕一些价值观议题展开批评和指责，给中国话语权造成矛盾和麻烦。然而，对于那些国际汉学家而言，尽管政治价值观不同，但依然对中国文化抱有很高的兴趣，政治分歧并非是决定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关键。

此外，还有学者将中国软实力的滞后看作是中国人不善于交流、缺乏国际交流的机会，主张大力推动公共外交，推动公众之间的跨国交流。然而，随着奥运会、世博会和孔子学院等一系列公共外交活动的举办，中外交流大幅度拓展，中国国际知名度有了很大提升，但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软实力滞后的问题。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仍需另寻出路。

三、中国软实力的困境

从根本上来说，作为一种社会关系，一国软实力是一个由内而外的释放过程，既取决于中国文化资源自身的特性，也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国际社会中的传播，片面强调任一方面都不利于软实力的提升。因此，分析中国软实力的困境，既要重视考察中国文化的特性本身，又要重视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战略和机制。结合两方面的因素，不难发现中国软实力的困境主要存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文化精英化。

与西方近代文化相比，中国文化更多属于少数社会精英的文化。在中国社会，文化被视为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文化与社会地位、财富和名誉等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中国，有文化的人被视为是“圣贤”、“贤能”或者“有学问的人”，可以从社会中获得更多的资源，受超大规模社会紧张的人与资源关系制约，有文化的社会精英不愿将文化世俗化，转化成为被社会大众所共享的公共资源。因此，中国文化的精英化使得文化资源变成了一种硬实力，而不是软实力，文化始终走不出少数社会精英的小圈子，没有转化为具有世界号召力的软权力。

首先，中国文化没有做好特殊性与普世性的转换。任何文明都是特殊性与普世性的统一。作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中华文化在历史上曾与其他文明体系有过三次重要交锋。在汉唐时期，中华文化与佛教文化交锋，成功地吸纳了佛教文化，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宋元之后，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明交汇，产生了影响至今的回教文化，并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明清之后，随着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华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交汇，催生了西学东渐浪潮，中国汲取了西方基督教文明中的大量成分，汇入中华文化的主流。然而，经过三次文明交融、交汇和交锋，中华文化都与各种外来文化实现了融合发展，但中华文化始终停留在亚太地区，没有成为一种普世文化，始终是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地区文化。

其次，中国文化没有做好经典化与世俗化的转化。中华文化不乏国粹精品、能工巧匠，在文化艺术领域可谓星光灿烂、经典云集，但其缺陷是文化世俗化和大众化程度比较低。中国文化为少数社会精英所掌握，在文化品位上更注重高雅文化，过于追求阳春白雪，大多数文化学人不愿意主动做下里巴人式的世俗文化，不愿意将文化产品社会化和大众化，普通百姓缺乏应有的共享文化盛宴的机会。从对外角度而言，中华文化观是不平等的“华夷秩序”，明确上下亲疏，确立朝拜册封礼仪。一方面要求诸蕃贡使来朝表示自己奉大以诚和一心向化——向往中华文明的追求；另一方面作为“回礼”，天朝大国遣使赴各国之册封，对诸“藩”国的朝贡、向化之心与实际行动表示嘉奖；同时要求诸“藩”王“常奉正朔”，“宁人保国”。因此，在此种文化观下，成为中国人的条件是接受中国文化，否则就是蛮夷。即使接受中国文化的人，也仅仅是少数人，而不愿意传播给更多的人。

再次，中国文化没有处理好融合性和冲突性的关系。尽管早在《易经》中就确立了“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文化精神，但中华文化自秦汉以后，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的影响，更强调文化的融合性，淡化文化的冲突性关系。尤其是经过宋明理学的改造，中华文化崇尚“和而不同”，恪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保守信条，中国文化不喜欢激烈的冲突，喜欢包容，尊崇厚德，缺乏西方文化那种咄咄逼人的进攻性。因此，中华文化没有主动向世界扩张，更强调内圣外王，重视道德教化，缺乏基督教文明外方传教的“使命感”。中华文化更安于作为一种地区文化，没有文化扩张的欲望和内在激励，此种安分守己、敬天保民的思想限制了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使得不仅宋明之后的中华文化软实力受到制约，而且在硬实力比拼上也渐趋下风。

第二，文化非杠杆化。

任何文化要想成为更大范围内大众追随的生活方式，均需要具有一系列功能强大的支点和杠杆。以西方文化为例，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文化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强大的文化权力，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西方文化获得了宗教革命、工业革命、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民族国家等一整套社会权力杠杆。通过这些杠杆，西方文化将自身的文化精神融汇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去，逐渐转化为不可抗拒的文化权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整个世界受到欧风美雨的强大冲击并非完全是西方文化价值观的软实力影响，更重要的是借助于硬实力的载体和各种社会性权力的杠杆实现的。

