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央文史研究馆筹建的两个时间
关于中央文史研究馆筹建的两个时间
叶扬兵
[摘要]关于中央文史馆的筹建，据回忆，北平解放前毛泽东就已表达过设立有关机构的想法，1949年12月2日毛泽东复柳亚子信中又提及“文史机关事”。而根据中央文史馆首任馆长符定一1951年6月23日致毛泽东信，加上《邓之诚文史札记》和《许宝蘅日记》等相关内容的佐证，中央文史馆最早正式筹设于1950年春。从毛泽东复柳亚子信中谈及的“车中信”这一线索入手，结合柳亚子的行踪活动进行分析，毛泽东12月2日复柳亚子信很可能写于1950年，而不是1949年。
[关键词]中央文史馆；毛泽东；符定一；柳亚子；“车中信”
中央文史研究馆（简称中央文史馆）自1951年建立后，汇集了大批德高望重的文化名流，曾有当代“翰林院”的美誉。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中央文史馆建馆20多年的档案资料在“文革”中散失不少，因此，人们对于其筹建情况知之甚少。现在，随着一些当年亲历者的书信和日记的披露与出版，相关材料得以补充，一些史实细节也得到丰富充实。
一、中央文史馆最早正式筹设时间是1950年
1989年，中央文史馆时任馆长萧乾在《崇文敬老——记中央文史馆》一文中写道，中央文史馆是“开国两年后于一九五一年七月诞生的，然而早在北平解放前，毛主席还在石家庄指挥解放战争时，就已考虑到这样一个机构的设立了。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他又在致柳亚子的函信中提及此事”【萧乾：《往事三瞥》，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38页。】。2001年8月编印的《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务活动录（1951—2001）》也有类似表述：“北平解放前夕，毛主席在石家庄和符定一先生讨论建国方略时，就说过共产党对德高望重、生活困难的老年学者应予安排，要设置一个机构。1949年12月2日，毛主席致柳亚子先生信中提及‘文史机关事’……系指筹备成立中央文史研究馆一事。”【中央文史研究馆编《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务活动录（1951—2001）》，2001年编印，第1页。】
从上述中央文史馆筹建情况看，北平解放前毛泽东就表达过设立有关机构的想法，这表明文史馆的最初酝酿可追溯到北平解放前；而1949年12月2日毛泽东复柳亚子信中提及“文史机关事”，这说明中央文史馆当时可能已经处于筹备状态。
尽管中央文史馆的设想可追溯至解放前，但其正式筹设却在新中国成立后。进入21世纪后，一封与中央文史馆筹建之事密切相关的信函，即符定一1951年6月23日致毛泽东的信，被披露出来，这对于弄清中央文史馆筹建情况具有重要意义。
最早披露这封信的是中央文史馆2001年8月编印的《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务活动录（1951—2001）》，但它只摘录该信部分内容。2002年，傅琳发表了《中央文史馆首任馆长符定一》一文，不仅在文中引用该信部分内容，而且在文末附上该信复印件，首次完整地将该信全貌展现出来。【参见傅琳：《中央文史馆首任馆长符定一》，《名人传记》2002年第9期。】其后，刘松林先后发表多篇文章，也陆续透露该信内容。【参见刘松林：《符定一与毛泽东的师生情》，《世纪》2000年第1期；刘松林：《一代伟人对中央文史馆的关怀——献给毛泽东诞辰116周年》，《紫光阁》2009年第12期；刘松林：《敬老崇文：毛泽东关怀中央文史研究馆》，《党的文献》2011年第6期。】
为了完整地展示符定一1951年6月23致毛泽东信全貌，这里将傅琳披露的该信全文照录如下：
润公主席：
