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几个重要关节点的再考察
毛泽东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几个重要关节点的再考察
鲁振祥
关于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多年来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因为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新的起点。论者们的研究角度和评价意见不尽相同，但经过材料的挖掘和梳理，人们对毛泽东提出这条总路线的原因和过程，已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这是党史、国史研究中的重要进展之一。本文拟在学术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毛泽东提出总路线过程中的若干关节点，再进行某些具体史实上的考察和分析，以期对问题的认识能够更加细化和深化。
一、关于1952年9月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新设想”的问题
根据薄一波1965年12月30日《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问题致田家英的信》，毛泽东在1952年9月2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到：“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10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据此论者们认定，毛泽东这时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的设想，即将以往先经过一个相当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当各方面条件成熟后，再采取重大社会主义步骤的设想，改变为从现在起即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持这样观点的论著很多。如：
龚育之《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文，在引用了毛泽东的这句话后说：“这个‘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重要思想”，是党中央领导同志在观念上的“一个重要发展”，“即在10年、15年之后一举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转变到从现在起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10年、15年完成”。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把毛泽东的这句话转述为：“大意是：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并认为，毛泽东的这一构想，“显然已不同于刚进城时他本人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设想了。”“那时的设想是可能要在建国15年之后才能考虑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1949—1976）中说：毛泽东上述讲话表明，“他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方法同原来的设想，发生了变化”。“从现在起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要等到10年或15年以后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带有转折意义的大事。”
上述著作以及其他许多著作都强调：毛泽东在1952年9月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提出了“从现在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的设想。笔者一直是这一观点的接受者、拥护者，但最近又仔细读过薄一波给田家英的信之后，却感到有对这一论断做进一步考察和说明的必要，因为薄一波信中引用的毛泽东的话，并没有直接讲到“现在开始过渡”问题。
首先，“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10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句话本身，比较费解。上半句中的“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和下半句中的“才过渡到社会主义”，两者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说10年至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就是对的，说10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是不对的？这里有没有记录上的差错？考虑到此前党内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并按照句子应有的逻辑结构，下半句在薄一波书中按“大意”转述的“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似更为恰当。但是，否定了10年后才开始过渡，就一定意味着“从现在”开始过渡吗？不一定，可能是从现在，也可能是从现在之前或现在之后的某一个时间点。毛泽东在讲话中并没有点明。
其次，从毛泽东对这句话所做的解释来看，他是把现在之前已经发生和现在之后的5年、10年、15年将会发生的社会经济的变化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过程看待的：“二中全会提出限制和反限制，现在这个内容就更丰富了。……五年以后如此，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十五年以后会怎么样，要想一想。……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了……他们的子女们也将接近共产党了。农村也是向合作互助发展……争取十五年不打仗是可以的。”这里从头至尾，并没有“从现在开始过渡”的意思，如果理解为“现在已在过渡之中”，似乎更为合适。
那么，为什么上述这些权威性的著作都说毛泽东这时提出了“从现在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观点呢？笔者认为，理由可以提出如下几条：第一，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讲“从现在开始过渡”，但却清楚地表明了这样一种意思：现在要明确地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提出来。第二，9月2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后不久，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访苏，他受毛泽东委托于1952年10月20日写给斯大林的信中，明确使用了“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提法。这应该是对毛泽东9月24日讲话内容的最早的概括和理解，龚育之文章即是引用刘少奇的这个提法说明问题的。第三，不排除个人记录有记得不完整或不确切的可能，而薄一波是这次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参加者，又是他“第一次听到毛主席谈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给他“极深的印象”，因此他理解的“大意”——“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应可作为立论的根据。第四，9月24日讲话之后，毛泽东本人也有过“从现在起”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实现“三改一化”、“由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提法。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毛泽东这次讲话确实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的设想，即：不要在经过10年、15年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之后，再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现在就要把过渡的任务提出来，10年至15年基本上完成。其侧重点是改变过去那种要在多少年之后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张，相对于此，把这一新的设想概括为“从现在开始过渡”的观点，是可以成立的。
二、关于1953年2月南方视察和过渡时期总路线基本轮廓形成的问题
上述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是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起点。但正如薄一波给田家英的信中所说，这时“未形成一句完整的话”。何时形成为“一句完整的话”呢？该信说是到了1953年2月27日书记处会议。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还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薄一波所说的“一句完整的话”，也就是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轮廓。
