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马克思的理论没有过时
2012年年中，学术性的、以原始文字发表文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准备著作”的第4卷第3册将在柏林出版（已在2012年8月出版——译者），该书收入卡尔·马克思1863—1868年期间撰写的经济学手稿的最后一部分。这将是马克思主义[1]编辑史和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就是《资本论》。这样，总计15卷（23分卷）的MEGA2第二部分就成为MEGA2第一个完成的部分。最终包括114卷（123分卷）的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文献遗产有朝一日将全部可供感兴趣的人们进行学习研究时使用。
研究者越来越不必为了档案材料而进行开销巨大的旅行，到图书馆的特藏室研究那些难以辨认的手稿或者珍贵书籍；此外，MEGA2的文本也日益被放置到互联网上。全世界都可以以MEGA2为基础，进行翻译，编辑著作集、选集、单行本、专题文集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遗产早已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
自1989—1991年以来，人们日益听到一种说法，说马克思有一个“幻景”（像个千里眼？）；今天正是缺少幻景者。但是无论是1991年之前还是之后，世上都不缺少最终说来“正确的”、“真正的”、“人道的”、“民主的”等等的社会主义。但是这些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那里没有产生任何结果。
革命形势从来就不是由革命者“制造”出来的，从来就不是从一个集会跑到另一个集会的勤勉的鼓动家造成的结果。不如说革命形势总是由统治阶级过时的政治召唤出来的，那时千百万人民群众遭到下面一系列情况的打击：歉收，瘟疫，帝国主义对工人、农民、职员的军事征召，饥荒，寒冷，疾病，人、住所、工作的丧失，危机，通货膨胀，等等。
尽管迄今为止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但是从本质来说，恩格斯1845年三月说的话仍然正确：“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存在的社会灾难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为了肃清赞成和反对这种理论的一切空想和幻想，了解无产阶级的状况是十分必要的。”[2]当1878年德国政府在帝国国会上提出禁止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法令时，马克思在9月指出：“只有当该社会中掌握政权的那些人不用暴力方法来阻碍历史发展的时候，历史发展才可能是‘和平的’。”[3]对既成的现实的社会状况所作的没有成见的、经过科学论证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就社会的所有层次和方面来说，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
光是上面提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文献遗产的规模就足以使人得出结论说，他们两人至少是19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他们的理论活动和组织活动也具有世界历史的影响。对他们的文献遗产进行历史考证性的研究，一如既往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由于人类居住星球的危机日益广泛、日渐加深，这种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
第一部分：同工人运动的实践相结合使《资本论》成为伟大的世界文献（马克思恩格斯生前《资本论》传播史概述）
围绕对《资本论》和马克思恩格斯其他著作的认识展开的争论，是马克思主义影响史的组成部分。谁要是认识了这种争论的基本特征，他就不对当今的相关讨论产生任何惊奇，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基本的、被揭示了的和遭到批判的客观现实关系自从马克思恩格斯以来并没有消失。
可以证明，《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出版）的影响，自从1869年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党建立以后，自从1871年3—5月巴黎公社的统治之后，自从1875年中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和所称的爱森纳赫党（“马克思派”）在哥达合并之后，就获得了新的特质。
工人运动只要能够将经济、理论和政治方面的努力和斗争结合起来，并且集中起来，就会变得越来越吸引人，就会取得越来越多的成功。一个政治运动，只有以单个学科和哲学为基础对自己承担责任的领域或希望参与的领域的社会阶级和社会阶层进行分析，从而向那些为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利益群体揭示和宣传最终的目的，才会变得吸引人，才能对于该运动着眼的目标群体来说是成功的。没有毫无顾忌的科学上的、历史批判性的努力，就不可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
1872年之后，特别是1877—1878年恩格斯的系列文章《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反杜林论》）发表之后，《资本论》的影响史就同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的影响史结合起来，成为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影响史；马克思和恩格斯至晚在马克思1883年逝世之后便作为国际上革命的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领袖而得到承认，或者遭到斗争。在俾斯麦反对天主教的“文化斗争”中断之后，教皇利奥十三世颁布了通谕《宗徒职务的》，号召“抵御社会主义祸害”，连根拔除“社会主义毒草”。 [4]