启者：一般旅京老人生计困难，去岁以来，他们因我公关怀，有设立养老机构之意，风声所播，彼等不胜欣喜之至。去岁下半年，周总理秉承德意，屡次向本人表示，决定由政务院设立文史研究馆。本人遂邀集若干老人坐（座）谈数次，征求众意，并陈述老人对于文史馆研究的办法。周总理办事热心，毅然负责，去岁冬季，派齐燕铭秘书长设立文史研究馆的筹备处。筹备处总司其事者齐秘书长，助理齐秘书长者为屈武主任，文史馆筹备事务者为王笑竹。据王笑竹说，现时文史馆事已筹备齐全，只要主席一批，即时可以开馆。近几天，这些老人本身疗饥无术，对于文史馆望眼欲穿，群来向我询问，逼我向主席催请，并说：催请如无效，主席自有个答复使老人有所遵循。有人说，若因文史馆的职员不能定，遂使文史馆迟延开办，则请政府先发表一批老人名单，先期照单接济，免得老人缘门乞食（旁加注小字“彭主鬯【彭主鬯时年85岁，后于1951年12月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乞食”说明——引者注）。以上所说老人的话，居多情词恳切，不得不据以上闻。总而言之，文史馆究竟能办与否，请明以告我。万一有困难须面语者，请派车来接我即趋前聆教可也。
此致
敬礼。
符定一谨启
六月廿三日
符定一曾是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读书时的校长，此时也是毛泽东举荐的中央文史馆馆长人选。符定一写信用意在于催促毛泽东尽快批准成立中央文史研究馆，至少要先行解决“老人挨饿”的实际问题。6月26日，毛泽东阅信后批示道：“请齐燕铭同志办。生计太困难者，先行接济，不使挨饿。”【《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4页。】如此一来，符定一的目的完全达到，不仅老人们可免于挨饿，而且还加速了文史馆的成立。一个月后，7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史研究馆正式成立。
符定一在信中详细地叙述中央文史馆筹建情况，大致有三个要点：一是毛泽东在1950年以来表达出有设立“养老机构”之意。二是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于1950年下半年决定由政务院设立文史馆，并由符定一召开几次座谈会；三是1950年冬成立筹备机构，由齐燕铭负总责，屈武协助，具体经办人则为王笑竹。
近年来出版的《邓之诚文史札记》（实为日记）和《许宝蘅日记》中有不少相关资料，可以有力印证符定一信中的说法。
当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历史学家邓之诚始终密切关注中央设立文史馆之事，并为崇黻丞谋取文史馆员资格而竭力活动。这里摘录其1950年相关日记数则：3月9日，“张伯驹来，言彼托章士钊向中共建议救济燕市穷老文人，嘱填崇黻丞住址、年岁”。9月16日，“张东荪欲卖其兄藏书，来商价目。……前托东荪为崇黻丞说项，谋文教馆事。今日彼向符定一进言，已得允，唯未知何日成立”。11月4日，“致书张东荪托为转达符定一，为崇黻丞谋文史馆之事。闻符（定一）派为馆长，柳亚子、叶恭绰副之”。【《邓之诚文史札记》（上），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508、530、547页。】
浙江杭州人许宝蘅与湖北武昌人傅岳棻（字治芗，号娟净）、江苏南京人夏仁虎（字蔚如，号枝巢）、贵州贵阳人邢端（字冕之，号蜇人）等交往颇为密切。这三人曾参与文史馆筹建的座谈会，除了傅岳棻在中央文史馆成立前病逝外，其余两人均为中央文史馆首批馆员。许宝蘅由此对文史馆筹建之事颇有耳闻，但他本人觉得成为文史馆员希望渺茫而不甚关心，而他的亲朋好友则仍努力为他争取文史馆员资格，故他在日记中也留下一些相关记载，尤以1950年12月2日的日记最为集中：
接揆若（指许宝蘅族弟许宝骙——引者注）函，言遇陈叔通，为余谋文史馆事。今年春初，闻政府有人提议养老，曾经娟净开一名单交伯驹转送当局，余名亦在其列。至夏间由符定一、章行严召集枝巢、娟净、冕之诸君会商数次，定名为文史馆，规模颇大，于是希望者甚众，余以为老人甚多，安得人人而悦之，不甚在意。前日章叔（指许宝蘅族叔许端之——引者注）来言，昂若（指许宝蘅族弟许宝驹——引者注）谈及余之景况，曾与叔通通电话，为余谋之，故叔通又向揆若言及也。【《许宝蘅日记》第4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646页。】
《邓之诚文史札记》和《许宝蘅日记》，虽然在具体说法上稍有不同，但都能进一步印证和补充符定一1951年6月23日信中说法。
