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的政治风格

作者:孙业礼    发布时间:2015年06月19日    

陈云的政治风格

孙业礼

[摘要]陈云的政治风格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时刻关注民生、关注人民群众现实利益,把人民群众的关切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敢于仗义执言、无私无畏、坚持真理;重视领导艺术,善于运用正确的思想方法,特别是坚持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用以指导工作;有着宽广视野,不会陷入事务主义,善于谋划战略问题;有着宽阔胸襟,讲党性、顾大局,不居功、不自傲,善于忍耐和等待;善于“算账”,算大账高瞻远瞩,算小账明察秋毫;办事循序渐进,量力而行,既积极又稳当。陈云的政治风格,包含了他的政治智慧、政治素养、政治实践和政治经验,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

[关键词]陈云;政治风格;无产阶级政治家

在当今中国,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造就一大批善于治党治国治军的政治家。邓小平曾经说过,“哪一天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政治家、经济管理家、军事家、外交家就好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页。) 这里,邓小平把培养政治家放在了首要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高级干部要“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强调“我们党需要的是一大批善于治党治国治军的政治家,而不是胸无点墨、利欲熏心的政客”。怎样才能培养和造就一大批优秀的善于治党治国治军的政治家呢?这方面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政治家给我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的宝贵经验和遗产。认真继承这笔遗产,我们将受益无穷。

“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人民日报》1995年4月17日。)这是陈云逝世后,党和国家对他作出的高度评价。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陈云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他有着怎样的政治风格,对我们今天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

第一,陈云是一位有着坚定理想信念的政治家。陈云出身店员,可以说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唯一一位直接从工人阶级中成长起来的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有着天然的感情和执着的追求。延安时期陈云就说过,共产党是为人类的彻底解放,为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事业而奋斗的政党。因此,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改革开放后,1983年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陈云坚定而充满激情地说:“资本主义必然要被共产主义所代替,这是无可改变的法则。现在世界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这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铁证。我们可以充满信心,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2—333页。) 纵观陈云的一生,无论斗争如何艰巨、情况怎样复杂,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始终坚贞不渝,表现出共产党人不可动摇的意志和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

有没有信仰,信仰是不是坚定,是政治家与政客的根本区别。政治家为信仰而奋斗,政客为利益而奔忙。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党的老一辈政治家共同的政治风格。毛泽东说过:“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1页。)邓小平也多次强调:“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137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这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深刻总结。对于当今中国的政治家,坚定的理想信念应该是第一位的要求。

第二,陈云是一位时刻关注民生、关注人民群众现实利益的政治家。政治家不仅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还必须关注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不然就只能是空头政治家。陈云说过:不要看不起吃、穿、用,油、盐、柴、米,这是人民的大事。“人是要吃饭的,不能天天靠吃马列主义过活,一天不吃饭,肚子就饿得哇哇叫。”(《陈云文选》第3卷,第33—34页。)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陈云解释说:“不解决实际问题谈为人民服务,则是空话一句。”(《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他强调,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不管是领导经济工作还是做其他工作,切实为人民谋利益都是陈云遵循的一贯原则。三年困难时期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在陈云身上,对崇高理想的执着追求和为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关注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关心群众生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老一辈革命家政治风格的共性。毛泽东说过:“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党的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政治家也都非常关心群众生活。但像陈云这样在大量著作中直接论述解决群众吃穿用问题,作决策能从妇女的头发夹子出发,从群众经常要补破袜子的事实出发的政治家,确实不多见。习近平说,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当今中国,每一个会治党治国治军的政治家,都要时刻关注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把人民群众的关切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三,陈云是一位仗义执言、无私无畏、敢于坚持真理的政治家。陈云有句名言: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他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敢于坚持真理的典范。在遵义会议上,陈云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支持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1956年,他及时发现经济工作中的急躁苗头,提出反对冒进。在“大跃进”中尽管因此遭到严厉批评,他仍然坚持综合平衡,坚持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观点。1962年夏,面对广大农村的天灾人祸,陈云提出必须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并肯定了安徽等部分地区采取的包产到户的做法。此事关系重大,他决定亲自向毛泽东提出建议。当时,考虑到毛泽东对这一重大建议可能不会接受,有人曾劝他不要急于提出。陈云义正词严地说:“不能患得患失。我担负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对人民负责。遇到大事,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就要尽快提。这关系到党的事业的成败,关系到人心向背,怎能延误时机。”(转引自周太和:《学习陈云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和实践》,朱佳木主编《陈云和他的事业——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2—43页。)在受到严厉批评,承受很大压力的情况下,他仍一直保留自己的意见,认为在某个历史阶段,在农村实行分田到户(并不是分田单干),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的一种有效办法,确实可以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文革”中,“四人帮”利用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诬蔑陷害周恩来。其实当年中央早就已经巧妙地登广告澄清了此事。此时陈云自身难保,但他仍然坚定地出来作证说:“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这件事完全记得是国民党的阴谋。”1972年6月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小组会上,邓颖超向陈云询问这个问题。陈云回答:“我知道这件事,这是国民党的阴谋,小广告是上海临时中央对付国民党阴谋的办法。”为了郑重起见,陈云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书面发言中对这件事再次作了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伍豪等二百四十余人脱党声明,是在恩来同志已经到达中央苏区之后,当时临时中央设法登了一个小广告,用报馆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间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但因为保人关系,不能登出。用这个小广告使白区和全党同志知道国民党的阴谋,不受其欺骗。”(转引自《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页。)陈云这样的做法,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陈云较早提出并坚决支持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支持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批评,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顶着压力,打破禁区,提出为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等重大冤假错案平反,扭转了会议的方向。

