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阅读史略（五）
陈晋
十一、晚年岁月：阅读的忧思读书与“文化大革命”的矛盾
毛泽东晚年，主要指“文化大革命”十年。这期间，他一如既往地勤苦读书，但对读书又多有非议之辞，看起来很有些矛盾。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在公开场合质疑读书的说法多了起来。最典型也最激烈的言辞，是1966年4月14日在一个批示中说的：“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许多无用的书，只应束之高阁。就像过去废止读五经四书，读二十四史，读诸子百家，读无穷的文集和选集一样，革命反而胜利了”。单从文字看，这些话并没有大毛病。革命确实不是靠读无用之书和大量经史子集干起来的，更非靠这些取得胜利，人们一般不会把无用之书、经史子集与革命的胜利联系起来。讲这些话，比较明显地是在传达一种不满情绪，与他自己的阅读爱好也存在矛盾。
毛泽东晚年，不仅倡导并带头阅读马列著作，还要求高级领导干部多读点中国古代文史哲著述。他在1972年12月27日的一次谈话中明确讲：“历史要多读一些”。他本人阅读大字本古籍，更是常态。1974年10月在长沙，听工作人员读《人民日报》报道的一个消息，说到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简牍、帛画等珍贵文物，国家正在组织专业工作者进行整理、修复、释文和研究中时，毛泽东随即约请参与主持挖掘工作的同志谈话，提出：不知这批帛书什么时候能够整理出来，印不印书。印了书，也给我一本看看。其阅读古籍新资料的急迫心情，溢于言表。
毛泽东晚年在读书问题上的矛盾，颇耐人寻味，却也不难理解。总体上讲，主要反映他对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现状不满。所谓“文化大革命”，本来就发端于文化学术领域的批判运动。他当时在读书问题上多有非议之辞，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和毛泽东本人当时对学校教育方式不满，进而提倡教育革命有关。毛泽东一贯反对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的死记硬背。1964年2月13日，在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他批评学校教育，课程讲得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由此他提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让学生学工、学农、学军。为推动这些改变，他对啃书本现象，自然要说一些非议的话。
二是和毛泽东当时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个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理解有关。由于旧中国社会结构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知识分子在很长时间里没有被划入劳动群众范畴，没有列入工人阶级队伍。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一直希望培养和建立起一支“无产阶级的文化大军”。从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他不断讲学问少的人胜过学问多的人，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创造发明都是文化低的人和年轻人干的，即已体现出对读书少的劳动群众成为创造发明主力军的强烈期待。这种愿望，反映在处理实践与书本的关系上，就是反对“烦琐哲学”式地阅读，更多地宣传知识来源于社会实践，更看重在实践中运用书本知识的能力。他常常讲高尔基、瓦特这些大文学家、大发明家没有上过大学，孔子也是自学成才，写出《红楼梦》的曹雪芹不是进士出身，就是这个意思。
三是和毛泽东当时对思想文化界的现状估计直接相关。毛泽东认为知识界、教育界、文化界受“封资修”思想的影响太深。1966年12月21日会见外宾时，对方问起中国搞“文化大革命”的内容。毛泽东的回答是：“抓住整个阶级斗争和还没有完成的反封建主义斗争，反孔夫子的影响。这种影响存在于大学文科如历史、哲学、文学、美术、法律等领域。他们灌输帝王将相观点，灌输资产阶级法权思想。”1968年10月31日，他在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又讲：“大学里头读历史、读经济学、读哲学、读法律，读四五年大学，不懂得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不懂得阶级斗争”。显然，毛泽东当时主要是对读什么书有意见，认为学生读“封资修”方面的书太多了，思想受到不好的影响，进而把这种情况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这多少是拿读书说事，像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实际上传达的，是他当时想推动的同旧的传统思想决裂的主张。
此外，在读古书的问题上，作为政治家，毛泽东多少也把自己的兴趣爱好与社会倡导作了些区别。他喜欢读古书，但反对青年人读那么多经史子集；他喜欢读一些看起来可不必去读的闲书、杂书，但不赞成学生去读。这容易让我们想到他喜欢写旧体诗词，但同时又说旧体诗“不宜在青年人中提倡”；也容易让我们想到鲁迅曾经花若大工夫去整理古籍，还写出《汉文学史纲》《中国小说史略》这样的经典著述，却劝青年人不要去读古书。怎样理解这种明显的矛盾？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经、史、子、集，确实不宜让青年人普遍陷进去，但又不能不去适当了解。其间的分寸，很难把握。毛泽东拿捏的分寸，就是他常讲的：古书不可多读，但经史子集，也要硬着头皮读一下，不读《二十四史》，怎么知道帝王将相是坏的？你不懂帝王将相，你就不大好反对。他的这些说法，考虑现实政治的因素比较多些。
“联系实际用好马列主义更困难”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读马列著作，始终抓得很紧。现实中遇到难题，他比较习惯强调读马列。多次讲，我们党不读马列的书，不好。最典型的，要算为批判陈伯达的“天才论”，阅读推荐9本马列经典的事情。
1970年夏天，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根据林彪、叶群布置，搜集整理出《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和林彪论述“天才”的语录，在会上散发，为毛泽东一直同意的设国家主席的方案造势，由此搅乱了会议进程。对这些反常活动，毛泽东无法容忍。于是找来陈伯达搞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在上面批示：“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
显然，毛泽东是把陈伯达搞的这个材料，作为突破口，来扭转被搞乱的会议倾向，也作敲山震虎之用。同时，他还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陈伯达搬出马列经典作家语录讲“天才”的做法，能在中央委员中引起这么大的共鸣，说明不少人的唯物史观还不牢固。毛泽东由此在《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批示中说：“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为了照顾林彪的情面，毛泽东说这是他和林彪“两人一致”的观点。
接下来，毛泽东顺势提出：高层领导干部要读马列原著，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他专门讲道：“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呀，就照着吹呀。那末，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会后，毛泽东9月16日又同汪东兴谈到提出读马列的针对性：有些同志自己不懂马列主义，没有看过马列主义这一方面的书，发言时又要引用；我看还是要进行教育，还是要在250多人（指中委、候补中委）中指定读点马列主义的书，30本太多，可在30本书内选些章节出来；此事请总理、康老办；我还可以提选一些；不读马列主义怎么行呢？结果就被陈伯达摆弄了。
周恩来等根据毛泽东的要求，把1963年确定的30本马列著作书目和毛泽东的有关批示找出来，从中选出9本著作书目，请毛泽东审定。周恩来等挑选的9本书是：《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示：“九本略多，第一次宜少，大本书宜选读（如反杜林）。”11月6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其中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的书，区别真假马列主义”。
毛泽东这次推荐马列经典，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但细细琢磨，主要还是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是为扼制林彪、陈伯达等人在要求设国家主席这个问题上所体现的政治意图而扔去的一块“石头”。
一年后，在1971年8月29日视察南方途中，毛泽东再次同汪东兴等人谈到读马列著作的问题。他说：我经常提到这个学习问题。大家在这方面口头上是同意的，但在实际中看法就不统一了；要学好马列主义是不容易的，联系实际用好马列主义更困难。
离开具体的政治背景，来看毛泽东的这个感慨，很让人深思。《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在严重犯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这个分析点出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理论认识同实践的矛盾，也反映了他在读马列和实践的关系上陷入的困境。
毛泽东的这种认识困境，与“文化大革命”前的中苏论战是有关联的。中苏两党关系恶化后，在意识形态上相互指责，都认为自己坚持了真正的马列主义。分歧不限于理论认识，而且导致国家关系的紧张。由于苏联不断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对中国施加压力，使毛泽东更加有理由坚信，苏联违背了马列主义，进而使他阅读和提倡阅读马列著作时，不断地从中寻找反对修正主义的观点和词句。结果，就像邓小平后来总结的那样，论战双方都难免说一些错话。
中苏论战这个背景，还促使毛泽东越加重视国内的防修反修，进而把国际斗争和党内、国内的一些矛盾搅在一起，对现实国情做出错误估计，把一些工作上的意见分歧，视为阶级斗争和修正主义的表现。这种判断，进一步促使毛泽东重视从马列经典著作中去找依据，找答案，找思想武器。结果越是这样，越容易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方位和现实国情出现误判，越发感到现实危机日益迫近，以至于认为形势严重到不进行一场全党和全社会的“大革命”，就不足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最终在理论认识上导致对马列观点的一些误解。思想和政治悲剧由此出现。
毛泽东晚年的这个认识困境告诉人们，读马列著作，当然要结合实际，但到底结合什么样的实际，也很关键。每个人头脑里的“实际”，都是被主观认识“过滤”过的。真实的实际，符合客观规律的实际，毕竟更多地要靠深入社会的调查研究才能正确把握，而不只是从书本知识和主观判断的框架中得来。
借三篇古文，道人事心曲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常常借古代文史，道今日心曲。其中，运用发挥李固《遣黄琼书》《战国策?触詟说赵太后》《后汉书?刘盆子传》三篇古文，所道心曲，均涉人事，有深意存焉。
关于李固《遣黄琼书》。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写给江青那封著名的信，林彪事件后曾经作为文件传达，如今已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全文披露。该信写得文采飞扬，气韵生动，更以其分析自己的个性，使人耐读。全信用典不少，其中几句，给人印象深刻：
