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新时期干部新老交替

熊 亮 华

[内容提要]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主动进行的干部新老交替，是关系到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能否顺利贯彻，并保持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重大战略问题。邓小平指出组织路线是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保证，强调选好接班人是关系到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战略问题，并从赋予干部德才兼备标准以新的时代内容、切实推动大量选拔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倡议建立顾问委员会制度和离退休制度等方面，全力推动了这次规模空前的新老交替。他在新老交替中提出的以组织路线保证并推进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贯彻实施等思想，展现的高瞻远瞩、求真务实、思想解放、胸襟开阔等政治智慧和品德风范，对新世纪搞好党的建设、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仍有重要的历史启迪。

[作者简介]熊亮华，男，1967年生，籍贯湖南郴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副研究员，参加了撰写《陈云年谱》、《陈云传》、《彭真年谱》，参与翻译Chen Yu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中译名《陈云》，作者（美）David M. Bachman）。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主动地进行了党的历史上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干部新老交替。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是这次干部新老交替最积极的倡导者和最有力的推动者，为在组织路线上保证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长期连续性和继承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强调组织路线是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保证

在革命事业的发展中，新老干部之间的交替，本来应该是一个自然交替的过程。建国初期，当时的领导干部都年轻，这还不是一个迫切的问题。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前期提出了这个问题，正着手解决时，却被“文化大革命”把这一进程打断了。“文化大革命”后，干部老化问题已积累到相当严重的程度，1980年中央和国家机关正副部长平均64岁；省委正副书记平均62岁，其中66岁以上的占40%；全国地市州委常委平均年龄56岁，县委常委平均年龄48岁。[①]邓小平指出：“我们建国的时候不存在这个问题，那时领导人都比较年轻。从党的十一大开始出现这个问题。这有客观原因，一大批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被打倒了，后来解放了，重新恢复领导工作，所以领导班子年龄偏大。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各行各业领导班子都存在老化的问题，这是我们中国最特殊的问题。”[②]

早在1975年，在领导党内健康力量与“四人帮”的斗争中，邓小平就强烈意识到实行干部新老交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年1月，邓小平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实际上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开始抓全面整顿。这使“四人帮”一伙十分不满。王洪文跑到上海、杭州，开口第一句话就说：十年后再看。邓小平后来一再讲起这件事，说：“这句话可触动了我们，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个时候，我跟先念同志还有其他同志谈过这件事。一九七五年我已经七十一岁了，从年龄上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所以当时我们就想，确实要有比较年轻的同志上来工作。”[③]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会后不久，邓小平很快就把实行干部新老交替提上了议事日程。1979年七八月间，他到上海、山东、天津等地视察，一路强调，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解决以后，要抓紧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把培养选择接班人当作关系党的百年大计的根本问题、基本建设来抓，从而拉开了新时期干部新老交替的序幕。

邓小平是从党的长远的根本利益来看待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的。他说：“就我个人的心情来说，确实感到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我们要向前看，我们这个事业是千秋万代的事业啊！我们现在提出的、面临的是十年内必然或者可能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果再想远一点，二十年后，还可能遇到什么问题，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啊？……现在我们不想远一点，看远一点，不从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就得不出正确结论，好多问题就下不了决心，处理不下去。”“时间紧迫，再不及早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不行。”[④]

邓小平考虑干部新老交替问题，并不仅仅着眼于解决当前的干部老化问题，而是根据三中全会后新的历史条件和干部队伍的状况，在组织路线上作全局性的部署，其中主要有三个出发点：

（1）在组织路线上为三中全会确立的方针政策提供保证。

邓小平指出：“我们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如果组织问题不解决好，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实行就无法保证，我们向党和人民就交不了帐。”[⑤]组织路线问题有许多方面，如组织纪律、组织机构、干部政策等。邓小平明确表示：“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⑥]对此，邓小平作了两个方面的分析：

一方面是保证三中全会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邓小平指出：“组织路线是保证政治路线贯彻落实的。”[⑦]政治路线要由人来具体执行，而由赞成的还是不赞成的人来执行，或者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都是不一样的。

