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曹操的用人之道谈“惟才是举”与“以德为主”的统一
孙业礼
曹操“惟才是举”的用人之道颇为后世所称道。他的“求才三令”，似乎给人一种印象，以为曹操只重才，不重德。其实不然，曹操用人并非不讲德行。
据《三国志》记载，曹操为司空丞相时，部下按照他的意图选人，“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有人还作过比较，曹操的部下与当时的刘备和孙权两个集团相比，德行不端者并不多。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曹操说的和做的似乎并不一致。于是有人提出曹操的“惟才是举”另有深意，是要为自己的出身正名，为自己做皇帝做理论铺垫。但笔者认为，最根本的还是曹操对用人之道有着更深刻的见解，这就是他提出的“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
“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全面反映了曹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灵活机动的用人之道，能够更好地解释曹操的用人实践。
为政之道，要在得人。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希望能有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当然，这个“德才兼备”的具体标准和要求，是因时而异的，不同的统治者，对“德”与“才”尤其是“德”，都会有不同的标准和要求。还应看到，世上德才兼备的人毕竟不会是比比皆是。于是，“以德为主”还是“惟才是举”，就成了历代政治家们经常面临的两难选择。围绕这一问题的探讨，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观点。
我国历史上的用人理念大多是倡导“德才兼备，以德为本”，在德与才两方面素质中，尤其强调“德”。周公力主“惟听用德”。孔子强调“为政必以德”。儒家经典《四书》中的《大学》，开宗明义就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秦汉以来的历代政治家、思想家中，许多人都强调以德为本。西汉的陆贾指出：“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诸葛亮重才，但更看重德，他主张选用忠诚、坦爽、廉洁的贤人，远离“奸伪悖德之人”。魏征也说过：“今欲求人，必须审防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司马光更把这一观点发挥到了极致。他提出“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并进一步把人细分为“圣人”、“君子”、“小人”、“愚人”四类。“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于才谓之“君子”，才胜于德谓之“小人”。由此，他提出了下述论断：“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同“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的这种重德轻才的思想相比，我国古代还有着另一种用人思想和实践。
西汉刘邦主张用人不拘一格。他还十分讨厌儒家仁义道德的一套。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他过陈留时，郦生前往军门拜见，手下的人进去通报说有人求见，刘邦正在洗脚，问：什么人？手下人说：像是个儒者。刘邦不耐烦地说：告诉他，我正忙国家大事呢，没工夫见他。郦生让手下人告诉刘邦：我不是儒者，是高阳酒徒。刘邦一听，立刻说：快请他进来。刘邦重用陈平是他不拘一格用人的典型例证。陈平当时负有“盗嫂受金”的恶名，许多人向刘邦告发他的恶行，但刘邦却采纳了举荐者魏无知的意见“楚汉相争，全仗奇谋，不尚细行”，果断重用陈平，任命他为护军中尉，后来还封侯、拜相。而陈平也不负重托，六出奇计，为刘邦初定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
曹操更是鲜明地举起了“惟才是举”的大旗。他的“求才令”说：“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焉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
北宋的王安石也主张“惟才是举”，认为变法最大的障碍是秉持国政“安习故常而无所知”的“庸人”。他请朝廷罢黜那些“年老、患病、赃污、不材之人”，并愤激而曰：“不材之人为害胜于脏污者”，就是主张宁可用操守有玷的才智之士，也不用因循废弛的庸人。明朝的张居正也指出：“本朝则立贤无方，惟才是用。”并断言：“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
清朝康、雍、乾三朝在用人上，也强调“宁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误事的清官”。大学士、云贵总督鄂尔泰曾自述过他的用人心得：大小官员中，德才兼备的十分难得，须先取其才干，次论其操守德行。
历史上这两种用人之道各不相同，都有一套自圆其说的理论，也都有着成功的事实。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实现人才资源的最佳配置，有没有将上述在用人上两种侧重点不同的思想和做法统一起来的办法呢？
其实，这方面古人也作过有益的探讨。如前所述，曹操的“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即其一。与曹操同时代的桓范也持类似见解：“臣闻帝王用人，度世授才。争夺之时，以策略为先，分定之后，以忠义为首。”唐初魏征虽重用人之德，但他也说过：“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备，始可任用。”
从古人的论述和实践中我们不难看出，“以德为本”和“惟才是举”是可以统一的，关键看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也就是说，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时而异”、“因事而异”、“因人而异”。
所谓“因时而异”，就是要看历史时期的需要。历史上大凡乱世、创业时期和革命、改革时期往往需要更多地侧重和强调才干；而治世、守成时期和建设发展时则往往需要更注重德行。因此，领导者要善于审时度势，抓住“急务”，根据当时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实现的主要任务来“因时而异”地决定用人的侧重点和具体政策。
所谓“因事而异”，就是像陈云同志所说的“坚持人事两宜的原则”。《颜氏家训》中曾根据当时国家事务的需要，将人才分为六类：朝廷之臣、文史之臣、军旅之臣、藩屏之臣、使命之臣、兴造之臣，并对每一类人从“德”与“才”两个方面提出不同的具体标准和要求，生动地体现了在用人具体标准和要求的掌握上的“因事而异”。
所谓“因人而异”，一是要看领导者本人的本事，能不能驾驭各种人才；二是要对所用之人进行分析。这就要求领导者本人必须有过硬的本领，才能大胆使用各类人才。德胜于才者，要多给予机会，注重在实践中培养、增长他的才干；才胜于德者，要多进行教育和监督，督促其加强修养。
[作者孙业礼，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北京 100017]
（来源：《党的文献》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