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李大钊 理解李大钊——编注《李大钊全集》的几点认识和体会

作者:    发布时间:2014-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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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李大钊 理解李大钊

——编注《李大钊全集》的几点认识和体会

○杨琥 王宪明

[摘要]为纪念革命先贤,推动李大钊生平思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也为了使广大读者更好地读懂和理解李大钊,中国李大钊研究会重新编辑、修订、出版了《李大钊全集》。此次修订,我们在扩大搜罗范围的同时尽量保留文字原貌,基本不作删节。对于文章排序,我们本着将文本、语境和思想统一起来的原则,在对具体篇章进行详细考证的基础上作了一些调整,以求更准确地反映李大钊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实际历程。此外,为了确定李大钊文章中出现的诸多外文词汇和译名的准确含义,我们按照李大钊文章中提供的线索,深入到文章所涉及的外国文化、外国语言和外国语境中作了细致考订,纠正了之前的一些错误。在校勘和注释方面,我们力求精细、简约、准确,为读者提供一个完整、可靠、宜读的文本。

[关键词 ]《李大钊全集》;编辑修订;文本逻辑;历史语境

[中图分类号 ] D231 [文献标识码 ] A

1889 年李大钊出生之际,正值中华大地衰乱之时。正是由于以他为代表的一代先驱立志“深研政理”、“再造”中华,勇于首举“赤旗”、传播马列,才使得“从此神州不陆沉”(林伯渠:《题〈李大钊选集〉》,《李大钊选集》卷首,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并开启了后来新中国的创建历程。历史进入21 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于现实。在此,我们谨将在新版《李大钊全集》修订工作中秉承的理念、产生的思虑和取得的收获略作申述,盼能稍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理解革命先贤李大钊。

李大钊著作的搜集、编辑工作早在20 世纪30 年代就已经在十分艰难、危险的条件下开始了。1939 4 月,由北新书局出版的 《守常全集》就是早期编辑工作的一项重要成果。该书约20 万字,收文30 篇。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59 年和1984年出版了《李大钊选集》、《李大钊文集》(上下册)。前书近40 万字,收文133 篇,后者增加到100 万字,文章也增加到438 篇。这两部文集,在当时对宣传李大钊、研究李大钊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它们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存在一些缺憾和不足。1959 年出版的《李大钊选集》,不仅未能将当时已搜集到的李大钊论著全部收录,而且对已收入的不少文字进行了删节、改动。1984 年出版的《李大钊文集》,为了“维护”李大钊的光辉形象,对李大钊文章中关于“吴佩孚”、“考茨基”等人物的肯定或赞扬的言辞予以删除。这种做法,从严格的学术标准来看是不妥当的,也不能完整、准确地展现李大钊思想的全貌及其探索的曲折过程。我们编注的1999 年版的《李大钊文集》和 2006年版的《李大钊全集》,虽然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以往的某些不足,但是,由于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仍未能完全发现并改正这些版本中存在的此类问题,排版时仍以 1984年版作为底本,致使一些原已存在的问题延续下来。

此次修订后,《全集》中所收的李大钊著述,凡是当时公开发表、能够找到最初发表原件的,一律使用原件作为底本排印,其他各种版本则只作为参考,力求所收录的文字均为发表时的原貌。

编辑《李大钊全集》,并非仅仅是简单地将已搜集到的李大钊的论著汇编在一起,而是要通过真实、准确地展现李大钊的“文”,进而展现李大钊其人和他所处的时代。反过来,编注李大钊的文章,又要求我们正确、全面认识李大钊其人与他所处的时代。

李大钊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时势变迁使得李大钊一些文章的发表时间与写作时间不一致,一时不易弄清其确切的写作日期。对这些文章,我们只能从词语、语境以及内在线索的逻辑联系入手,将文本、语境和思想三者统一起来进行综合分析,进而推断这些文章的撰写时间。此次修订,我们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重新调整了若干文章的编排次序,企望能比较清楚、准确地反映李大钊思想发展的实际历程和内在逻辑,为进一步研究李大钊及其思想提供更为可靠的依据。