另一方面是保证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稳定性和继承性。邓小平提醒大家注意，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认为三中全会后中央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帜，搞“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而这些人大体上都是“文化大革命”中提起来的，是既得利益的。他们感到现在的一套对他们益处不大，所以对过去很留恋。经过工作，其中有些人可能转变过来，但不一定都能转过来。如果让转不过来的人掌权，这些人一遇机会就会出来翻腾。邓小平指出：“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了。要想得远一点。”“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⑧]

为此，邓小平要求，要趁老干部还在，在三五年内调整、安排好各级领导班子。他说：“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在了，将来很难解决。我们现在对于人们的思想状况、政治状况比较清楚，能够看出来哪些人是拥护党的路线的，哪些人是不搞派性、讲党性的。”“如果我们在三几年内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十年后不晓得会出什么事。要忧国、忧民、忧党啊！”[⑨]

（2）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这就需要大批内行的领导干部，需要大批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并且年富力强的干部。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形成的干部队伍，在革命和建设中立下了功绩，也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可靠的中坚力量。但随着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的变化，这支队伍的弱点也越来越明显。相当多的干部缺乏文化科学技术知识，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懂得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的人更少。据1980年组织部门统计，大专文化程度的干部只占总数的18%，全国地市委常委中大专文化程度的只占3.5%，有些省全部地县委第一书记中一个大专毕业生也没有。属中央管理的干部中，大专以上占33%，初中以下占38%，其中省市区党委常委和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大专以上占17.7%，初中以下占46.5%。[⑩]这种状况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极不适应。邓小平指出：“我们需要一些专家、懂行的人，现在不懂行的人太多了，‘万金油’干部太多了。我们的干部有一千八百万，缺少的是专业干部，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其他各种专业人员。”[11]

邓小平考虑，要在干部新老交替中解决这个问题。他说：“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缺少一批年富力强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而没有这样一批干部，四个现代化就搞不起来。我们老同志要清醒地看到，选拔接班人这件事情不能拖。否则，搞四个现代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12]

对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邓小平有着充分的估计。他说：“现在的干部结构不合理，不对路。改变这个状况，是一项相当长期的工作。现在就要着手，不然，有好机器、好设备，也发挥不了作用。”他还具体设想，如果能增加100万司法干部，增加200万合格的教员，有500万科学研究人员，再有200万会做生意的人，“那就比较好了” [13]。

（3）切实改变干部老化、青黄不接的状况，完成新老交替。

邓小平认为，“把老同志请回来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正确的。”[14]很多老干部出于革命责任心和事业心，在党政军第一线日夜操劳。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毕竟年纪大，精力不够，不能持久地工作，并且常常带病工作，时常因病住进医院。因积劳成疾而死亡的人越来越多，开追悼会的消息几乎每天有几起。这种状况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十亿人口大国的繁重的领导工作。邓小平指出，有的老干部无法在办公室上8个小时的班，只能在家里办公。他从自己切身的体会说，精力比过去差得多，一天上下午安排两场活动还可以，晚上还安排就感到不行了。他告诫大家：“我们老同志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在精力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自知之明。……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15]

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不能任由干部老化状况继续发展下去，而必须主动地采取切实步骤实现新老交替。邓小平指出，“做四个现代化的闯将，没有专业知识是不行的，没有干劲是不行的，没有精力是不行的。”[16]他提出：“我们老干部的责任就是要认真选好接班人……这件事要由老同志和高级干部亲自来做，搞调查研究，找人谈话，听群众意见，准备交班。”[17]

赋予干部德才兼备标准以新的时代内容

要实现干部新老交替的目标，首要的问题就是确定适当的干部工作方针。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德才兼备，但在德与才的具体内容上，适应革命和建设各个阶段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诠释。“文化大革命”对干部工作造成极大破坏，以派性代替党性，以是不是有“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精神”作为干部标准，完全背离了德才兼备方针。三中全会确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就需要赋予干部工作德才兼备方针以适应这一重大转折的新的时代内容。