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表达了对大搞个人崇拜的忐忑和忧虑，以及面对林彪等“朋友们”的吹捧，所体现出来的无奈和勉强接受的心情。信中所云“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多少道出他在“文化大革命”发动时期，在重大政治问题上难以言状的复杂心理。特别是引用李固《遣黄琼书》中，“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几句话，比较恰当地反映了他的真实心境。毛泽东这封信还透露，他曾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讲过李固《遣黄琼书》中的这几句话，表达“人贵有自知之明”的意思。
毛泽东不仅借李固《遣黄琼书》，透露自我心曲，也用它来诫告别人。1974年11月，江青给毛泽东写信抱怨，说自己从九大后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毛泽东回信批评：“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随即要求江青：“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意思很明显，是要江青小心谨慎，“人贵有自知之明”。江青只好给毛泽东回信，说自己“缺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
关于《触詟说赵太后》。毛泽东多次在会议上不无深意地对高级干部们讲起《战国策》中的这篇文章，也给自己的孩子们讲过。原文说的是：秦国进攻赵国，赵国请齐国派兵解围，齐国提出，要把赵太后的小儿子长安君送到齐国做人质，才肯出兵，赵太后因溺爱长安君不愿意。大臣触詟劝她：各诸侯国的子孙，受封为侯的，三世之后就没有继嗣的了，原因不是子孙们“不善”，而是不经世事，从小“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如今，你给长安君那么高的位置，那么肥沃的土地，不及时叫他为国家立功，您去世后，长安君能在赵国立足吗？不让他去齐国做人质，不是真正的爱他。赵太后觉得有道理，即刻把长安君送到了齐国，齐国也就派兵解了赵国的围。
1967年4月，“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的时候，毛泽东在一个材料上又加写了下面这段文字：
这篇文章（即《触詟说赵太后》）反映了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把教育和锻炼下一代同国家的未来联系在一起，不使他们“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既是毛泽东的一贯想法，也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号召年轻人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的初衷。
关于《刘盆子传》。毛泽东晚年，从经历农民、战士和工人三种角色的年轻人中，看到了一个苗子，但不久就失望了。这个人就是王洪文。1973年，王洪文到中央工作后，毛泽东对他的表现不满意，要他读《后汉书》里的《刘盆子传》。刘盆子是景王刘章（刘邦的孙子）之后，新莽末年，参加了赤眉农民起义军。这支队伍为能够号令天下，要找一个刘氏宗室来做皇帝。起义军中有70多个刘邦后人，于是就采取抽签的方式来选，结果让15岁的放牛娃刘盆子抽中。但当上皇帝的刘盆子却依然故我，不务正业，经常和一班放牛娃嬉戏，终于没有出息。毛泽东让王洪文读此传，无非是提醒他，凭资历、能力，你还不够格，你要有自知之明。千万不要学刘盆子，要注意学习、长进。对王洪文的隐忧，传达无遗！
面对文史哲研究的无奈和期待
在50年代至60年代，毛泽东阅读了一批当代学者写的中国通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其中包括范文澜修订的旧作《中国通史简编》、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等。毛泽东在范文澜和任继愈的书中分别留下一些批注文字，1965年还曾向郭沫若推荐杨荣国的思想史，同刘大杰当面交流对文学史的一些看法。
“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反复要求领导干部读中国古代文史哲方面的研究著述。1970年8月，在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他向中央委员们提出，“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1971年8月，视察南方的途中，对汪东兴讲，“光读马列主义的书还是不够的，还要读点历史，读点经济学，读点小说，读点哲学史”；1973年5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政治局委员懂得一点历史，当然不仅中国史、世界史，分门别类的政治史、经济史、小说史也懂一点；1975年1月4日在江青来信上批示，“我已印两部文学史（指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两册），暇时可以一阅”；1975年底到1976年初，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中又说，“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
毛泽东晚年，书房里摆着“文化大革命”前高教部主持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陆侃如与冯沅君合编的《中国文学史简编》、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学生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简史》、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他同工作人员谈过对这些文学史著述的评价，有肯定的，也有不同意的。工作人员问：要不要把这些意见转告作者？毛泽东回答说：不要了，学术问题要百家争鸣，要说是我说的，就不好了，改吧，人家又不同意，所以还是不要告诉作者为好。
毛泽东晚年如此热衷于阅读和推荐中国文史哲研究著述，明显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思想文化气氛不合拍。他的热衷，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古代文史哲是他向来关注并有兴趣研究的领域；二是在他看来，破除“封资修”思想，创造新的思想文化，并不是无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应该了解它，研究它，特别是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进行科学总结。1968年10月31日，在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他就流露此意，谈到应该怎样对待郭沫若、范文澜、吴晗、翦伯赞、冯友兰、杨荣国、任继愈、赵纪彬、杨柳桥、周谷城、刘大杰这些学术权威的问题时说：帝王将相这一类，我们不大熟悉，特别是年青人不熟，你如果要问帝王将相，还得请教他们；有少数人去搞，不是讲以后再出帝王将相，而是说帝王将相这个历史要有人注意。1973年5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说得更直接：“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应该总结，从乌龟壳（甲骨文）到共产党，这一段历史应该总结。”尽管这方面的总结研究不尽人意，但毕竟还是要靠那些学有专长的学术权威们来做这件事情，这既是没有办法的事，也是必要的。
毛泽东读得比较熟的几部中国文史哲研究著述，恰恰是这些学术权威们“文化大革命”前甚至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旧作。对它们在一些问题上的论述，毛泽东并不很满意。在1972年12月27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我看了许多家，越看越头昏”。他希望各“家”能够结合时代的发展和需要，运用新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史哲，期待有所突破和进展。1968年7月20日，“文化大革命”高潮时，他委托女儿李讷给范文澜传话：“中国需要一部通史，不仅是古代的，也包括近代的，希望你能用新的观点，重新写一部中国通史。”范文澜说：“我的观点已经不行了，太旧了。”李讷说：“我爸爸说，如果你感到有困难，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就用你原来的那种旧法写下去。”无奈和期待交织之状，不言自明。在随后举行的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谈到学术权威们的著作毛泽东只好说：你要叫他离开那套观点也很难。改了就行，不改也可以。
对一些主动修改旧作的学术权威，毛泽东总是热情支持。杨荣国补充修改其1962年出版的《简明中国思想史》，易名为《简明中国哲学史》，于197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影响很大，就与毛泽东认同其观点进而推荐有关。毛泽东还特别重视刘大杰对旧作《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修改，将其未定稿的修改本印成大字本来读，多有批注。受此鼓舞，刘大杰给毛泽东写信，请教文学史上的几个问题。尽管写字已很不方便，毛泽东还是在1976年2月亲笔回信：“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实事求是，尊重学术之意，跃然纸上。
在“西学”领域的追问和思考
除马列著作和中国文史典籍外，毛泽东晚年还曾比较多地读谈西方哲学和自然科学著述。他先后让出版机构把一些西学著述印成大字本书籍给他读，包括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海思、穆恩、威兰的《世界通史》，法国福尔的《拿破仑论》，苏联塔尔列的《拿破仑传》，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杨振宁的《基本粒子发现简史》和李政道当时尚未正式发表的论文《不平常的核态》，还读《动物学》杂志、《化石》杂志等读物。
毛泽东也不是漫无目的读谈西学著述。从下面几则谈话，可大致体会到毛泽东晚年读谈西方哲学和自然科学关注的重点。
据王任重1966年2月3日的日记记载，毛泽东当时在武汉，正在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并告诉王任重，要在武汉读几本经典著作。1970年12月18日会见斯诺时，他说：“科学上的发明我赞成，比如，达尔文、康德，甚至还有你们美国的科学家，主要是那个研究原始社会的摩根，他的书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欢迎。从此才知道有原始社会。”
德国生物学家和哲学家恩斯特?海克尔在自然科学领域是唯物主义代表和无神论者，是达尔文学说的发扬者。毛泽东年轻时读过一本《赫（海）克尔一元哲学》。新中国成立后，翻译出版了海克尔的代表作《宇宙之谜——关于一元论哲学的通俗读物》。1967年1月13日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最后一次会面和谈话。谈话中，毛泽东向刘少奇推荐了海克尔这本书，还有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的《机械人》。1975年10月30日，毛泽东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施密特时，曾问在座的外宾，是否看过海克尔的著作。只有施密特和他的顾问克劳斯?梅奈特看过，其他外宾有的还不知道海克尔其人，年轻的翻译甚至将海克尔译成了黑格尔。毛泽东立刻纠正，“是恩斯特?海克尔”。施密特在他的回忆录《伟人和大国》中说，他和毛泽东花了十分钟的时间，讨论了“海克尔那部粗糙的唯物主义著作《宇宙之谜》”。
法国的拉普拉斯提出了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由于和康德的学说基本论点一致，后人称之为“康德—拉普拉斯学说”。苏联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球物理学家施密特（今译施米特）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了太阳系起源的“陨星说”，又称“俘获学说”。毛泽东晚年对这两种学说都很关注。1969年5月19日同李四光的谈话时表示：我不大相信施密特，我看康德、拉普拉斯的观点还有点道理。不知为什么，毛泽东常常讲起拉普拉斯的贡献。比如，在1973年6月22日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穆萨?特拉奥雷时，大概因为马里是法语国家，毛泽东对他讲：拉普拉斯“对康德的学说大有发展，建立了星云学说，就是说，整个宇宙开始都是云雾状的，后来慢慢凝结，形成火球，变成现在的太阳系这个样”。
