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导》周报上的笔名“致中”与蔡和森、陈独秀考辨

《向导》周报上的笔名“致中”与蔡和森、陈独秀考辨

李永春

[摘要]《向导》周报上的笔名“致中”，有人考证为邓中夏，有人推测为尹宽，更多的人认定是陈独秀。考诸“致中”文章的语言风格、用词特点和主要思想观点，再证诸陈独秀、邓中夏和蔡和森的活动轨迹，可知《离间中俄感情之宣传》《丧尽利权之鲁案协定》《北京政变与孙曹携手说》出自蔡和森之手，《统一的国民运动》《广州事变之研究》《宪法与自治学院》为陈独秀的手笔。因此“致中”是蔡和森和陈独秀共同使用的笔名，部分署名“致中”的文章是蔡和森代陈独秀写的。

《向导》周报是党的第一份政治机关报，其中许多文章是党的领导人以笔名发表的。考证这些文章的真实作者，对于深入研究《向导》以及党的早期领导人的思想与活动都具有重要意义。关于《向导》上的笔名“致中”，有人考证为邓中夏，有人推测为尹宽，更多学者认定是陈独秀，并将署名“致中”的文章收入陈独秀的文集和年谱。“致中”到底是谁的笔名，仍值得深入考辨。

一、署名“致中”的文章不可能出自邓中夏之手，也不可能全是陈独秀的手笔

有研究者认定“致中”是邓中夏笔名的主要根据是，“致中”在《向导》的作者中的位序与邓中夏在第二届中央委员会的排名大体一致，如《向导》第 13期“致中”的文章排列在张国焘文章之前，马林在 1922年 8月 12日至9月 7日工作记录中说“张太雷与陈独秀和邓[中夏 ]会谈后决定，邀请北京参加会议”，在1923年 3月 30日关于罢工问题的讨论记录也说“邓——蔡——张太雷讨论湖北代表与张国焘之间的分歧”，都将邓中夏排列在陈独秀之后、蔡和森之前，说明邓中夏在第二届中央委员中排序第二。从“致中”的文章在《向导》的排列与邓中夏在第二届中央委员中的排序一致，可证“致中”即邓中夏。（参见李继华、冯铁金、周芳编注《李大钊轶文辑注与研究》，线装书局 2013年版，第 281—282页。）其实，马林上述工作记录中关于邓中夏的位序，与当时邓中夏在中央委员中负责劳动运动的分工有关系，但不能由此得出邓中夏在第二届中央委员中排序第二的结论。揆诸史实，邓中夏在第二届中央委员中也并非排序第二（参见中共二大史料编纂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年版，第 156页。），“致中”的文章并非都排在《向导》相应各期第二位。从“致中”的文章排序和邓中夏在中央委员中排名的设定，来推论“致中”就是邓中夏，是经不起推敲的。

推测“致中”为尹宽的笔名，尚未见实据。《向导》上署名“致中”的文章大多刊发于 1922—1923年，与尹宽当时在法国、苏俄的活动轨迹不符，尹宽 1922年 6月参与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 10月至 1923年 2月任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年 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任总支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共产主义研究会主任（至 1923年 12月）。1923年 12月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夏回国后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协助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事务。因此不可能是尹宽的作品。

署名“致中”的文章在《向导》上共计 6篇，即第 13期《离间中俄感情之宣传》（1922年12月 23日）；第 14期《丧尽利权之鲁案协定》（1922年 12月 30日）；第 20期《统一的国民运动》（1923年 2月 27日）；第31、32合期《北京政变与孙曹携手说》（1923年 7月 11日）；第 49期《宪法与自治学院》（1923年 12月 19日）；第 148期《广州事变之研究》（1926年4月 3日）。《向导》早期基本上按期出版，所以上述“致中”文章的发表时间是相对准确的，其中《离间中俄感情之宣传》和《丧尽利权之鲁案协定》两文发表于 1922年 12月，正值陈独秀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于 1922年 11月 5日—12月 5日召开。陈独秀在 1922年 10月初回安徽，之后组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1923年 1月 10日从莫斯科回到北京。这两篇文章按理是不可能出自陈独秀之手的。曾经参与《向导》编辑工作的罗章龙证实，陈独秀主编《向导》时几乎每期都执笔为文，但是“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出国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时中断了一个时期”。（罗章龙：《椿园载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年版，第 284页。）这也印证了上述“致中”的两篇文章不可能是正在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的陈独秀之手笔。

