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辛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文献回眸（三）
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道路》课题组
第三章艰辛探索
1949年春天，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是触手可及，中国道路即将由革命走向建设。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中国人民将要建设一个怎样的新世界呢？
《共同纲领》：建设新中国的第一幅蓝图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是描绘这个新世界的第一幅蓝图。
这份只有6000多字的历史文献，承载着奠定新中国基本格局和未来走向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胜利后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和怎样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问题。
《共同纲领》分序言和总纲、政权机构、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七章，对新中国的方方面面都作出了具体规定。比如，在国体上，《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是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政体上，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政党制度上，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民族政策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根本的和基本的政治制度，一直到今天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共同纲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各方面人士反复协商、一致同意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建国大纲，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成功实践。
《共同纲领》的建国思想，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背景，也有苏联的影响。但是，和苏联相比较，《共同纲领》在很多地方具有中国自己的特点。比如，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都不同于苏联。特别是在民族政策方面，苏联实行的是联邦制，我们党早期也曾主张搞联邦制，甚至到了开始起草《共同纲领》的时候，还是主张搞联邦制。后来，毛泽东等根据中国的民族实际，经过认真思考，最后还是决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实践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正确、非常英明的决策。《共同纲领》中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很多。这也表明，我们党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经开始探索符合中国特点的发展道路。
《共同纲领》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根本意志和利益，得到各党派、各团体和各界人士的衷心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一致同意，以《共同纲领》规定的原则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在它的引领下，新中国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起航了。经过短短三年时间，就快速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各方面取得了比预想更快更大的胜利，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制定一部正式宪法在1953年被提上议事日程。毛泽东亲自主持了宪法的起草工作。宪法是《共同纲领》的发展，它保留了《共同纲领》关于国家性质、人民民主制度、人民权利、民族政策等各方面的基本原则，同时又作了详细规定。《共同纲领》中的经济政策，一部分仍然有效，一部分已经过时。宪法把过时的规定抛弃了，补充了一些新的规定。其中最重要的是加上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各项规定。
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时豪迈地说：“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毛泽东的这段开幕词，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人民的真实心境。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毛泽东说：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原则固定下来，可以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明确的道路可走。
过渡时期总路线最早是在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完整提出和阐述的。这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2月，由毛泽东最后改定时，将表述确定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呢？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已经决定了的。但什么时候转、怎么转、转变的具体步骤和方法，要根据情况的发展来决定。毛泽东最初设想，要具备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条件，可能需要二三十年，因此《共同纲领》中并没有写明社会主义的前途。但到1952年夏秋之际，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一些超出原来预料的变化，最主要的是工商业产值中的公私比例发生了重要变化，到1952年9月，国营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占的比重从1949年的43．8%增长到67．3%，私营经济则从56．2%下降到32．7%。这个重要变化表明，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已经和正在逐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这是毛泽东改变原来的估计，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依据。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被人们精炼地概括为“一体两翼”或“一化三改”，“一体”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两翼是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把社会主义工业化视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体，是因为实现工业化对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三大改造”只是它的两翼，是为了加快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而不是单纯地为改变生产关系而改变生产关系。因此，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顺应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符合人民进入社会主义的意愿，对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有着决定性意义。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而不是暴力剥夺来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这在世界社会主义史上是具有独创性的。当然，在具体做法上，也存在着求快、求纯的缺点，特别是认定只有使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国家唯一的经济基础，才能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这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还缺乏清楚的认识。
《论十大关系》：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
春华秋实。1956年，中国道路的脚步出现了新的足音。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和“三大改造”的完成，中国在自己的土地上收获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新起点，也是中国道路的一个新起点。它的历史意义，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评价的：“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也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全新的课题推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收获的同时，也开始了探索。探索是从1956年春天的一次讲话开始的。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在这次讲话基础上形成的《论十大关系》，被后人公认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讲话一开始，毛泽东就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以苏为鉴，根据中国的情况走自己的路，正是毛泽东为什么要作这个讲话的现实动因，也是贯穿这篇讲话的基本思想。新中国成立之初，向苏联学习贯穿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时流行的说法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走过的路，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毛泽东后来回顾建国初期的情况时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照抄苏联的办法。”
