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历史定位

徐永军

25年前，我们党和国家开展了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实质上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大讨论，在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这场大讨论中，邓小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大家公认的。但是在具体确定邓小平的历史地位时，则出现了三种有代表性的意见：一种认为邓小平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支持者；一种认为邓小平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领导者和支持者；一种认为邓小平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发动者和领导者。

这三种定位是有差别的。其中哪一种更恰当，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呢？本文试着作出回答。

一

为使回答建筑在厚重的历史根据基础之上，有必要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作一历史考察，看看邓小平在这场讨论中做了些什么工作，以及这些工作对讨论的进程有着怎样的影响。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酝酿阶段（从1977年2月“两个凡是”的正式提出到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公开争论阶段（从1978年5月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补课阶段（从1978年12月到1980年上半年）。

在每个阶段，邓小平都做了不少工作。

在酝酿阶段，1977年4月10日，他写信给华国锋、叶剑英并转党中央，提出必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率先表示了与“两个凡是”的不同观点。4月下旬和5月24日，两次向前去看望他的同志直截了当地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教条主义地对待毛泽东的讲话和指示“不行”，“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9页。】7月21日，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在复出的讲话中，再次郑重地在党的会议上系统阐述了完整地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含义。7月21日和8月8日、18日、23日，分别在十届三中全会、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十一大和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倡导恢复实事求是等优良传统和作风，抵制“两个凡是”的影响。同时身体力行，在领导科技和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过程中，实事求是地解除了套在知识分子身上的精神枷锁——“臭老九”，为知识分子恢复了名誉；实事求是地推翻了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对“文化大革命”前教育战线17年的两个错误估计，肯定教育战线17年“主导方面是红线”，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大成绩”【《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9，190-191页。】。

在公开争论阶段，1978年5月30日，他同胡乔木等谈话，针对有些人对《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实》文）的指责，决定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总结发言时，着重讲一讲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根本观点、根本方法这个问题，要求胡乔木等把这方面的意思写进讲话稿。6月2日，按照事先的设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总结讲话中，公开明确地支持《实》文的观点，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两个凡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与实事求是尖锐对立的本质。7月21日，同中宣部部长谈话，要他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7月22日，同中组部部长胡耀邦谈话，明确表示对他组织发表《实》文的支持，说，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72-73，74-75，98，92页。】8月19日，同文化部负责人谈话，询问真理标准的讨论是否涉及到文化部，表明同意《实》文观点的明确态度。再次表示，我们不要下通知，划禁区。能够讲问题，能够想问题就好。【《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72-73，74-75，98，92页。】8月23日，同最早打电话指责《实》文“犯了方向性错误”的同志谈话，表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是对的。并说，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解放思想，不要从“两个凡是”出发，要鼓励破除框框，不要设禁区。【郑必坚、赵福亭等在1979年理论务虚会上的发言。】9月13日至20日，在视察东北三省和天津等地时，向广大干部特别是党政军高级干部反复阐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并针对“两个凡是”提出的“砍旗论”，提出了识别真假高举的标准。从东北回到北京后，看到《红旗》杂志撰写的、与《实》文唱反调的《重温〈实践论〉——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生气地说，如果要发表这样的文章，索性摆开来讲。还表示赞成叶剑英关于召开理论务虚会、解决这一问题的提议。11月20日前后，就《红旗》杂志拒绝刊登谭震林撰写的涉及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内容的文章一事，对《红旗》杂志所谓“不卷入”的方针明确提出批评：“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的本身，可能就是卷入。”【《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72-73，74-75，98，92页。】11月25日晚，在同其他中央常委一起听取北京市委和团中央负责人汇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时，就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现在报上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72-73，74-75，98，92页。】12月13日，根据中央工作会议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情况，因势利导，在闭幕会上的讲话中，阐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性质和伟大意义。

在补课阶段，1979年3月30日，他在理论务虚会上讲话，肯定了会议取得的成绩，包括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上进一步分清是非的成绩。同时，针对一些同志的错误观点和当时社会上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阐述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与必要性。7月29日，在青岛接见中共海军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明确表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争论还没有完”，进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很重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9，190-191页。】8月9日，在接见中共天津市委常委时，再一次表示，“三中全会以后，全会的精神没有很好地贯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没有很好讨论。因此，必须加强思想路线方面的教育。”【《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128页。】10月4日，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提出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方法：“思想路线问题要深入讨论，这个工作不能搞运动，要插到经常工作主要是经济工作里面去做。真理标准问题，结合实际来讨论，恐怕效果好一点，免得搞形式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5页。】