关于干部的“德”，邓小平特别强调的是两个方面。首先是与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政策保持一致。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在青岛接见中共海军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全体人员的讲话中强调：“选干部，标准有好多条，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18]其次，邓小平强调，“我们要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四个现代化，理所当然的，我们的干部队伍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要有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要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纪律。”[19]他分析说：党内、国内本来就有一些非社会主义思想，由于林彪、“四人帮”十年横行和其他种种原因，加上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外交关系、外贸关系，并且还在发展这些方面的关系，所以，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渗透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有必要反复强调，我们的干部队伍，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他指出：“今天重申这一点，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20]

关于干部的“才”，邓小平强调，“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21]。他从过去关于“红”与“专”即德与才相统一的关系分析说：“过去我们相当一个时期常搬战争年代军队的经验。其实我们真正好好研究一下战争年代军队的经验，还是红与专的统一。”但那时候专就是要懂打仗，红与专“比较容易统一”，“现在的事情与过去不同了。”[22]这种不同表现在两个方面：从干部本身来说，“不管你搞哪一行，你不专，你不懂，你去瞎指挥，损害人民的利益，耽误了生产建设的发展，就谈不上是红。”从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来说，“现在国际国内普遍都感觉到我们人浮于事，官僚主义，办事拖拉，到处靠开会画圈过日子，许多问题一个电话就可解决的，拖到半年解决不了。这样还搞什么四个现代化！”[23]邓小平提出：“办法是什么？就是要改变干部缺少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状态。”“今后的干部选择，特别要重视专业知识。我们长期都没有重视，现在再不特别重视，就不能进行现代化建设。”[24]“红”与“专”要统一，“专并不等于红，但是红一定要专”[25]。

根据德才兼备新的时代内容，邓小平把“要有一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四个前提之一[26]，提出“我们需要建立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而且是一支宏大的队伍”[27]。

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代表中央作的国庆三十周年讲话中提出：“在当前，对各级领导干部要特别强调三条：一是坚决拥护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二是大公无私，严守法纪，坚持党性，根绝派性；三是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心，有胜任工作的业务能力。”他还提出：“对具有各种专长的知识分子，要大胆地使用和提拔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并提到“干部队伍的逐步年轻化和专业化”。[28]1980年七八月间，陈云将这些标准作了进一步概括：“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29]在此基础上，邓小平于12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将新时期干部工作方针概括为：“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来加以保证。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当然首先是要革命化，所以说要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30]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确定：“党决定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要求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31]。“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新时期干部工作“四化”方针。

切实推进大量提拔中青年干部工作

要按照“四化”方针实现干部新老交替，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培养选拔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的问题。邓小平提出：“目前的问题是，现行的组织制度和为数不少的干部的思想方法，不利于选拔和使用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人才。希望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来个大转变，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32]

在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上，邓小平要求打破的思想方法和组织制度上的老框框，当时主要表现在5个方面：片面强调干部的资历，忽视干部的才能，搞论资排辈；只重视工农干部，轻视知识分子干部；只注重出身成份和历史表现，轻视现实表现和发展前途；对德才标准缺乏正确理解，片面强调干部的德，轻视干部的才；不适当地强调干部的全面领导经验，忽视干部的专业知识。[33]为切实推动培养选拔年轻干部的工作，邓小平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努力。

（1）提高老干部对选择接班人问题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要求他们做“开明派”。

邓小平认为：“解决干部年轻化这样一个大问题，我们老同志要开明，要带头。不这样，解决不了问题。”[34]但是，这项工作实行起来阻力很大。邓小平感到：“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至今还认识不足，这有历史原因和实际原因，需要耐心细致地进行全面的准确的宣传解释工作。同时，在执行中还要定出妥善的步骤。”[35]他针对老干部的疑虑和担心，亲自做说服、解释工作。

对于干部年轻化的紧迫性问题，邓小平说明，“多年来，我们没有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大胆提拔和放手使用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又有实际经验的人才。”而发现、提拔以至大胆破格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这是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客观存在的迫切需要，并不是一些老同志心血来潮提出的问题”。[36]他反复要求，“老同志现在的责任很多，第一位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认真选拔好接班人。”[37]