为此,我们把编排工作放在篇章研究的基础之上,以篇章为单位,结合语境,对语言文字实体进行研究。例如,《青春》一文,原发表于 1916 9 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 2卷第 1号,以往所有李大钊文集,都按该文在《新青年》发表的时间( 1916 9 1日)编排。本书则将该文改排在《民彝与政治》( 1916 5 15日)之后,即把它作为与 1916年四五月作者撰写的《民彝与政治》同一时期的作品。该文开首即说:“春日载阳,东风解冻。 ”又说:“当兹春雨梨花,重门深掩,诗人憔悴,独倚栏杆之际,登楼四瞩,则见千条垂柳,未半才黄,十里铺青,遥看有色。”(《李大钊全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2013年版,第 307页。)这些句子说明,该文的写作时间是在春天。其次,文中又有“远从瀛岛,返顾祖邦。肃杀郁塞之象,一变而为清和明媚之象矣;冰雪沍寒之天,一幻而为百卉昭苏之天矣”等语,尤其是“远从瀛岛”、“返顾祖邦”两句更是明确点出了此文的写作地点是日本,而非国内。再考察李大钊这一时期的行踪,他是 1916 5月中旬回到上海的,随后就积极参与反袁斗争,非常繁忙,没有充裕的时间撰写这样的长文。由此可以推断,该文当于他回国之前即已完成。据以上篇章语意与行踪史迹,我们将该文的写作时间定为 1916年的四五月间。

再如,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原按《新青年》发表的时间( 1919 9月、11月)编排,即排在《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 7 21日)的后面。此次修订,则将该文调整为第三卷的开端之作,排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之前。事实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李大钊为纪念马克思诞辰 101周年( 1919 5 5日)而写。该文的最初撰写,至少比发表时间提前半年,但由于文中引用了 1919 8 3日《每周评论》上“明生通讯”中的一条材料,以往的研究者大多以此为据,推断该文的写作时间为 1919年八九月,即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之后。从表面上看,这是有道理的,但事实却不然。我们认为,要确定这篇文章究竟撰于何时,首先须搞清楚“明生”是谁,这是弄清问题的前提。我们系统地考察了李大钊的各种社会关系,翻阅了大量报刊杂志,终于查清“明生”原来是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同事陶孟和的笔名。弄清楚了“明生”是谁,便有可能进一步把陶孟和这一时期的行踪搞清楚。原来,陶孟和在 1919 3月赴欧美考察教育,“明生通讯”就是他在途中连续寄给陈独秀、胡适和《每周评论》的信件,发表在 8 3日《每周评论》上的这篇“明生通讯”就是其中之一。而且,这篇通讯早在当年五六月份已寄到胡适手中。作为《每周评论》的主编之一,李大钊在发表之前当有机会读到这些信稿。正因为如此,在该篇“通讯”发表之前,他应当已经看过,并悉知其内容。李大钊在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时,就将它引用在自己的文章中。也就是说,《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引用 8 3日“明生通讯”中的文字,并不是在该通讯发表之后,而是在此之前。据此,再结合其他一些证据,可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 8月初便已撰写完毕。

李大钊的文章是由他个人撰写,但发表时间,特别是刊物出版的种种境遇,则不由他个人决定。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新青年》第 6卷第 5号(“马克思研究专号”),尽管由李大钊主编,但那个时代的信息传播速度和报刊杂志的编、刊周期,限于条件,不能与今天相比(且不说政治事件、社会运动的发生以及其他条件的影响)。我们从《新青年》的编辑和出版流程、当时的交通运输条件以及信息传播的速度等多方面考察,初步确定了该期《新青年》编辑完成的时间约在 1919 8月初,出版时间则在 9月初,从最初策划到最后出版的时间差有五六个月左右。根据上述史实判断,李大钊开始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应在《新青年》第 6卷第 5号策划之初。该文的主体部分在该期《新青年》计划出版的 1919 5月便已撰就,最后定稿时间也是在该期《新青年》交付出版的 1919 8月初,而决不可能在该期《新青年》延期出版的 1919 9月初。(参见杨琥:《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若干问题的探讨》,牛大勇、欧阳哲生主编《五四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第 319340页。)