1974年，在会见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时，他又详细谈到：英国的培根信宗教，他的宇宙力学现在被批判了，因为它要用一个外面的推动力，第一次，以后就自己动了。英国的达尔文、莱伊尔、培根都是了不起的学者。英国汤姆生编著的《科学大纲》，由中国很多人翻译出来，我读过那本书；它那里边有一部分讲神学，你们大概不看那一部分。
凡此等等，不难看出，毛泽东晚年读谈西方哲学和自然科学，体现出对宇宙和人类的起源、对物质的构成和运动，对古代社会的起源，有着浓厚的兴趣，似乎要从根本上追问和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些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终极课题。
毛泽东晚年为何喜欢这类话题，很值得研究。1975年10月30日陪同施密特和毛泽东谈论海克尔《宇宙之迷》的克劳斯?梅奈特曾思考过这个问题。1975年11月30日，他在德国《世界报》上发表文章介绍西德总理施密特访华的情况。文中说：“海克尔怎么会给这位深居紫禁城的伟大老人留下那么深的印象？” 梅奈特的分析是：海克尔秉持一元论哲学，马克思主义也坚持一元论哲学，但作为自然科学家的海克尔走得更远，海克尔认为，一切在流，一切在变，世上万物没有终极目标，有的只是状态。或许，“随着年事渐高，毛越来越成为哲学家了，也越来越把目标称之为状态”。人类发展不会停留在某一个阶段，“具体到革命上，也要继续革命，不断革命”。现录存这个分析，聊备一说。
读谈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背后
毛泽东晚年比较集中地阅读了一些反映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生平的书籍。
他当时读过多种版本的拿破仑传，曾嘱印大字本的法国福尔的《拿破仑论》和苏联塔尔列的《拿破仑传》来读。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有一次，毛泽东选了几种有关拿破仑的书来读，“跟他一起读的同志一本还没有看完，他却三本都看完了”。1970年5月1日，毛泽东对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说，自己读过“法国社会主义者马蒂叶（今译马迪厄）写的法国革命史”，“写法国革命史的人很多，我也看过一个苏联人写的，太简单。还看过一个英国人写的，英国人写法国的事，总是要骂娘的了。但是我看的那个英国作家写的书，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从这个评点，可知毛泽东当时还读了研究法国大革命最权威的法国历史学家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英国霍兰?罗斯的《拿破仑一世传》。
毛泽东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熟悉程度，让一些法国人也感到惊讶。担任过法国驻华大使的马纳克曾回忆：“毛泽东对法国18世纪以来的历史，对于法国革命，对于19世纪相继进行的革命，对于巴黎公社，都有深刻的理解，他认为法国革命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性运动的起点。此外，他对波拿巴特别了解，甚至了解那些细节问题。”马纳克说的是他亲身经历的事情。1970年10月14日，他陪同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和毛泽东见面时，毛泽东和他们讨论了“拿破仑究竟害了什么病死的？”谈到法国大革命时期，英国是否曾经占领法国土伦港的问题，毛泽东和马纳克还出现了争论。
毛泽东在1964年1月30日会见法国议员代表团时曾说：“法国出了一批唯物论者，除了《民约论》作者卢梭及伏尔泰，还有法国的山岳党。拿破仑对我们很有影响。他的一些著作，我都看过，法国的文化对中国也有很多影响。还有你们的巴黎公社，《国际歌》也出自你们的国家。”显然，在毛泽东心目中，中国和法国的关系，在西方世界里有特殊性。
毛泽东晚年喜欢读谈法国大革命，是因为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史上，其过程之复杂，形态之剧烈，内容之彻底，影响之广泛，无出其右，可以从中看出更多的社会演进的规律和特点。他在1970年5月1日对西哈努克讲，要搞革命，就要研究法国革命、美国革命。1973年9月12日，在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时，他又说：“法国人的历史，我们感兴趣，特别是对法国大革命。”
毛泽东晚年喜欢读谈拿破仑，关注的重点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欧洲各国的干预和包围，以及拿破仑打破包围又反过来称霸欧洲，侵略他国的战略失误。
就欧洲各国干预和包围法国这点讲，不能不让人想到当时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的现实。这不仅使中国领导人感到威胁，也使外国人也看到了中国所处的不利环境，并且有意无意地把中国的处境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情形联系起来。1970年10月14日，毛泽东会见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时，说到法国大革命“整个欧洲都反对你们，打到巴黎附近”时，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便直接比喻说：“当时我们被包围的形势比现在中国被包围的形势还要严重，整个边界上都是武装的军队。”
毛泽东肯定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打破欧洲五次反法联盟的正当性，但拿破仑后来超出为捍卫革命成果而战的范围，去侵占别国领土时，性质便发生了变化。1973年9月12日，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时又明确讲：“我们总感觉西方各国有一股潮流要推动苏联向中国。苏联野心很大呢。整个欧洲、亚洲、非洲，它都想拿到手。”随即和蓬皮杜谈起拿破仑称霸欧洲而遭受失败的具体情况。这事实上是直接把拿破仑称霸的国际战略和苏联70年代的国际战略直接联系在了一起。
从1968年到1973年，毛泽东十多次同外宾谈到拿破仑国际战略失败的教训。其核心观点是：拿破仑“吃亏就吃在侵略的地方太大了，树立了太多的敌人”。在1972年7月10日同法国外长舒曼讨论拿破仑失败时，毛泽东甚至说：“你（拿破仑）让人家来，好打，你去打人家，就是不好打。现在我是事后诸葛亮。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又没有当他（拿破仑）的参谋长。我是打过仗的，我不是搞文的，是搞武的啊，打了二十几年仗。所以谁要来打，人要想一想。”
“谁要来打，人要想一想”，所指再明显不过了。70年代初，正是毛泽东着手改善中美关系，实现联美抗苏这一重大战略转变，同时和一批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关键时刻，也是全国落实他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应对措施，大搞防空洞建设的时刻。从强大的拿破仑军队的最终失败中，毛泽东看出失道寡助的历史规律，彰显出中国不怕霸权国家侵略威胁的信心。
关于“评法批儒”和“评《水浒传》”
“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着眼于复杂的政治现实，越来越多地把阅读视野投向历史文化，思考历史和现实的关联。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按那时风气，必然引出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即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为，属于极“左”还是右？说其极“左”，可能意伤“文化大革命，由此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叫着“形左实右”。这样的右，不是一般的右，而是极右。这样讲，比较符合当时的思维习惯。
事也凑巧，从林彪的住处发现他抄有“克己复礼”之类的孔子语录；林立果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也把毛泽东说成是“当代中国的秦始皇”。这就为批判林彪的“形左实右”提供了依据，由此引发毛泽东把现实问题和历史文化联系起来思考，进而把对儒法两家的评价推到讨论的焦点位置。因为提倡“克己复礼”的孔子从理论上代表儒家，秦始皇从实践上代表法家，他们的历史发展观是不同的。一个向“后”，一个向“前”，用今天的说法，恰如一“右”一“左”。
事实上，从50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读谈中国思想史，就表达出“扬法抑儒”观点。“文化大革命”中，这个观点越来越鲜明。在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明确讲：“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看了说孔夫子是代表奴隶主、旧贵族（的书），我偏向这一方面，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那个时候新兴地主阶级。”他还对在场的郭沫若说：“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但是，在范（文澜）老的书（指《中国通史简编》）上，对于法家是给了地位的。就是申不害、韩非这一派，还有商鞅、李斯、荀卿传下来的。”
把“评法批儒”同“批林整风”联系起来，是1973年点的题。这年8月5日，毛泽东同江青谈到：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这期间，毛泽东还写了《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唐代柳宗元的《封建论》这篇史论，阐发了设置郡县、废除分封、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属于偏向秦始皇的法家一路。毛泽东读之，联想到郭沫若《十批判书》中“扬儒抑法”观点，写诗“呈郭老”，也属自然，似不关涉现实中对郭老的政治定性。
《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是毛泽东一生写的最后一首诗作。以“扬法抑儒”为主题封掉诗笔，也引人遐思。在毛泽东看来，当时中国的发展，似乎也存在着相似的选择：是像法家那样厚今薄古，“法后王”，向前看；还是像儒家那样厚古薄今，“法先王”，向后看。林彪要“克己复礼”，步孔子后尘，显然是要复辟倒退。这就涉及怎样评价“文化大革命”这个大问题了。“文化大革命”后期，从“批林批孔”发展到“评法批儒”的基本逻辑，大体如此。
“评法批儒”运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74年6月中旬，江青让中央办公厅把好几篇评法批儒文章印成大字本，送给毛泽东阅读。其中包括：梁效的《论商鞅》、燕枫的《孔丘的仁义道德与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廖钟闻的《尊儒反法的〈辨奸论〉》、郑教文的《儒家的仁——阴险狠毒的杀人术》、庆思的《尊法反儒的进步思想家李贽》等。毛泽东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几次谈话中，还说道：“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这些要求，整理进了中共中央1976年3月3日发出的《毛主席重要指示》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也将其公开发表了。