1878年阿道夫·赫尔德教授的《国民经济学讲授大纲。供听众使用》第二版出版了，其中援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5]1879年第一次在一本为大学生和应试者编写的复习用书中，出现了关于马克思的一节。[6]1882—1885年，汉斯·冯·谢尔在古斯塔夫·勋伯格的《政治经济学手册》中撰写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7]，古斯塔夫·格罗斯1884年在《德意志人物全传》第20卷中写了一篇关于马克思的大文章，并在发表了一篇大约40页的内容丰富的论文介绍“马克思的科学体系”。 [8]马克思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追随者和反对者都对这新的一卷充满了期待。[9]
在批判者一方，从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到1897年至少有500次书面的反应；仅仅从第二卷1885年出版到第三卷1894年出版，在书籍、小册子和报刊文章上《资本论》就至少有180次为经济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和教会代表所提及。其中35次是提及第二卷，其中一次是由自由贸易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及，23次由青年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及, 7 次由边际效用学派的代表提及, 3次由法学家提及，1次由容克阶层的代表提及。
但是几乎没有评论进一步论及第二册内容本身；这一卷被同第一卷一起提及，有人说，这一卷没有包含什么新鲜东西，或者只是援引恩格斯在序言中的提示，即第三卷将阐述平均利润率的问题。
如果说普鲁士重要的历史学教授海因里希·冯·济贝尔早在1872年便大声宣布，不能把马克思的《资本论》仅仅理解为经济学著作加以批判[10]，那么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1877—1878年发表之后，特别是在《资本论》第二卷发表之后（在该卷序言中恩格斯预告即将出版第三卷），大约从1887年开始（首先是格奥尔格·阿德勒[11]），应当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当做包含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主要领域的理论体系来加以攻击（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政治结论进行反驳的前提条件是同唯物主义历史观作斗争）的观点便日益变得鲜明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接受史和影响史中的关键点就是这样；此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精神历史和社会历史上的重要性日益增长。韦尔纳·桑巴特教授1895年在纪念恩格斯逝世的学术文章中谈到“马克思恩格斯的体系”，文章说鉴于该体系的该部分内容，“这样称呼是正确的”。 [12]
《资本论》实际上已经传遍全世界，并且日益起到重要的启蒙作用和鼓舞人心的作用。撇开马克思1867年所定的时间期限不说，《资本论》揭示的客观必然的发展趋势（劳动的解放）——只要人类不想加速其自身的毁灭——更加值得关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否定，是它自己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而造成的。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在自由劳动者的协作的基础上和他们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上来重新建立。”[13] 这就是马克思1878年底简要表达的社会主义者的纲领性任务的实质： “那是劳动的解放。”[14]
第二部分：对《资本论》的四种主要的攻击形式
现在应当阐述对《资本论》的四种主要的攻击形式。在这里我当然赞同恩格斯1876年10月20日在致库格曼的信中写的话：“如果必须批驳学术界流传的关于马克思的各种无稽之谈，那么要做的事就太多了。” [15]
（一）攻击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本身
由于1878年恩格斯出版了《反杜林论》，并在马克思逝世后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人们开始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由几大部分组成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对手则认识到：如果要攻击马克思主义，就要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体系；在攻击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之前，应当首先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的哲学。
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留下对他们新的世界观的总体阐述，但是人们依然能够找到相关的哲学的、经济学的和政治理论的丰富论述，并对它们进行系统的整理。说到上面提到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那么人们可以用一句归纳了最一般的经验的话表达出来：存在一个客观现实（即物质），这个客观现实存在于各种联系之中并不断变化，它能够为人们所认识并由此符合目的地加以改变。
这一句话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它们可以作为辩证唯物主义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概览、逻辑结构的要素来加以运用：（a）哲学唯物主义，（b）唯物主义辩证法，（c）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如果把这种对世界整体的认识——这一点也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创作为基础的——从方法上运用到对物质的一部分，即只运用到对人类的哲学认识上，那么就会得到关于社会及其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论、一般的历史理论（社会学）、亦即（并非十分幸运地）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结构：（d）历史存在及其一般结构（客观规律和有意识的行为，个体和社会的关系，作为自然历史过程的人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上层建筑和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关系，阶级和阶级关系[特别是阶级斗争]，作为阶级社会的政治组织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战争、和平以及其他全球性的人类问题）；（e）社会存在及其发展（随上述结构产生的是功能、作用、反作用、冲突和运动）；（f）社会意识或者一个社会的精神生命过程（社会意识的内容和形式，特别是法，道德，宗教，艺术，各门学科，历史和现实中的意识形态）。