所以,我们将这类文章按新考订的时间排序,使李大钊著述的文本逻辑、思想逻辑与历史逻辑相一致,以求更加真实、全面地展现李大钊的思想与生命历程。

李大钊所处时代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中外大通。中国与外国思想文化交流的范围与机率剧增,世界主要国家的语言、文化、思想通过不同渠道传入中国。与此时代相适应,李大钊的许多论著从本质上看,不能不成为一种跨文化、跨语际,甚至跨语境的文献,具有中国古典文献所不具备的特点。具体而言,这些文献多是亦中亦西,跨着中外两种乃至多种不同文化,跨着中日、中英、中德、中法、中俄等多种语言文字的。有的是直接翻译而来,有的则是通过间接翻译而来,有些甚至直接使用外文原文。因此,为了完全、彻底读懂李大钊的文章,必须按照李大钊文章中提供的线索,深入到李大钊文章所涉及的外国文化、外国语言和外国语境中去探幽索隐。对于外国人名,不仅要发音对得上,而且要与人物的时代和生平事迹及思想学说等都能相符;对于外国的观念、著作、学说,则力求找到其最原始的出处,从而使名称、文字和思想内容等都能相合。这对编辑注释者来说,无疑是一个繁重但又不能不应对的挑战。因此,在此次修订工作中,我们尽可能通过跨文化、跨语际的研究,把标点、校勘等工作做得准确一些,把一些重要词语的注释做得到位一些。

对于李大钊著述中的这一类文本,在编注过程中,首先不能不对其中的名词概念,包括人名取得真知确解。例如,李大钊文章中出现过这样四组人名:一、“克尔阔卜”(《弹劾用语之解纷》);二、“苦罗马加宗”(《政论家与政治家(一)》);三、“改得西尔列尔”(《<晨钟 >之使命》);四、“Perry Harris”(《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这四组外国人名,过去通行的各种版本都认为每组是一个人。但是,经过反复研读,我们发现,这些人物都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应分别断为“克尔、阔卜”,“苦罗马、加宗”,“改得、西尔列尔”,“PerryHarris”。一个小小的顿号、逗号,看似再简单不过,但是,从“一个人”查清为“两个人”,并由此真正读懂这四组人物的意思,我们足足用了漫长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

事实上,在以往的各种版本中,曾经出现过不少将两个人当作一个人,或者将一个人当作两个甚至三个人的错误。无疑,只有经过跨文化、跨语际的清理和追索工作,才能准确断句、标点,进而才能切实、准确地认识和理解文中涉及的人和事。

然而,跨文化、跨语际并不是简单地跨语音,仅仅以语音为依据来判断外国人名的身份,而是必须结合李大钊文中所涉及到的历史语境,考察人物的生平事迹、思想主张及其与同时代人的关系等历史文化内容。例如,《政论家与政治家(一)》中,李大钊提到:“英之国民,虽以保守著闻,而有时亦生路特尔、克林威尔。”(《李大钊全集》第 1卷,第 496页。) 如果单从读音上来看,英文发音中接近“路特尔”的英国人名当然不少,但是,此人须具备下列诸条件:第一,不仅不保守,而且必须做过某些明显与保守传统不同的大事,即做过某些革命或激进之事;第二,在英国历史上,其地位必须与克林威尔(即克伦威尔, Oliver Cromwell15991658)相当,甚至更高;第三,其生活时代应早于克林威尔或与之同时代。在英国政治发展史上,同时具备这三项条件的,则只有一个人,这就是 William Lentha ll(即威廉·伦索尔, 15911662)。Lenthall旧译“林少儿”、“愣塔尔”等,英国国会议员、下院议长,本来是英国政坛上比较中立甚至偏保守的政治家,但在“光荣革命”中却逐渐成为民党和革命派的领袖人物, 1640年被推举为长期国会的议长。内战期间,他又与民军站在一条战线,后因与克伦威尔发生冲突,被迫辞去议长一职。克伦威尔倒台后,他在部分军官的支持下再度出山。显然,这位 Lenthall的时代和生平事迹与李大钊的描述是相符的。可见,如果不同时运用跨文化、跨语际的方法进行考察,就无法断定“路特尔”是谁,也就无法理解李大钊在此文中为什么特别举他来做典型例子。而弄清了“路特尔”是谁之后,对李大钊文章中所表达的观点和主张的认识自然也就深化了。