《向导》作为党的政治机关报，中央主要领导人几乎都参与编辑和撰稿。马林在 1923年2月 4日至 10日工作笔记中证实，“整个中央委员会——《向导周刊》撰稿人”；还谈到下一步“计划”为“陈，蔡，邓，上海《向导周报》”，大意是说陈独秀、蔡和森和邓中夏三人负责编撰《向导》。（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9年版，第121、124页。）从此期邓中夏的活动来看，他在 1923年 2月因为组织开滦等工人罢工，遭到北洋政府通缉，但仍坚持留在北京处理“二七”惨案的善后事宜。因此，《向导》1923年 2月 27日刊发的《统一的国民运动》一文，不大可能出自邓中夏之手。《向导》“北京政变特刊号”（7月 11日出版）的署名文章中，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刘仁静以及共产国际代表孙铎都在广州，聚集于《向导》编辑部，他们无论是在撰稿还是编辑方面都有便利条件。而邓中夏在出席党的三大后回到上海，从 6月19日至 7月 9日一直忙于党和团的指导工作以及上海大学教务（参见冯资荣、何培香编著《邓中夏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年版，第 143—144页。），所以从撰稿或邮寄（从上海到广州）的流程来看，7月 11日发表的《北京政变与孙曹携手说》一文，就不大可能出自邓中夏之手。就《向导》而言，当时具体负责编辑事务的主要是陈独秀和蔡和森，蔡和森“坚持原则，积极工作，着重协助陈独秀进行政治宣传，处理政治问题。他在中央局内的作用仅次于陈独秀”。（王健英：《中共历届中央领导集体述评》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年版，第 43页。）《向导》编辑部即设在主编蔡和森的住所，他有编辑和撰稿的便利条件。正如曾经担任《向导》编辑的郑超麟所说： “《向导》的灵魂是蔡和森，每期都是以他的文章为中心。”（《郑超麟回忆录》（上），东方出版社 2004年版，第 213页。）因此，在陈独秀出国期间《向导》上署名“致中”的文章，应当首先考虑是否出自蔡和森之手。

二、从文章内容推断部分署名“致中” 文章的真实作者

郑超麟指出：判断一篇文章归谁所写，“可以根据当时党内的宣传形势，文章的风格来分析，不难得出结论”。（《郑超麟回忆录》（下），东方出版社 2004年版，第 139页。）就陈独秀、邓中夏、蔡和森的语言风格来看，陈独秀不爱写长文章，不喜欢用典故。他的古文根底好，用词简洁，文字朴实，写文章习惯于用排比句式，抒发议论，一气呵成。他有时候用词随便，“老头子惯用的字眼，有一些同我们现在惯用的不同，有些字眼，我们以前用的，现在不用了，但他继续用。例如，我们现在用的是‘阶级斗争’，但他仍用‘阶级争斗’”。（转引自《郑超麟回忆录》（下），第 656页。）在陈独秀出国期间，《向导》上署名“致中”的文章，与此前及后来可以认定为陈独秀的文章在风格上并不完全一致。邓中夏是我党早期的著名理论家，但主要是研究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群众运动，撰写的时事评论文章并不多见。他在《向导》上没有发表过署名文章。《统一的国民运动》经过考订为陈独秀的文章，也可以否定“致中”是邓中夏在《向导》使用的笔名。蔡和森是中共早期理论家，他的文章理论性强，而且善于抓住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从复杂现象中揭示事件的本质，说理透彻，观点鲜明，

