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战争与和平思想及实践的几点辨析、概述和思考
对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战争与和平思想及实践的几点辨析、概述和思考
李慎明
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战争与和平思想，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的时候，重温这位伟人的这一思想及实践，既有助于加深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战争与和平思想的理解，又有助于遵循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争取到一个较长时间的国际和平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一、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可以避免问题
前些年，国内外一些学者和国外有的政治家常说：“毛泽东曾断言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笔者认真地查阅了力所能查的大量资料，但至今仍未从已公开发表的文献中看到上述说法有一条确切的佐证。而与此相反，毛泽东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的论述却大量存在。
1945年10月17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两个月零两天，毛泽东即在延安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前途是光明的。这是总的趋势。”“是不是就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呢?不会的。”由此观之，毛泽东是不是世界上所有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中最先作此判断的第一人呢?
此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多次论述了新的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的问题。1950年6月，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
1959年10月，毛泽东又指出：“我们说总的看来，形势是向好的方面发展的。从总的情况来看，争取到十年至十五年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假如这种情况实现了，那时要打世界大战，他们就比现在更困难了。”
毛泽东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制止与避免的论述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只是到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国的关系日趋紧张，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之后，毛泽东才逐渐对我国所面临的战争的危险性估计加重，并提出了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的战略方针。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是指中苏之间的战争，而并不是指特定的世界大战。
70年代前后，西方国家的不少学者看到苏联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势，纷纷著书撰文，甚至直接用《第三次世界大战》冠以书名和论文名，惊呼“第三次世界大战已到了间不容发的地步”。但就在此时（1969年），毛泽东在谈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时，仍然认为“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
1997年3月，西德前总理施密特撰文说：“1975年10月，我作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首次正式访问，当时毛泽东曾简洁地对我说：‘我知道苏联将如何：将爆发一场战争。’我表示了异议，认为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可能的。然而，毛泽东坚持他的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按照施密特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所作的表述，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施密特认为不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毛泽东则坚持认为第三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事实果真如此吗?请看我国外交部当时的记录：1975年10月30日下午，毛泽东会见施密特。当时陪见的有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翻译是唐闻生、徐维勤，记录为王海容。会见中，施密特问：“毛主席能否告诉我，苏中美关系的形势将来会怎样?”毛泽东说：“也要打仗。不能永远PeacefulCoexistence（和平共处）。”毛泽东还对施密特说：“你是康德的学生。我是马克思的学生。马克思就学黑格尔。”笔者理解，毛泽东是在含蓄地告诉施密特：事物总是在发生变化，永远和平共处靠不住。毛泽东在这里强调的仅仅是战争的危险性，其中当然也包括世界大战的危险性；但这里主要是讲局部、有限战争的必然性，却并未断言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施密特说毛泽东坚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这既不符合毛泽东的一贯思想，而且与我国外交部当时的记录也根本不符。
国内外一些学者和国外有的政治家（其中包括施密特）可能是误读了毛泽东。
二、关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苏联的战备工作问题
苏联原是社会主义国家，但随着后来实力的增强和党的领导集团的一系列错误，大党、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重新滋生膨胀。
1958年4月，苏联提出在中国建立特种长波收发报无线电台。1958年6月，苏联又提出在中国建立中苏共同核潜艇舰队。由于这有损于中国的主权，我国没有答应。由于上述原因，加上其他各种缘由，从1960年开始，苏联开始在中苏边境多次制造事端。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继续推行赫鲁晓夫的政策，使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和紧张。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对来访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说：“六十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邓小平所说的相当于苏联导弹的三分之一共30多处导弹基地分别部署在蒙古、外贝加尔军区等地，此外，苏联还在这些地区配备了可携带氢弹进行战略核攻击的450余架大型远程轰炸机和中型轰炸机。此外，苏联还在中苏边境部署2万辆坦克，3000架飞机。仅从1964年10月到珍宝岛事件爆发，苏军挑起的边界纠纷多达4189起。1969年3月，苏联又在中国珍宝岛挑起武装冲突，在几个星期的交战中，双方死亡人数达千人。1969年6月和8月，中苏在我国的新疆地区又两次发生武装冲突。