对于有些人担心，在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时候，也许会把一些帮派分子选上来。邓小平表示，“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他要求，在提拔中青年干部工作中，“对‘四人帮’的组织上、思想上的残余不可低估。我们在这点上一定要头脑清醒。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38]

有些老干部鉴于“文革”提拔“火箭式”干部的错误做法，主张干部还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好。邓小平明确表示，“文革”期间的错误做法“我们再也不能这么干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我们不能老守着关于台阶的旧观念”，“打破那些关于台阶的过时的观念，创造一些适合新形势新任务的台阶，这才能大胆破格提拔。而且不管新式老式的台阶，总不能老是停留在嘴巴上说。一定要真正把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上来，快点提拔上来”。 [39]邓小平提出，干部的提升，不能只限于现行党政干部中区、县、地、省一类台阶，各行各业应当有不同的台阶，不同的职务和职称。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还要制定各个行业提升干部和使用人才的新要求、新方法。特别优秀的干部，要给他们搭个比较轻便的梯子，使他们越级上来。他告诫大家：“提拔干部不能太急，但是太慢了也要误现代化建设的大事。”[40]

有些老干部担心年轻人经验不够，不能胜任，邓小平认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领导经验少是客观条件造成的，实际上大批中青年干部已经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很多工作是依靠他们，只是因为没有提拔，他们没有决定问题的权力，遇事只好不住地请示报告。“放在那个位置上，他们就会逐步得到提高”。[41]因此，邓小平要求，“首先我们自己的思想要通，要积极主动地去做……在座的同志过去负重要责任的时候年龄都不大，当团长、当师长的，有的当军长的，也只是二十几岁，难道现在的年轻人比那个时候的年轻人蠢？不是。是因为被我们这些人盖住了，是论资排辈的习惯势力使得这些年轻人起不来。好多同志在他们没有到领导岗位以前好像不行，其实把他们一提起来，帮助他们一下，很快就行了嘛。”[42]他明确表示，“论资排辈是一种习惯势力，是一种落后的习惯势力。”[43]

邓小平呼吁广大老干部：“我看还是要开明一点，要从大局着眼，要从我们事业的前途着眼。有能干的人，我们要积极地去发现，发现了就认真帮。” “我们要破格选拔人才，不要按老规矩办事。要想到这是百年大计。”[44]

邓小平自己也十分注意考察发现年轻干部，他向中央推荐王兆国就是当时一个突出的例子。电力部部长刘澜波主动退居二线、推荐李鹏接任，邓小平赞扬他是“开明派”，号召老老干部向他学习。

（2）推动组织部门及时采取切实步骤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

1979年11月5日，邓小平提出解决接班人问题的任务不久，就找中央秘书长胡耀邦谈话，指示在接班人问题上要有所行动，要加紧选配55岁以下的中青年干部，解决中央各部委和省、市委领导班子接班人问题。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重新成立书记处，在组织路线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决策。但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就全党来说，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还不少，我们要有清醒的估计。”他力主集体交接班，而不是领袖个人的交接班，首先是中央领导集体的年轻化，具体地提议：“我想请在座的同志们考虑，下届的中央委员会，是不是可以选五十个五十岁以下的人。代表大会的代表应该有相当数量的五十岁以下的人。如果做不到这两点，我们那个代表大会就是成功的大会。再往后，我们的代表大会代表、中央委员会委员还应当更年轻一些。这是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之一。”[45]在邓小平的督促下，经过认真考察、讨论，组织部门选拔了一批符合要求的优秀中青年干部，为党的十二大开成一个党的最高领导层实现新老合作和交替的重要会议奠定了基础。中共十二大新当选的39名年轻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都具有现代化知识，精通自己专业。他们当中最年轻的胡锦涛，时任甘肃省建委副主任，毕业于清华大学，当时只有39岁。