根据相关人员的日记、回忆和档案资料，《毛泽东传》（1949—1976）在对毛泽东1953年2月15日至26日南下视察的记述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更详细也更确切的说明。从中可以看到与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有关的几个重要史实：
一是从河北省邢台县委负责人的汇报（2月15日）中，毛泽东得到了该县已有87％的农户加入互助组、合作社，以及合作社建社当年即实现了粮食增产的信息，由此进一步加深了他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认识，这就是：互助合作“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多数农民是愿意走这条道路的，关键是领导者采取什么态度。“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做法。”
二是毛泽东对湖北孝感地委负责人的谈话（2月17日）中，解释了“过渡时期”问题：“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十年到十五年走完”。
三是毛泽东在同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负责人的谈话（2月17日）中，第一次批评了“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观点，提出：“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现在起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这是和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同时进行的。”这已明确讲到了过渡时期要完成的任务。
四是毛泽东在同中南局负责人的谈话（2月19日）中，进一步提出了过渡的办法：“个体农业，要用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去代替，手工业要用现代工业去代替。……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
这些事实补充了薄一波给田家英信中的看法，说明毛泽东是在1953年2月南下视察中，即2月17日同中南局等负责人谈话中，最早勾画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轮廓的，随后在2月27日书记处会议上重申了他的想法。但南下视察谈话和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都还没有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这个概念，因此只能说是形成了总路线的基本轮廓。
三、关于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毛泽东在会上讲话的几点史实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统战部提交的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报告。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提出并阐述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查阅有关权威性著作，对这次会议情况的记载，略有一些不同。
《回忆与研究》：1953年春，李维汉率调查组到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调查国家资本主义等问题，5月，向中央报送了《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建议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公私合营这一主要环节，实现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1953年6月中旬政治局两次召开会议讨论这个文件。此后，根据中央讨论精神，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概括为利用、限制、改造，并写进李维汉向全国统战会议作的报告《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草稿）》中。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953年5月，李维汉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6月15日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基本同意了李维汉的报告，责成他根据大家的意见对报告加以补充和修改。毛主席在会上提出了总路线的任务和过渡时期的时间，但没有讲从何时算起。
《周恩来年谱》（1949—1976）：1953年6月1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李维汉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第一次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
《毛泽东传》（1949—1976）：1953年6月15日政治局会议讨论李维汉所作《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后经修改，形成《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未定稿）》的文件。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讲话提纲就写在这个文件的封面上，而他在会议上的讲话，则对总路线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对照记载，有几个具体史实应搞清楚：
第一，6月15日政治局会议讨论的到底是哪一个文件？根据历史文献可以确定，《周恩来年谱》的记载基本是准确的：会议讨论的是统战部提交的《关于利用、限制、改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未定稿）》。该件正如《毛泽东传》所说，是在李维汉5月《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报告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6月14日印发毛泽东等21人。在现存毛泽东和周恩来各自的阅改件中，都由他们本人把标题中的“改组”改为“改造”。毛泽东在6月15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提纲，就写在这个文件的标题页上。对照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阅改件，他们对文件的改动意见，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的地方，似为会前和会中改动的结合。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约一个小时的讲话，阐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别人发言时，毛泽东又多次插话。朱德在第二天（6月16日），还专门致信毛泽东，谈了他对这个文件的修改意见。会议责成李维汉、胡乔木等对文件作进一步修改。《回忆与研究》中所说的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都是这个文件。由此也应该说，“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概括为利用、限制、改造”，不是在6月政治局两次讨论之后，而正是通过6月15日的政治局会议。
第二，第二次讨论统战部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文件的政治局会议是何时召开的？对此，历史文献也有清楚的记载，是6月29日，而不是6月中旬。6月26日，李维汉将经过他和许涤新、郑新如、黄铸修改过的《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送胡乔木“审查改正”，并提出：在胡乔木修正之后，“最好请主席审阅一遍，最后，迳送周总理阅处”。6月28日，毛泽东批示将“此件及附件印发参加上次讨论此问题的各同志，并列入星期一的议程。印件应于今日下午送到各人手里，并通知他们阅读。”星期一（29日），讨论如期举行，除毛泽东讲话和插话外，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近20人发言。毛泽东曾提议，该件“先在党刊上登载，交各级党委讨论，俟收集意见，准备提交将来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或其他适当的会议上去讨论和决定。”但后来未形成中央正式文件，而由李维汉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作了一些修改，以《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为题，分别在第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和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作了报告。
第三，毛泽东在6月15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包含哪些内容？以往人们都是根据《毛泽东选集》第5卷《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一文来论述毛泽东讲话的内容的。按照该版本，毛泽东确实没有讲过渡时期“从何时算起”的问题，但《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发表的毛泽东讲话的全文，开头即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比较两个版本，5卷发表的是讲话的一部分，突出的是对所谓“右倾观点”的批判；而讲话全文则包含了更多方面的内容，正如《毛泽东传》所说，讲话对总路线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其中既规定了过渡时期的起点、终点和时限，又规定了总路线的内容和“逐步过渡”的方法；既着重批判了“右倾的表现”，也批判了“左”的急躁情绪；还用很大篇幅阐述了对私营工商业和资产阶级分子实行改造政策的可能性等问题。