此间，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召集苏军政要员开会后决定：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导弹部队，携带几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和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核打击，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准备活动，如任命战略火箭军副司令托卢勃科上将为远东军区司令，以加强核打击行动中的指挥力量；命令在远东的战略导弹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等候发射命令。1969年8月2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透露，苏联代表向其东欧盟国通报了可能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的情况。8月底，美国情报机构透露，苏联驻远东空军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这种情况将一直持续到9月底。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谈。会谈中，周恩来就最近苏方对中国进行核威胁一事提出严词责问，柯西金无言以对。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这一系列威胁既十分警觉，又毫不畏惧。早在1964年6月，毛泽东便强调，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奋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1965年，毛泽东又发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珍宝岛事件后，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强调：“要准备打仗。”按照毛泽东的部署，不仅准备打常规战，而且准备打核战争。毛泽东不仅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有打仗的精神准备，更为重要的是从各项实际工作上进行了充分的战争准备。毛泽东和党中央多次指示，加强包括尖端武器在内的武器装备的研制和装备工作。1964年10月，中国首次原子弹爆炸成功；1968年装备部队的亚音速中型轰炸机“轰6”则可携带百万吨级的核弹。从1969年开始到1970年，部署在我国东北、西北射程可达到西伯利亚城的中程导弹已达50枚；我国的陆基导弹隐蔽、分散，有较强的机动性，即使先受到攻击后，仍有对对手的第二次打击能力。这种陆基和空基核突击能力对苏发动侵略战争形成极大的威慑。此外，到1964年11月，中国已初步建立了现代化的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1964年6月，毛泽东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要搞三线；三线现在不为后悔不及。1965年11月，毛泽东又提出，各省要搞小三线。到1968年，全国形成中央和地方、大小三线配套的国防科技工业系统。60年代中期开始，中央军委决定加强“三北”（即东北、华北、西北）国防工程建设。1969年前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要加强人民防空、城市防卫建设。各项物资储备也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叛逃到西方的苏联克格勃高级官员谢甫琴科说，苏联之所以没有对中国进行核袭击，“除了美国警告苏联，这样会导致美苏间严重对抗外，还在于中国有了充分的准备”。事后，美国学者也认为，若不是中国严阵以待，“苏联甚至可能在30分钟内突袭并摧毁中国微不足道的核力量”；此外，“中国的原子弹无疑是苏联人避免使用核弹头互相攻击的理由”。
有学者认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对苏联的战略是假想、虚构了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强大的企图入侵之敌；由于对敌情判断严重失误，导致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严重干扰了四个现代化的进程。这种观点是否值是商榷呢?当然，在如此纷繁的诸多方面的具体准备工作中，也曾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正是因为我国从精神上和物质上做好了随时准备打仗的充分准备，正是因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筹帷幄，积极推进了世界战略格局的重大演变，才有效地遏制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大规模战争和核战争，有效地消除了各种外患，保证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安全稳固和经济建设以及后来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从而也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不仅如此，六七十年代的十分必要的战备工作还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建设、科技发展，直接推动了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外交战线上一系列重要成绩的取得，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西北、西南以及中部地区的开发与发展。必要和必需的扎扎实实的军事斗争的准备工作，遏制住了可能爆发的战争。我们绝不能因为遏制了战争，战争没有爆发，却回过头来说当初必要和必需的军事斗争准备工作是多余的，甚至认为是战略决策失误。
三、关于调整中美战略关系问题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认定，美苏争霸中，苏联处于进攻态势，并已成为战争的主要策源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后，即考虑调整美国在全球的战略。毛泽东敏锐、及时地捕捉到了这一具有巨大战略意义的历史机遇。为了从根本上缓和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的军事压力，同时为世界和平寻求新的坚实的基石，1969年2月19日，毛泽东就明确指示：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你们这几位老总研究一下国际问题。3月2日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后，毛泽东即意味深长地说：“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作文章了。”此后，毛泽东又数次催促四位老帅抓紧着手研究，并一直对此十分关注。如3月22日，毛泽东再次对陈毅等人研究国际问题表示关注。4月19日，毛泽东第三次对陈毅等人的工作表示了关注，希望他们就国际、国防问题提出意见。毛泽东之所以催促数次，主要是四位老帅此时对毛泽东让他们研究国际问题的战略意图还不甚理解。这说明，中美关系战略调整的思想始发和始创于毛泽东，而不是如有的学者所说，毛泽东是被动的，是被推着走的。四位元帅不负众望。从1969年5月至10月8日，元帅们座谈了数十次，给中央呈送了数次关于国际、国防问题的报告。他们判定，当时的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主张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1969年的外交调整工作是多方面的，也是激动人心的。周恩来作为外交工作的组织领导者，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接着，中美关系新局面的开创，中国倡议建立的一条从东面的日本经过欧洲、一直到西面的美国的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的提出与实施，无疑都对遏制苏联对华战争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美关系的战略调整，也使其他许多国家开始调整对华外交政策，并纷纷与我建交；我国周边环境已显著好转；某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在较短期内对我国发动大规模战争、迫使我国举国迎敌的危险性已基本消除。这为我国争取到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和进行改革开放，打下了基础和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四、对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战争与和平思想的几点概述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笔者试作如下概述：