在有些情况下,李大钊用极其简约的词语传达了外国某一思想家的思想,需了解相关思想和学说的发展情况,才有可能对李大钊的文章形成比较正确的认识。为此,我们尽力把李大钊所提之人的相关情况详加查阅,或将他所引之语的原文从外文资料中找寻出来,追根溯源,互相比照,查清此人或此语的学术背景,确定李大钊所提之人或所引之语的来源。例如,李大钊在《战争与人口(上)》中提到:“法人卜尔隆氏,谓动物寿命平均为其发育年龄之五倍,如骆驼八年发育,其寿命为四十年;牛四年发育,其寿命为二十年。”(《李大钊全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2013年版,第 61页。)要读懂李大钊这句话,就不能不对欧洲学术界对人类和动物寿命问题的研究加以了解。近代欧洲研究人类及动物寿命,最著名的有二人:一为 Buffon,原名为 GeorgeLuis Leclerc,封伯爵以后称Count de Buffon,旧译“布丰”、“柏芬”等,是法国著名的博物学家,曾对动物和人类的寿命进行过研究,认为生物的寿命一般是其成长期的67倍;另一位也是法国人,即 MarieJeanPierre Flourens( 1794 1867),旧译“夫卢龙”、“佛诺林”等,是著名生理学家、首个进行脑功能试验的科学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也是《布丰全集》的编辑者,并著有《人类寿命》一书。在该书中,他提出一个著名的定律,即:动物和人类寿命的长度不是布丰所说的发育期的 67倍,两者之间“真正的比例是 5或近似的倍数”。按照这一定律,骆驼发育期 8年,马发育期 5年,牛发育期 4年,狮子发育期 4年,狗发育期 2年,人类发育期 20年,其寿命应分别为40年、25年、1520年、20年、 1012年、100年。(MarieJeanPierre Flourens,On Human Longevity and the Amount of Life upon the Globe, London: H. Bailliere, 1855, pp.6465.)据此判断,李大钊文中所说的“法人卜尔隆氏”,就是上述第二位法国学者。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追溯和比较,我们就可以确定,李大钊在人口问题上是受了此位学者的影响,这无形之中加深了对李大钊思想的认识。

同时,跨文化、跨国际的语境也是理解李大钊文章的重要线索。李大钊《不自由之悲剧》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往者余居日本,美国马秀士博士东游抵东京,所至辄有演讲,大致皆为关于民主政治与舆论(Democracyand Public Opinion)之问题。神田中国青年会亦招博士为吾国学生讲演,是日演题为《美国制造舆论之渊源》,余亦往聆其说焉。”(《李大钊全集》第 2卷,第 157页。)美国学者之中,发音为“马秀士”、具有博士头衔且又发表过有关民主政治与舆论之间关系论著的人并不少见。经过查找比对,我们发现具备李大钊文中所提到的所有条件的人,则只有Shailer Mathews 1863 1941)一人。首先,此人是美国著名的教育家,曾任科比学院政治与经济学教授,后长期担任芝加哥大学神学院院长等职,有《法国革命简史》、《历史的精神解释》及有关圣经、神学、教育、妇女、周日工人学校的论著多种,主编过《今日世界》等杂志。其次,此人曾作为全美教会联合会的代表,携带威尔逊总统的信件前往日本,就此前美国社会上出现的排日舆论等问题作解释,并表达美国人民愿与日本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 1915 1月底抵达日本后,受到日本政府和社会各界隆重接待,在日访问一个月,发表演讲百余次,其中就包括 2 6日在李大钊留学所在的早稻田大学所做的演讲。再次,其论著及在日演讲中多有涉及宗教、教育、戏剧等与公共舆论和民主相关的内容。实际上,马秀士此次代表美国教会和威尔逊总统赴日,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向日本政府和社会解释美国公共舆论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寻求从公共舆论入手改善美日关系的对策和良方。而应用公共舆论,促进中国文化的更新与发展,正是李大钊、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所关注、思考的重要问题。可见,查清马秀士的身份、作出准确的注释,不仅有助于理解李大钊的文意,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李大钊的言外之意,从而对李大钊认识、理解得更准确,更丰满,更深透。