与此同时，毛泽东读《水浒传》发表的一个谈话也在当时发生了重大影响。1975年8月13日晚上，他同请来读书的芦荻谈到：“《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个谈话，主要是表达毛泽东阅读《水浒传》的一些体会，反映他晚年阅读此书，特别关注梁山起义军最终投降朝廷的悲剧。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读谈《水浒传》，基本上没有从这个角度议论过。这个变化，是从“文化大革命”后期开始的。在1973年12月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1974年，他又说，“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1975年集中评价《水浒传》时，他又提出：根本点是要求把这部小说“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关注《水浒传》的投降悲剧，不能说和毛泽东晚年对现实的忧虑没有关联。但是不是要搞成全国性的“评《水浒传》”运动，那倒也未必。姚文元等人无疑是借机造势，把批判矛头引向党内高层的所谓“走资派”，把毛泽东阅读《水浒传》略带现实忧虑的评论，极端地引向政治现实。特别是江青于1975年9月在大寨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无端大讲评《水浒传》的现实政治意义，甚至说宋江架空晁盖，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这些，显然已超出毛泽东评论《水浒传》的初衷，引起他强烈反感。在得知江青在大寨的讲话内容后，毛泽东批评：“放屁，文不对题。”此后，“评《水浒传》”的热潮才逐渐歇息下来。
“谁念我，新凉灯火，一编《太史公书》”
毛泽东晚年，把不少书籍印成大字本来读。其中，按他的要求，有计划地校点注释的一批大字本文史古籍，透露出他晚年的忧思所在。
从1972年10月到1975年６月，毛泽东先后开列有86篇文献，让人校点注释，印成大字本。不少篇目正文前有内容提要，均按毛泽东的意思而写。承担校点注释和内容提要撰写的，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中文系一批专家。所印多则二十几份，少则几份，供毛泽东和中央少数领导人阅读。这86篇大字本文献已于1993年以《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为书名，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内容包括史传、政论、辞赋、诗词、散曲等体裁。参与此事的刘修明先生，在该书序言里叙述了毛泽东交待校点注释的情况。其中提到，毛泽东阅读这批文史古籍，可分为读历史传记、法家论著、诗词曲赋三个阶段。
毛泽东每个阶段所要的古典文献，基本上与他当时面对的国内形势有关，与他关注和考虑的问题有关，与他在考虑这些问题时特有的心境有关。
第一个阶段，从1972年10月至1973年7月，毛泽东主要读历史传记。按他的要求选注了《晋书》《旧唐书》《三国志》《史记》《旧五代史》等史书中的23篇人物传记。
林彪事件后，中央领导层进行了不小规模的重组，一批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或靠边站的老同志，相继回到领导岗位，而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四人帮”一伙则越来越明显地抱成了一团。双方思想分野明显，政治格局走向尚不稳定，毛泽东很担心党内团结问题。他从《晋书》中选印的“谢安传”、“谢玄传”、“桓伊传”和“刘牢之传”，主题相似。这四个人均与公元383年东晋与前秦的淝水之战有关。淝水之战是一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东晋的胜利与朝臣“辑睦”、“同心”有关。上述四人文武融洽，在军事上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打败了南侵的苻坚大军。这时候，毛泽东自己读或让一些领导人读这类史传，其内心的忧虑和期待，不难体会。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不只是在1972年阅读这类史传，有8册《晋书》的封面上，分别留下他用颤抖的笔迹写的“1975，8”、“1975，8再阅”、“1975，9再阅”等字样。
第二阶段，从1973年8月至1974年7月，毛泽东主要读历史上的法家论著。按他的要求，选注了《商君书》《韩非子》《荀子》和晁错、柳宗元、刘禹锡、王安石、李贽、王夫之、章炳麟等人的26篇文献。
读法家论著，与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对当时中国的政治思想及体制的考虑有关，是借法家思想提倡革新、法治和中央的集权统一。当时阅读这类古籍，背景正好是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恰好是在1973年8月写《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时，布置校点注释柳宗元《封建论》的。当时参与评法批儒写作班子的北大教授周一良，在其回忆录《毕竟是书生》中说：“开始批林批孔之前，《北京日报》约我写一篇关于柳宗元《封建论》的文章。据说是毛主席欣赏此文，意在宣扬文中意旨，以防止大军区形成割据局面。”这个回忆虽无其他确证，但毛泽东1973年12月决策八大军区主官对调，却是事实。这从一个侧面反映毛泽东读法家论著的现实考虑。
正式记录毛泽东精心阅读、布置校点注释法家论著的材料，目前看到的是他于1974年4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谈话。在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谈到校点注释法家著作的事情，他说了下面这大段话：王充《论衡》中《问孔》这一篇，上海注得不错啊。《刺孟》搞不搞啊？不过，《刺孟》，他（指王充）不讲路线，尽讲一些形式逻辑、前后矛盾那些事。其他法家的书我看也要注一下，比如荀子，桓宽的《盐铁论》。一个荀子，一个韩非，值得好好注一下。《韩非子》只有唐朝人杨勤注了，注得好，就是太简单了。韩非的书难读，比如《说难》。读懂《说难》的前半篇很不容易，后半篇容易读。
第三阶段，从1974年5月至1975年6月，毛泽东主要读诗词曲赋。按他的要求，选注了庾信、谢庄、谢惠连、江淹、白居易、王安石、陆游、张孝祥、辛弃疾、张元幹、蒋捷、萨都剌、洪皓、汤显祖等人的辞赋、诗词、散曲，共35篇。
这期间，毛泽东还让文化部录制了一套古诗词演唱磁带，有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白居易的《琵琶行》、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秦观的《鹊桥仙》、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陆游的《渔家傲》、岳飞的《满江红?写怀》、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张元幹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洪皓的《江梅引?忆江梅》、萨都剌的《满江红?金陵怀古》等。这套磁带共59盒，请当时的著名歌唱家和乐曲演奏家演唱配乐。这些作品，与校点注释的上述辞赋、诗词、散曲大字本，篇目和主题大体相近。可见，对这类作品，他不光读，还要听。
读听这类作品，与毛泽东晚年复杂的思绪与心情有关。这些诗词曲赋，展示的题材和传达的情绪，多是悲壮慷慨、志气沉雄一路。蕴含的主题，也多是把个人命运与爱国精神融在一起，很容易引发毛泽东关于社会政治和个人命运、关于理想和现实、关于壮志和暮年这样一些问题的思考，容易在他的感情世界掀起巨大的波澜，从中寻求到相应的心志勉励、忧虑抚慰和情感表达。
比如，1975年4月2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董必武逝世。毛泽东当时在杭州，听到这个消息，沉默不语，反复听张元幹《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其上阙最后四句是：“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毛泽东觉得太悲了，提出把最后两句改为“君且去，休回顾”。一听一改之间，错综复杂的心态和至深且巨的情感，奔涌突现。
这年7月，毛泽东是听着岳飞的《满江红》上手术台做摘除白内障手术的。术后打开眼帘纱布的当晚，他读的是大字本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读后呜呜大哭，引得在外屋值班的大夫不明所以。作为南宋爱国词人，陈亮在这首词中，反对所谓天然界限、南北分家的谬论，认为江南的形势有利于争取中原，历史上六朝统治者划江自守是自私的打算，由此批判南宋统治者的妥协投降路线。该词下阙希望南宋当权者要像祖逖北伐那样中流起誓，要像谢安那样不畏强敌：“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陈亮写此词，是借六朝故事说南宋现实。毛泽东读此词，则是借古人的爱国主义情怀，浇自己晚年的胸中“块垒”。
毛泽东要求选注的其他诗词曲赋，诸如：辛弃疾的《水龙吟》中“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辛弃疾的《永遇乐》中“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张元幹的《石州慢》中“天涯旧恨，试看几许消魂，长亭门外山重叠”；洪皓的《江梅引》中“空恁遐想，笑摘蕊。断回肠，思故里”等等。表达的都是或壮志未酬，或暮年悲患，或遥想当年，或欲试雄风，或思念故里这样一些情绪和心态。这种复杂的情绪心态，似乎不应同时出现在一个伟大人物的内心世界，却毕竟是确凿的事实。
由此想到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叶嘉莹说的一句名言：“经常有人问我，读古典诗词有什么用？我告诉大家，学习古典诗词最大的好处就是让我们的心灵不死！”
毛泽东要求选注的诗词作品，南宋爱国词人的作品居多。其中有一首辛弃疾的《汉宫春?会稽秋风亭观雨（一）》。上海方面的校点注释者写的内容提要是：“写景咏怀之作。词中运用典故描绘秋天景象，并表现了怀念北方的爱国思想和在政治上遭受打击的悲凉情绪。篇末通过对友人的答话，表现自己不甘心于长期退隐，而积极关心政治，准备有所作为。”
该词下阙为：“千古茂陵词在，甚风流章句，解拟相如。只今木落江冷，眇眇愁余。故人书报，莫因循，忘却莼鲈。谁念我，新凉灯火，一编《太史公书》。”大字本作如下译解：
汉武帝的《秋风辞》流传千古，它的章句真是文采风流，能和司马相如的作品相比美。看到木落江冷的秋天景象，不免像屈原那样心中忧愁。老朋友来信，劝我不要忘记退隐。谁会想到，我在新凉的秋天，一灯之下，还拿着一部《史记》在研读呢？
研读风云变幻、政治兴衰、历史迁革的《史记》，不是“闲坐说玄宗”式的消遣和无聊，恰恰表明对现实社会走向的执着关注和牵挂，在忧思中期待着继续作为，引领时局。
“谁念我，新凉灯火，一编《太史公书》”——不仅传达了毛泽东第三阶段选读诗词曲赋，思考时事，悲患忧国的心曲，或许也折射出他晚年选读86篇文史古籍时内心世界的总体感受。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北京 10017）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10期）
毛泽东阅读史略（六）
陈晋
十二、毛泽东的学用之道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提出：“我们党历来重视抓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学习，这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创造这一成功经验，并带头读书学习的典范，首先要算毛泽东。
在中外历史上，像毛泽东那样既经历如此大的起伏曲折，如此多的惊涛骇浪，而又如此酷爱读书，并且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确实罕见。
未知的东西，对毛泽东总有一种极强的吸引力。他试图以有涯之生，尽量包容、囊括那未被掌握的知识空间。对普通读者而言，读书属于一种兴趣和达到自己追求的途径选择；对学问家来说，读书是一种职业习惯；对毛泽东来说，读书还是一种精神存在和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是一种生活常态，是一种历史责任。在阅读中，同古今中外的人、事、理进行“对话和交流”，他觉得是很愉快的体验，能够实现求知的心理期待，得到智慧愉悦和审美满足，然后是如鱼得水，运用自如。
（一）毛泽东喜欢读什么书
毛泽东一生究竟读了多少书，读过哪些书，无法作完备统计和周详介绍。不过，可以从他的藏书中，从他的批注中，从他的著述和谈话中知其大概。毛泽东去世后，在中南海住处留存的藏书，种类繁多，汗牛充栋，约1万余种，近10万册，一些书中留下了他的批注和圈画。他读而未藏，以及读过藏过但后来丢失的书籍，更不知几何。
为了全面反映毛泽东一生的读书情况，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专家学者，历经7年时间，汇集毛泽东批注评价和引用发挥的1000余种著述作品的材料，编纂出《毛泽东读书集成》。该书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书法、报纸杂志、丛书工具书，共11编。这是迄今为止公开出版的规模最大、内容最全，并且是有次序、有重点地反映毛泽东读书生活和读书方法的类书。其博览群书的情形，遂现出轮廓。