1关于战争的根源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指出，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我们，我们必须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进入60年代以后，毛泽东又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发展，明确指出：美苏争霸是导致国际局势紧张、爆发大规模战争的主要根源；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也酝酿着战争，霸权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
2关于提高警惕，准备打仗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即提醒：务必不要松懈警惕性，要严防国内外反动派以包括战争在内的各种方式进行的破坏和捣乱。1957年，他又说：绝不可以对帝国主义国家“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1960年，毛泽东说：“帝国主义者哪里会爱和平?他们爱的是殖民主义。”1970年他还说：“我们要准备打仗，不是自己打出去，而是当别国打进来的时候，我们要消灭它。”
3关于热爱和平，不怕战争
1954年8月，毛泽东说，“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谁要打仗，就反对他”。“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1960年5月，毛泽东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我们就宣布执行和平外交政策。但是我们的领土主权决不容许别人侵犯，谁来侵犯，我们就要自卫，这同和平外交政策是一致的。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毛泽东强调：“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来了，我们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1956年毛泽东还指出：“我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和平，世界各国的人民也都需要和平。渴望战争、不要和平的，仅仅是少数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某些依靠侵略发财的垄断资本集团。”1957年，毛泽东表示：“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1964年，毛泽东再次重申：“中国要和平。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我们不赞成战争。”
4关于努力加强国防建设
1950年9月，毛泽东即明确指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此后，他又明确提出一个屁股（基础工业）、两个拳头（农业、国防）的“三位一体”的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布局。他强调指出，“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我们“将加强人民的陆海空军，巩固国防，保卫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为加强国防建设，他十分注重发展国防科学技术，加强武装力量建设，实行全民国防教育，大力加强战略后方、战场建设和物资储备等。
5关于常规战争与核战争
1958年9月，毛泽东说：“原子弹的战争当然是可怕的，是要死人的，因此我们反对打。但是这个决定权不操在我们手中，帝国主义一定要打，那么我们就得准备一切，要打就打。”1975年10月，一位国际友人对毛泽东说，我们认为，如果再打仗，那就是一场可怕的核战争；所有的人都在为防备这种可能而加紧自己方面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回答，你们是堵死另一条路，我不堵死；常规武器，核武器，两种可能都有。
6关于世界大战
上文已引述过这方面不少论述，再补充几点。1960年5月，毛泽东说：“有人说，要世界和平，就不要搞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这样，帝国主义不打世界大战就没有保证。”1961年，毛泽东指出：“说世界大战可能不打，但也可能打，就这么两条。……按照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见，按照各国共产党的意见和各国劳动人民的意见，是不要打的。现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各国劳动人民的力量很大，资本主义也怕灭亡，因此有可能不打。但如果按照帝国主义以及它在各国的走狗的意见，那就要打。所以要警惕。……就是说做坏的方面的准备，这么做了准备，也许可以不打。帝国主义反对我们，如果我们都睡觉，那是很危险的。”
7关于美帝国主义要称霸全球
1954年10月，毛泽东说：“不能设想任何国家会开军队到美国去。……美国的恐惧也实在太过分了。它把防线摆在南朝鲜、台湾、印度支那，这些地方离美国那么远，离我们倒很近。这使得我们很难睡稳觉。美国做事是不管别人能不能受得了的。”1964年，毛泽东又指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它“称霸全世界的侵略计划，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到约翰逊，是一脉相承的”。
8关于帝国主义的两重性
毛泽东曾多次论述过这一问题。1958年12月，毛泽东指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1960年，毛泽东说：“中国俗话说，十个指头按着十个跳蚤，一个跳蚤都捉不到。因为帝国主义管得太宽，它们也就控制不住。美国现在在世界上占的地方也太多了。”“美帝表面上强大，但有弱点，引起很多人的反对。”1964年，他在同法国友人谈话时说：“现在我们说有两个大纸老虎，就是美国和苏联。我说得灵不灵将来瞧。请你们记住。”1960年，毛泽东还论证了帝国主义另外的两重性。他说：“美国有战争边缘政策。”“实际上帝国主义是不可怕的。帝国主义每天都宣传它们的力量大，来恐吓我们。”“帝国主义是会搞欺骗的。帝国主义也有两条腿，有欺骗的一条腿，又有压迫的一条腿。”
9关于要利用世界各种矛盾
