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时期林育英一封电报的时间考辨

长征时期林育英一封电报的时间考辨

郭晓勇

在红军长征史研究中，林育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1935 年11 月，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国的林育英（化名张浩）到达瓦窑堡。他到来后，不仅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以及《八一宣言》内容，帮助中共中央确定了新的战略方针，而且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对张国焘做了大量说服争取工作，促使张国焘放弃分裂活动，维护了党的团结与统一。关于这时期林育英与张国焘的往来电报，上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公布，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由于种种原因，其中一些电报的时间研判不太准确，导致后来的研究中出现表述不一致的情况，影响了对史料的正确使用与解读。本文即对长征时期林育英的一封电报的时间略作考辨。

一

1986 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5 册中，收录了几封中共中央、林育英与张国焘的往来电报，其中一封电报内容如下：

请转电四方面军国焘同志：

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传达。

林育英十六日九时

（陕北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5 册，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 年内部版，第475 页。）

这封电报的时间，只有“十六日九时”，并没有具体的年月，整理者注明是1936 年1 月16 日。之后，1992 年由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以及1995 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出版的《红军长征·文献》中，均收录了这则电报。除了对电文的标点有所修改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中去掉了“十六日九时”字样，《红军长征·文献》中，则去掉了“陕北来”字样。在时间认定上，均注明该电报的时间是1936 年1 月16 日。

然而，近日笔者在翻阅《朱德传》（修订本）时，发现这封电报的时间写为1935 年12 月16　日。［1］《朱德传》（修订本）是在 1993年版《朱德传》基础上进行补充和修改而成，其中引用了这封电报（参见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版，第 368页。），电报时间与后来的《朱德传》（修订本）一致。从《朱德传》中引用该电报的注释可以看出，作者是依据档案原件，并对该电报时间做出自己的判断，而并没有采用 1936年 1月 16日的用法。

这种差异，不禁引起笔者注意，在进一步查阅之下，发现目前学界在引用这封电报时，在电报时间上，基本是各行其是，各自表述。有的著作写作 1936年 1月 16日，如朱玉主编《李先念传》、路海江著《张国焘传记和年谱》、熊经浴和李海文著《林育英》等；也有一些著作则依据《朱德传》，写为 1935年 12月 16日，如金一南的《苦难辉煌》、赵鲁杰的《毛泽东与朱德》等。还有学者，对这两个时间产生误解，在研究中当成是两封电报来使用，出现了同一篇文章中两次引用该电报，而标注时间却不同的情况。（参见过秀珍：《林育英在红军长征夺取最后胜利中的两大特殊作用》，《党史资料与研究》2007年第 2辑。）简言之，以笔者所知，并没有学者对此给予关注，并撰文讨论。虽然也有论著中提到：“据考证，这‘16日’应为 1935年12月 16日。”（申长友：《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党建读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 184页。）但并没有进行论证，其依据应该也是来自于 1993年出版的《朱德传》。那么，究竟哪一个时间是正确的呢？

笔者认为，1935年 12月 16日这个时间应该是正确的。而且，这封电报可能是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给张国焘发的第一封电报。

首先，该电报的抬头写作“请转电四方面军国焘同志”，后面还特意标出“陕北来”字样。对照 1935年 12月 22日林育英发给张国焘的另一封电报，抬头则是“国焘同志”，之后 1936年 1月 24日给张国焘、朱德的电报抬头为“国焘、朱德二同志”。可见，“请转电四方面军国焘同志”这种写法，更像是林育英到达陕北之初给张国焘发的电报。电报中标出“陕北来”，也是意有所指。张国焘与林育英是老相识，早年曾一起从事职工运动。1933年，林育英奉命前往苏联，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长征期间，由于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络，张国焘并不知道林育英奉命回国的情况。因此，当林育英到达陕北与中共中央见面后，在给张国焘发电报时自然要表明自己的身份、使命。所以电文中才会出现“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既表明了自己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也说明自己已经到达陕北，并与毛泽东等人会面。因此，这封电报发出的时间，应该是在 1935年底，不会是 1936年初。

其次，林育英电文中提到，“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就是说，他是在瓦窑堡与毛泽东会面之后，才发出的电报。林育英是在 1935年 11月 18日或19日（有学者考证，林育英到达瓦窑堡的具体时间为1935年 11月 19日。参见李亮：《张浩一九三五年到达瓦窑堡时间考辨》，《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 6期。）到达瓦窑堡并见到张闻天。（参见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0年版，第 196页。）这时，毛泽东并不在瓦窑堡，而是与彭德怀在直罗镇前线指挥作战。11月 20日，张闻天派人致函毛泽东，通报林育英回国的情况。直罗镇大捷后，毛泽东于 12月 8日致电张闻天等人，约定12月 10日在安塞见面。安塞位于直罗镇与瓦窑堡之间，是毛泽东由前线返回瓦窑堡所经之路。12月 6日，毛泽东离开东村一方面军司令部，经王家坪，11日到达安塞。（参见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495页。）据随行的毛泽东警卫回忆，当晚毛泽东等人夜宿于离安塞城八九里地的一个小村子。（参见陈昌奉：《在瓦窑堡会议前后》，张素华、张鸣主编《领袖毛泽东·亲历见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 130页。）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毛泽东并未在安塞见到张闻天等人，因此径直赶回瓦窑堡，于 13日到达。这时，张闻天、林育英、博古等人则已到安塞等候，14日深夜才收到毛泽东已经回到瓦窑堡的电报，遂立即返回。（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修订版），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年版，第 180页。）　可见，林育英应该是在 15日回到瓦窑堡后见到的毛泽东。