毛泽东博览群书，不只表现为数量大、领域多，他还注重阅读一些在特定环境中流传不广，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可以不去关注的书。其阅读视野，常常越出各知识领域“大路货”，喜欢阅读学术性、专业性很强很深的文史和自然科学论著，以及古代笔记和各种笑话作品这类“闲书”。在这个意义上说，他的阅读不仅广博，而且专深。
例如，有一本清朝嘉庆年间出现的很偏的书，叫《何典》，20世纪20年代经鲁迅推荐，才为人知。这是本讲鬼故事的滑稽章回小说，毛泽东最晚在1941年就读到了。这年，他挑选一批书带给远在莫斯科的两个儿子，其中就有《何典》。晚年还把这本书印成大字本供高级领导干部阅读。在中央会议上，他引用书中“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这句话，来说明对那些头脑如花岗岩的人，实在是不可救药，怎么做思想工作也做不通。
读书之专深以至于偏深，来自于兴趣。阅读兴趣浓厚而且广泛，便会关注和记住那些别人不太注意或偶尔一过的细琐论述。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辑整理毛泽东的著作和谈话时，对一些引文做注释，需要查很多书，有的就很难查到原始出处。比如，他1938年《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提到徐志摩说“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1939年《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中提到拿破仑讲“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询访了一些文史大家，也未知原始出处。足见其阅读之专深和精细。
阅读范围虽广博和专深，但也不是漫无目的，没有重点。毛泽东的阅读重点，排在前三位的，是马列、哲学和中国文史。
关于读马列著作。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来说，把马列著作放在阅读首位，缘由不言自明。对毛泽东而言，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因素是，他始终感到，全党理论水平落后于实际，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内容很不相称。此事常使他苦恼。1940年他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上讲，“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在读苏联西洛可夫等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语中，他直率写下“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这样的话。他希望通过阅读马列著作，精通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进而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有理论和实践上的新创造。
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对党内阅读马列著作的期待越来越强烈。1938年，他提出党内要“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1949年，他推荐12本马列主义著作，提出党内“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1963年，他推荐30本马列主义著作，提出中级以上干部有几万人学习，“如果有两百个干部真正理解了马列主义就好了”。1970年，他又指定250多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读9本马列著作，并说学好马列主义不容易，联系实际用好马列主义更困难。
在马列原著中，比较起来，毛泽东更强调也更喜欢阅读列宁的书。或者说，他从马恩著作中汲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念和思想方法，而更多地从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中获取中国革命和建设能够参考和运用的一些重要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原因是列宁以及斯大林所看到和经历的，比马克思、恩格斯更进了一层，其理论更扩大和更具体化了，和中国的实际联系更紧密。在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得很明确，“列宁说的和做的许多东西都超过了马克思，如《帝国主义论》，还有马克思没有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在延安的时候，他甚至讲到，读列宁、斯大林的著作，看“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据毛泽东自述，他觉得列宁的论著，还有一个特点：“说理透彻，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同敌人斗争也是如此”。
关于读哲学。毛泽东为什么喜欢读哲学？根据他的有关论述，原因有四：第一，他把哲学归结为世界观和方法论，认为是塑造人们灵魂和思想的根本前提。第二，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不懂哲学很难弄通马克思主义。第三，哲学是认识和改造世界、总结实践经验、解决一切问题的“思想工具”。中国共产党曾经屡次犯错误，就是思想方法不对头，由此要求“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第四，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读哲学，追求万事万物的“大本大源”，这既是个人兴趣，也是进行理论工作的必要前提。他说过，“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毛泽东既读马列经典中的哲学书，也读艾思奇、李达、普列汉诺夫、爱森堡、西洛可夫、米丁、尤金、河上肇这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论述哲学问题的中外学者的书；既读柏拉图、康德、黑格尔、杜威、罗素这些西方哲学家的书，也读中国古代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王充、朱熹、张载、王阳明诸子的哲学论著，以及中国近代以来康有为、梁启超、章士钊、胡适、杨昌济、梁漱溟、冯友兰、潘梓年、周谷城、任继愈、杨荣国等人研究哲学和逻辑学的论著。
关于读中国文史。毛泽东对“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这类书籍兴趣之浓，用功之深，众所周知。为什么要学习历史？因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不了解、不总结历史，就不可能真正读懂今天的中国，也等于是割舍了应该拥有的经验和智慧，也就难以正确地走向未来。毛泽东的一些名言，更直接地道出他为什么酷爱读史的缘由：“读历史是智慧的事”；“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马克思主义者是善于学习历史的”。
历史是人类过去经历的百科全书，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哲学、科技、文学、艺术各方面的内容。因此，读历史其实是个大概念。毛泽东读史，对各方面的内容均不偏废，很注意史书所载的理政之道、军事战例、经济政策、治乱规律等。他还阅读了不少“五四”以来的学者们写的中国通史、思想史、哲学史、文学史。传统治学，讲究文史不分家，他对古代文学作品尤其感兴趣，包括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疏策政论、笔记志异，均精读不少。他喜爱曹操及李白、李贺、李商隐“三李”诗作，研读《楚辞》，背诵《昭明文选》的一些散文，反复读谈《红楼梦》等古典小说，使他拥有罕见的古典文学素养。
说毛泽东的阅读重点是马列、哲学和中国文史，人们大体认可，也比较了解。关于西方著述，有人可能认为他读得不多，或者说不大了解。毛泽东读中国古代文史著述确实比读西方著述要多，而且兴趣更大，但不能说他对西学不了解，或不愿意读。事实上，在那个时代的读书人中，他读的西方著述并不算少。
青年时代，毛泽东自觉地接触西学，那时叫“新学”，思想受到不小影响。他在1959年5月15日会见智利外宾时回忆说，青年时代，“我相信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五四运动前后，他十分注重阅读译介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的书刊。在当时，所谓“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其实就是西方文化、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西方19世纪以来流行的各种社会政治思潮。毛泽东当时对西方近代思想家、哲学家诸如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柏格森、杜威、罗素等，很感兴趣。1920年经营长沙文化书社，他也主要是向读者推荐译介西学的著述，包括柏拉图的《理想国》，罗素的《政治理想》《社会改造原理》，杜威的《美国之民治的发展》《现代教育趋势》等。
从延安时期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是毛泽东了解西学的一个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学之一种，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后，才从西学思想中独立出来。读马列著作，不能不大量涉及西方的哲学、经济、政治、文化、历史；不了解这些领域的西学基本内容，就难以读懂马列，就弄不清楚马列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来龙去脉。列宁有本《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是他读黑格尔《逻辑学》时所作的笔记，毛泽东就很喜欢读，经常引用该书的一些话。他在1970年9月19日提出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时，就举例说：要使大家知道马列主义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就应该读《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法兰西内战》。
到晚年，毛泽东也时常读谈西学。他让出版机构把一些西学著述印成大字本给他读，包括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海思、穆恩、威兰合著的《世界通史》，福尔的《拿破仑论》，塔尔列的《拿破仑传》，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杨振宁的《基本粒子发现简史》等。
比较起来，在西学方面，毛泽东读得比较多的是西方哲学、西方近代史、西方自然科学。
关于西方哲学。毛泽东了解得比较多的是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英美哲学。在1964年2月9日同外宾的谈话中，他曾梳理过自己对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到马克思主义这中间的代表人物的认识，然后总结说：黑格尔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先生，也是列宁的先生，也是我们的先生”。
关于西方近代史。毛泽东比较注意了解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大概是因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一些内容和过程上有相近的地方，前者的经验可作参考。1970年5月1日会见西哈努克亲王时，他明确提出，“要搞革命，需要了解几个国家的革命史，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德国革命”。在各国革命史中，他尤其喜欢阅读和谈论法国革命史，大概是因为中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在复杂、剧烈、彻底的程度等方面比较接近。