凡是认定的真理、看准了的事情,陈云从不轻言放弃,只要党和人民需要,不论情况多么复杂,也不论形势多么险峻,他总是敢于坚持真理,仗义执言,勇往直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陈云坚持真理、坚持原则,不讲违心的话。即使在巨大的政治压力面前也是如此。这种非凡胆识和坚定立场,充分展示了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无私无畏精神。毛泽东就曾感慨地说过:陈云这个人是很勇敢的,“坚持真理也勇敢”。陈云这种鲜明的政治风格,使他在党内赢得了崇高的威望和赞誉,也为后来的政治家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第四,陈云是一位研究和运用哲学、重视领导艺术的政治家。陈云晚年曾经说过:“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在我们在新的形势下,全党仍然面临着学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这项最迫切的任务。”“我个人的体会是: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希望能够组织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的同志都来学习哲学,并把这个学习看成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的一项重要责任。”(《陈云文选》第3卷,第360、362、362页。)

延安时期,陈云就组织学习小组,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时他读了毛泽东起草的全部文件、电报之后,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陈云总结了十五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十五个字体现了陈云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正是从这十五个字出发,演绎出陈云精湛的领导艺术和他后来辉煌的治国理政生涯。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陈云不从书本出发,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具体领导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走出了一条中国独特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道路。“一五”计划时期,他不照搬苏联模式,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符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受到毛泽东的赞扬。在后来的各种运动中,他也总能保持清醒头脑,提出正确的见解。

陈云历来强调做领导工作要善于抓住重点,一抓到底,抓出成效。他说过:“不忘记经常工作,但必须抓住中心,防止事务主义,乱无头绪。”(《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1页。)他认为:“工作不抓住要点,乱钻,那是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陈云文选》第2卷,第127页。) 陈云作决策工作,总是注意把握全局、突出重点,并反复权衡利弊,慎重拍板决断。他认为:“要有所得就会有所失。如果这也舍不得丢掉,那也舍不得丢掉,结果什么也得不到”。(《陈云文选》第3卷,第141页。)“分别轻重缓急是非常重要的”。(《陈云文选》第2卷,第25页。)他主张:“工作一件一件来,每件工作做到底,就是最有成效,最快速度。”(《陈云文选》第1卷,第221页。)开国之初,经济工作头绪繁多,百废待兴。陈云抓住了两个重点:一是通过统一财经管理,增强国家财政力量,迅速稳定了物价;一是通过调整,特别是通过加工订货和打通城乡交流,激活了停滞的经济。一个统一,一个调整,“只此两事,天下大定”。(《陈云文选》第2卷,第138页。)20世纪70年代末,他主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紧紧抓住宝钢这个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点,亲自过问,深入调研,几经反复,作出了同心协力建设好宝钢的决断,同时全面落实了党中央在这次调整中有进有退的方针。陈云领导经济工作成效卓著,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在不同时期都能敏锐地抓住中心问题、重点问题,并且抓住不放,直到解决好为止。所以,毛泽东这样评价过陈云:“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到要点。”(《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页。)

遇有重大决策,他总是准备多种方案,经过“交换、比较、反复”,决定取舍。1953年,为寻求解决粮食供求问题的办法,他在仔细研究古今中外粮食管理的各种办法后,提出了八种解决我国粮食问题的方案,并从实际出发,对每种方案的利弊得失进行比较研究,最后提出了统购统销的重大决策,提交党中央讨论决定。在决策过程中,陈云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反对意见。在他看来,“有不同意见是好事,可以使我们看问题比较全面,避免片面性,少犯错误”。(《陈云文选》第3卷,第215页。)如果没有不同的意见,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