而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却反对在社会中也存在着客观规律的观点，认为社会中只有单个的（不能再现的）现象。
马克思把这一新的哲学应用到对16世纪以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试图对经济关系作出解释的许多著作上。马克思希望在6册著作中进行这一批判： 1资本，2土地所有制，3雇佣劳动；4国家，5对外贸易，6世界市场。[16]
以上就是在世界历史上和在世界范围内从政治上通往一个新的文明类型的物质前提条件，这种新的文明类型建立在“自由劳动者的协作的基础上和他们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上” [17]。在这个社会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 [18]，并且“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至于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根据上面的叙述，这已经很清楚了。” [19]黑格尔会说，世界市场[第六册]是正题[第四册]（国家及其经济职能）和它的反题[第五册]（国际贸易，对外经济关系）的合题。
这一世界历史性的变革通常说来应当——如同在所说的总体的物质现实中一样——通过发展来实现，也就是说通过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变化，通过矛盾的产生和解决，通过辩证的否定来实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不是摧毁——考普夫]，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惟一的历史道路。”[20]
（二）把马克思的哲学和黑格尔的哲学等量齐观
从《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出版时起，就有人说马克思运用的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辩证法。人们在相关的讨论中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谈到黑格尔，以便攻击马克思的论证。《资本论》第一卷在殖民理论之前的那一段有名的关于“剥夺者被剥夺”的展望，被说成是黑格尔《逻辑学》意义上的思维中的结论。黑格尔问题变成了马克思问题；马克思是一位“勤奋的黑格尔分子” [21]，他的著作阐述的不是现实世界，而是思维的发展。普鲁士-德意志的历史编纂学家海因里希·冯·济贝尔1872年如是说：“马克思是……黑格尔哲学的勤奋的学生。……他的风格并不令人喜悦；作为坚定的黑格尔分子，他努力将数量惊人的材料归结到一个唯一的基本概念的各个发展环节上，这样一来，他就常常使得他的推理变得令人难以忍受地冗长，变得累赘而笨拙。但是他的阐述具有最高程度的确凿性和严谨性；一个人如果认可了他的最初的论述，那么必不可免地会必然承认他的最后的结论。”[22]
马克思1873年1月25日对这种攻击作了回应：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各个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这个危机又要临头了，虽然它还处于预备阶段；由于它的舞台的广阔和它的作用的强烈，它甚至会把辩证法灌进新的神圣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暴发户们的头脑里去。[23]
（三）把现象作为本质来阐述
对《资本论》的另一种形式的攻击针对的是本质和现象之间的关系。一位署名为“h”的评论者如此写道：“我们一开始就碰到的基本公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数量，或者说生产一个使用价值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一件商品的价值大小（既交换价值的额度）’，这句话对马克思来说是一条公理，他不去证明，而只是不断地用各种不同的说法予以重复……。”[24]在路德维希·库格曼从汉诺威告诉马克思这一评论之后，马克思在1868年7月11日给库格曼的回信中回答说：
这个不幸的人看不到，即使我的书中根本没有论“价值”的一章，我对现实关系所作的分析仍然会包含对实在的价值关系的论证和说明。胡扯什么价值概念必须加以证明，只不过是由于既对所谈的东西一无所知，又对科学方法一窍不通。……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按比例分配劳动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
科学的任务正是在于阐明价值规律是如何实现的。所以，如果想一开头就“说明”一切表面上与规律矛盾的现象，那就必须在科学之前把科学提供出来。李嘉图的错误恰好是，他在论价值的第一章里就把尚待阐明的一切可能的范畴都假定为已知的，以便证明它们和价值规律是等同的。
另一方面，如您所正确地指出的，理论的历史确实证明，对价值关系的理解始终是同一个东西，只是有时比较清楚，有时比较模糊，有时掺杂着较多的错觉，有时包含着较多的科学的明确性。因为思维过程本身是在一定的条件中生成的，它本身是一个自然过程，所以真正理解着的思维永远只能是同一个东西，只是随着发展的成熟程度（其中也包括思维器官发展的成熟程度）逐渐地表现出区别。其余的一切都是废话。