关于西方自然科学。毛泽东说，在这方面“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他读西方自然科学，比较感兴趣的是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人类进化史等方面的代表性论著。关于康德和拉普拉斯的星云学说，关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关于遗传学领域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的争论，关于土壤学，关于物理学界的基本粒子新概念，关于杨振宁、李政道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毛泽东都曾花功夫去阅读和了解。
（二）毛泽东为何读书
关于读书，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和比喻。有人说，读书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态度、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有人说，读书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风度，人适当有些书生气，是可爱的；有人说，读书养心，它改变的是你面对世界的态度。这些，都从一个侧面传达出为什么要读书的意思。人们的阅读目的，虽各种各样，总体上说，无非是为树信仰、求真知、促实践、养心智、达情意。毛泽东酷爱读书，自然也包括这些追求。
毫无疑问，毛泽东从年轻时就养成了对书本的亲近感，培养出鲜明的“读书人”本色。但这还不能从根本上揭示，他作为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为什么那样酷爱读书的关节所在。他的阅读动力，若具体分析起来，或可用另外的方式来概括。比如，毛泽东本人就留下力道甚足、意味甚深的名言：“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 所谓“运用”，就是通过阅读来满足个人或社会实践的需要。由此，把毛泽东为什么阅读这个问题，放到他一生的大事业、大追求行程中来理解，答案或许会更为具体。比如：
在学校求学的年代，他的读书目的便已和一般学子有所区别，不单纯是为了修学储能，更多的是为了寻求他心目中能够变动天下人之心的“大本大源”；
五四运动期间，他的阅读是为了树信仰，求真知，在各种救国方案的比较中，选择和确立一种为之奋斗的“主义”；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他的阅读，围绕所从事的实际活动来展开，或为推进国民革命发挥宣传教育作用，或为立足国情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寻求理论依据；
长征到达陕北和抗战前期那段时间，他的阅读，主要是为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指导全民族抗战的新实践，进而作理论上的阐述和创新；
延安整风前后，他的阅读，主要是为转变和改造党内不良的学风、文风和党风，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中国成立前后，他的阅读，比较明显的针对性体现在三个方面：防止党内骄傲自满情绪，在全社会普及马克思主义教育，为巩固和建设新中国掌握此前不甚熟悉的东西；
1956年前后，他的阅读，更多的是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上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严重失误后，他为纠正各种错误认识和不良风气，更是孜孜不倦地读书、荐书和讲书；
60年代前期，他的阅读，比较注重从中苏论战和国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需要出发，目的是防修反修；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阅读依然很执着，但有困惑，甚至不乏感性，充满对现实和未来的忧虑。
这些简单梳理，可以看出，着眼于现实实践，围绕中心工作，是毛泽东阅读的需求主线。但也不能说，他的阅读，都是为了实用，是实用主义的。他看不少“闲书”，看政治家不必去关注的“杂书”，体现的是个人兴趣和书斋乐趣。比如，他喜欢读《茶花女》，喜欢看古人随笔和各种笑话集子，甚至翻小人书，那样执着地研读书法，等等，就看不出与工作实践有直接关联。事实上，这类阅读也不是全然无用，有消遣养心，增智达情，积累知识，开阔视野之效，只是在事功方面不立竿见影罢了。
毛泽东有如此多的动力酷爱读书，又该怎样理解他1930年提出的“反对本本主义”口号呢？
解开此疑不难。那时，中国革命正在探索正确道路，遇到百怪千难的事情。毛泽东在“山沟里”急于读到一些能够用作实践指导和参鉴的马列著作，却非常困难；一些在“洋楼里”能够遍读马列著作的教条主义者，因照搬书本上的词句，而一再坏事。有的人读了很多书，但用错了方向；有的人在实践中摸到正确道路，却难以得到理论上的论证和支撑。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当时面临的奇特矛盾。
于是，毛泽东当时花相当大的精力如饥似渴地去读另一本“无字大书”——中国农村社会，并写了大量调查报告。从1927年上井冈山到离开中央苏区，他做了10多次社会调查。1930年写的《寻乌调查》，达8万字左右。写得非常详细，寻乌县城有多少杂货店，是什么样的人在经营，经营的本钱和货物，都详细列出。全县和有代表性的家族，出过多少秀才、举人和进士，他们在对待革命的态度上的区别，也都写上了。正是通过大量的农村调查，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独特性，有了越来越实际的感受，由此反对“本本主义”。随后，他读到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类相应的理论书籍，把书上说的内容和现实感受一结合，便产生“恍然大悟”或“点石成金”之效。这种阅读效用，和那些号称“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人形成鲜明对比，使毛泽东越发觉得“反对本本主义”的必要。
“反对本本主义”的实际含义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离开调查研究，就会产生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领导方法；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显然，这些都是针对教条主义的，反映了毛泽东在读书问题上一个鲜明而科学的主张：要把“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结合起来读。要善于运用所学，就必须既入“书斋”，又出“书斋”。这就是他后来反复强调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答案很明显，毛泽东并不反对“本本”，而是反对“唯本本是从”的学风。
他不仅不反对“本本”，甚至把读“本本”当作调查研究的一种重要途径。
调查研究有多种形式，如蹲点察看、座谈了解、听人汇报，也包括阅看相关报告、材料和书籍。毛泽东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举例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则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现在印出来是一个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这本书不知厚多少倍。列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他用好几年时间研究哲学史才写出来的。”
把读书视为调查研究这个提法，反映出毛泽东酷爱读书的又一层原因。他是理论家，理论家总是要通过阅读来汲取前人和别人的思想成果，不断开拓新的认识领域，进而创造出自己的东西。他是着眼和立足于实践发展的理论家，习惯于把阅读和不断发展的实践联系起来进行理论思考。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强调：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但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他感慨地说：“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在阅读和理论探索上，毛泽东常怀未竟之志。1961年12月5日在会见委内瑞拉外宾时，他很有几分遗憾地说：马列有很多书都要看，但其中有几卷特别值得仔细看的，就是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对于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就是说深入分析具体情况。像《资本论》《反杜林论》这样的著作我没有写出来，理论研究很差。人老了，也不知道还能写出什么东西来。
（三）毛泽东怎样读书
事业发展没有止境，学习也没有止境。毛泽东1939年说过一句话：“如果再过10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习9年零359天。”1959年，他再次讲：很有些时候，我也不喜欢自己。马克思主义各个部门的学问我没有学好。学一种外国文吧，也没有学好。经济工作现在刚刚开始学习。但是，我决心学习，除死方休。讲这些话，是希望领导干部们抓紧时间读书学习，以适应新的形势，学会新的本领；同时也传达出他自己生命不止、探索不止、读书不止的执着信念。
求知的欲望和理论探索的使命感，使毛泽东的阅读似乎一刻也不能停下来。从60年代起，年龄大了，他不断让人把一些经典书籍印成大字本来读。1972年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毛泽东指着堆积在书房里的书说：“我有读不完的书。每天不读书就无法生活。”1975年，他眼睛不好，还专门请一位大学老师给他念书。逝世前，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但脑子清醒，仍然坚持看书。可确切知道的是，他当时看的是宋代笔记《容斋随笔》和刚刚编译出版的日本《三木武夫及其政见》。三木武夫当时正在竞选自民党总裁，看来他在临终前很关注此事。毛泽东是1976年9月9日0时10分逝世的。根据病历记录，9月8日那天，他全身都插了管子，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清醒过来就看书、看文件，共11次，用时2小时50分钟。最后一次看文件是下午4时37分，7个多小时后便辞世了。这样的情形很感人，已经不是活到老，读到老，而是读到死。
毛泽东读书，是发自内心的对知识、对真理追求的一种渴望。有这种渴望，才可能用心用脑去真读、真学、真思考，而非浅尝辄止。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攻书到底”。
把阅读视为“攻书”，是古人的说法。毛泽东1938年3月15日在“抗大”的演讲中提出：“我看这个‘攻’字是有大道理的，就是把书当敌人看，一字一句地攻读”。攻读的目的，是对知识精通探底。对此，1939年5月20日他在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作过解释，他说，“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攻书到“底”之法，在“挤”和“钻”，一遍一遍地用心去读。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总结讲话中向大家推荐五本马列著作，又形象地解释了应该如何去“挤”和“钻”：“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这是毛泽东的经验之谈，他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留存的一些书籍上，便写有某年某月“起读”、“再读”这样的字迹。
毛泽东的攻读之法，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
一是经典的和重要的书反复读。对马列著作，毛泽东总是常读常新。在延安时，他对曾志说到自己读《共产党宣言》的情况：“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对喜欢的文史哲经典，他同样经常读。50年代，他对人说自己已经读了5遍《红楼梦》，此后，他又15次索要过《红楼梦》，这在工作人员的记录中有明确记载。同一本书，反复读，因每次阅读背景不同、任务不同、心境不同，理解和发现也会有所不同，这样书中的价值内容也就得到最大限度的理解和发掘。