陈云用十五字箴言的精辟概括,对“实事求是”作出了自己独特的注解。像古代的《孙子兵法》,有十几家注释,每个人都从自己的实践、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去诠释,各放异彩,有些注释甚至比原文更精彩。以至到今天,如果没有这些注释,就不能构成完整的《孙子兵法》。陈云对“实事求是”的理解、诠释,是对实事求是思想的极大丰富和发展。

有人评价:陈云一生很少犯错误,大错误没有,小错误也很少。这与他的正确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高超的领导艺术是分不开的。“鸳鸯绣了曾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但是晚年陈云却把金针度与人、度与全党。他多次把自己的十五字心得抄赠别人,并强调:这十五个字,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陈云这一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所体现出的高超领导艺术,值得当今每一个政治家认真学习和领悟。习近平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曾多次强调党校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主要课程,并引用陈云关于学习哲学的话,建议领导干部读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著作,掌握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

第五,陈云是一位有着宽广视野、善于谋划战略问题的政治家。陈云历来强调领导者要目光远大,要十分注意考虑关系党和国家发展全局及长远利益的战略性问题。他经常说,做工作要有战略眼光,“要拿出一定时间‘踱方步’,考虑战略性的问题”。(《陈云文选》第3卷,第377页。)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就针对一些同志忙于具体工作而不大考虑全局和重大问题的现象,提出:“过去旧商人中,有一种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的,他们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我们“也应该有踱方步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的人”。(《陈云文选》第2卷,第334—335页。)陈云自己就是这样的战略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担负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但他从不会陷到具体的日常事务中而出不来,总是花更多的时间开展调查研究和思考重大战略问题。在工作中他总是未雨绸缪,遇到重大困难和问题时能够及时拿出正确的解决办法。改革开放后,他又多次使用“瓜皮帽、水烟袋”、“踱方步”的形象说法,特别强调指出,“上层机构要有人专心考虑大问题”,“我们要有这样的战略家”(《陈云文选》第3卷,第310页。),这样才能应对日益复杂、瞬息万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新的更加艰巨的任务。陈云认为,对于领导者特别是各个部门、各个地方的主要领导者来说,做好日常工作很重要,专心思考和研究战略性问题也很重要,而且更重要。越是责任大、任务重,越要从大的方面看问题,保持头脑清醒。他说过:一年只有365天,如果领导者对所有来访者都会见,所有会议都参加,恐怕谁也受不了,也办不成大事。上层领导机构和领导班子成员,总要有些人,能够脱开日常事务,静下心来专门考虑大事。凡事预则立。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见事及时,从容应对前进道路上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和风险,立于不败之地。

陈云曾经戏说自己是管吃穿问题的。但他的思想决没有停留在日常的吃穿事务上。他有着战略家的素养和情结,总是看得更全面、长远、深刻,见人所不见,发人所未发。“文革”中,他早已靠边站,但他的思想并没有停下来,而是放眼全国,放眼世界,考虑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考虑资本主义的发展现状,考虑如何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大问题。1973年,陈云恢复工作后,协助周恩来抓对外贸易。让所有人始料不及的是,他一工作就提出了要研究资本主义的问题,他说:“列宁讲过:到共产主义时代,会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所。我看,现在离那个时代还很远。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他说:“要研究包括像尼克松国情咨文那样的东西。过去没有参考资料,只有参考消息,但过去这方面的材料我是都要看的,重要地方还划圈圈。像康纳利、舒尔茨、德斯坦的讲话材料都要看,都要研究。”(《陈云文选》第3卷,第218页。)这一时期,国际金融领域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行已达28年的以美元为中心的旧国际货币体系开始解体。陈云敏锐地抓住这一问题,对美、日、英、西德、法各国1969年至1973年的货币发行量、外汇储备、黄金储备、世界黄金年产量、主要产金国黄金年产量,1969到1973年美、日、英、西德、法各国的钢铁机械和其他基本建设投资数量,美国1973年对外贸易赤字等情况,一个一个进行具体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们的因应之策。像这样的例子,在陈云的政治生涯中还可以找到很多。

“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这是中国古代对杰出政治家的要求和赞誉。陈云正是这样的政治家。他平时能够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真正有事了能够勇敢地面对,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有了困难,有了重大问题,人们就想起了陈云。毛泽东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指的就是陈云。而陈云也总是不负众望,不计个人得失,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不是每一个政治家都具备这样的素养和风格,而具备这样素养和风格的政治家必定是一流的政治家,是真正让人佩服的政治家。