1981年5月，陈云向中央建议，从中央到省、地、县各级，设立专门机构和有关辅助机构和岗位，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7月2日，邓小平在专门讨论陈云建议的中共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表示，“陈云同志这个建议我是双手拥护”，“最重要的问题是，提出选拔中青年干部的任务以后，要着手去做。”[46]并具体建议制订干部年轻化的五年计划和十年计划。1983年6月30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全党努力建设第三梯队的问题，邓小平随后讲话，表示：他赞成会议报告有关同志的讲话，“特别是陈云同志的讲话，不但谈了经济问题，还谈了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即干部队伍三个梯队的配备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讲得非常好。”[47]随着中青年干部机构建立、第三梯队选拔等工作的开展，党的后备干部制度成为干部新老交替有力的组织保障。

（3）特别强调注重提拔中青年知识分子。

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提拔受干部工作老框框的影响很大。认为知识分子政治上不可靠，对他们只能用其一技之长，不可委以重任；认为只有工农干部可靠，只有直接从工农中提拔干部才是坚持党的阶级路线，不重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创见、有能力、敢提出批评建议，往往被认为是骄傲自满。邓小平特别注意推动组织部门打破这种旧框框，注意提拔中青年知识分子。

1979年10月4日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讲话中，邓小平举例说，方毅告诉他，冶金部有些司局长年龄在四五十岁之间，五六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知识分子，很有干劲，业务非常熟悉，对外谈判也是能手。他说：“我相信各部门都会有这样的人。为什么这些人不能提拔起来？什么东西障碍我们？要消除障碍。当然，这样的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要有步骤的。但是不从现在开始，不从部分开始，我们的事业就会拖下去，就没有希望了。组织路线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不是没有人才，而是被按住了。”[48]1980年3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组部提交的《关于优秀中青年干部的情况报告》并附各地选拔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名单，邓小平在发言中明确表示不满意，指出问题主要是两点：第一，年龄偏高；第二，文化程度太低。大学毕业的很少，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生。邓小平的意见引起了组织部门的震动，宋任穷认为“这是对我们工作作出的批评，也是对我们的鞭策”。[49]他们对干部工作中的旧框框进行了深刻的检查，并在随后的干部选拔和十二大筹备工作中予以纠正。

邓小平还要求组织部门打破过去只在党政干部中选拔干部的局限，扩大选拔范围，注意从各个部门各个领域选拔有专业知识的人才。邓小平说：“我们确实已经有不少比较优秀的年轻人，在经济建设、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中，都有不少有专业知识、有管理能力、很能干的人。政治思想好、党性强，又有见解、有本领的人，各部门各地方有的是。”[50]“我们要逐渐做到，包括各级党委在内，各级业务机构，都要由有专业知识的人来担任领导。”[51]

邓小平对加快提拔中青年知识分子干部有着强烈的紧迫感。针对选拔工作开始时主要集中在五六十岁的干部，邓小平强调要特别注意四十岁左右的知识分子骨干。他说：“现在特别要注意从四十岁左右的人中间选拔。四十岁左右是一个什么含义？大体上是五十年代进大学的人。建国三十年了，如果说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毕业，那个时候是二十五岁左右，现在就是四十岁左右到四十五岁左右。当然，选拔干部也要包括五十岁内外的。这批人是我们的重要财富。”“我们的人才本来就少，决不能再浪费人才，我们经不起这个浪费。”[52]他甚至把目光放得更远，进而提出：“选拔接班人要越快越好，现在我们工作中真正的骨干大都是四十岁左右的人，三十岁左右的骨干还很少，我们应该把这层骨干大胆地提拔起来。”[53]“我们要特别注意选拔中年干部。也许再过五年，大学毕业生里会出现一批人才，他们的年龄都在三十岁以下，对这些人我们要注意提拔。”[54]

邓小平还认为，提拔中青年干部、解决接班人的工作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对那些帮派体系人物，一定要严肃处理；另一方面，又必须注意从年纪比较轻、身体比较健康、各方面表现都比较好的同志里面选一批接班人。”[55]1983年整党前夕，邓小平提出，整党决定中提出的纯洁组织需要处理的几类人中，“最危险的是‘三种人’”，“他们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党中解决，就会留下祸根，成为定时炸弹”，这次整党“绝不能走过场”。[56]三年半的整党，在整党前已进行的几次清查处理了40万人的基础上，全国（不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又清理出“三种人”5449名、犯有严重错误的人40074名。广西在这次整党中，专门用了一段时间进行“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的工作，共清理出严重违法乱纪分子27919名（其中干部6042名），犯有严重违法乱纪错误的人13154名。[57]