以上是根据已有的材料，梳理出的邓小平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三个阶段所做的主要工作。这些工作，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进程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下面作些简单的分析。

（一）在酝酿阶段，邓小平站在与“两个凡是”斗争的最前列所做的一系列工作，概括起来就是提出“完整准确”的思想和倡导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它的意义，理论界和党史界都给予了高度评价。有人认为它标志着“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始”。【庞元正、刘维林主编《让思想冲破牢笼——“真理标准讨论”与新的思想解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页。】有人认为它揭开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序幕。【《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解说词）》，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页。】有人认为它“是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8页。】尽管这些评价不完全一样，但纵观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全过程，至少有三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一，邓小平反复强调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和极力倡导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本身就是对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是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是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主要标志的全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前奏。第二，邓小平倡导实事求是的努力，在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积极响应与支持下，在社会上逐步形成了要求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办事的政治氛围，为实践标准问题的提出作了直接的思想铺垫。这种铺垫，“催生”了以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为主题的文章的诞生。第三，邓小平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科教战线，实事求是地划清历史是非，为人们高举实践标准同“两个凡是”作斗争做出了表率。

（二）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在《实》文发表后遇到强大压力，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有可能被勒令停止、面临夭折的时候，采取的一个重大行动。胡耀邦认为，邓小平的这个讲话，使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高到新的水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页。】事实确实如此。邓小平的这个重要讲话，新闻界进行了广泛、详细的报道，6月30日，中共中央以文件形式下发全党、全军，极大地鼓舞了承认和坚持实践标准者的勇气，对反对者也是一种“震慑”。在邓小平讲话精神的指导下，《实》文的姊妹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才能够以更高的水平问世，回答对实践标准的非难，“令‘凡是’论者不能应战”【李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页。】。在邓小平讲话精神的鼓舞下，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为龙头，全国理论界和学术界从6月下旬开始陆续召开了一系列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使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由无组织的小范围的争论变成有组织的较大范围的讨论。以学习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契机，一些军队和省部级领导借各种机会，公开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一度受到高压、极有可能被扼杀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出现了转机，开始朝着有利于承认和坚持实践标准的一方发展。

（三）7、8、9三个月邓小平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谈话的对象既有承认和坚持实践标准、反对“两个凡是”的人，也有坚持“两个凡是”、反对或不赞成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人；既有中央和国家部委的主要领导人，也有地方党政军负责人。从这些谈话的对象看，邓小平的谈话绝不是随意的，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图：一是给承认和坚持实践标准的人打气，二是为讨论的展开清除障碍，三是把讨论推向全国。邓小平的谈话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胡耀邦当时就表示：“我这下可以大胆些了。”当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的编辑同志听了胡耀邦的传达后，“大家也很高兴，很受鼓舞”。【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127、129，312、311页。】持反对态度的人，即使没有因此转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基本上做到了没有再“下禁令”。从9月下旬，也就是邓小平视察东北后，到11月，共有21个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解放军11个大军区、5个兵种和军委三总部负责人发表谈话，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大讨论的局面在全国基本形成。

（四）从东北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对《红旗》杂志的两次批评，导致与《实》文唱反调的《重温〈实践论〉——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一文流产，导致《红旗》杂志不得不放弃“不卷入”的方针，刊登涉及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内容的文章。阻碍大讨论的最后堡垒被攻破。

（五）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则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定了性，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必要性、重要性与伟大意义。有学者评价说：“在当时，这是振聋发聩之言……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醒世恒言。”邓小平关于真理标准问题争论性质的讲话，“绝不是‘过于轻率’的话，也不是‘八股老调’，而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是一个很郑重的论断”。【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127、129，312、311页。】

（六）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有力反击，同时也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创造了必要的政治环境。7、8月间，邓小平在青岛、天津的讲话，实际上是代表党中央作出了在全国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的决策。10月4日的讲话，又进一步提出了补课的方法。真理标准讨论从此健康地发展成一场真正的全民的思想解放运动。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邓小平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进程的影响，还可以进一步地抽象为：

1.站在与“两个凡是”斗争的最前列，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倡导实事求是，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做直接的思想铺垫的是邓小平；

2.在《实》文受到责难，讨论面临夭折的形势下，最先公开肯定《实》文，扭转承认和坚持实践标准一方的被动局面的是邓小平；

3.最先认识到“两个凡是”与实事求是根本对立，指出要从对待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态度的高度、从解决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反对“两个凡是”，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指明方向的是邓小平；

4.向广大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阐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要性、必要性，排除各种阻力，引导讨论健康向前发展，促进全国性大讨论局面形成的是邓小平；

5.代表党中央阐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伟大意义，为讨论定性；从而使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是邓小平；

