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评王安石变法说起
孙业礼
王安石曾被列宁誉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他的改革历史上称为“熙宁新政”。但是，他的变法最终失败了。毛泽东曾总结王安石变法的教训，认为他“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王安石的新政，包含了多项变革，他自己最为得意的创新、也是最为当时人所诟病的是“青苗法”。
宋朝立国百年后，积贫积弱形势日峻。宋神宗赵琐继位后，面临内忧外患，思图富国强兵，有所作为。当时，广大农民十分贫困，导致他们纷纷破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高利贷的猖獗和地主豪强的土地兼并。每年青黄不接之时，农民为了维护生活和生产，常向地主豪绅乞借高利贷。于是，“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为了改变这种情况，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采纳王安石的建议，出台了“青苗法”。所谓“青苗法”，实际上就是由国家代替富户来发放这种用地里的青苗作抵押的贷款，即在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贷款，秋后再连本带息一并归还。所定的利息2分，自然较富户为低。这样做既可免除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又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利国利民。“青苗法”推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济贫困、抑兼并、促生产，其立法宗旨不可谓不善；新法来自实践，陕西地方官推行时，效果不错，王安石在治鄞县时也做过试验，受到百姓欢迎，其操作性比较强；考虑到推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问题，新法推行的同时还作了许多相关规定，如：民户自愿请贷，“不愿请者，不得抑配”。归还之时，或缴纳粮米，或缴纳时粮价贵亦可缴纳现钱，“皆许从便”等等，其配套措施也比较完备。但新法一经全面推行却完全走了样，不但无“惠民”之效，反而变成了害民之法。
——自愿贷款变成了强制摊派。虽然朝廷屡次禁止州县官吏向百姓抑配青苗钱，但为了出政绩，各级官吏“务以多散为功”，“故不问民之贫富，各随户等抑配与之。“强制摊派引起人民不满，“民间喧然以为不便”。但为掩盖事实真相，官员们竟然上奏假称“民皆欢呼盛德”。
——低息贷款成了官方的高利贷。朝廷规定取息2分，“而施行之际则不然也”，“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许多地方明令取息3分，甚至更多。司马光为陕西路青苗钱算过一笔账，农民得青苗钱“陈色白米1石，却将来纳新好小麦1石8斗7升5合，所取利近1倍”。
——新法推行的过程成了地方官吏从中捞取好处、雁过拔毛的机会。过去，农民向地主贷款，双方讲好价钱即可成交。现在向官府贷款，要有手续，先要申请，后要审批，最后要还贷。道道手续，都成了官员们捞取“好处费”的关卡。“闾胥里长于收督之际有乞取之资”，因而借青苗钱者在出息3分之外，还有许多额外的破费。正如苏轼所说：“又官吏无状，于给散之际，必令酒务设鼓乐倡优或关扑卖酒牌，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课暴涨，此臣所亲见。”这样一来，借青苗钱者不但要负担重息，经过官吏层层敲剥，甚至本钱也倒贴了进去。“虽兼并之家乘饥馑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重”。
——官府的逼债手段比民间放高利贷者更加严酷。官府掌握专政的机器，农民还不出钱，官吏们则“鞭笞必用”。苏轼对此就颇为不满，并发而为诗：“我是朱陈旧使君，劝耕曾入杏花村。而今风物哪堪画，县吏催钱夜打门。”如此做法，农民更加难以忍受。
凡此种种，“青苗法”实行“20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雇妻卖女、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最后，新法在一片反对和攻击声中被迫废止，王安石也被罢相，郁郁而终。
此后，“青苗法”的失败原因成了历代学者研究的课题。人们从不同角度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但公认的一条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司马光所说“皆吏不得人，故为民害”，也就是说在推行新政改革的同时，忽视了吏治的改革和整顿。当然，这对王安石来说要求过高了，在那个时代，要对吏治进行根本的整顿是不可能的。
如本文开头时所述，毛泽东总结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教训是“并不周知社会之故”。“不周知社会”内涵很多，其中自然也包含了“吏不得人”的问题。因此，毛泽东赞成“治国就是治吏”的说法。他正是基于这种历史的经验教训，反复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必须善于使用干部。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也反复说过：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关键在人”。江泽民也十分强调：“为政之道，要在得人。世界社会主义的历程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仅要有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而且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关键是要选好人、用好人。”
[作者孙业礼，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北京 100017]
（来源：《党的文献》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