庸俗经济学家根本想不到，实际的日常的交换关系和价值量是不能直接等同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当庸俗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地鼓吹事物从现象上看是另外的样子的时候，他们自以为这是作出了伟大的发现。实际上，他们所鼓吹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外表，并且把它当做最终的东西。这样一来，科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但是，在这里事情还有另外的背景。内部联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还在现存制度实际崩溃以前就会破灭。因此，在这里统治阶级的绝对利益就是把这种缺乏思想的混乱永远保持下去。 [25]
在学习《资本论》时，应该在第一卷结束之后、第二卷开始之前，去学习马克思遗稿中1864年撰写的《资本论》第一册《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它的内容一如既往具有现实意义和方法论意义：从本质上升到现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从1883年马克思逝世到1885年恩格斯从8个手稿[26]中编辑出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27]作为第二卷出版。恩格斯可能为汉堡的出版商奥拓·迈斯纳提供了下面这篇介绍内容预告出版的文章：
本卷的材料主要属于“高级经济学”的层次，它引起的研究同第一卷的情况相比，比较远离日常的经济生活。但是如果对流通过程没有清晰的认识，那么就不可能理解今天资本主义生产的生命条件，因为流通过程是单个资本家之间进行交换以及他们资本的补偿和再生产的中介。对流通过程的研究迄今为止越是研究得少，那么就给本卷著作的作者（也就是《资本论》第二卷的作者马克思）提供了越多的机会……
本卷著作的大部分手稿是在人们纷纷抱怨第一卷难懂的时候撰写的。因此本卷作者例如尽可能清晰易懂地阐述研究对象；但是材料的性质却决定了读者并不能因此而省去自己思考的努力。[28]
有一篇值得注意的论述《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关系的论文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刊物上：
斯密学派的追随者一点儿也没有尝试去发展他的学说，他们顶多是歪曲他的学说。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所做的唯一的贡献，是搜集了丰富的、各种各样的实际材料，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利用这些材料。
这时候马克思出场了。他在古典学派搁浅的地方着手，他从彻底分析最简单的问题开始。……这样他就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价值理论。
在市场上人们不再询问商品的客观价值，而是询问商品的价格，即价值的货币表现。因此现在应当研究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的作用。一经研究就发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完全误解了资产阶级的宠儿，漂亮的闪闪发光的货币。于是就产生了今天普遍得到默默的承认的货币理论，然而非常有趣的是，一些国民经济学家只想承认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而不想承认他的价值理论，殊不知前者正是后者的必然结果。
现在应当回答的问题是：剩余价值是怎样产生的？怎样从货币中变出更多的货币？通过对一种商品即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质进行研究，解决了这个问题。……
对这个历史进程的叙述——通过这个历史进程，一方面生产资料变成资本，另一方面人民大众从生产资料上“解放”出来——，构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结尾，该著1867年出版了第一版，不久就翻译为文明世界的一切语言。
这部著作引发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整个国民经济学被颠倒过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惊恐万分：尽管李嘉图已经径直将利润阐述为不付报酬的劳动，但是这仅仅是指出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这位冷静的英国人仅仅宣布，事实就是这样，也不能不这样，另一种生产方式是不可能存在的；好也罢歹也罢，人类社会必须适应这种现状。所谓的“平均社会主义者”的梦想是不需要害怕的，这些“平均社会主义者”试图从李嘉图的学说引申出一些结论，以便人们进行一些安排，可以将已经查明的剩余价值装进工人的口袋，从而建立公平的社会。与此相反，马克思则证明，特殊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怎样在出现并必然造成现状的同时，也为它自己挖掘了坟墓。马克思指出，从资本主义制度的自然必然性中怎样产生出新的力量，无产阶级怎样产生，它怎样绝对地、必然地出现在资本家阶级的对立面；这个无产阶级必须从积累剩余价值的阶级那里争取活命的可能，而那个积累剩余价值的阶级，也在自我吞噬，因为随着生产的内部力量的发展，小的企业主就被大的企业主消灭了；而处于这两个打斗的力量之间的小生产者阶级、独立手工业者和商人也不断遭受侵蚀。在这里，预言新的世界制度并不是出于虔诚的希望，不是的，新的世界制度来自逻辑演绎的有害锋芒，来自资本主义规律本身。只要人们还以公平的名义进行要求，那么事情就没有危害。一旦人们站在一种学说的基础上，这种学说为提供给他们科学，组织起他们的斗争，那么事情就严重了。现在就必须对这种学说进行斗争了，直到刺刀见红。
完全沉默无济于事，那些人开始尝试提出异议；“马克思毁灭学”成为一门专业。那些积极的批判是如此软弱，以致马克思认为对这些愚蠢的所谓批判行为说上一句话都是有失身份的事情。那些人于是马上躲到一个更加可靠的棱堡后面：马克思所说的话，可以加以利用。至于货币市场、竞争、地租等更为复杂的现象，马克思自己没有讲，在这里人们可以放心地放肆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因为这些从马克思的学说中得不到解释。那些人成功了。——这时候第二卷出版了，攻击社会主义的人部分遭受打击，又一块阵地被夺走了。
遗憾的是，老天没有让马克思活到出版第二卷的时候。他的朋友和学术同志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承担了这一艰巨而崇高的任务。
这里要探讨的是“资本的流通过程”。………
