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马迁、司马光治史想到的
孙业礼
唐朝时，礼部尚书郑惟忠曾经向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呢？刘知几回答说：“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刘知几的回答被时人评为笃论。后世很多学者对“才、学、识”的说法进行了研究和阐发，多认为关键是“识”。
“识”到底包含些什么，怎么培养？前人已有许多论述，其中也不乏精辟之见。
首先要有见识。书上得来终觉浅，百闻不如一见。见，就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读书和实践的基础上去领略、感受和体验。
许多历史人物和事件已经融入了一方山水，一方人文，还在与现实生活产生着互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人物和事件还是活着的，其影响还在继续。走近领略，亲身感受，切实体验，这样才能把握历史跳动的脉搏和鲜活的灵魂。
后来写成《史记》的司马迁，20岁就从当时的京师长安出发，经南阳（今河南南阳），越汉水，取道南郡（今湖北江陵）渡长江，到达湖南的汨罗江，游览了湘南、湘西。后又到江西，登上庐山。接着到浙江，上会稽山，“探禹穴”。此后，他到江淮一带，游览姑苏山，参观战国时春申君的故城和宫室，访问韩信的故乡和封地淮阴。在山东，他拜访鲁国的首都、也是孔子的故里曲阜，访问齐国孟尝君的封地薛县（今山东滕县）。从这里他又进入江苏，访问彭城、沛郡、丰县，这些都是楚汉相争时群雄并起、豪杰辈出的地方。之后，他途经安徽到达睢阳（今河南商丘），参观垓下和睢阳以西魏国的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从这里才回到了长安。后来，作为汉朝的使臣，司马迁还“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即到过如今的四川、云南境内。他还随从汉武帝到过今天的甘肃和内蒙一带。司马迁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
正是这样的游历，使司马迁得以拂去历史的封尘，收集和采访到极其丰富的有关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第一手资料。
正是这样的游历，使司马迁深入下层社会，熟悉民间风情。没有对社会的周知，对人情世故的谙察，便很容易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
正是这样的游历，极大地开阔了司马迁的视野。游历，不仅陶冶了司马迁的情操，也激发了他的万丈豪情和不尽思绪。因此，在《史记》中他能“凌云健笔”、“逸气纵横”。
今天，我们的交通和各方面的条件比司马迁的时代不知要优越多少，但为治史而对历史进行广泛考察的人，却不多见。这里想起了一位名叫索尔兹伯里的美国记者，他70多岁重走长征路，靠亲身体验和实地采访，写出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这样一部鲜活、生动、逼真，在海内外产生很大影响的长征史作。只要为了求“识”，既博览群书，又遍游四宇作实地考察，前人能做到的，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到并且会做得更好。
其次要有眼光。既要有胸怀全局的战略眼光，能在纷繁复杂的事件中抓住要害；又要有透彻的洞察力，看问题入木三分，一言中的。这需要有一定的思想深度，需要有特殊的阅历。最主要的是懂政治。否则，历史研究就像雾里看花，抓不住关键，也不可能深入。
中国历史上两位最著名的史学巨匠司马迁和司马光，都有着极强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洞察力。司马迁做过多年的太史令，负责掌管朝廷的文书，记载朝廷大事；有时还参与朝廷决策，随从皇帝外出。50岁那年，他出狱后做了中书令。这更是一个掌管机要的显职，可直接亲近汉武帝。因此，司马迁的作品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往往能让人们看到一些历史事件背后的东西。如通过《淮阴侯列传》，人们就能把汉初权力斗争的诡谲和残酷看得清清楚楚。正是有了全局的战略眼光，《史记》中不仅有中国的历史，也有中国以外的内容；不仅有政治、天文、地理，也包含有《平准书》、《货殖列传》这些难得的经济方面的内容。
司马光这方面的见识、阅历更是历史上一般史学家不可企及的。他20岁中进士，不久即至京师做官。宋仁宗末年，官至天章阁侍制兼侍讲（即皇帝顾问）。宋英宗时为龙图阁（收藏皇帝御书、文、典籍、图书的地方）直学士，担任皇帝侍从。宋神宗即位后，任翰林学士（皇帝的顾问和秘书官）、御史中丞（中央监察机关的高级官员）等职，最后官至宰相。他对《资治通鉴》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以独特的识见在庞杂的史料中选取了最有代表性和最有价值的东西。