很有战斗性和说服力。他的文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多配以醒目新奇的标题，给人深刻的印象。诸如《请看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捣些什么鬼》（《向导》第 11期）、《吴佩孚真会拣便宜货》（《向导》第 7期）、《双管齐下的国际帝国主义》（《向导》第 4期）。他的文笔泼辣，语言生动形象，如“胡匪卖国贼”和“红胡子”（指张作霖）、“秀才爱国家”（指吴佩孚）、“吸血同盟”（指“九国公约”）、“联省‘闹剧’”（指联省自治运动），等等。以下根据三人的语言风格、用词特点和主要的思想观点，结合各自的活动，对笔名“致中”的文章作进一步考证。《离间中俄感情之宣传》，刊于《向导》第 13期（1922年 12月 23日出版）。从发表时间来看，不可能出自正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的陈独秀之手，已如前述。文章说到：中国报纸的这些反对苏俄的宣传“都是直接间接受外国帝国主义宣传员之支配的”；“这又不知道是那个侵略家造的谣。或者是日本要夺取中东路，先造些谣言做藉口的资料罢。”“所有反对苏俄的宣传或谣言，都不过是想离间中俄人民的感情的，中俄人民的共同敌人——外国侵略家——时常使用离间计，或反令使中俄人民的关系亲密罢”。这些内容不仅与《向导》第 10期《外国资本家的宣传员真聪明》（署名“田诚”）在思想上密切相关，观点也很相似。而且，与同期《向导》的《国人对于苏俄的同情》（署名“和森”）所说“这种对于苏维埃俄罗斯的同情，极其重要，不但促进两民族的感情和利益，而且与中国的解放有很大关系，因为我们要从世界帝国主义手中解放出来，便非与苏俄联盟不可”，在主题上有明显的关联。可以说，这三篇文章都符合蔡和森此期宣传中俄联合思想的特点。而且，文中出现的“侵略家”“外国侵略家”等，都是蔡和森的习惯用语。从《向导》第 28期《美国不是外国，冯玉祥不是军阀？》等文章来看，陈独秀则喜用“外国侵略者”。此外，文中“外人为保护侨民的生命财产计，已忍无可忍，怪不得他们有这种主张”的讽刺语言，都类似蔡和森政论文章的风格。

《丧尽利权之鲁案协定》，刊于《向导》第 14期（1922年 12月 30日出版）。从刊发时间来看，该文也不可能是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的陈独秀的手笔。该文与“振宇”的《可惊可骇的交还威海卫条件》（《向导》第 12期）在主题内容上非常类似，“退名不退实的假面具”等语言风格亦类似于蔡和森。而且，文章开篇就说：“本报对于山东问题，虽然发表过好几次意见，但是还有讨论之必要。 ”更接近《向导》主编的口气，在内容上与《可惊可骇的交还威海卫条件》的“本报关于英国帝国主义退还威海卫问题，曾经指摘过几次”也基本相同。此外，蔡和森《山东人民为威海卫交涉之奋斗》（《向导》第 46期，署名“和森”）提出的“迅速手段”是“立即动员，排斥英货”，与《丧尽利权之鲁案协定》的思想很相似，而与陈独秀《英国帝国主义者所谓退回威海卫》（《向导》第 4期，署名“独秀”）的思想迥异。因此《丧尽利权之鲁案协定》当为蔡和森的手笔。

《统一的国民运动》，刊于《向导》第 20期（1923年 2月 27日出版）。该文与陈独秀《怎样打军阀》（《向导》第 21期，署名“独秀”）的思想基本一致，其中的一些观点在后文中也有充分的体现，可以断定后文就是前文的扩展。据此可以断定该文为陈独秀所写。如前所述，《统一的国民运动》署名的“致中”，在 1924年《向导》汇刊第一集目次中改为“独秀”，进一步证明该文出自陈独秀之手。