历史是粗线条的,年代越久远,线条越粗,到后来人们记得的可能就只剩下一些重要的节点了。有些历史人物看似重要,一时显贵,但在历史的重要节点上却看不到他的身影。有些历史人物却总是站在历史的拐弯处,向人们伸手示意,似乎在告诉人们,历史是怎样驻足,又是怎样在这里拐弯的。这样的历史人物总能被永久载入史册,长久留在人们的记忆中。陈云就是这样一位善于谋划战略问题,总是能够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的政治家。人们对他的记忆也格外深刻,格外长久。

第六,陈云是一位有着宽阔胸襟,讲党性、顾大局,不居功、不自傲,善于忍耐和等待的政治家。邓小平在考虑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时,曾经说过:“我们组成的这个新的领导机构,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这是对我们第三代领导人最根本的要求。”并强调:“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胸襟开阔。”(《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9、300页。)这不仅仅是对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要求,也是对所有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要求。陈云可以说是胸襟宽阔的典范。

古人说:“大事难事看担当,顺境逆境看襟度。”看一个人有没有胸襟,胸襟是不是宽阔,最重要的就是看他处于顺境和逆境的时候,特别是逆境的时候。

在顺境中,在做出成绩时,陈云不居功、不自傲。陈云是我们党资深的革命家和党的高级干部,新中国成立前就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又成为中央五大书记之一,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但他做人非常低调,从不愿意宣传自己。他说过:对个人的功劳要有正确的看法,第一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这样的次序是不能颠倒的。个人的作用是有限的,自己不要估计得太大了。任何人离开了人民,离开了党,一件事也做不出来,应该这样估计。我们是党员,在党的领导下,适合老百姓的要求,做了一点事,如此而已,一点不能骄傲。(参见《陈云文选》第1卷,第295—296页。)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坚持自己的工资应该比其他主要领导人低一级。他一直不主张宣传自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李先念提出他的名字排在陈云之后,但陈云坚持自己排在后面。

在逆境中,特别是受到不公正对待时,陈云从不消沉。他说过:“政治可以使我们放开眼界,放大胸襟,可以使我们去掉一些小气,少一些伤感。……我们是干人类解放的大事业的人,就算二十岁加入共产党,活到六十岁不过四十年,还要为一点小事情烦恼,不是太划不来了吗?”(《陈云文选》第1卷,第277—278页。)他总是忍辱负重,顾全大局,让他管事的时候,头脑不发热;不让他管事的时候,思想不消沉,绝无怨尤消极情绪,始终满怀革命的乐观主义。他对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从不议论,不为个人的得失而有丝毫烦恼。尽管有时真理在他一个人手里,但也不得理不饶人,而总是从别人的角度换位思考,交换、比较、反复,看到别人的长处,别人的好处,别人的道理。这样也使自己更加接近真理。当实践证明他是对的时,不去争论谁的过错,而是尽量想办法减少损失,纠正失误。

毛泽东曾说过:“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7页。)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善于忍耐和等待的政治家。陈云在这方面也是典范。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就受到错误批评,此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总是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在忍耐中等待大部分人的觉悟,等待历史的转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倡领导干部“低调为人”,强调“不能居功自傲,更不能把成绩和贡献当作向组织讨价还价的资本”,强调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陈云在这方面为后人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第七,陈云是一位“算账派”政治家。陈云精于计算,算大账高瞻远瞩,算小账明察秋毫。他非常重视数量的含义和数字的变化,善于运用数字,观察事物,表达观点。他的讲话和著作区别于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政治家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运用了大量的数据。他是我们党公认的不可多得的经济工作的卓越领导人,这与他重视数字,精于计算的风格是分不开的。用数字,观察事物,表达观点。他的讲话和著作区别于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政治家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运用了大量的数据。他是我们党公认的不可多得的经济工作的卓越领导人,这与他重视数字,精于计算的风格是分不开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他领导下,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结束了国民党政府长期的恶性通货膨胀,稳定了全国物价,被称为历史上的奇迹。当时,他对货币、税收、物资的流通数量进行了大量精心的计算,仔细地研究了全国和重点地区、大城市的市场供求关系,提出了每周每月调进调出粮食、棉花、棉布、煤炭等重要物资的调控数字,进行了大规模的调动,做到产供销基本平衡,使市场物价很快稳定下来。没有陈云精确的数据分析,做到这一点是不可想象的。

1962年经济困难时期,物价波动,难以控制。当时货币流通量已达到130亿元,陈云经过研究,认为社会必要货币流通量只需要70亿元。多出的60亿元怎么办?他提出了搞几种高价商品以回笼货币的办法。结果,只此一举,就回收60亿元,市场物价很快就稳定了。此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人们津津乐道。