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分析指出，“所谓西方团结是一句空话。团结也是有的，杜勒斯正在努力。但是要求‘团结’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在原子弹下面要求他的大小伙伴们向美国靠拢，交纳贡物，磕响头称臣”，这“势必走向所谓团结的反面：四分五裂”。1959年，毛泽东在同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说：“垄断资本本身也有区别，有卖国部分和其他部分的区别。”1960年，他强调：“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有没有这种可能，英、法、苏、中在某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如果英、法、苏、中四国能够比较接近，事情就会好些。”1965年，毛泽东又指出：“现在发达国家为一方，不发达国家为一方。所谓发达国家就不那么一致，而且从来没有一致过。例如，发达的英、法、德、日之间，就发生两次世界大战，这还不是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打吗?其目的是争所谓不发达的国家。”
10关于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毛泽东一贯强调，对弱小国家的朋友要特别尊重，不允许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国家不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自己管。1954年12月，他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又向世界宣示：“我们坚决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竞赛，各国内部的事务由本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解决。我们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样大家知道的五项原则。”呼吁各国特别是各个弱国“应该共同努力来防止战争，争取持久的和平”。他指出：“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
11关于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1960年5月，毛泽东说：“我们一面反对世界大战，一面支持各国国内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用两只手，因为敌人也用两个办法和我们斗争。”毛泽东认为，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都是相互支援的，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他说：“我们认为，你们的斗争支持了我们，帮助了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广大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也帮助了我们，这就分散了敌人的力量，使我们身上的压力减轻了。因为你们帮助了我们，所以我们有义务支持你们。我们是互相支持，互相帮助。”
12关于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1960年5月，毛泽东指出：“要战胜帝国主义，不是短期的事，要进行持久的艰巨的斗争，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只是不包括敌人在内。”1964年2月，毛泽东呼吁：“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要联合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要联合起来，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要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1970年7月，毛泽东说：“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要商量商量。……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
13关于弱国、小国能够打败强国、大国
1960年5月，毛泽东强调：“完全破除迷信，不怕帝国主义，胜利就有把握了。人常常是有很多迷信的，迷信帝国主义是其中的一种；再有一种，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觉得自己力量很小；认为西方世界很行，我们黄种人、黑种人、棕种人都是不行的，这也是一种迷信。我们怎么不行呢?我相信，白种人可以干的事，我们都可以干，而且可以比他们干得好些。……我们在战略上完全有理由轻视他们，坚信帝国主义制度是要灭亡的，全世界人民是要站起来的。”1970年，毛泽东指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14关于第三世界团结起来
1974年2月，毛泽东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
五、毛泽东战争与和平思想的坚持发展及有关启示
毛泽东战争与和平思想中有很多深刻的基本理论，今天无疑仍然适用。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当今国际局势已经并正在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毛泽东战争与和平思想中的某些具体结论已明显不适用于今天，我们对这些具体结论绝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以避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战争与和平的思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形势和国际社会的各种矛盾已发生深刻的变化。邓小平深入研究国际形势的特点，正确把握时代发展趋势，及时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崭新论断，从而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科学依据。江泽民深刻洞察世界形势发展的总趋势，提出一系列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丰富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思想。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我们十分需要继续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环顾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但是，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军事力量的对比出现了新的严重失衡，美国单边主义明显抬头，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特别是南北差距越拉越大，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民族、宗教矛盾增多，恐怖主义的危害上升，我国周边安全也出现不少新的情况。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思想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进一步探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应遵循的国际战略指导思想，将会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1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毛泽东曾提出，要在经济建设发展的基础上加强国防建设，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很可惜，在一段时期内，特别是晚年，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偏差，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严重地影响了我们的经济工作。