《北京政变与孙曹携手说》，刊于《向导》第31、32合期（1923年 7月 11日出版）。文中说：“国民党能做这种违反民意的事，甘为国民公敌吗？国民党若真与曹锟携手，那真是自杀了！”“若孙中山可与曹锟携手，那末，岂不是孙中山和陈炯明沈鸿英走到一条道路？”又说：“另有一班所谓‘民党’的人，在暗幕中鼓吹孙中山曹锟携手，和曹锟嫡裔温大烟灯南北呼应，这是什么一种勾当！这是什么一种民党！”严厉批评国民党要人对于孙中山曹锟携手说的错误态度。陈独秀几乎没有公开发表过直接批评孙中山的文章，在同期《向导》发表的《北京政变与国民党》中说：“此时国民无论对何派人都绝望了，所希望能救国的只有国民党。在此重大时机，国民党就应该起来统率国民做革命运动，便应该断然抛弃以前徘徊军阀之间，鼓吹什么四派势力的裁兵会议与和平统一政策。”另文《孙曹果然携手了？》（《向导》第 26期，署名“独秀”）也只是反对孙中山曹锟携手，不承认孙中山曹锟携手的说法，并没有直接批评国民党。只有蔡和森在《向导》上敢于公开批评胡汉民、汪精卫等国民党要人，甚至敢于批评孙中山，而且他的批评比陈独秀更严厉更尖锐。他的《辟孙曹携手》（《向导》第 21期，署名“和森”）批评一些政客制造的孙曹携手的空气，“一面为军阀政客三梦合一的产物（有梦想总统的，有梦想总理的，如温世霖、杨度等则梦想总长）；一面为北洋派统治中国的弄猴政策，这种政策的内幕，不过是教孙中山向北洋派投降罢了。”“孙中山若可和曹锟携手，若可梦想与北洋派妥协来统治中国，那么，早就应该效化康有为、梁启超，何必革命？”该文的思想内容与《北京政变与孙曹携手说》非常接近。而且，蔡和森《北京政变与各政系》（《向导》第 31、32期合刊，署名“和森”）对孙洪伊派的批评，在《北京政变与孙曹携手说》中也得到说明。前者特别提到，对于“经纪于曹吴与英美之间的外交系”，“吾人已于另篇详言之，此处不必赘述”，所谓“另篇详言”就是同期的《北京政变与孙曹携手说》，“吾人”当是蔡和森自称，也是《向导》编辑们的自称。此外，陈独秀的《对等会议与孙曹携手》（1924年《向导》汇刊成册时，在目录上署名“独秀”）指出，所谓对等会议“不过是孙曹携手的变相名词”；所谓孙中山曹锟携手“不过是劝孙降曹的变相名词”，政客们提出这个名词，“这是因为他们有的想靠曹做总理，有的想靠曹做总长”，这与蔡和森《辟孙曹携手》的批评主题相同，但蔡和森的批评显然比陈独秀更尖锐更深入，故推断《北京政变与孙曹携手说》更可能出自蔡和森之手。

《宪法与自治学院》，刊于《向导》第 49期（1923年 12月19日出版）。陈独秀在12月 21日给蒋梦麟、胡适的信中谈到：“国立自治学院，为张君劢所主持，此院名称不见于新学制，且北京教育费奇窘，焉有余勇本年即以七万九千二百元举此？究竟内容如何，京学界对此有无抗议，均求详示。”这表明了陈独秀对张君劢及其自治学院的批评态度。《宪法与自治学院》就说到：“请看在国立八校经费如此困难的北京政府，居然以七万九千二百元给张君劢办什么江苏自治学院，听说还是在国立名义之下，不知道这种自治学院，是否教育部规定的现行学制所有？”又说：“现在又以拥宪之功来办理自治学院，不知要毒害多少青年。”“今后这个自治学院不知道要造就几多‘不要战脑袋要紧’的顺民来？呜呼宪法，呜呼自治学院！呜呼‘不要战脑袋要紧’的江苏人。 ”显然也是坚决反对成立自治学院，而且文中所引的数据与上述陈独秀的信完全相同，思想逻辑亦可相互印证。由此可以认为，该文应出自陈独秀之手。