到了1956年，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算起，新中国已经有了三年的建设实践经验，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经验和缺点也逐渐有所了解。这些问题逐渐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和思考。1955年底，毛泽东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探索中国怎么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1956年4月4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提出，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寻找，是从调查研究开始的。《论十大关系》这篇讲话的形成过程，因此也就有了一个长长的故事。1956年春天，刘少奇为起草党的八大文件正在听取国务院一些部委的汇报。毛泽东得知后，非常感兴趣。他主动要求听有关部门的汇报。汇报从2月14日开始，到4月24日结束。毛泽东实际听汇报的时间为43天，共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李雪峰后来回忆说：每天一个部汇报，书面上都写好，再来讲，主席问得挺细，比如说问是什么分子式，都问。那些部长都很紧张，你得懂好多事情，说不定他要问你啥。
在听汇报的日子里，毛泽东的时间安排得十分紧张。以2月15日为例，这天他早上9点40分开始听电力王业部的汇报，一直听到下午1点才吃饭，稍事休息后赶到勤政殿会见外国客人，晚上7点10分，会见一结束立刻赶回来继续听汇报，一直听到晚上10点多结束。43天中，已经63岁的毛泽东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听汇报，中间穿插着处理日常事务，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
毛泽东听汇报有自己的特点，一是不喜欢照本宣科。有的部长按照写好的材料念，尽是干巴巴的条文和数字，毛泽东就不满意，批评说你们要请我的客，又不给我肉吃，意思是不要光讲条条，还要讲具体的例子，讲得出结论的依据。二是他不光是听，而是一边听，一边不断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加以评论。部长们要随时准备回答他的疑问，不得不做非常细致的深入的准备。三是在听的过程中善于归纳、总结。十大关系，并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在听的过程中逐步归纳、总结出来的。
第一阶段的汇报结束后，毛泽东归纳出了三大关系，就是沿海与内地、轻工业与重工业、个人与集体。第二阶段汇报结束的时候，他又归纳出三大关系，就是国防、行政与经济文化、地方与中央、少数民族与汉族，不久又提出四个关系，成为十大关系。毛泽东这种听汇报的艺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43天的集中调研结束了，这是毛泽东建国后乃至他一生中所作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周密而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
调研结束后的第二天，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就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篇讲话重点是讨论经济问题，同时也包括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毛泽东把它们概括为十大关系，但这十大关系不是平列的，而是有重点的。毛泽东后来说，十大关系中，重点是前五个关系，就是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
《论十大关系》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新的指导方针。比如，在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强调更多地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在合理安排工业布局的前提下，强调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在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关系上，强调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特别要照顾农民的利益，还要给工厂一定的独立性；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强调要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些思想到今天都还闪耀着真理的光辉。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这篇讲话所体现的思想方法，即独立思考，不迷信、不盲从别国经验，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
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完后，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讲话又进行了三天讨论。随后，毛泽东又听取了四省市党委书记的汇报。根据讨论和汇报中的意见对讲话作了修改补充，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进行了阐发。
《论十大关系》的产生，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然而又比较系统的思路。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这篇重要讲话，毛泽东生前并没有公开发表，当时只在党内高中级干部中进行过传达，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大也是以此作为指导方针的。1965年，当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时，刘少奇向毛泽东建议，将《论十大关系》作为内部文件下发到县团级以上各级党委学习。当时印发的《论十大关系》，是以毛泽东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为基础，吸收4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部分内容整理而成的。在这个整理稿中，原讲话记录稿中有些重要内容没有整理进去。比如，批评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民族关系等问题上的错误的内容，批评我国国内工作中过高估计战争危险，不重视发展沿海工业，以及行政措施上照搬苏联的做法等缺点的内容，整理时删除了。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经毛泽东同意，胡乔木主持将毛泽东两次讲话的记录稿进行综合整理，搞出了一个整理稿，准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这个整理稿保持了原讲话的精神，恢复了以前整理稿中删去的重要内容。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说：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建议早日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毛泽东审阅了这个稿子，表示同意。但同时表示：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可以印发全党讨论，暂时不要公开，将来出选集再公开。
1976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前审定的《论十大关系》在《人民日报》上第一次公开发表，随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99年6月，收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建设一个强大而又可亲的社会主义中国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曾经说到：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然而，也就是在1956年，社会上开始出现一些影响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因素。毛泽东又开始了新的观察和思考。8个月后，他写出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又一篇经典文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57年2月27日下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向1800多名与会代表发表了近4个钟头的讲话。讲话之前，毛泽东自己撰写了一个讲话提纲，题目就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就着这个提纲，毛泽东系统阐述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为什么毛泽东在这个时候提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呢？1956年是被毛泽东称为“多事之秋”的一年。在国际上，最引人瞩目的是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波兰和匈牙利事件，暴露出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严重的矛盾和问题。在国内，这一年一些社会矛盾也表现得比较突出，半年内，全国大约有1万多工人罢工、1万学生罢课，还发生了部分农民要求退社的情况，对现实不满的言论也多起来了。
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始料不及的。人们刚刚欢庆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中国刚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怎么还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呢？而对于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全党既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经验。一些干部仍习惯于按照革命时期的经验办事，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导致矛盾激化。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这个新的课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毛泽东始终高度关注1956年发生的这一连串国际国内重要事件。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出现的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毛泽东运用矛盾学说来解释，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科学理论。