笔者之所以详细梳理双方见面经过，意在说明毛泽东在直罗镇大捷后急于见到林育英的心情。一方面，是想进一步了解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为即将召开的瓦窑堡政治局会议做好准备；另一方面，可能也与当时中共中央面对的问题有关。这期间，张国焘南下另立中央后，于 1935年 12月 5日致电中共中央，声称：“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发生关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 1995年版，第 844页。)这表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径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直罗镇大捷后，陕北红军的压力暂时减轻，毛泽东自然会把注意力转到解决党内问题上，而林育英的特殊身份，则成为调解矛盾的最好人选。因此，15日双方见面深谈之后，由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立即致电张国焘，出面解决问题，就在情理之中。还需要指出，林育英回国时，共产国际并不知道张国焘南下另立中央的情况，林育英自然就不会被赋予这方面的使命。他只有在与毛泽东、张闻天等人深入交谈后，了解到党内当时所面临的问题，才会挺身而出，担负起这个使命。这也表明，林育英在与毛泽东见面之前，不会有电报给张国焘。12月 16日的电报，应该是他到达陕北后给张国焘的第一封电报。

再次，林育英在电文中还提到：“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传达。”查阅史料，张国焘在 1935年 12月 18日发给林育英的一封电报中提到：“给焘电已收读。党中央尚未收到七次大会决议，兄即到极好，请将国际决议速为指示。”(参见郭钦：《历史黑洞：长征中的李德、张国焘》，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 182页。）林育英在 12月 22日给张国焘的回电中则表示：“世界七次大会的决议，与中国代表团对中国问题的许多意见，自当继续的尽量的向兄等传达，特别是抗日讨蒋的中心策略与实现这一策略的方法与步骤。”（《红军长征·文献》，第 845页。）从这三封电报的时间顺序、语言逻辑也可以看出，林育英这封电报的时间应该就是 1935年 12月 16日。这一点，也可以在张国焘的回忆中得到印证：“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大意是：他和王明等曾参加一九三五年七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他奉命携带密码，经蒙古来寻找红军，已于某月某日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拟由陕北继续到川康地区来，与我和其他同志会晤，但因交通阻隔，尚不知能否如愿等语。”（张国焘：《我的回忆》第 3册，东方出版社 1998年版，第 293页。）张国焘这段话，是事后回忆。但林育英回国这件事关系重大，影响到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张国焘自然印象深刻。他提到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他，表明这应是林育英发给张国焘的第一封电报，而电报的相关内容，恰恰与前述电报内容大致吻合。至于张国焘回忆中提到的，“他拟由陕北继续到川康地区来，与我和其他同志会晤”，这可能是记忆混淆造成的。因为依据现有的资料，是张国焘在 12月18日的电报中主动邀请林育英等人前往四方面军会合，“望你设法多派同志来这里工作，绍禹和你及我党驻莫代表和留莫同志设法来此”（参见郭钦：《历史黑洞：长征中的李德、张国焘》，第 183页。）。林育英则在 12月 22日的电报中回复：“共产国际及绍禹诸同志对四方面军希望甚大，派人一事，不久定可做到。”（《红军长征·文献》，第 846页。）由此可见，林育英这封电报发出的时间不会是 1936年 1月 16日，而是 1935年 12月 16日，这也是林育英到达陕北后发给张国焘的第一封电报。从这封电报开始，林育英承担起一个新的任务，开始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调解矛盾，对张国焘进行说服和争取工作。

二

在分析完上述问题后，我们不禁要思考，为什么研究者会出现 1936年 1月 16日这个时间判定呢？对于研究者来说，这个时间误判，会带来什么问题呢？以下尝试进行一些分析。

笔者认为，关于这份电报 1936年 1月 16日的判定，可能与下面两封电报有关：

育英兄：

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为何不将国际决议直告？我们一切都经党中央同意，假冒党中央或政府机关名义发表重要文件，此间有公开否认之权。为党的统一和一致对外，望告陕北同志，自动取消中央名义，党内争论请国际解决。盼立复。

焘一月廿日（《红军长征·文献》，第 852页。)　

国焘、朱德二同志：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林育英二十四日(《红军长征·文献》，第 854页。）