此外,由于时代的变迁,语言、名词、概念的含义也在发生着变化。例如,李大钊文章中的“官僚主义”、“模仿”、“暗示”等,具有那个时代特定的含义。他所说的“官僚主义”是指正面意义上的西方近代的文官制度,而“模仿”、“暗示”则与西方近代社会学理论的传入有着直接的关联。所谓“模仿”,是近代社会学、心理学术语 Imitation的译语。在近代社会学理论中,“模仿”现象是一切社会现象形成的共同规律,不仅儿童之语言服饰、成人之风俗习尚皆由模仿而成,就连法律、政治制度以及宗教信仰、艺术等,无不由“模仿”而成。“暗示”也是近代社会学、心理学术语,即Suggestion,原意是指一个(被认为具有权威或富有经验学识的)人或团体把自己的意思传达给别人,别人无批评、无任何合理的根据就迅速地加以接受,其结果是“模仿”。李大钊一直是在此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这些词汇的含义,与今天中国一般读者所理解的意思有很大不同。可见,如果不对一个外来的词汇或观念进行跨文化、历史性的溯源辨析,就会因“辞”害意,无法准确理解文章的思想内容,甚至连辞意本身都理解得不对。这样,还何谈正确理解李大钊文章的思想内容呢?

编辑、注释《李大钊全集》,与研究李大钊的思想生平是有所不同的。编注全集的目的是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个可靠、准确、宜读的李大钊著作文本。尽管在编辑过程中,在标点断句、篇章编排、词语注释中都渗透着编者的研究,但所有这些研究都要服务于编辑工作,服务于如何完整、准确地展现和理解李大钊的文本。因此,编辑工作的着重点应放在追求文本的准确性、可靠性和完整性上。注释工作则主要是对李大钊文中提到或介绍的学说、思想进行疏通,对于那些文意已足、不至妨碍读者阅读的词语,一般不加注释。对于外国人物的注释,则首先从确定姓名入手,然后查找其生平事迹,进而考察其思想主张或论著言论,将名、事、言或思结合起来,多方汇证,在名、事、言三者相符的基础上,再以简约文字撰写注文。在处理好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在编辑、校勘和注释等方面争取做到细编、精校、简注,为读者提供一个比较完整、准确、可靠的著作文本,为读者读懂李大钊著作、理解其精神提供切实的依据,真正达到“知人论世”的目的。“知人论世不在诵读外,然不论世不可谓知人,不可谓诵读”,“诵读”、“论世”的结果是要达到“我之世即古人之世”((明)沈守正:《重订四书说丛》卷十五,“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编《续修四库全书 ·经部·四书类》第 163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版,第 749页。),“上下千古,返证寸心”,合其通篇,字字贯穿,最终得出古人的文字“不得不作之故”((清)翁方纲:《杜诗附记》卷十五,“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编《续修四库全书 ·集部·诗文评类》第 170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版,第 541页。)。这样才能将李大钊在晚清民国那样一个特殊时代所抱持并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学说融会贯通,进一步引导和激励今天的读者接过李大钊首先举起的“赤旗”和率先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沿着李大钊等先贤探索的社会主义道路去开创中华民族光明的未来。这就是我们编辑《李大钊全集》与此次修订工作力求达到的目标。

学术文化关乎世道人心,为社会所赖,与国运攸关。李大钊以其宝贵而短暂的一生所全力追求和塑造的“新文化”、“新世道”、“新人心”,是中华民族走向振兴的奠基石。他那忠贞爱国的情怀、全球政治的头脑、世界文化的眼光、与时俱进的精神,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继承和发扬的宝贵财富。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深感在今天这样的时代,能够有机会参与《李大钊全集》的编辑、注释和修订工作,是一件极其光荣的事。无论费多少心血和气力,都是值得的。

〔作者杨琥,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北京 100871;王宪明,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100084

(责任编辑:杜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