《广州事变之研究》，刊于《向导》第 148期（1926年 4月 3日出版）。该文开篇就说：“三月廿日广州事变之真相，我们现在虽然还未能详知其巨细颠末，而大致已经明白了：此事关系中国革命运动影响颇大，值得我们加以研究。研究之方法，不应该从自己的主观做出发点，而且应该综合各项消息，依据事实证明那些消息是可靠的，那些消息显然是谣言，然后所得的结论方近于正确。”一些研究者认定，彭述之在《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中交代了《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一文的写作背景，亦确信“致中”即陈独秀的笔名。（参见任建树：《关于识别陈独秀笔名的几点意见——兼答吴稚甫同志》，《民国档案》1992年第 1期。）从思想观点来看，该文揭示了有关广州事变的最可靠的消息，批评国民党右派的各种谣言，指出事变之主动者是国民党右派，事变之中心问题是中山舰开赴黄埔惹起了蒋介石的疑惧。得出的结论是：“事变的主动者，无论出于共派倒蒋之阳谋或出于右派倒共之阴谋，都应该受国民及国民政府严重的惩治。”这与同期《向导》的《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署名“独秀”）在思想上是基本一致的。后者明确指出：“国民党内的一般右派及国民党外的一般右派，一向号召反俄反赤反共，这是实行帝国主义者分离中国革命势力的根本政策；广州事变之根本原因，仍旧是这个政策的应用。 ”从而极力否认右派所谓此次剧变是由于共产党阴谋推翻蒋介石，建立工农政府之谣言。故断定出自陈独秀之手，“致中”即陈独秀的笔名。

三、结 语

从上述“致中”文章的考订可知，其中《离间中俄感情之宣传》《丧尽利权之鲁案协定》和《北京政变与孙曹携手说》当为蔡和森所写；《统一的国民运动》《宪法与自治学院》和《广州事变之研究》应为陈独秀所作。由此看来，“致中”是蔡和森和陈独秀共同使用的笔名。如果说“致中”是陈独秀的笔名，则前三文是蔡和森代出席共产国际会议的陈独秀所写。对此，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达在 1949年 12月曾非常明确地说：“至于他（陈独秀——引者注）在第二次大会以后所发表的东西，主要的是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代笔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 17页。）1955年 8月2日关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回忆》李达又说：“《向导》上署他（陈独秀——引者注）的名字的文章，大都是同志们代写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 145页。）通过对笔名“致中”的考订，可以证实陈独秀的一些文章确由蔡和森等人代写。在陈独秀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期间，蔡和森以“致中”笔名发表文章，正好填补陈独秀远在莫斯科不能为《向导》撰文而留下的空白，直到陈独秀回国后继续用“致中”的笔名撰写文章。这也印证了罗章龙的如下说法：因为《向导》是党中央的机关报，许多重要文章都是由蔡和森与陈独秀亲自撰写。（参见《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第60—61页。）当时担任《向导》发行工作的徐梅坤在回忆中也证实：“陈独秀和蔡和森负责编辑工作，也是《向导》的主要撰稿人。 ”（徐梅坤：《九旬忆旧——徐梅坤生平自述》，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5年版，第 21页。）在陈独秀出国期间，蔡和森以其在党内和《向导》周报社的重要地位，不仅代理了陈独秀在《向导》的部分编辑工作，而且完成了原来陈独秀担负的撰稿任务。在陈独秀回国后因故不能撰文时，蔡和森仍以“致中”的笔名代陈独秀撰写文章，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央机关刊物和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在《向导》周报的权威和影响。

〔作者李永春，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教授，湖南湘潭 411105〕

（责任编辑：宿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