《邓之诚文史札记》在9月份的相关内容中先后出现“文教馆”和“文史馆”两个不同名词，据符定一信中所述并参考《许宝蘅日记》称符定一等召集老人座谈商量之后定名为文史馆的记载，笔者推测应是周恩来首先代表中央向老人们表达建立“养老机构”的意向，然后请符定一等召集老人座谈具体办法，老人们在座谈后建议设立文史馆，而周恩来则采纳老人们的建议，正式作出了设立文史馆的决定。
从最初的“养老机构”演变为“文史馆”，这是“养老机构”在现实中进一步落实的具体化，也是在解决知识分子养老问题的同时适当安排他们的工作问题。这既反映出老人们力图在文史领域发挥作用的热切期盼，也体现了政府“敬老崇文”，尊崇具有“才、德、望”的知识分子，让他们安心从事文化事业、服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良善用心。
到1950年11月、12月间，文史馆进入正式筹备阶段。
根据《邓之诚文史札记》，到1950年11月，文史馆正副馆长人选已然确定。据《许宝蘅日记》，12月不少人正在为他争取馆员资格而频频活动。从这些迹象来看，文史馆已经进入正式筹备阶段。
由上可知，中央文史馆的正式筹设并非始于1949年，而是在1950年。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就会发现这是合乎情理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首先要解决的当务之急，是接管城市和恢复经济等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设立中央文史馆这样的机构并非紧迫之事。
之后不久，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开始采取措施，着手解决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失业以及随之出现的生活困难问题。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21页。】。7月25日，政务院颁布了《关于救济失业教师与处理学生失学问题的指示》。1951年1月12日，政务院又发出《关于处理失业知识分子的补充指示》，并明确要求对于一个特别群体要采取特殊措施。这个特别群体就是“具有相当学识并在地方上有相当声望的人士，愿为人民服务，但因年老或身体衰弱，现在不能担任辛劳工作而无法生活者”。采取的特别措施就是“应由各省、县、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适当办法，吸收他们参加工作”。【《新中国法制研究史料通鉴》第7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305—8306页。】在中共对失业工人和知识分子进行救济和安排就业的大背景下，正式设立这样一个“养老机构”就顺理成章了。
二、毛泽东12月2日致柳亚子信可能写于1950年而非1949年
前述毛泽东1949年12月2日提及“文史机关事”的复柳亚子信，原无具体写作年份，在收入《毛泽东书信选集》时，编者判定写于1949年。该信全文如下：
柳老：
十一月四日信早已收到，因忙迟复为歉。车中信未见，厚意敬领。题字册便时当代询，周公确有吐握之劳，或且忘记了。文史机关事大略亦因此，便当询之。此复，顺致
敬意！
毛泽东
十二月二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25页。】
为什么《毛泽东书信选集》编者将毛泽东12月2日复柳亚子信确定为写于1949年呢？
据《毛泽东书信选集》编辑小组撰文介绍，在注释“题字册便时当代询，周公确有吐握之劳，或且忘记了”时，他们到有关部门找当年为毛泽东收发文件的登记本，企图从中获得线索，把柳亚子给毛泽东的信找出来，查明“题字册”是怎么回事，“周公”指谁。但这一努力未能达到目的。他们又把注意力转移到柳亚子的一些著述上，翻来翻去也没有得到答案。最后，他们访问了柳亚子之女柳无非。她竭诚相助，除了介绍一些背景情况外，还把“题字册”的复印件借给编辑小组，这才使情况变得明朗起来。【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编《毛泽东著作是怎样编辑出版的》，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327页。】
