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任弼时研究的三点想法

——在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总结

陈晋

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湖南省委联合举办的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是经中央批准的纪念任弼时诞辰110周年系列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会议共收到来自20个省市自治区专家学者的论文70余篇，入选53篇。部分作者和特邀专家作了大会发言。大家研讨的内容，涉及任弼时生平业绩、思想理论、精神风范各个方面，比较集中地展示了近年来学术界关于任弼时研究的新成果。

在今天的形势下，如何深化研究和宣传党的领袖人物，一般来说，要注意抓住主线，站位高一些。即使是微观的选题，站位高了，影响也会不小。深化任弼时的研究宣传，也应如此。对此，我结合这次研讨会的有关论文，谈三点想法。

一、深化任弼时的研究宣传，要把他的生平业绩放到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群像”中来展开

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党的七大选举出的五大书记之一。五大书记逝世后，党对他们的评价，一般都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以及党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这样一些基本定位。唯独对任弼时，有一个“组织家”的称谓。这个概念值得重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任弼时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影响。1940年从苏联回国后，他便协助毛泽东处理中央日常工作，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先后成为三位书记处书记之一和五位书记处书记之一，参与筹备党的七大，对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正式形成是有贡献的。

由于任弼时同志逝世较早，此前学术界对他的研究宣传，放到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群像中来展开的还不多，而这恰恰是全面科学地认识任弼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历史地位一个不可或缺的很有说服力的角度。这次学术研讨会，出现了从这个角度开展研究的一些好的成果。

比如，有同志从140万字的新编本《朱德年谱》中，发掘有关任弼时的记载，提出在甘孜会师前，他就对张国焘分化拉拢红二、六军团等错误行为进行了坚决抵制；甘孜会议上，他又对张国焘擅自南下、另立中央等错误进行了中肯的、有分寸的说理斗争，指出目前唯一的出路就是北上与中央会合；北上途中，任弼时分别找红四方面军的高层干部一一进行推心置腹的谈话，从党性原则和遵守纪律的角度重点澄清“中央丢下四方面军不管了”等模糊认识。根据史料疏理这个过程，就对任弼时在长征途中为维护党和军队的团结统一作出的贡献，有了新的认识，说明他当时作为红二方面军最高政治领导人，站位很高，具有处理全党大局中复杂难题的自觉性和能力。

又比如，有同志把《任弼时年谱》、《任弼时选集》和《毛泽东年谱》、《陈云年谱》结合起来研究，对1944年任弼时在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的演讲做了横向比较，提出：毛泽东1942年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上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指明了边区财经工作发展的正确方向；两年后，任弼时1944年4月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边区财经工作的演讲，针对边区财经工作在落实毛泽东报告精神的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特别是金融、贸易、财政工作中的弱点，提出了进一步落实毛泽东财经工作思想的基本方针；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陈云，在领导财经工作的实践中，又创造性地落实并丰富了任弼时提出的财经工作方针，开拓了边区财经工作的新局面。这样的梳理，就讲清了一项政策是如何提出和落实的历史脉络，让人耳目一新，反映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一些重大决策上的集体贡献。

我们知道，解放战争时期，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即领导人民以战争的形式推翻旧制度，同时又肩负着建立新政权的历史重任。在这个重大历史转变时期，处于中央决策层的任弼时的政策思想有什么特点呢？有同志提出这样一个判断：他协助毛泽东分担着由战事胜利推进而产生亟待解决的种种政策的制定问题，诸如土地改革问题，部队进入外线作战后的后勤供给问题，解放了城市产业发展问题，等等。还有同志从研究俄罗斯档案入手，对1949年初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与米高扬的会谈情况进行了探讨，深入研究了任弼时参加会谈的次数、内容、结果，从而清晰地勾勒出在那紧张的七天里，党的领导集体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内政外交方针的酝酿过程。这样的研究，也让人体会到任弼时在七大以后发挥的作用，是比较突出的。

总的来说，研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既需要着眼于个体，也需要着眼于群体，这两个角度互为补充和深化，由此说明，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领袖集体，这个领袖集体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他们的共性和个性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在一个成熟的领导集体中，核心人物和重要成员之间，在决策上总是互为补充和启发的。在这方面作深入的研究，既可以增进我们对毛泽东作为领袖群体的核心领导的认识，也可以增进我们对毛泽东思想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论断的认识。