1973年7月14日,陈云指出:“目前我国外汇较多,存银行要吃亏,除购买我们生产所需要的物资外,可买些黄金。但买黄金要算算账,外汇存银行能有多少利息,存黄金要付出多少储存费,看看合不合算。请银行、财政部和外贸部一起开会研究。”当国际黄金价格上升到80美元1盎司时,陈云就提出买黄金。银行部门研究后认为,以外汇购买黄金利息损失较大,不合算。陈云经过计算后十分睿智地指出:“买黄金是为了保值,不是投机。买了以后,可不可以再卖出去?在需要付款的时候可以卖出去,这不是倒卖,而是为了支付。”(《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4页。)国务院最后采纳了陈云的建议,在国际市场购买了大量黄金,增加了国家的黄金储备。1972年,我国的黄金储备是900万盎司,1973年增加到1280万盎司,购入黄金380万盎司,黄金储备增长42.4%。而到1980年,黄金价格就达到了每盎司852美元。新增的黄金储备不仅使我国的外汇储备在国际经济波动中得以保值,还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大规模引进技术设备的重要财源。

陈云经常说:“做经济工作要有战略眼光,要算大账。同时,也要算小账。”(《陈云文选》第3卷,第158页。) “钱是老百姓的,我们不能拿老百姓的钱开玩笑。”(《陈云文选》第2卷,第132页。)有人说他是算账派,他说,“我是算账派,脑子里有数目字”。(《陈云传》(下),第1792页。)算账派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政治家不能不算账。

当今世界已进入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要成为善于治国理政的政治家,更需要学习陈云的这一政治风格,重视数据,重视定量分析。

第八,陈云是一位稳当的政治家。毛泽东曾评价陈云这个人“比较稳当”,“稳当”这个词在陈云的文稿中也经常出现,很能反映他的风格。关于“稳当”他有很多名言,如:

“稳当一些,要多想一想,多请示一下。这样慢了一些,有点损失,但这比冒冒失失犯了错误,哪一样好?宁可稳当一些,不要冒冒失失。”(《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54页。)

“搞急了是要出毛病的。毛毛草草而发生错误和稳稳当当而慢一点相比较,我们宁可采取后者。尤其是处理全国经济问题,更须注意这点。”(《陈云文选》第2卷,第152页。)

“我们的工作部署,要反复考虑,看得很准,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稳扎稳打。慎重一点,看得准一点,解决得好一点,比轻举妄动、早动乱动好得多。困难时期只是着急,或者病急乱投医,不但无益,而且有害。”(《陈云文选》第3卷,第206页。)

“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 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陈云文选》第3卷,第279页。)

陈云历来强调办事情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既要积极,又要稳妥。部署工作,他总要反复考虑,看准情况,经过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稳扎稳打。同时他也一再强调,工作中凡是看准了的,确实有效的办法,就要集中统一,全力以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工作中特别是经济建设中发生的失误,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急躁冒进。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有些同志对改革和发展充满热情,但对其复杂性和艰巨性认识并不充分,也出现过急躁情绪。在当今中国,急躁也是许多问题的病根。

习近平同志至今记得他当县委书记时一位同事给他的临别赠言“关键时刻要戒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治大国若烹小鲜。大国政贵有恒,不能朝令夕改,不要折腾。今天喊这个口号,明天换那个口号,这不行。这不叫新思路,而叫不稳当。他还说:“摸着石头过河,符合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过程,符合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不能说改革开放初期要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再摸着石头过河就不能提了。我们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失误,一旦出现就无可挽回、无法弥补。同时,又不能因此就什么都不动、什么也不改,那样就是僵化、封闭、保守。要采取试点探索、投石问路的方法,取得了经验,形成了共识,看得很准了,感觉到推开很稳当了,再推开,积小胜为大胜。”(《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5页。)稳当,也是政治家必须学习的一种风格,是一个老练的政治家必备的素养。

陈云的政治风格包含了他的政治智慧、政治素养、政治实践和政治经验,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以上这些梳理和概括不一定全面和准确,但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思考。今年是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陈云离开我们也已经20年了。当今时代,新知识新事物层出不穷,有许多难题需要我们去破解,有许多挑战需要我们去战胜,有许多风险需要我们去应对。每位负责任有担当的政治家,都应注重从前人留下的思想宝库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珍贵滋养,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想大事,谋全局,如饥似渴地学习,毫不懈怠地实践,与时俱进地提高,更好地担当起应该担当的责任。

〔作者孙业礼,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编审,北京100017〕

(来源:《党的文献》2015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