四、关于1953年9月毛泽东同民主党派、工商界代表谈话和对资本主义商业改造政策的确立
经过1953年6月政治局会议和同年夏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正式确定下来。在动员工商界人士拥护党的政策、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中，毛泽东9月7日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的谈话，是一个重要的关节点。参加谈话的除有关方面领导人周恩来、陈云、陈毅、李维汉、陈伯达外，还有李济深、陈叔通、黄炎培、章伯钧、章乃器、李烛尘、盛丕华、张治中、程潜、傅作义等。无疑，他们都是共产党外有很大影响的人士。在这次谈话之前，毛泽东已用很大精力研究了国家资本主义问题，谈话的中心，即在说明“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毛泽东要求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人士中，都要明确这一点，首先在中央及地方领导人的头脑中肯定下来。
应特别注意的是，这次谈话指出国家资本主义不仅适用于改造私营工业，也适用于改造私营商业。这具有标志性意义。此前，对私营工业和商业的改造，毛泽东和党中央是主张采取不同的办法进行的。对工业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对商业则是淘汰、排除、代替。如：在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1953年6月15日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和商业的改组是不相同的。”对工业是采用加工订货、公私合营两种方式，加强党支部和工会的工作，加强对资产阶级基本部分的教育。对商业，向商业资本家做教育工作是可以的，但目的是“逐年把它挤掉，使商业资本家转为工业家，我们把店员接收过来”。
在1953年7月2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开始讲到商业中的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指出：“从国营贸易企业批发商品并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出售的私营零售商，可以也应该算在国家资本主义之内。”到9月7日的谈话，则明确指出：“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第二天，9月8日，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扩大会上进一步解释了这个问题，说：商业有没有国家资本主义呢？毛主席说，过去共产党也没有很好地研究这个问题，经过财经会议的研究，又经过中共中央的研究，认为不能拿“代替”或“排斥”这两个字来了事。因为商业的数量很大，从大的商业公司一直到摊贩都是商业，这是几百万户的问题。把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商业挤垮，对国家对人民都是不利的。商业也要得到社会主义改造，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走向社会主义。这样，便弥补了过去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只适用于资本主义工业、不适用于资本主义商业的缺陷，把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和商业的政策，整体性地确定下来。
五、关于理论转换中领导人认识上的矛盾和差异
从主张首先经过一个相当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然后再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到提出从现在起即开始（后又发展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已经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不能不说是革命与建设问题上的重要的理论转换。对这个过程，人们不能不提出新的过渡思想与过去建设新民主主义思想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的问题。
在此问题上，我们看到了毛泽东认识上的矛盾的状况。他一方面说过：“二中全会提出限制和反限制，现在这个内容就更丰富了”；“根据过去四年的经验，资本主义企业中社会主义因素是逐年增长的”；《共同纲领》中规定的鼓励私人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方针，“现在应明确起来和逐步地具体化”。这些话表明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共同纲领》之间，也就是与建设新民主主义思想之间，是有着直接的联系的。但是，另一方面，毛泽东却又批判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观点，认为民主革命成功后继续搞新民主主义，是“右倾的错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又把建设新民主主义与向社会主义过渡对立了起来。而实际上，所谓“新民主主义秩序”，即二中全会决议和《共同纲领》确定的秩序，本身就包含着社会主义因素逐渐增长，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逐渐成熟的内容。建国初期几年的工作，就是在努力确立包含这样内容的“新民主主义秩序”。过渡时期总路线与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所包含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既有区别的一面，又有相同、衔接和发展的一面。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可以用理论发展的观点加以解释的。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周恩来和刘少奇曾试图把过渡时期总路线与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思想统一起来。在毛泽东1952年9月提出从现在即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构想后，刘少奇、周恩来及其他党的领导人，都把认识统一到了毛泽东的思路上来，他们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正式提出，也起了促进作用。但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建设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关系上，他们强调了两者的一致性，而不是两者的对立。比如，总路线正式提出后，周恩来为宣传、解释总路线做过多次长篇报告，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明总路线与以前一些提法的关系。他着重发挥了毛泽东关于把《共同纲领》的规定明确化、具体化的观点，说明过渡时期就是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1953年9月11日，他在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上说：“整个国家在建设中，在改造中，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点。”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改造“也是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具体内容”。“过渡时期就是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比重中逐步增长的时期。”9月17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说：“实际上这个总路线就是把共同纲领的路线明确起来了。”他在为这次发言准备的提纲中说：“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共同纲领的路线。”9月23日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说：“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共同纲领路线，现在更把它明确起来。”9月29日在中共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说：“根据中国的情况，依据社会主义的普遍真理，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就是毛主席在二中全会决议上已经指示了的方向，现在更把它明确化起来。”当然，周恩来也按照毛泽东的观点，从一定意义上批判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提法。
周恩来力图说明过渡时期总路线与建设新民主主义思想一致的方面，把它们统一起来，衔接起来，是有道理的，这有利于说明党的革命建国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来源：《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