二是相同题材内容的书，毛泽东习惯把不同的甚至是观点相反的著述对照起来读。例如，他读美国历史的书，就让人到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去借，专门写条子说，不光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关于研究拿破仑的书，他同时找来苏联、法国和英国学者写的《拿破仑传》和有关著述，对照起来读。关于《楚辞》，1957年12月一次就要了50余种古今对《楚辞》有价值的注释和研究书籍。关于研究《老子》的著作，在1959年10月23日外出时带走的书籍中，就有“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
与此相关，毛泽东还一直强调，要阅读一些和自己的观点不同，甚至观点相反的书。1957年，他对领导干部讲：要读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由此，他提出要编辑蒋介石全集，此外还要出孙中山全集、康有为全集，自己还熟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1965年，中宣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让有关部门编辑了《蒋介石言论集》系列，准备每本印5000册。他批示：“五千册太少，应出一万册。”60年代，他多次讲，不读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书，就不能真正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并说“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
三是读书习惯于“手到”并注重讨论。古人强调读书要“眼到”、“口到”、“手到”、“心到”。“眼到”好理解。毛泽东的“口到”，不光是自己吟诵，还经常在一些场合，给人讲书，直接宣达自己的阅读体会和收获。所谓“手到”，就是动手写笔记，写批注，由此体现“心到”。目前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读书批注书籍，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收录了他读10本哲学书的批注和一篇读书摘录；《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收录了他读39部文史古籍和范仲淹两首词的批语；《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评文全本）》（共5卷），收录了他在“二十四史”中的一些书里作的圈画和批注；《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毛泽东手书历代诗词曲赋典藏》等，则反映了他读古代文学作品时随手书录的情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共13册），收录了他读各种书刊和文章的批示、批注和批语，数量很多，其中包括读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语。
毛泽东读书，还有一个“耳到”，即组织读书小组由人念，大家听，再一起讨论。比如，青年时代，他组织过读书小组；延安时期，他组织过三种形式的哲学研究小组，甚至为读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也专门组织了读书小组；1959年底，又组织读书小组到杭州等地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晚年眼睛不好，就请人读给他听，边听边议。
（四）毛泽东如何把书读“活”
毛泽东之所以比同时代许多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从阅读角度讲，是因为他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拥有渊博的学问知识，二是注重阅读“社会”这本更大更厚的“无字之书”，三是能够把这两方面所学融会贯通。融会贯通，就是把书读“活”。
所谓读“活”，就是把书本知识转化为认识，把认识转化为智慧，把智慧转化为能力，把能力转化为实践，进而在实践中有所创造。从掌握知识到实践创造，体现了从主观到客观，从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的实现逻辑。贯不通这根逻辑链条，很可能就是教条主义。因为书本知识不能代替人们在实践活动中的复杂判断和艰难选择。同一部兵书，马谡的用法是背本本，诸葛亮的用法就不是。王明和毛泽东都读马列著作，王明读的甚至更多，但他是教条主义，毛泽东不是。可见，读书效果的好坏，关键在于读法和用法，在于是不是拥有从书本到实践，从主观到客观进出自如、出神入化的本事。
毛泽东有这种本事。这来自他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来自他反对“本本主义”的照搬照套的读法和用法。特别是阅读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著述，他尤其强调结合中国的实际来读。怎样才能联系实际，把“本本”读“活”呢？他把自己的方法概括为两条，即读书的时候一当“联系员”，二当“评论员”。这是1958年11月他同陶鲁笳等人谈话中提出来的。
所谓“联系员”，有两层含义。一是把书中写到的观点主张、人物事件，同与这些观点主张、人物事件有关的或对立的另一个侧面，联系起来思考和理解。例如，毛泽东读《史记?高祖本纪》，不仅关注刘邦的内容，还联系书中有关刘邦的对立面项羽的描写，来作比较，进而加深理解，由此得出“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的结论。再如，读日本学者坂田昌一谈基本粒子还可以再往下分的《关于量子力学理论的解释问题》，他就联系《庄子》里说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观点来理解，认为坂田昌一说的“是对的”。
“联系员”的第二层含义，就是善于跳出书本，联系现实来理解和发挥。毛泽东在1958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语中，表达出这种读法的好处。他说，把书中的“‘我国’（指苏联——引者注）两字改为‘中国’来读，就十分有味道”。他针对现实工作中存在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和有禁不止的情况，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读《史记》时，要体会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善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主攻方向上来的领导方法。读苏联的《简明哲学辞典》，毛泽东就抓住其“同一性”条目只强调矛盾的对立、否定矛盾转化这个形而上学的观点，把它同斯大林时期苏联不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做敌我矛盾转化的情况联系起来理解，进而认为，这个条目反映了斯大林晚年政治上犯错误在思想方法上的根源。
所谓“评论员”，就是对书中内容要有自己的看法，要有所评论，不是跟在书本后面亦步亦趋，而是从自己的知识背景和实践需要出发，对书本知识进行创造性的发挥和运用。毛泽东的读书笔记和谈话，常常体现出政治家的敏锐和见识。例如，他读《徐霞客游记》和郦道元的《水经注》，关注的是两位作者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才能写出有所发现的 “科学作品”；读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说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否则他哪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故事。这样的评论，显然已经离开书本的主题，借书论事，强调只有调查研究才能写出有水平的东西。再如，《通鉴纪事本末?石勒寇河朔》叙述石勒拿不定主意是否攻取幽州，问计于谋士张宾，张宾详细分析了王浚、刘琨和乌桓几方面的情况，帮助他下决心攻取幽州，毛泽东从中读到的是“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此外，他读《汉书?赵充国传》，认为赵充国建议汉宣帝实行屯田的奏折，由于分析得当，才取得了对公卿们“说服力强之效”；读《老子》，说其中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一句，是告诫人们，分析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读《不怕鬼的故事》，认为《宋定伯捉鬼》一篇对“新鬼大，旧鬼小”的描述，说明对具体事物“要具体分析”。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如何注重并善于从书本中读出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方法论的。
当“评论员”的阅读方法，使毛泽东常常在书中见识到一般读书人所难见到的精妙，发一般读书人所难发的评论。诸如，他认为过去被看作荒淫无度的商纣王，其实是一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有辩证法，歌颂了一个模范丈夫；枚乘的大赋《七发》，是批判保守主义的；贾谊的《治安策》是最好的政论；《水浒传》里的“三打祝家庄”，反映了搞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红楼梦》写的是社会历史甚至是阶级斗争；等等。这些评论，往往成为前人和今人所未曾言到的一家之言。
读书只有当“联系员”，才能有所比较和分析，进而见人之未见；只有当“评论员”，才能有鉴别和主见，进而学以致用。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离开了“评论”的联系，就缺乏灵魂；离开了“联系”的评论，则失去基础。
当“联系员”和“评论员”的攻读之法，彰显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说明毛泽东的读书活动同客观实践，是如何发生关联的。这种关联，激活了书本，让一些“闲”书有用，“死”书变活；也激活了毛泽东的思考，使他常有新的思想收获，进而在实践中有新的运用和发挥。比如，他细读苏联威廉斯的《土壤学》，与他提出 “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不能说没有关联。毛泽东1964年读了竺可桢的论文《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后，又有新的想法，当面对竺可桢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农业八字宪法”尚有缺点，还应该加上光和气（日光和气候），“农业八字宪法”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
毛泽东的读书理念和把书读“活”的本事，为党内领导层所推崇。朱德1943年10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说，毛泽东读的书也不比别人少，但他读得通，能使理论与实际合一。周恩来1949年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说，“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刘少奇1958年3月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讲：对主席的思想、观点、方法，认真地切实地学习，是可以学到的；但有些是不可及的，例如看那么多书，记忆力那么强，有那么丰富的理论和经验，特别是那么丰富的历史知识，这些在我们党内是没有一个人能及得到的。邓小平在主持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专门讲道：现在我们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很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要学点历史。“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这个要求，显然也是从毛泽东的读书理念和方法中受到的启发。
（五）毛泽东的阅读和他的领导力及影响力
毛泽东于读书世界透露的春光，是一道难得的景观。他在读书过程中留下的那些有感而发直抒胸臆的批注，和写进论著的对于各种书籍的引用和评论，以及在各种场合关于所读书籍的谈话，事实上已成为他的思想智慧和文化个性的组成部分。研究这些材料，可从一个侧面了解毛泽东的许多思想观点的形成发展脉络，还可发现他某些稍纵即逝的思想探索火花，体会他卓越的领导力和影响力的一个来源。