此外，还应当阐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正是在这里，古典国民经济学家犯下了最大的错误。他们简单地认为，一国的年产品在其居民当中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现在真相大白了：运用在生产资料中的部分根本就不能分配。只要过程还要继续下去，那么固定资本就必须至少保持原来的数量。可以分配的只是工资和剩余价值。然而由于生产不是按照计划进行的，消费资料的生产和生产资料的再生产就非常有可能陷入巨大的混乱，资本家之间的摩擦和竞争就会出现，一切远远不是顺利进行，总是这里或者那里会出现阻塞。
这个第二卷非常不幸，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完全误解它了，在这一点上第二卷甚至比第一卷还不幸。这里也发生了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几位先生称赞第二卷是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他们对第一卷可不想这么说，而实际上整个研究仍然是直接建立在价值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上的。与第一卷相比，第二卷被阅读得更少，因为马克思在第一卷中搜罗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并予以高超的运用，而第二卷纯粹是抽象的。
9年之后才能够实现第三卷的出版，这一卷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从而赋予整个体系以终结。[29]
上面的文章有助于阐明经济学中本质和现象的关系。
从1885—1894年，恩格斯历尽艰辛，将马克思遗留的手稿，特别是1864—1865年期间产生的规模巨大的“主要手稿” [30]，编成《资本论》第三卷出版。马克思在开篇的地方，就从第一册到第三册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生和本质的阐述如何上升到对它的现象的阐述的问题，对读者简要作了解释：
在第一册中，我们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作为直接生产过程考察时呈现的各种现象，而撇开了这个过程以外的各种情况引起的一切次要影响。但是，这个直接的生产过程并没有结束资本的生活过程。在现实世界里，它还要由流通过程来补充，而流通过程则是第二册研究的对象。在第二册中，特别是在把流通过程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中介来考察的第三篇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就整体来看，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至于这个第三册的内容，它不能是对于这个统一的一般的考察。相反地，这一册要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因此，我们在本册中将阐明的资本的各种形态，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各种资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竞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31]
这里马克思谈的同样是1868年致库格曼的信中所论述的本质和现象的关系、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同资产阶级批评者相对的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研究和阐述的关系。与第一册和第二册不同，马克思在第三册研究的不再是作为单个过程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单个资本的再生产过程，而主要是总资本的运动，即“各个资本、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和收入（= m）互相之间的社会交错现象”。[32]
恩格斯用下面的方式为更广大的读者写了阐明这一关系的文字：
马克思主要著作的第三册构成他的理论部分的终结。第一册阐述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册阐述资本的流通过程。在研究了资本在其中活动的两种主要职能、它们各自的和本身的条件、过程和结果之后，作者在第三册中阐述了资本主义运动过程的总过程，生产和流通两个阶段是作为这个总过程的环节包含在其中的。第一册阐述的是剩余价值是如何产生的，第二册阐述的是剩余价值是如何实现的，第三册阐述的则是剩余价值是如何分配的。正是剩余价值分裂为各个低一级的部类——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地租，并由不同的利益集团占有，构成资本的引人注目的总运动，作为决定性的力量出现在社会的表面。[33]
这样一来，也就驳斥了早先对《资本论》的攻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资本在现实世界中根本就不存在。这里关系到从哲学上理解涉及经济学关系时的本质和现象的相互关系。
与此相关的是第三卷出版前后的讨论，这是恩格斯1885年在第二卷序言中发动的。恩格斯在序言中写道：“使李嘉图学派破产的，有以下两点：第一，劳动是价值的尺度。第二，按照李嘉图的价值规律，假定其他一切条件相同，两个资本使用等量的、有同样报酬的活劳动，在相同的时间内会生产价值相等的产品，也会生产相等的剩余价值或利润。”[34]
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恩格斯谈到6位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试图解决所提出的问题。随着《资本论》第三卷的发表，就开始了一个直到今天仍未停息的争论：从《资本论》第一卷到第三卷的转形问题。康拉德·施米特曾写信给恩格斯说，根据价值规律，所有的商品都按照它们的价值交换，而价值规律只是一个“必要的虚构”。恩格斯1895年3月12日在致施米特的信中写道：
您对价值规律的责难，从现实的观点来看，涉及一切概念。……两者的这种差别正好是这样一种差别，由于这种差别，概念并不无条件地直接就是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由于概念有概念的基本特性，就是说，它不是直接地、明显地符合于使它得以抽象出来的现实，因此，毕竟不能把它和虚构相提并论，除非您因为现实同一切思维成果的符合仅仅是非常间接的，而且也只是渐近线似地接近，就说这些思维成果都是虚构。……利润率和一般经济规律……而只是一种近似值，一种趋势，一种平均数，但不是直接的现实。其所以如此，部分地是由于它们所起的作用被其它规律同时起的作用打乱了，而部分地也是由于它们作为概念的特性。[xxxv]