6.在党内决策层，最先支持在全国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补课，并提出补课的方法，从而使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思想解放运动的是邓小平。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邓小平无疑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领导者。

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率领并引导朝一定方向前进”。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某项活动的领导者，关键看他是否引导活动朝一定方向前进，也就是看他是不是领导活动前进方

向的人。邓小平正是引导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前进方向的人，而且是起着最关键作用的人。

从逻辑学的角度讲，当我们用“领导者”、“支持者”来定位某人在某项活动中的地位时，“领导者”和“支持者”的外延具有真包含关系。只要某人是某项活动的领导者，他同时必定也是这项活动的支持者。但是，如果把邓小平在这场讨论中的历史地位仅仅锁定为“支持者”，定位恐怕就有些太低了。它不能准确地真实地反映邓小平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所起的作用，即使在“支持者”前面加上“强有力的”、“最有力的”等形容词也显得不够。

二

那么，邓小平是不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发动者呢？这涉及怎样看待这场讨论的起点问题。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起点，有人认为从1976年10月开始。这种看法，把起点定得太早，此时引起争论的根源“两个凡是”还没有出笼。还有人认为从1978年5月开始。这又把起点定得太迟了，忽视了讨论的酝酿过程。基于上述两种说法的欠缺，有人提出了第三种意见，即认为从1977年12月开始，标志是胡耀邦在中央党校提出以实践作为检验路线、辨别是非的标准。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也可商榷。

首先，这种说法提出的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志，似不具有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全局意义。胡耀邦是1977年12月在中央党校制定《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征求意见稿）》过程中，提出以实践作为检验路线、辨别是非的标准的。这是中央党校学员讨论“文化大革命”历史开始的标志，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具有重要意义；1978年3月和4月上旬中央党校学员对“文化大革命”历史的讨论，也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酝酿阶段的重要内容，但都不足以作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起点。

其次，如果以1977年12月作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酝酿阶段的开始，我们就无法解释胡福明、光明日报社构思、撰写和修改《实》文的过程。这一过程从1977年7、8月一直延续到1978年4月中旬。如果我们把这个过程排除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酝酿阶段之外，显然有悖于历史事实；如果我们承认这个过程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酝酿阶段之内，则显然以1977年12月作为酝酿阶段的开始是不合适的。

再次，从实践标准提出的过程看，以1977年12月作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酝酿阶段的开始也不合适。根据现有的材料，我们知道，1977年8月25日，《理论动态》第9期刊登的《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一文，就批驳了对待是非不以客观实际为标准、而以“风”为标准的错误态度；1977年10月北京大学师生已拿起实践标准反对当时北京市委的错误文件《六条》【即当时北京市委《关于当前运动的意见》。它打着“毛主席抓的点”的旗号，维护“文革”中搞的一套，阻挠压制师生揭批林彪、“四人帮”，阻挠纠正“文革”的错误，是“两个凡是”的一个标本。】。这些都发生在1977年12月之前。

那么，正确起点应该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应该是“两个凡是”的出笼和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也就是在1977年2月和4月间。因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划分真理标准问题酝酿阶段的起点，不应该忘记或模糊这样重要的历史起点。

从上面所回顾的实践标准提出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1977年7、8月以后，不少人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场合都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实践标准问题。这是为什么？关键在于邓小平提出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和他与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再倡导实事求是对人们思想的启迪作用。1977年7、8月，正是邓小平大力倡导实事求是的时候。实践标准问题的提出，是在“完整准确”的思想和实事求是日渐深入人心的背景下，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完整准确”——实事求是——实践标准，是一个统一的逻辑体，三者的基本精神完全一致，针对的对象也完全一致。划分真理标准问题酝酿阶段的起点，不应该忘记或模糊这样重要的思想发展逻辑。这个逻辑的起点是“完整准确”的思想。从“两个凡是”一出笼，邓小平就开始了思考。1978年7月22日，他在同胡耀邦谈话时明确地告诉了我们这一点：“我那个完整地准确地话怎么出来的。本来我想不起这个话，我就是根据‘两个凡是’，要完整准确。”【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127-128页。】他在同外宾谈话中也几次讲到这个过程：“一九七七年二月我住在西山，看到有关‘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感到不对，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九个月，即一九七七年七月才出来工作的，到那时我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我出来以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0页。】

“……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之所以这样讲，正是从党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整个历史过程的全局意义上来看待这场大讨论的。

三

至此，我们对邓小平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历史定位的三种意见逐一进行了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三种意见，即邓小平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当然也是支持者），比较正确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这样，会不会贬低胡耀邦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作用和地位呢？答案是否定的。