邓小平和江泽民一直强调，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毫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毫不动摇，这是争取和平、制止战争的十分重要的战略指导思想。这是因为，当今世界的竞争和较量，最主要的是体现在综合国力方面。而综合国力中除了民族凝聚力外，其主要内容和物质基础则是直接体现自然力、科技力等诸要素的经济实力。经济发展了，综合国力提高了，国防建设才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雄厚的经济基础，国防力量包括武器装备才可能逐步强大和得到改善；敌人才不敢轻易对我言武。因此，面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威胁，我们既不能置若罔闻，只讲和平与发展，也绝不能过分夸大威胁的严重性，反应过度，只讲战争，把国家的资源空耗在无限制的战备之中，从而给国家经济建设造成巨大的损失。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不发生举国迎敌的局面，我们就应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2不断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
党的十六大报告意味深长地指出：“面对很不安宁的世界，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全党同志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在国际反动势力的支持下，企图分裂祖国的敌对势力特别是“台独”势力膨胀，活动空间增大，气焰日渐嚣张，对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构成最为严重的威胁。美国极右势力亡我之心不死，这是我们不应忘记的。
3充分做好必要的扎扎实实的军事斗争准备
我们党的三代领导人对战争的军事斗争准备都十分重视。当然，在做好必要的军事斗争准备的同时，我们还应注意两点。一是必须深刻汲取苏联在冷战期间陷入恶性扩军备战、最终在经济上被拖垮的教训，绝不能夸大外患威胁的严重性，从而反应过度，把国家有限的资源空耗在无限制的战备之中；二是必须坚持必要的扎扎实实的军事斗争准备，切忌一进行适度的必要的军事斗争准备，便过分不恰当地担心会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拖上军备竞争的“贼船”，从而放弃适度、必要的军事斗争准备。
台湾问题绝不仅仅关系到国家能否实现最终统一，而且更是事关国家能否保持长治久安的重大的全局性战略问题。我们只有具备打赢战争的能力，才能彻底遏制战争，争取和平。因此，我们对台湾的底牌只能是：你台湾当局倘若胆敢宣布独立，我们就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立即用强大武力阻止台独，并顺势完成祖国统一。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公开将这个底牌向全国人民和世界各国昭示，特别是要昭示台湾当局和美国、日本的部分上层人士，勿谓言之不预。从现在起，我们一定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即刻开始扎扎实实地做好祖国完全统一的各项必要准备工作。这绝不是一句吓唬台湾当局和美国的空话，也不是牵制美国的策略性口号。现在是信息社会，真正的底牌无密可保。如果我们的真正底牌是不打和吓唬，那么台湾当局便有可能在条件成熟时宣布独立，这样的话，台海之战就不可避免。要让对手明白武力解放台湾不仅是一种威慑，而且是真正可以做到的。我们如果真正扎扎实实做好了各项必要的军事斗争准备，台湾当局就绝不敢轻举妄动。
4坚决维护我国不信邪、不信鬼的形象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信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我们要战胜国际上拥有庞大核武器的强敌，需要两种本钱，一种是强大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一种是不信邪、不怕鬼的光荣传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第一种本钱还不会很殷实、丰厚，但我们的第二种本钱却有相当好的基础。这种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和威势本身，对那些妄图染指我国领土和主权的敌人就是一个强大的威慑。我们绝不称霸，绝不扩张，绝不主动惹事，但也绝不惧怕强敌高技术条件下的武力威慑，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和维护祖国领土完整、海洋权益的斗争中，有着准备付出任何代价的决心和意志。“不战则已，战则须挟全力制胜”——这是我们威慑敌人、遏制战争、维护和平的根本可信的途径之一。
5完整准确、积极全面地贯彻“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绝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
这24字方针，充分体现了邓小平恢弘的政治智慧和娴熟的深谋远虑。随着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贯彻这24字方针，正确处理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显得越来越重要。一方面，我们绝不能不顾我国的国力和各国自己的特点，出头扛旗，在全球范围内与西方资本主义集团全面对抗。我们也绝没有这个实力，并十分需要排除不必要的压力；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对国际上的所有事务完全不闻不问，完全埋头做国内的事，不去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友谊和支持都是相互的。我们在国际上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当我国受到霸权主义干涉时，深受霸权主义之害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也一定会声援和支持我们。
6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努力争取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
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许多工作可做。一是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把加强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立足点。二是力争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的西方国家在国家关系上相互尊重、共同发展。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我们要坚持以两手对两手。三是继续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四是充分利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各种国际会议，通过发展中国家间的相互支持和声援，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
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勤劳、智慧、勇敢而又酷爱和平的中国人民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来源：《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