恩格斯鉴于上述公开的讨论，产生了一个想法：为《资本论》第三卷写一篇增补或者补充很有用，在这篇增补中，他将阐述利润率形成的自然历史过程，但没有写完。假如人们在阅读第二篇《利润率转化为平均利润率》之前先阅读这篇增补，或许从方法上讲是有裨益的。
（四）恩格斯被说成简化者，贬低他对《资本论》所作的贡献。
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进行攻击是直到今天一直存在的又一种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形式。恩格斯被说成简化者，他为《资本论》作出的贡献被贬低。
在1867年《资本论》出版之后就有读者说，马克思的著作是恩格斯22年前撰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续篇。但是只是在恩格斯发表他的论著《反杜林论》之后，人们才开始大量引证恩格斯。恩格斯论证了，新的世界观在逻辑上必然包括哲学的、经济学的和政治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认识。这引致反动的批判者攻击这一方案。他们指出，1875年在哥达合并的社会主义者力图运用这个世纪的全部知识来推翻现存社会的政治制度。恩格斯被诽谤为“帮凶”、“差役”、“门徒”、“使徒”等等。因为事实是，当时年轻一代社会主义者（例如卡尔·考茨基）只是在学习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之后才开始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想说的理论。于是，德意志帝国国会1878年10月通过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也就是说禁止一切社会主义团体、集会和篇幅在20印张以下的著作。同时教皇利奥十三世——上文已经提及——颁布通谕，号召“抵御社会主义祸害”，连根拔除“社会主义毒草”。
在恩格斯1885年和1894年编辑出版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从而在科学上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的科学能力之后，针对恩格斯的攻击大大增强了。这些批判者对恩格斯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异常恼怒，他们巴不得马克思根本没有撰写《资本论》第一册的续篇的流言最好是事实。需要注意的是，恩格斯在此期间还撰写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再版了马克思和他自己的著作，更重要的是他还是国际工人运动理论上的和实践上最经常被咨询的顾问。1883—1894年期间，出版《资本论》并非这位63—74岁的老人献身其中的唯一工作。如果不算秘书艾森加尔腾（恩格斯由于眼疾而在一段时间里请艾森加尔腾帮忙，在辨认马克思难以看清的手稿时自己口授，艾森加尔腾笔录），恩格斯独自一人在将近12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一项工作，这项工作在莫斯科、柏林、哈雷、仙台和东京的大约50位MEGA2编者至少需要30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人们从恩格斯1859年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撰写的书评和1867年为《资本论》第一卷撰写的书评可以看出，恩格斯不仅能够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而且能够更进一步，向读者指出阅读《资本论》方法，解释马克思的叙述顺序。恩格斯不仅在理论水平上和马克思相当，而且还能够向马克思建议，怎样撰写才能够将复杂的理论问题阐述得让并非科班出身的哲学家、经济学家的一般读者容易理解。恩格斯的重要性之一在于宣传普及马克思的思想，但并不是肤浅化和庸俗化。恩格斯从马克思的遗稿中编辑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这是恩格斯的天才的功绩，我认为除恩格斯外任何人也不可能做到，即便今天的马克思批判者或者恩格斯批判者也不可能做得更好。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历史事实：没有恩格斯伟大的理论上的和方法上的才能，马克思早就会像19世纪其他许多著作家一样被遗忘了。没有恩格斯，我们今天可能根本不会这样多地谈论马克思的《资本论》。没有恩格斯，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如果我们看一看MEGA2，我们会发现恩格斯的著作也占了很大一部分。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马克思是伟人，而恩格斯是简化者、庸俗化者。有了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的帮助，19世纪和20世纪的国际工人运动就能够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这部主要著作来反对资本主义剥削，自1917年开始在列宁的领导下，也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利用它在遭受世界大战摧毁和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制度。
《资本论》已经传遍世界。马克思恩格斯以后，没有出现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联系的功能所作的合理阐述和可为领导和塑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及其对外经济关系使用的牢靠的理论基础。大批大批的批评者一方面自1885年以来直到今天都依靠马克思恩格斯过活，另一方面他们这样做，就常常遭受飞蛾般的命运。他们的名字被人遗忘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却随着每一次“反驳”的企图（这些企图每一次都证明，所有迄今为止的这样的企图都失败了）而流芳百世。这首先同两个问题域相关。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哲学的、经济学的和政治的基本认识具有体系性的、符合逻辑的相互关系（恩格斯实际上为这一理论体系的创立、发展和传播以及该理论体系同工人运动的结合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这一贡献迄今常常被低估）。第二，对事实作这样的理解，即经济的联系和过程一方面具有一种自然的内容（在所有的人类社会，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者都必须首先合理结合起来），另一方面表现为一种社会的形式（最根本的问题是谁是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所有者）。事情经常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或者《资本论》的批判者最害怕的莫过于有意识的、有计划的、统一领导的劳动者共同体的政治统治。