近代以来，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吸引力之所以下降，从根本上说并非软实力的下降，而是国家硬实力的衰落。西方国家依然对中国的文化感兴趣，照样掠夺中国的文物和字画，西方的汉学家们一刻也没有停止研究中国的步伐。对他们而言，中国文化充满着无尽的玄妙和魅力。虽然他们认为中国落后，却不敢公开说中国没有文化，只能说“中国病了”，它犹如一头睡狮，“一旦醒来，必将震惊世界”。

同时，相比西方文化，中华文化始终缺乏有效的社会权力杠杆。中国世俗化的信仰结构决定了缺乏西方宗教革命带来的持续性信仰权威支持，道德化的礼俗社会赋予中华文化以不可计数的伦理信条，这些伦理信条指导着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杜赞奇先生所说的“权力文化网络”。但是，这些并没有转化成为对其他国家民众的“文化软实力”。近代以来，在工业革命、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民族国家等一整套现代性规划的冲击下，中华文化始终没有获得抗衡西方文化的能力和空间。因此，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上缺乏西方文化得天独厚的社会权力杠杆，大大限制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能力和空间。如何从总体上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供有效的杠杆，建立一整套将中华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权力的体制和机制，将是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所在。

四、提升中国软实力的路径

在全球化和信息革命飞速发展的今天，铸造中国软实力，需要挺直腰杆，大大方方地向世界介绍中国，以深厚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为依托，顺应时代潮流，掀起中国文化建设的高潮，不断为软实力注入崭新的时代精神和世界影响，使之发扬光大。同时，要积极探索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体制和机制，大力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不断开辟提升中国软实力的新舞台。具体来说，提升中国软实力的路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实现文化软着陆。中华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明体系，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要善于通过柔性化的手段，实现刚性的文化软实力目的。特别是要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化艺术形式表达中华文化理念，将看上去与西方文化存在深刻差异的中华文化理念，用西方民众熟悉的方式和手法传播出去，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品牌。因此，不仅要对外建立中华文化的传播网，也要在国内将触角伸向千家万户，遍及社会各界。同时，还应积极开发道德伦理领域中的资源，不断提升中国文化的道德感召力，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资源。惟有如此，才能建立强大的公共外交，实现中华文化的软着陆。

二是实现社会软崛起。作为一个新兴发展中大国，中国崛起速度非常快，国际社会难免会对此产生恐慌心理。但是，中国既不能因此而放慢发展速度，畏首畏尾，也不能对于此种顾虑毫不在乎，置之不理。妥帖的办法是在硬实力崛起的同时，重视软实力的崛起，充分发挥人文交流的优势，通过大规模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推广取信于人，用心与心的对话感化世界，让国际社会接受一个强大、繁荣和信任的中国。

特别是要重视开发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优势资源，比如中医、中药、饮食、服饰、武术、气功、京剧、戏曲等，这些社会文化资源目前在海外受到推崇，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要善于挖掘这些社会文化中蕴含的中华文化理念，凝练和提升文化价值观成分，夯实中华文化软实力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三是实现国家软驱动。传统上，驱动一个国家对外行为的主要动力是利益和权力，凡是有利于国家利益的事就做，不利于国家利益的事情就不做。然而，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不仅要看重利益，还要看重价值，既要讲原则，不惟利是图，又要负责任，不文过饰非。同时，要把文化立国摆在突出重要的战略位置，不仅要弘扬传统文化，还要创造新文化，以此获取国际社会的尊重和信赖。

近年来，随着中国全面加入国际主流社会，随着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博鳌论坛、太湖文化论坛等众多人文外交平台的建立，中国人文外交正在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展望未来，中国外交应在准确研判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明确以人为本和人文搭台、外交唱戏的指导思想，着手制定实施统揽全局的人文外交战略，全方位推进思想外交、文化外交和公民外交，为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注释：
　　① See Carola McGiffert, Chinese Soft Power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rch 2009.

② See Joseph S.Nye, Jr.,The Powers to Lead,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Colorado: Perseus Books Group, 2004.

③ 转引自王义桅《三个代表与中国的公共外交》，载于《学习月刊》2003年第10期。

④ 阎学通《软实力的核心是政治实力》，载于2007年5月22日《环球时报》。

⑤ 参见阎学通、徐进等《王霸天下思想及其启迪》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

⑥ 潘维《敢与西方展开政治观念斗争》，载于2008年1月28日《环球时报》。

⑦ 参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⑧ \[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革》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40页。

⑨ 参见\[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

⑩ “中华文化美国行”专门设立了网站，整个活动前后持续了近一个月。

（作者单位：赵可金，清华大学中国战略与公共外交中心；彭萍萍，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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