1.毛泽东的阅读和他的思想智慧
毛泽东的经验、智慧和才情，来源于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调查研究，来源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实践，也来源于他对古今中外书籍孜孜不倦的阅读理解和发挥运用。从阅读生活，可看出他对前人和同时代人创造的思想、提供的知识、积累的经验，是如何吸收、扬弃和发展的。他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实践创造，多多少少可以从其徜徉的书籍世界里找到一些伏线。也就是说，毛泽东通过阅读积累和营造的“胸中日月”，到他通过实践积累和创造的“人间天地”，是有迹可寻的。博览广学，深读细品，赋予他观察和认识主客观世界的科学方法，赋予他领军、理政和治国的思想智慧，赋予他独具魅力的人格内涵和领导能力。
毛泽东最大的领导力和影响力，来自他主导创立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他的丰富阅读有密切关联。他的理论思想，常常是在读什么书、怎样读，想什么问题、怎样想，做什么事情、怎样做这样一些具体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三个来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这仿佛是一个人的灵魂；二是丰富曲折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这仿佛是一个人的躯体；三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五四”以来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中蕴含的经验、智慧、作风、气派，这仿佛是一个人的血脉。没有科学的灵魂，不可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坚实的躯体，其灵魂则无所依附；没有畅通的血脉，其躯体则难以得到滋养因而羸弱。三者俱备，便形成鲜活生动的毛泽东思想。
2.毛泽东的阅读和他的领导风格
驻足毛泽东的读书世界，我们还可以看到他鲜明的政治领导风格。
作为知识分子，毛泽东是通过各种理论的比较选择后，才确定未来道路的。他深深懂得，人们接触到的知识、理论、观点，对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影响很大。中国革命和建设，经历了那么复杂曲折的过程，每段行程都面临如何总结经验、如何认识和解决新的历史课题的问题，但党员干部队伍的文化知识和理论准备又往往严重不足，如果不通过读书学习，使他们不断充实新的知识，不断提升思想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中国共产党要干成那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是不可想象的。从实际效果来讲，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延安整风学习，才全面成熟起来，才得以准备了那么多成熟干部，才能在此后的革命和建设中穿越那么多险隘，取得那么多成就。
除了社会实践的教育，在毛泽东看来，读书始终是革命者、建设者的必修功课。用他1939年1月27日在一个会上讲的话来说，“一个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因此，提倡读书，亲自编书、荐书和讲书，顺理成章地就成为毛泽东习惯运用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编书、荐书、讲书，前提都是读书，而且是要精读之后才能去编、去荐、去讲，最终让人们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毛泽东是政治家，又是读书人，两种身份的结合，自然使他把书作为动员和宣传工具，作为理论创造和思想普及的工具。他很清楚，要培养高素质的领导干部，与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读书学习，就是“授人以渔”。因此，在历史发展关头，在重大问题面前，他总是推荐一些有现实针对性的书目让干部们去读，以便打通思想，或者为了解决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或者为了适应即将到来的新的历史考验。他甚至在一些会议上印发他选编的著作篇章，有时候还亲自在会议上逐一讲解。所谓领导力和影响力，就是通过深思熟虑，激活他人的希望和梦想，提供共同遵行的价值和战略，拿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和策略。编书、荐书、讲书，就属于实现领导的桥和船。
毛泽东的这种政治领导风格和工作方法，促成党内浓郁的读书学习气氛。就领导层来说，刘少奇的理论修养很高，这与他勤奋读书有关。始终在一线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从来不放松读书，这从他1973年3月26日给毛泽东的一个报告中可以看出：“凌晨读《史记?汲郑列传》及太史公曰云云，深有所感，愧未能及。”朱德的名言是，“做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学不了”。董必武是有名的饱学之士，他在自寿诗中常常谈读书学习之事。《七十自寿》讲：“革命重理论，马恩指出早”；《八十初度》说：“观书有得觉思清”；《八六初度》再道：“马列至言皆妙道，细思越读越分明”。这些，都使人强烈感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是把读书学习当作一种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来看待的。
3.毛泽东的阅读和他的文化影响力
中外历史上，不是没有粗通文墨甚至不通文墨、乃至轻慢书籍的政治家，他们也可以有所作为，甚至是大作为。不过，这样的政治家大多是称雄一时，不少是人亡政息。贯通古今、识见深远、影响广泛的政治家，多半是好读书、好思考，进而在思想理论上有所建树和创造的人。
毛泽东酷爱读书，拥有多方面才华，实践能力又那样突出，从而散发出一种令人折服的文化气息和人格内涵，形成很强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同各种人物打交道，都有一股吸引人的“气场”。他同西藏的宗教领袖谈论对佛教经典的理解，同来访的外国政要谈世界历史和现状，用儒雅高古的方式走进清末遗老、民国元勋们的心灵，这些，都使对方油然而生特殊的亲近感。毛泽东深厚的学养，还使他能够和学界大师们轻松对话，并且以自己的见识来影响他们，进而影响一代学人的学风，以及文史哲领域的一些学术话题。此外，他喜欢读古代诗词曲赋和书法作品，使他成为杰出诗人和独创一格的书法家，他的诗词和书法作品，至今仍散发着特殊的文化影响力。
即使是外国人，在同毛泽东有过一番接触交谈后，也无不折服于他的文化魅力，不知不觉间把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形象，同一个领袖的文化素养和个性风采联系在了一起。
加拿大记者马克?盖恩在延安访问毛泽东后，写了一篇《不会失败的毛泽东》。文章说：毛泽东熟知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和哲学家，好像大家都是老朋友一样，同时他又熟知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他谈到赤眉、黄巾、义和团，也知道为什么每一个农民起义最后都失败了。毛泽东在侃侃谈论过去的社会革命时，都反复强调他领导的这场革命不会失败，因为这场革命有一个有纪律的党和英明的政策。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一篇题为《毛泽东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横断面》的文章中说：“毛泽东熟读世界历史，对于欧洲社会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实际的了解。他对英国的工党很感兴趣，详尽地问我关于工党目前的政策，很快就使我答不上来了。”
日本共同社驻北京记者福原亨一写的《一颗放射出强烈个性的光芒的巨大红星》一文说：毛泽东的文史素养“大大有助于使他的形象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反映得更加高大，大大有助于他成为具体实现民族文化的发展和飞跃的英雄形象”。
1973年访问中国，见过毛泽东一面的澳大利亚前总理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回忆说：“我们的谈话范围涉及历史、当前问题、亚洲地区、文学和当代的一些人物……他的智慧和历史感深邃而又明晰。”
1974年访问中国，同样和毛泽东只见过一面的英国前首相希思也说：“毛泽东对国际事务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历史的知识，使他得以从世界战略角度考虑问题。”
在中国，毛泽东的文化影响力又如何呢？在他去世30多年后的2008年，学者康晓光在《领导者》第2期发表《复兴传统文化现象研究》一文中，说他对10个样本城市做了统计调查，涉及1254个统计样本，其中一个问题是问受访者谁是最伟大的思想家。结果，毛泽东、孔子、马克思排在前三位，认同毛泽东的有653个，占受访者的52.1%。被访者对思想家的定义未必一致，但他们大体是根据自己所接受的思想影响来选择答案的。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把古往今来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分成两类，一是“办事之人”，一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他认为后者的道德学问和事功俱全，是理想的人格楷模。对这种理想人格的看重，好像是一条伏线，影响到他后来的一些想法。比如，其诗词代表作《沁园春?雪》直陈：即使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不是“略输文采”，就是“稍逊风骚”。再如，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打算退出一线，理由就是腾出更多的时间来读书写文章，考虑理论和战略问题。他晚年讨厌强加给自己的“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却独独认为可以保留“导师”这个说法，理由是在英文中，导师和教师是一个意思。这个保留，很耐人寻味。
毛泽东的读书和倡导读书，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良传统，这就是把读书学习当作思想理论建设，增强工作本领的必需途径。从毛泽东提出“把全党办成一个大学校”，到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任务，一脉相承。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提出：“领导干部学习不学习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本领大小也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事情。”“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抓好学习这件“大事情”，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学习理念和方法。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内读书学习的典范，给人们提供的启发赫然醒目，即读书学习的世界，必须要有三根柱子来支撑。一根叫“无信不立”，所谓信，就是信念、信仰、信心；一根叫“无学难为”，所谓学，就是学问、认识、本领；一根叫“无实必败”，所谓实，就是实际、实践、实事。
我们今天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最可靠的保证，还是这三根柱子。即读书学习，一是“立信”，否则，会得精神“软骨病”，人就站不住；二是“问学”，否则，就难以提升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三是“求实”，否则，所学就不能够运用于实践，很难把事情干成。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北京 10017）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