在对社会、世界市场、危机和全球治理进行反思的时候，人们也能够看出，继续重新利用，并在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2）的基础上利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遗产是很有益处的。至少对于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应当将政治经济学从私人货币占有者发财致富的学问变成一门有关自觉地、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地球上的劳动人民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科学理论，劳动人民同时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的所有者，他们在世界市场上互利互惠，和谐合作。我认为这就是维护马克思恩格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家的创造性的任务。
注释：
[1]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体系，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观点的总体。
[2]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8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194—195页。
[4] 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世界观一直存在于公众话语中。2007年11月底，教皇本尼迪克特十六世发表了他的第二个通谕《通过希望得救》。该通谕说，自从发现美洲以来，自从弗兰西斯·培根提出他的世界观以来，理性和自由的范畴在欧洲日益占据进步信仰的中心，这一点从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伊曼纽尔·康德的哲学就可以看出来。“19世纪执着于进步信仰，将之作为人类希望的新形态，并进一步将理性和自由视为人们在希望之路上必须追随的指路明星。但是，越来越快的技术发展进程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工业化却创造出崭新的社会形势：出现了产业工人阶级和‘产业无产阶级’，他们可怕的生活条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45年以令人震撼的方式进行了描述[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考普夫]。该书的读者一定清楚地意识到：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必须加以改变。但是这一改变将撼动和颠覆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1789年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之后，就轮到新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了：进步不能仅仅小步走。进步需要革命的跳跃。卡尔·马克思肩负起召唤这一时刻的使命，运用语言的和思想的力量力图将这一崭新的、伟大的、（或者如他所说）最终的通往拯救——康德称之为“上帝之国”——的历史步骤发动起来。在彼岸的真理消失之后，现在就应该建立此岸的真理。对天国的批判转变为对尘世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转变为对政治的批判[指的是马克思1844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考普夫]。通向改善、通向最终的好的世界的进步，不再从科学中就能得到，而是要从政治中得到，这是一种经过科学思考的政治，它认清了历史和社会的结构，指明了革命的道路和万物转变的道路。马克思以详尽的精确性（尽管也具有党派片面性）描写了他那个时代的形势，并运用伟大的分析能力阐述了通往革命的道路[指《资本论》——考普夫]——不仅在理论上，而且还同产生自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一起开启了这一革命道路。他所作的期许由于他清晰的分析以及明确指出根本变革的手段而魅力十足，并且一再取得成效。‘革命’随之也来了，在最为激进的俄国。” (§ 20) 还从来没有一份教皇通谕如此明确地提到马克思恩和格斯的名字，如此详细地表述他们的立场。
[5] Siehe Adolf Held: Grundriss für Vorlesungen über National?konomie. Zum Gebrauche seiner Zuh?rer verfasst. Zweite Auflage. Bonn, 1878, S. 24 und 50-52.
[6] Siehe Ludwig Heinrich Schmidt: Repetitorium der National-Oekonomie für Studirende und Prüfungs-Candidaten (Juristische Repetitorien, Bd. 14). Leipzig 1879, S. 14.
[7] Siehe Hans von Scheel: Socialismus und Communismus. In: Handbuch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 hrsg. von Dr. Gustav Sch?nberg. 1. Bd. Tübingen 1882, S. 89-99 sowie denselben Artikel in demselben Werk, 2. Aufl. 1885.