众所周知，胡耀邦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冲锋在前，领导和组织了点燃公开大讨论的导火线《实》文的发表，功不可没。25年后的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不免为胡耀邦当时的政治敏锐性和理论勇气所折服，并油然而生敬意。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看问题必须全面地看，历史地看。所谓全面地看、历史地看，就是要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各个阶段，即从酝酿、公开争论，到补课的整个过程，从真理标准作为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这样一个全局的高度，看历史人物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比如，在看待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时，就不能把目光仅仅局限在1978年5月《实》文的发表到12月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公开争论的阶段，而应把它看成一个完整的过程。公开争论阶段前面有一个不短的酝酿阶段，它的后面还有一个较长的补课阶段。再比如，我们不仅要看到《实》文是引起公开争论的导火线，真理标准讨论的公开争论由此开始，同时我们也还要看到，作为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从它批判的对象“两个凡是”一出笼和邓小平对它的批评就已经开始了。从《实》文发表的过程看，胡耀邦起了关键作用，邓小平事先并不知情。但正如《实》文的约稿者和主要编辑、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组组长王强华在一篇纪念文章中曾说的：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来说，一方面是从理论上拨乱反正形势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一再告诫的全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在深入人心。因此，像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或迟或早肯定要出现，这是必然性；但文章的题目、写法、发表在哪家报刊，用什么形式和名义发表，则又是偶然的”。【王强华：《杨西光与第一篇“真理标准”文章的发表》，《炎黄春秋》1995年第5期。】这段话清楚地说出了《实》文与邓小平之间的内在联系。事实也正是这样。1977年7、8月《实》文开始构思的时候，正是邓小平大力倡导实事求是的时候。在《实》文还未公开发表时，1978年1月9日和3月26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文风和认识路线》、《标准只有一个》两篇与《实》文主题相同的文章。另外，据光明日报社的同志回忆，1978年4月13日，杨西光与胡福明、孙长江、王强华等讨论对《实》文的修改时，明确提出了要坚持邓小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观点，解放思想，批判“两个凡是”，冲破禁区。【《杨西光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光明日报》1998年5月22日。】王强华当时记录的杨西光的谈话要点，也清楚地印证了这一点。王记录的第一条，就是“完整、准确毛泽东思想体系”，在临近末了又记有“明朗：真正高举毛主席旗帜”、“注意：完整、准确毛——想”的内容。【光明日报编辑部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331、332页。】

有一位学者这样评价胡耀邦和邓小平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关系：胡耀邦和邓小平的关系，“好像大将与主帅、先锋与总司令的关系，这个关系与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不能随意颠倒过来”。【王东：《中华腾飞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页。】这是一个颇有见地的评价。

胡耀邦曾不止一次地明确地讲过邓小平在历史转折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在1980年11月1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列举了从粉碎“四人帮”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两年间，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反对“两个凡是”，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中的十大作用，认为其中有7条邓小平在其中起了主导作用，他由此得出结论：“所以应该这么说，广大干部，特别是老干部，在三中全会前的两年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也可以这么说，他们是拨乱反正的实际指挥者。同样也应当这样说，在这个过程中间，小平同志作了最大的贡献。”【张湛彬：《大转折的日日夜夜》上卷，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436页。】1981年6月29日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后，在表态性讲话中，一开始就谈到了邓小平的特殊历史作用：“这几年谁的贡献大一些呢？粉碎‘四人帮’之后，政治局和常委的同志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了贡献。但是贡献大一些、多一些的，还是老一辈革命家。拿常委来说，是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四位同志。小平同志因为经验特别丰富，精力很充沛，加上长期斗争建立起来的威望，他起的作用就更突出些。”“这不是什么秘密。连外国人都知道，小平同志是现今中国党的主要决策人。有时候他们还用另外一个词，叫‘主要设计者’”。【张湛彬：《大转折的日日夜夜》中卷，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430、431、432页。】在1982年8月6日党的十一届七中全会闭幕会上，胡耀邦再一次强调了邓小平的特殊历史作用：“几年来我们所以能够取得重大成就，是因为党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正确的，这些决策的绝大多数，首先是由我们党的几位老革命家作出的，这就是剑英、小平、先念、陈云同志，特别是小平同志。”“我深深地感到，他们的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对我们这个领导集体确实起了卓越的带领作用。老革命家健在，并且能够在领导集体中发生这样重大的影响，实在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幸运，是我们大家的幸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11-1312页。】胡耀邦的这一系列在党的会议上的讲话，不仅仅是表现了他谦虚的品德，也不仅仅是对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赞美之词，而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写照。

来源：《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