这两份电报，第一封的落款时间为一月廿日，当为 1936年 1月 20日，应无疑义。第二封电报时间，整理者标注为 1936年 1月 24日，也是正确的。1936年 1月 23日朱德致电张闻天，提议：“暂时此处以南方局、兄处以北方局名义行使职权，以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职务，统一领导。”（吴殿尧主编《朱德年谱》（新编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年版，第 555—556页。）1月 24日，张闻天回复：“兄处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时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弟等可以同意。 ”（《红军长征·文献》，第 855页。）再看 24日林育英电报，抬头写的是“国焘、朱德二同志”，电文内容分甲、乙两部分，甲部分显然是回复 1月 20日张国焘电报，乙部分则是同意朱德的建议。1月 24日林育英与张闻天两封电报，一个则是以共产国际代表名义，一个是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名义，既表明了中共中央的严正态度，也给张国焘一个台阶下。

那么，前述林育英电报 1936年 1月 16日的判断的依据何在呢？张国焘 1月 20日电报中有一句“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为何不将国际决议直告？”假如我们单看这段文字，确实很容易把该电和林育英前述电报内容相衔接。1936年 1月 13日，张闻天还有一封电报致张国焘：“我们间的政治原则上争论，可待将来作最后的解决，但别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决非革命之利。此间对兄错误，未作任何组织结论，诚以兄是党与中国革命领导者之一，党应以慎重态度出之。但对兄之政治上错误，不能缄默，不日有电致兄，根本用意是望兄改正，使四方面军进入正轨。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 ”（《红军长征·文献》，第 850页。）这封电报，显然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敦促张国焘放弃分裂活动。这样，就给研究者一个感觉，为了维护党的团结与统一，1月 16日、24日，林育英两次致电张国焘，以共产国际代表名义解决党内矛盾，正好回应了张闻天所言“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由此，从时间安排上就把林育英这封电报嵌入到一个特定的叙事模式中，使得很多研究者往往只注意到林育英电报中那句“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径直将这封电报纳入到 1936年初张闻天、林育英与张国焘的往来电报中，由此误读。

　这不仅使对林育英这封电报本身的解读出现偏差，也带来对其他相关史料的误读。1935年 12月 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并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2月 25日，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1936年 1月 16日，张闻天以中央秘书处的名义将该政治决议的内容摘要电告张国焘，并望其负责转二、六军团。（参见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 207页。）其实，从这封电报我们也可以推断，林育英不会在同一天发出那份电报。中共中央的政治决议就是在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基础上制定的，林育英没有必要在中央向张国焘传达新的策略方针的同时，却向张国焘表示：“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传达。”因此，张国焘 1月20日的回电，显然是针对中央秘书处这封电报。

这期间，张国焘已经另立“第二中央”，并要求中共中央“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红军长征·文献》，第 844页。。当他 1月 16日收到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自然不会接受，电文中才会出现“假冒党中央或政府机关名义发表重要文件，此间有公开否认之权”，“望告陕北同志，自动取消中央名义”。值得注意的是，这封电报他是发给林育英的，显然是有所考虑。张国焘内心非常清楚，他的“第二中央”是自封的，并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而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又无法直接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对于中共中央的政治决议，接受与否，主要还是看共产国际态度，张国焘是断不敢违抗共产国际意见的。张国焘电文中“为何不将国际决议直告”指的是林育英 1935年 12月 16日电报中提到的“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传达”。12月 22日，林育英在回复张国焘的电报中再次提到“世界七次大会的决议，与中国代表团对中国问题的许多意见，自当继续的尽量的向兄等传达”。

但实际上，林育英确实没有向张国焘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的会议内容。这期间，毛泽东

1936年 1月 1日给朱德的电报中，倒是提到：“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另电详告，其主要口号为：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 ”（《红军长征·文献》，第 849页。）所以，张国焘在收到 1月 16日中央秘书处电报后，才会非常急迫地想知道共产国际态度，甚至直接电询林育英“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这种近乎于失态的话，恰恰表明张国焘当时焦躁不安的心理。这种情况下，林育英才会在 1月24日电报中明确向张国焘表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这就如同釜底抽薪，让其希望破灭。对此，徐向前有一段回忆，生动地描述了当时情况：“张国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心里着慌。特别是张浩来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这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这个时候，陈昌浩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孤家寡人的张国焘，被迫‘急谋党内统一’。”（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 1988年版，第 319页。）

林育英的电报，显然是打击了张国焘的信心，促使其转变态度。1月 27日，张国焘在给林育英和张闻天的电报中表示：“此处对兄处十二月廿三（五）日决议，详细讨论结果，在原则上完全同意。但一致认为兄等不将党的策略路线的改变预先电商我们，不将国际的决议讨论经过和育英所知告知我们，不但表示负气，而且没有以革命利益为前提。”（《红军长征·文献》，第 856页。）虽然态度很勉强，而且语带埋怨，但实际上张国焘的立场已经发生动摇。此后，经过中共中央的耐心争取，最终促使张国焘宣布取消“第二中央”，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西北，揭开中国革命新的一页。

〔作者郭晓勇，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河北保定 071002〕

（责任编辑：茅文婷）

（来源：《党的文献》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