[9] Siehe Gustav Gro?: Marx: Karl. In: 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 20. Bd. Leipzig 1884, S. 541-549; derselbe: Karl Marx. Eine Studie. Leipzig 1885 (au?er einem Vorwort von Ende Juli 1884 enthaltend die Kapitel I ?Die Jugendzeit Marx’“ [S. 1-14], II ?Marx als Arbeiterführer und Publicist“ [S. 15-43] und III ?Das wissenschaftliche System Marx’“ [S. 44-82]).
[9] Siehe Hans Knoop: Der Mehrwerth. Bremen 1883, S. 1: “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的批评者一方并不比赞同者一方更少地觉得遗憾：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1867年第一版，1872年第二版。我们全部引用第二版）没有完成；通过其续篇本来能更清楚地看出，马克思的推论导向的是谬误和完全站不住脚的结论。”莱比锡大学政治科学讲师卡尔·瓦尔克尔1882—1884年出版了他的5卷本的包罗广泛的《国民经济学手册。供学生、农场主、实业家、商人和其他受教育者阅读》（Karl Walcker, ?Handbuch der National?konomie für Studirende, Landwirthe, Industrielle, Kaufleute und andere Gebildete“）第一版。在第5卷第224页，他在第113节《传记》中写道：“马克思的伟大著作：《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1867年出版第一版，1872年出版第二版，1883年出版第三版，这是由恩格斯完成编辑的一版。恩格斯还将出版第二册《资本的分配和流通》。”又参看古斯塔夫·科恩《国民经济学的体系。供学生阅读的读本》（ Gustav Cohn: System der National?konomie. Ein Lesebuch für Studirende. Erster Band. Grundlegung. Stuttgart 1885）关于《资本论》的第150页：“第二卷已经许诺将从遗稿中编辑出版。”
[10] Siehe Heinrich von Sybel: Die Lehren des heutigen Socialismus und Kommunismus. In: K?lnische Zeitung. 29. M?rz 1872, 3. Blatt.
[11] Siehe Georg Adler: Die Grundlagen der Karl Marx’schen Kritik der bestehenden Volkswirtschaft. Kritische und ?konomisch-litterarische Studien. Tübingen 1887, a. a. O.
[12] Siehe Werner Sombart: 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 Berlin 1895, S. 20.
[13] 马克思：《资本论》（根据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翻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31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74页，那里叙述有改动。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645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4卷第201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88页。
[17]马克思：《资本论》（根据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翻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31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74页，那里叙述有改动。
[18]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36页。
[19]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1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62页。
[21] Moses He? in einem Manuskriptfragment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konomie“, im Zentralen Zionistischen Archiv zu Jerusalem.
[22] Heinrich v. Sybel: Die Lehren des heutigen Socialismus und Communismus. Zwei Vortr?ge, gehalten in Barmen. Erste Folge. In: Die K?lnische Zeitung. Nr. 89 [1. Blatt] vom 29. M?rz 1872.
[23]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23页。
[24] ?h.“: (Rezension zum ersten Band Marx’ ?Kapital“ unter der Rubrik ?Rechts- und Staatswissenschaft. Statistik“) in: Literarisches Centralblatt für Deutschland. Leipzig. Nr. 28, vom 4. Juli 1868, S. 754-756. - Siehe den zitierten Satz in MEW, Bd. 23, S. 54.
[25]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8年7月11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289—290页。
[26] 它们首次发表在MEGA2, Bd. II/11.。
[27] 恩格斯的《资本论》第2卷编辑稿首次发表在MEGA2, Bd. II/12。
[28] B?rsenblatt für den deutschen Buchhandel und die mit ihm verwandten Gesch?ftszweige. 52. Jg. Nr. 148. Leipzig. 30. Juni 1885, S. 3065, Sp. 1/2.
[29] M. P. [Julian Marchlewski]: Der Dritte Band des ?Kapitals“. In: Vorw?rts. Berliner Volksblatt. Nr. 21. Freitag, den 25. Januar 1895, 2. Beilage. – Wieder ver?ffentlicht: Julian Marchlewski ?... zu Nutz und Frommen des k?mpfenden Proletariats ...“ Der dritte Band des ?Kapitals“ 1894/1895 im ?Vorw?rts“. In: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Nr. 68. Frankfurt am Main. Dezember 2006, S. 151-167.
[30] Siehe MEGA2, Bd. II/4.2.
[3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29—30页。
[32]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8年4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2卷第70页。
[33] B?rsenblatt für den deutschen Buchhandel und die verwandten Gesch?ftszweige. Nr. 265, 14. November 1894, S. 7208/7209.
[3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23—25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693—6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