司马光手下有一班人，他们对历史典籍的熟悉程度不比司马光差，大量的基础工作也都是他们做的；但他们需要司马光这样的人，愿意协助司马光完成这一事业，主要原因就在司马光有政治见识和史识。
再次，要有创见。就是说对历史要有自己的立场、观点，有自己的分析、思考和独到的见解。
中国治史的传统是“以史为鉴”，是“述往事，知来者”。司马迁《史记》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有“不与圣人同是非”的独到见解。司马迁开创了“世家”体例，进入“世家”的大都是功高盖世、权倾一时的国之重臣。但令后世许多人不解的是，他为什么会把陈涉也纳入“世家”？陈涉在当时不过是一介乡野草民，是统治者眼中的“乱臣贼子”，如何也进得了“世家”？司马迁自有道理，“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两千多年过去了，现在来看，又有谁说太史公讲的这些话没有道理呢？王侯将相们的功业不断传颂，孔子的儒术更是代有传人。但陈涉开创的事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是大一统之后，不堪压迫、揭竿而起的农民英雄，其后中国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造反者一脉相承。孔学传下来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传统、革命的精神也传下来了。
认识不能只局限于一些具体的见解，还必须上升为“通识”，上升为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讨和认识。也就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方面太史公和司马光也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史记》中带规律性的总结不胜枚举，许多已成为格言警句，几千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引用。
另外还要有“胆识”。史学研究中，如果仅有才、学，但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写，也不可能有大的成就。
有句古训叫“才、学、胆、识，胆为先”。笔者以为，这里的“胆”，不只是胆量，更是胆识。
胆识，首要的就是大胆，要“敢”字当头。就史学研究来说，首先要敢于涉足新的领域。史学研究往往存在这样一种现象，愿意研究古代史的人多，研究近现代和当代史的人少。究其原因，大概是以为古代史离现实较远，说的不好或说错了，没有人来追究，也没有风险。中国有句成语叫“殷鉴不远”。“不远”二字非常重要。惟其不远，才更有借鉴作用。《史记》130篇，完全写汉以前历史的55篇，完全写当代史的51篇，重点写当代史的有15篇。写当代人物占半数的有3篇。论述古代和当代各项制度和自然、社会问题的有5篇，《太史公自序》1篇。如此算来，《史记》中完全写当代史的有66篇，加之其他篇章中当代史的内容，司马迁以52万余字写三千年的历史，竟然用了半数以上的篇幅记述当时的近百年历史。可见他对当代史的重视。
不仅要敢于涉足新领域，还要敢于说真话。“秉笔直书”是中国史学家的一个优良传统。有人甚至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公元前548年，齐国大夫崔杼杀了国君齐庄公。齐国的太史执笔书曰：“崔杼弑其君。”崔杼便将太史杀死。太史的两个弟弟又相继接替兄任，仍然直书“崔杼弑其君”，结果又被杀。太史兄弟中连死三人，而四弟继任太史后，还是直书“崔杼弑其君”。更有“南史氏闻太史氏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就是说，如果这个四弟也被杀了，还会有史家前赴后继，接着直书。当然，这样做需要勇气，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
敢写，还要善写。要敢于并善于创新，走新路子。如就体例而言，司马迁就开创了书、表、本纪、世家和列传。
“江山代有才人出。”《太史公自序》中有段话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正是本着这种“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强烈责任感发愤著书，写出了“史家之绝唱”。从司马迁到司马光历经一千多年，从司马光到现在又近一千年过去了。特别是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复兴的时代，人们期待着出现一批新的有才、有学、特别是有“识”的史学大家。
[作者孙业礼，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北京 100017]
（来源：《党的文献》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