倡议建立顾问委员会和干部离退休制度

干部新老交替中，老干部的“出”也是十分棘手的问题，障碍重重，阻力很大。一是有些老干部思想上不通。他们认为自己虽然年不富，但是力还强，身体尚好，还可以干几年，何必那么急嘛。有的认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冤假错案获平反，好不容易重新出来工作，板凳还没有坐热，就要他们让位，这岂不影响老干部的积极性吗？二是离退休制度的缺失，形成实际上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

邓小平肯定老干部坚持为党工作的革命精神，也肯定老干部主动退让的觉悟是比较高的。他说：“现在确实也有个好的条件，因为许多觉悟比较高的老同志还在，能够带头，也能够克服阻力，只要大家取得一致意见，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容易。”[58]

针对一些老干部的思想顾虑，邓小平要求大家从党和人民根本利益来看待个人进退问题。他说：“庙只有那么大，菩萨只能要那么多，老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因此，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要从大处着眼，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不要一涉及到自己的具体问题就不通了。我们将来要建立退休制度。”[59]他要求，“所有老干部都要认识，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也是我们老干部的最光荣最神圣的职责；是我们对党的最后一次历史性贡献，也是对我们每个人党性的一次严重考验。”[60]他甚至把老干部能否主动退让，以使新老交替顺利完成，上升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1982年中央机构精简涉及到很多老干部，邓小平把这次精简称为是对体制的“革命”，指出：“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如果不进行这场革命，不论党和政府的整个方针、政策怎样正确，工作怎样有成绩，我们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党和政府的机构这样地缺少朝气、缺少效率，正确的方针、政策不能充分贯彻，工作不能得到更大的成绩，我们怎么能得到人民的谅解，我们自己又怎样能安心？”[61]

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是开明的。他一再表示：“我自己就有这个想法，如果党允许我今天退休，我马上就退休。这是真话，不是假话。”[62]1980年2月26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各组召集人汇报会上谈到中央的人事安排时说：以后的人事安排要慢慢年轻化。我们这些人是安排后事的问题，不再放到第一线了。当然，这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和实际可能。我自己定了个奋斗目标，时间定在一九八五年，就是要办一件事，精心地选拔身体比较好的，比较年轻的同志上来搞事情。这次全会开始注意这件事，但没有做完，还要继续做[63]。他还与陈云在这个问题上交过心，“老实说，就我们自己来说，现在叫我们退，我们实在是心里非常愉快的。当然，现在还不行。我们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国家的政策，党的方针，我们当然要过问一下，但是最大的事情是选拔中青年干部。我们两个人的主要任务是要解决这个问题。”[64]在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后，论资历、论声望，邓小平都是接任的最合适人选，但邓小平还是推荐更年轻一些的领导人接任，在党内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邓小平还提出，要从制度上解决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他认为：“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革命战争时期大家年纪都还轻，五十年代正值年富力强，都不存在退休问题。但后来没有及时解决，“是一个失策”[65]。他指出，与个人责任比起来，“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66]因此，解决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67]他还坚定地表示，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领袖终身制的问题，我们这代人活着的时候，非解决不可。[68]

作为向离退休制度的过渡，邓小平建议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他指出：“这样，就可以让一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69]根据邓小平倡议，党的十二大成立中顾委，一直到十四大后才正式完成历史使命。地方各级也相继成立了顾问委员会。

邓小平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还是建立离退休制度。他说：“前几年，我提出搞顾问制度，但并没有完全行通，许多人不愿意当顾问。现在看来，要真正解决问题不能只靠顾问制度，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这个问题，同我们每个人都有密切关系，请同志们好好地考虑一下。不建立这个制度，我们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状况，以及青年人上不来的问题，都无法解决。有了退休制度，对各个部门、各级职务的干部的退休年龄有了明白规定，就可以使人人都知道自己到哪一年该退休。”“实行退休制度是不是看不起哪个同志？不是看得起看不起哪个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朝气蓬勃的一个大问题。看来，顾问制度还是一个出路，应该保留，但更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70]198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