二、深化任弼时的研究宣传，要把他的思想理论放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从实践和理论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来展开

任弼时同志30年的革命生涯，是同中国共产党艰辛探索革命道路，在理论和实践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在党内较早提出，“必须按中国实际情形去解释我们的理论”，意思很明显，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框套中国革命实际，而是反过来，用中国革命实际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如何运用和发展。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思想方法，任弼时的实践和理论探索，融入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飞跃的成果——毛泽东思想之中。

众所周知的是，在大革命濒临失败的紧急关头，他三次代表团中央向党中央呈送《政治意见书》，要求武装工农，实行土地革命。对任弼时来说，这是他参与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很高的一个起点。他先后担任过中央专门部门（青年团）、战略区域（湘赣苏区）和战略部队（红二方面军）的主要领导，抗战初期又成为八路军总部领导。这样的历练，使他在宏观上进行决策时，能够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我个人认为，这段时期是任弼时的革命经验、政治智慧和政策水平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这就可以解释，他1938年出使共产国际，为什么能够那样正确有力地解释党的政策。

本次研讨会，有几篇论文谈到任弼时受命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不辱使命的情况。他向共产国际作了两次正式报告，并提交中国代表团声明，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争取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共的理解和支持；他还参加共产国际“中国问题研究小组”的讨论，使共产国际了解和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他还组织力量翻译毛泽东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作的《论新阶段》的重要报告，体现了在理论政策上的敏锐性。应该说，任弼时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与他在国内经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苦实践，拥有比较高的理论政策水平，是分不开的。

1940年任弼时回到延安后，他开始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在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反映出来的理论水平，是很重要的标志。在9月12日会上，他发言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用辩证唯物主义来解决工作问题的”，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因而，党的主张“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如新民主主义、三三制政权、统一战线中一打一拉的策略等，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这样的认识，表明任弼时是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眼光来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这对毛泽东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对党的高级干部如何开展整风，如何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分歧，如何在毛泽东的思想主张上实现党的团结，都是很不错的引导。

也正是从那时起，任弼时参与了党的许多重要方针政策的制定和组织实施，他领导西北局工作，指导了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他参与组织和领导全党的整风运动，努力于党的各方面建设；他负责党的七大筹备工作，参与起草、修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为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实现空前团结，作出了重大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协助毛泽东指挥西北和全国战场，并以敏锐的眼光及时发现和纠正了部分地区土地改革运动中的错误偏向，他所作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经中央批准印发全党，成为党指导土地改革运动的重要文件，保证了土地改革的健康进行。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任弼时同志指出，全党的工作中心由乡村转到城市是一个“带历史性的问题”，工业化将是城市工作中“最本质的问题”。

历数上面这些情况，是要说明，称任弼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有实践和理论上的依据的。我们这次研讨会的许多论文，便根据有关材料，就这个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

比如，谈到任弼时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党建思想极富特色，包括：以党组织的布尔什维克化，建设一个有战斗力的党；以支部的健全、健强，巩固党的组织基础，落实党的各项决议；以实行并扩大党内民主，开展自我批评，调动党内党外积极性，转变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以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联系，造成党的伟大力量，培养新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等等。有同志还论述了任弼时对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独特贡献的问题，研究任弼时的群众路线思想的论文也有好几篇。

关于任弼时的军队建设思想，有同志提出，任弼时较早地认识到军队听党指挥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首要的政治纪律贯彻在革命战争的各个阶段。其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特点是注重从战略全局上筹划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围绕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着力在科学求解矛盾中推动军队思想政治建设。

关于任弼时同志的经济思想，有同志还研究了他有关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研究他关于在土地改革中“保护中农”的主张，研究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中有关新中国发展方向和道路的基本构想等等。

相对而言，以上这些涉及任弼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的研究，此前学术界注意得不够。这次研讨会开了个好头。习近平总书记去年12月在中央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90多年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坚持不懈的理论创造。”通过研究任弼时的生平思想，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是一个很大的学术空间。

三、深化任弼时的研究宣传，要把他的精神风范放到今天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个背景下来展开

任弼时同志被誉为我们党的骆驼和共产党员的楷模。刘云山同志在任弼时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对他的精神风范作了专门的阐述。当前，全党正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任弼时同志的“骆驼精神”很好地诠释了这一主题。见贤思齐，我们每一位共产党员都应学习任弼时同志的精神风范。这次研讨会的不少论文都抓住了这一现实热点，着重研讨了任弼时的精神风范。

