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倡导“开短会”、“讲短话”

孙业礼

1980年2月29日，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邓小平说了这样一段话：“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会上讲短话，话不离题。议这个问题，你就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赞成或反对，讲理由，扼要一点；没有话就把嘴巴一闭。不开空话连篇的会，不发离题万里的议论。即使开短会、集体办公，如果一件事情老是议过去议过来，那也不得了。总之，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这段寓意深刻的话，在当时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改革开放之初，百业待兴，但“文革”遗留下来的开长会，讲空话、套话、长话风气却严重影响工作效率，引起人们的反感。陈云曾经气愤地说“开会不要开死人”。1980年1月，胡乔木也给邓小平写信，希望他能在中央全会上就集体办公和改变冗长会议问题讲一讲。

邓小平的这段话是针对当时的情况有感而发，也是他的一贯作风。早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就说过：“如果每一件事情都开委员会讨论，开书记处会议讨论，这样开会要开死人的呀。”邓小平反对会多、会长，更反对讲长话，讲空话。他出席会议时尽量讲短话，没有话宁可不讲。

1981年11月5日，中共全国政协机关党组向邓小平报送了《关于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会务工作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并请他致开幕词。邓小平批示：“不致开幕词，因为没有必要，无话可讲，但我可主持会议。”1982年10月30日，中共全国政协机关党组再次请邓小平出席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并讲话，邓小平仍然这样批示：“没有新的话要讲。闭幕时我出席，但不讲话。”

邓小平讲话，一般不用事先准备稿子，只有在一些重要场合，一些重大问题需要进行深入阐述时才由别人帮助起草稿子。即使这样，他也总是要求起草人要从政治角度看问题，要能抓住要害，文字不能太多，而且都是自己先写出简明的提纲。比如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那篇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他自己写的提纲只有四页纸，但要讲的问题，要突出的观点都有了。1979年3月27日，为了准备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他专门把胡乔木等同志请到家里，谈稿子的起草问题。看了已经起草的稿子，他说：现在文字太多，枝叶太多，比较平淡，吸引力不够。现在要强调的只是几个问题，语言太多，把要突出的问题冲淡了。这篇讲话是政治性的讲话，不需要讲很多理论的话。邓小平的这段话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他对讲话稿的要求。

邓小平不仅自己率先垂范，对党内的重要会议、汇报，重要领导人的讲话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早在1956年，讨论中共八大报告和发言稿的起草时，他就说过：“八大大会发言要精彩、生动、多样性，还要短。”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8月26日，在与胡乔木等同志谈中国科学院起草的汇报提纲时，他说：稿子太长了，中央的同志没有可能看，要短一点。话要少说一些。1982年6月25日，党的十二大报告框架出来以后送他审阅，他在同有关同志谈报告修改时说：报告架子可以，但要写得精彩些、短些。1983年12月，他在审阅有关同志起草的邓颖超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稿时，作出批示：“一个问题几句话就够了，不宜解释太多。我看文字压缩一半，更为恰当。”

总之，在如何开会讲话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基本观点是：“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他还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有什么样的话风，就有什么样的文风。邓小平的文风也和他的话风一样，言简意赅。他曾经说过：“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对于自己已经讲过的话，整理出版时，邓小平要求尽量简化。1987年10月5日，中央文献研究室整理了他1950年《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准备作为《刘邓大军征战记新闻编》的代序言。他看过后批示：“可以，就是罗嗦了些，最好删节一半。”《邓小平文选》三卷，内容丰富精深。全书共收录文章119篇，最短的不足百字，最长的一篇即南方谈话，7500字，是根据他在四个地区的讲话综合而成的。

邓小平简约、高效的话风值得我们认真体会、品味。前一时期，网上评出“最令人反感的十句话”，其中一些领导干部在会场上的开场白“下面我简单讲两句”名列前茅。人们反感的不是真正的“简单讲两句”，而是这一开场白之后的长篇大论。开长会，讲长话，形式主义的话风已经成为人们痛恨的顽疾。因此，学习邓小平，学会开短会、讲短话，对领导干部十分重要。

讲短话，有助于提高发言人的思维、表达能力，展现发言人的综合素质。要“长话短说”，就必须对所谈话题有所研究，胸有成竹，如此才能删繁就简，言近旨远。做不到长话短说，说明对问题没有深入的研究和思考，抽象、概括能力不高，抓不住问题的要害。邓小平讲话一般不用稿子，但事先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讲短话，能提高效率，用省下的时间去想问题、干实事。鲁迅说过：“时间就是性命。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学会讲短话，节省了自己的时间，也节省了他人的时间，对自己有好处，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这也是邓小平强调讲短话的道理之一。

讲短话，只是邓小平话风的一个重要方面。邓小平的话风还有许多特点，比如讲新话。短话如果空洞无物，无病呻吟，老生常谈，同样不招人喜欢。相反，长话如果有内容，有新意，同样能引起人们的兴趣。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的口头报告，整理出来长达3万多字，幽默风趣，充满新意，当时的听者一直难忘，今天读来也启发多多。邓小平的讲话，不管长短，总是针对性强；针对性一强，就有新话，没有新话他宁可不讲。

“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一些领导干部的讲话喜欢引用经典著作，连篇累牍，但却没有新意，看不出针对性，看不出自己的观点。邓小平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评。1977年8月3日，他与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谈话，商议为他起草在中共十一大的讲话稿、撰写一篇关于三个世界的文章。他说：我在这个会上想讲一讲，不要太长。特别指出：讲毛泽东思想，不在引用很多毛主席的话，而在发挥他的根本思想。只是把语录集中起来不好，不要这样，我向来引用少。同一天，他看了英国作家兼电影制作者费里克斯·格林6月4日同新华社记者谈关于中国对外宣传存在“八股调太重”、“缺少新鲜的思想”等问题的谈话记录后，作出批示：“我认为格林的意见都重要，无论宣传和文风等等方面，都值得注意。建议印发给作宣传、外事的同志看看。”11月3日上午，在会见美籍华人王浩教授时，又指出：格林提的意见很好，已印发所有搞宣传的人，主要是反对不真实、八股调。我就不愿意看那些八股调。

在此前后，他多次跟参与起草文件和讲话的同志谈话，强调不要光讲现话，要讲几句新话。光讲现话没有人愿意看。稿子应有新内容，要回答和解决一些问题。只要有新意就好。

不光是讲新话，还要语言朴实，这是邓小平话风的又一个特点。他反对一些领导干部为了出新，哗众取宠，满口新词却没有新意；也反对一些人故作玄虚，玩弄所谓专业名词，以为老百姓听不懂就是深刻。邓小平晚年曾感慨：“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邓小平讲话，思想新、内容新，却很少用新词、生词，都是实话，都是老百姓一听就懂的语言。比如，“打破思想僵化”，“解放思想”；“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是达到小康水平”；“要坚持两手抓”，“两只手都要硬”；“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就在‘四个坚持’”；“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等等，所有这些提法针对性都很强，讲得实实在在、简明有力，同时又都是思想深刻、识见高远、新意迭出。正因为如此，邓小平的这些重要思想、论断，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惯常的用语，以至成为引领时代风尚的箴言。

总之，会风、话风不是小问题，它是领导干部思想、作风、经验、智慧和形象的具体体现，也是党风文风的重要体现。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都注意开短会和讲短话、讲新话、讲实话，那么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就会更加密切，工作就会更加实事求是，我们的党风文风也会展现出新的面貌。

（作者：孙业礼，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北京100017）

（来源：《党的文献》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