原来柳亚子喜欢请中共领导人题字纪念，1949年进北平后，柳亚子备了一本《“羿楼纪念”册》，送请中共领导同志题字。1949年5月5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柳亚子，宾主相谈甚欢，话及谢灵运、薛道衡、苏轼等人的著名诗句。事后，毛泽东在柳亚子的题字册上写道：“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落款为“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柳先生惠临敝舍曾相与谈及上述诸语因书以为纪念毛泽东”。5月15日，朱德也在题字册题诗。【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编《毛泽东著作是怎样编辑出版的》，第328页。】
毛泽东、朱德题字后，题字册应很快传到周恩来那里。其后，因周恩来迟迟未题字，柳亚子便向毛泽东写信抱怨。故毛泽东在复信中答应方便时代为询问，同时也以“周公确有吐握之劳，或且忘记了”来为周恩来作点解释。这样一来，“题字册”和“周公”都很清楚了。编者由此判断柳亚子11月4日信写于1949年。随之而来的是，毛泽东12月2日复信也被认定为写于1949年。
应该说，编者认定柳亚子11月4日信写于1949年，看起来并无不妥，柳亚子在过了几个月后还未获周恩来题字，便写信向毛泽东抱怨，不久，毛泽东给他复信，这在情理之中，但仍是一种推测。事实上，这本题字册周恩来最终也没有题字，直到1976年他去世后，邓颖超在整理遗物时才请人将仍未题字的册子归还给柳亚子之女柳无非。【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编《毛泽东著作是怎样编辑出版的》，第328页；李湄：《家国梦萦——母亲廖梦醒和她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5—216页。】另外，当笔者读到关于柳亚子1949年至1950年期间的一些行踪和身体状况的史料后，感到此信写于1950年更有可能。
据毛泽东给柳亚子复信中“十一月四日信早已收到”“车中信未见”的表述可知，柳亚子写11月4日信前还在“车中”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即“车中信”。
就一般情况而言，在汽车上写信很不方便，乘汽车耗时短而无写信必要。在火车上写信虽亦不方便，但还是勉强能写的，又因当时乘火车费时较长而有写信的需要，且有邮寄的渠道。因此，柳亚子的“车中信”应为在火车上所写。
据《柳亚子文集——自传·年谱·日记》的记载，柳亚子1949年3月18日抵达北平后，先下榻六国饭店，4月25日移居颐和园益寿堂。同年11月，因天气寒冷，从益寿堂搬到北京饭店住居。直到1950年9月11日，柳亚子才移居北长街89号寓所。从史料记载看，从1949年3月18日到当年底，柳亚子活动范围局限于北京一地，并无乘火车远行之举。
不过，柳亚子在1950年10月倒有一次南方之行。10月11日下午4时，他偕夫人郑佩宜乘火车南行，于13日6时抵达上海。他们先在上海逗留数日，接着于18日乘车前往无锡、南京等地游历，23日乘车返回上海，停留数日。29日晚，乘车北返。
在这次远行中，从北京到上海与从上海返北京途中均费时一天多，故在其间写信可能性最大。南行时，柳亚子在车中口占七绝四首，当晚又作七律一首。【参见中国革命博物馆编《柳亚子文集——磨剑室诗词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70页。】而据笔者所查阅的资料，他在从上海返回北京途中至少写过两封信。
一封信是柳亚子1950年10月30日致老友常厘卿的信，这是目前唯一能看到的车中信。信中提及“明晨即抵都门”，信末有云“十月卅日下午五时半济南在望矣”，信后又添加说明“车中摇摆，作字潦草不堪，希垂亮为幸！”【上海图书馆编《柳亚子文集——书信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7—388页。】
常厘卿收信时已是11月1日，遂赋诗《十一月一日得亚丈沪平车中快函，率以四绝呈答》。其一云：“喜从望外得飞书，把笔原知尚在车。行过泰安春色好，济南风景胜南徐。”其三云：“字成本作龙蛇舞，潦草何云有不堪。我觉热情奔放里，犹馀兰叶带春酣。”【张明观：《柳亚子史料札记二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94页。】