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思想的形成与提出，经过了一个酝酿过程。毛泽东最早明确提出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思想是在1956年12月4日致黄炎培的信中，同月底，在他多次修改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里再次提出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作会议总结时，讲了7个问题，其中6个问题后来都成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内容。1957年2月16日他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开会，讲话的主题是如何在思想领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就像以往重大理论观点的提出一样，毛泽东提出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也是非常慎重的，又一次体现了他高超的领导艺术。他从实践中遇到的大问题出发，从调查研究人手，把自己的新想法和若干重要判断，由小范围到大范围、党内党外相结合、通过演讲和座谈等途径，广泛听取意见，了解情况，集思广益，进行再思考，直到形成比较成熟的系统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思考和几次规模不等、成员各异的会议之后，毛泽东在2月27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在他看来，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是指导全局工作，解决国内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领域的一切问题的总方针。所以毛泽东要让更多的人懂得和接受他提出的这个理论。
毛泽东的讲话深入浅出，谈笑风生。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处理这两类矛盾的方法也不同。用专政的方法解决敌我矛盾，而对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在讲话中，毛泽东还结合中国当时的情况，提出了一系列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概括地讲，即“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具体地说，包括在经济方面实行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与民主党派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及要团结、教育知识分子，搞好民族团结，等等。这些方针到今天也还是适用的。
在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讲完后，毛泽东并不满足，觉得还应该继续充实和完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
1957年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破例邀请了约160位党外文化人士参加，请他们对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发表意见。会议期间，毛泽东马不停蹄地用了5天时间，分别与宣传、教育、文艺、新闻、出版、高等院校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人士举行了六次座谈，征求意见。3月12日，他在会上讲话，继续深化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1957年3月17日到20日，毛泽东一路南下，4天里先后在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做了4场报告，题目仍然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到杭州后，又在4月4日到6日，连续3天召开会议，听取来自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和福建的负责宣传工作的同志汇报讲话传达后地方的反映，继续就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思考、探索和调查研究。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毛泽东从1957年4月24日开始，对2月27日的讲话稿进行修改、补充，除了理论上的提升、逻辑上的完善、结构上的调整外，内容上又将27日后一系列调查、讲话获得的新成果补充了进去。到6月17日最后改定，前后改出了13稿，历时55天。1957年6月19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全国其他主要报纸也都全文登载。
在中国社会矛盾发生急剧变化，国际社会处于多事之秋之际，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有如一声春雷动地，立即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著名作家、翻译家傅雷有幸听到了这个讲话的录音和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在当时的一封家书中动情地谈了他的感想：“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
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讲话的同一天，苏联《真理报》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相继翻译发表了这篇讲话。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刊载并发表社论。美国和欧洲许多主流报纸如《纽约先驱论坛报》、《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华盛顿邮报》、《观察家报》等，都刊载了关于这篇讲演的消息。
对于这篇讲话的国际影响，毛泽东后来在1958年3月10日的成都会议上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说，这个讲话发表后，《纽约时报》全文登载，杜勒斯说要看一看。讲话是6月、1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6月21日至23日他就看到了，并在23日作出结论，说是“中国要自由化”。当时苏联给了我们一个“备忘录”，怕我们向右转。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开始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个重要收获，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丰富和发展。其理论贡献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矛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这是对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理论的重要纠正和发展。斯大林在苏联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就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内部没有矛盾了，只有外部的矛盾。直到晚年才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里承认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是有矛盾的，但没有说到其他方面。毛泽东批评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缺乏辩证法，是个羞羞答答的辩证法，或者叫吞吞吐吐的辩证法。二是第一次阐述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及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详细阐明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三是提出了哪些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1957年3月19日，毛泽东在上海讲话时草拟了一个提纲，提纲最后一段话这样写道：“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这段话，可以说是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点睛之笔。如果说《论十大关系》着重阐述了怎样使中国更强大的正确道路的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则着重阐述了如何使中国更加可亲的正确道路。建设一个强大而又可亲的社会主义中国，是毛泽东毕生的理想和愿望。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探索，除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之外，还提出过很多重要的思想和观点。比如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分两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承认和自觉地遵守价值规律，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永远不要剥夺农民的思想，等等。当然，在探索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曲折，甚至犯了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他此前提出的一些正确的思想也没能坚持，但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
毛泽东的一生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领导党和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第二件大事是，以具有中国特色的方法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努力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是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开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