任弼时同志始终坚持党性原则，他信仰坚定，敢于担当，严于律己。很多同志在文章中写到，年少时，任弼时远赴苏俄，寻求改造中国的主义与真理，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此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并为之奋斗终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曾两次被捕，甚至遭受电刑，但他以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坚守信仰，毫不动摇。他对被一同关押的战友说：“我们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要经得住考验，随时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他以自己毕生的实践，践行了这一誓言。他坚守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党的利益，他敢于开展批评，同错误倾向作斗争。在大革命濒临失败的危急关头，他挺身而出，三次或当面或书面尖锐地批评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在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等问题上的右倾错误。为了党的利益，他讲究策略，善于开展批评，扭转困难局面。长征途中，在与中央失去通讯联络、对张国焘分裂行径不清楚的情况下，他坚持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大局，坚决而又有策略地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展开斗争，最终促成了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和长征的胜利结束。为了党的利益，他坚持实事求是，勇于自我批评。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中央时期，他曾被派往湘赣苏区，在那里他抵制了一些“左”倾错误，保护了一些干部，但在延安整风期间，他仍诚恳地检讨自己对当时清理湘赣省委旧案“没有尽到责任”，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为了党的利益，他严于律己，修身修德，简朴克己。他经常叮咛身边的同志不要浪费公物，凡是能够过得去，凡是自己能够做得到的，决不要给公家添麻烦，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特殊化。在延安时，他看到女儿多领了一个红色的小笔记本，立即问明情况，要她退了回去。进入北京后，他的住所临街很吵，有关部门要给他安排新的住房，当听说这需要搬走一个机关时，他坚决拒绝搬家，一直住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任弼时同志始终坚持联系群众，心系人民，被认为是“很会接近群众又能使群众接近他的人”。对于任弼时同志的群众观，这次研讨会进行了深入探讨。任弼时同志曾说过：“无产阶级的政党只是当它能够获得广大群众的信仰与拥护，随时可以调动群众起来斗争的时候，方才能表现其伟大力量”，因此，他把是否与群众建立密切联系作为衡量党性的主要标志之一，并提出要以人民群众是否拥护作为检验我们政策正确与否的标准。延安时期他分管陕甘宁边区，为了打破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封锁，他具体组织实施了大生产运动，改善了边区人民的生产生活，也加强和改善了边区人民与党的关系。他特别注意倾听群众呼声，善于利用一切机会联系群众，了解情况。转战陕北时，他利用养病的机会，进行调查，进一步搞清了土改中出现的“左”的错误倾向，并提出了纠正的办法，为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任弼时同志任劳奉献、实在细致、鞠躬尽瘁，他的这种作风，被誉为“骆驼精神”。研究任弼时的“骆驼精神”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任弼时同志曾在青年团、军队和党内担任过不同的职务，做过不同的革命工作，无论职位高低、人生顺逆，也无论事务繁简，情势缓急，他都一如既往，脚踏实地，“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三十年如一日地为党为人民贡献出他的一切。”任弼时同志是一个做人、做事都很实在的人，他说：“一定要把握住少发空论多做实事”，要特别反对“没有内容而只有形式”的各种空架子。他强调“在定计划、写决议的时候，必须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而不能“凭着一种大概的估计”。在领导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工作时，他多方调查计算脱产人员的吃穿用度，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力求透彻准确地了解问题，要求前来汇报工作的同志“请说得具体些”。保留下来的他的工作笔记，真实的记录了他的这种工作作风。任弼时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劳成疾，不论是在陕北，在西柏坡，还是在北京，他一直以顽强的精神支撑自己为党工作，他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任，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应该走九十九步。”直到去世的前一天晚上，他仍在关心着抗美援朝战事，在灯下查看地图，用红笔勾画，标记出他革命人生的最后一步，真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今天，我们研究宣传任弼时同志的思想品格和精神风范，格外有现实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并向全党提出“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具体要求，这是在新的形势下对我们党优良传统作风的继承和发展。任弼时同志的精神风范正是“三严三实”的楷模。今天我们纪念老一辈领导人，就是要弘扬他们的思想品格和精神风范，发挥资政育人的作用。具体说来，就是从“严”上要求，从“实”处着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作者陈晋，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来源：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任弼时研究中心编《纪念任弼时诞辰110周年学术研究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