另一封信则是柳亚子致其弟子范志超的信，原信已不可见，而范志超1950年11月2日复信却保存下来。信首有云：“京沪车中给阿景头信，于昨晚笑诵。”【张明观：《柳亚子史料札记二集》，第285页。】
据柳亚子自称，他因患有“神经衰弱症”，常常在神经兴奋的时候“什么事情都高兴做，并且一天能写几千言的白话文和几十首的旧体诗”，神经麻木的时候“甚么事情都不高兴做，并且不论诗和文章，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柳无忌编《柳亚子文集——南社纪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1—142页。】
按照柳亚子的习性，他兴奋起来时，往往会接连写上很多封信，故他车中给毛泽东写信也可能写于从上海返回北京途中。这样一来，柳亚子11月4日致毛泽东信，毛泽东12月2日复柳亚子信，都应写于1950年。
1949年2月28日，柳亚子应邀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他自香港北上时，便处于神经兴奋时期，到7月中下旬之交便进入神经衰弱时期。直到1950年9月中旬，他移居北长街寓所后，精神逐渐好转，并于9月中下旬之交转入神经兴奋时期。其后，1951年2月，他又转入神经衰弱时期。
从1949年7月中下旬到1950年9月中旬，柳亚子神经衰弱长达一年二个月之久，且此次程度更为严重。1949年7月24日，宋云彬到颐和园益寿堂看望柳亚子，他注意到：“亚老精神又由亢奋而转入消沉，宛如去年在香港时候矣。”【宋云彬：《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页。】1950年7月23日，宋云彬在日记中写道：“十时三刻偕妻到北京饭店望柳太太病。柳太太患风湿病，已渐就愈。柳亚老仍在‘低潮’时期，连谈话都无兴致。”【宋云彬：《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第201页。】
由于此次神经衰弱程度加重，以前在神经衰弱时期柳亚子尚能写一些书信，但这次则几乎不写。据笔者所见，在这次长达一年二个月神经衰弱时期，柳亚子仅于1950年3月1日在特殊情况写过一封信。【需要说明的是，在《柳亚子文集——书信辑录》和《柳亚子选集》中有5封信的写作时间处于这个时期，则应是编辑者的失误造成的。这5封信原无写作年份，编辑者在收录时弄错了年份，有一封信柳亚子还笔误写错了月份，详见笔者另文考订。】当时，柳亚子得知吴江故居藏书被盗，“悲愤欲死”。于是，写信给在上海的友人毛啸岑，委托其办理有关交涉事宜。信末有云：“半年不写信，为此不能不破例，然已头痛不堪矣！”【上海图书馆编《柳亚子文集——书信辑录》，第367—368页。】1950年9月28日，柳亚子在致柳无忌夫妇信中说：“你们七月廿五日来信早到。曾嘱三妹代复一信，到否？我自去年七月中旬起，神经衰弱症复发，不能用脑，更怕写信，这样，已有一年多了。”【上海图书馆编《柳亚子文集——书信辑录》，第377页。】
由此，再回头从毛泽东12月2日复信分析柳亚子的活动状况：柳亚子在11月4日及之前至少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一是车中信，但毛泽东未收到，一是11月4日信。与此同时，柳亚子还应当为题字册及文史机关事进行了一些活动。可以看出，柳亚子11月4日写信前后活动频繁，这对于1949年11月神经严重衰弱的柳亚子来说是不可想象的。相反，在1950年11月前后，他正处于神经兴奋期，他有前述频繁活动倒是十分正常的。因此，柳亚子11月4日信写于1950年而非1949年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果真如此的话，毛泽东12月2日复柳亚子信也应该是写于1950年了。
（本文作者：叶扬兵，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江苏南京210004）
（责任编辑：杜栋）
（来源：《党的文献》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