小结

邓小平以卓越的政治远见和非凡的魄力，与叶剑英、陈云等全力推动这次空前规模、从中央到地方全面的干部新老交替，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仅从1982年年底开始机构改革算起，至1985年底，全国提拔中青年干部46.9万多人，干部专业水平和能力整体上有了很大提高。1982年2月中央作出老干部退休的决定，至1985年12月，有126.8万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离休[71]，干部新老交替制度建立并逐渐完善。这就为新时期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打下了雄厚、坚实的干部队伍基础，即使在个别主要领导人发生问题的时候，仍然能够顺利实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保持了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稳定性和继承性，避免了党的历史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发生过的交接班过程的巨大曲折。在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20多年来的辉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动荡、大挫折后，今天再回过头来看，它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对于党的建设的重大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为过。

在促进干部新老交替中，邓小平展现了高瞻远瞩、求真务实、思想解放、胸襟开阔的政治智慧和品德风范。

一是高瞻远瞩。三中全会后，正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党的建设各项事业走上健康发展轨道的时候，邓小平没有沉缅其中，却看到了眼前和五年、十年、二十年的更长远的问题。他清醒地指出：“不要只看到我们的工作确实有成绩，天天暴露的问题不晓得有多少啊！”[72]要求老干部干部在解决组织路线问题上要“忧国、忧民、忧党”，从而及时提出并解决了干部新老交替问题。在新老交替问题上，他没有局限于领袖的交接班，而是推动自上而下全面的、大规模的新老干部集体交接班；不局限于解决一时的干部老化问题，而是立足于干部新老交替制度化；不局限于单纯的干部新老交替，而是通过提出、实施德才兼备新的时代内容，把解决新老交替与党的组织工作的拨乱反正、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结合起来。

二是求真务实。在推动干部新老交替中，邓小平显示了他一贯的实干精神。他不限于一般地提出要求、发出号召，而是提出明确目标，督促组织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采取实际行动，并抓住新干部的培养选拔和老干部顾问制度、离退休制度的建立各环节不放，提出一系列稳妥、可行办法切实推进，并身体力行，使这次在错综复杂的历史转折时期进行的、规模宏大的干部新老交替，在短短几年间得以顺利完成。

三是胸襟开阔。邓小平所推动的干部新老交替，不是简单的个别的人事变动，而是数以百万计干部进退，涉及到干部工作总的方针、组织机构、干部构成等诸多方面的全方位变革。在这样一场规模巨大的变革面前，邓小平意志坚定，充满自信。他在讲到精简机构的革命时，斩钉截铁地表示：“第一条决心要大，第二条才是工作要细。”“我还是那个话，困难确实困难，但是只要我们下了决心，坚定不移，我不相信搞不成。不是要抱必胜的信心吗？我看这样的事应该抱必胜的信心。”[73]在涉及到个人进退问题时，邓小平的开明态度，更展示了一代伟人的博大胸怀，为老干部树立了很好的示范带头作用。

四是思想解放。如此大规模的干部新老交替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的。面对这一过程中重重的阻力和出现的问题，邓小平与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密切合作，凭借着崇高的政治觉悟、政治智慧和勇气，打破旧的框框，不拘一格，探索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尤其是在大量培养选拔中青年知识分子问题上，在解决论资排辈的问题上，都破除了一些根深蒂固的旧有观念，为发现和使用优秀人才铺平了道路。

邓小平推进干部新老交替的思想和经验，所展现的政治智慧和品德风范，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在干部新老交替制度化的条件下，并不是可以对后继有人的问题采取被动、消极的态度了。在21世纪，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面临许多新的问题、新的矛盾，需要应对国际国内各种机遇与挑战，提高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下，对干部德与才应该有更高的要求、更新的时代内容，必须始终注重组织创新，高度关注干部队伍、特别是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队伍建设。邓小平的伟大实践，仍然可以给予我们很多的启迪。

（来源：《邓小平生平与思想研讨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