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徐永军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大讨论，在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邓小平的一个伟大功绩。本文将从讨论开始前和开始后两个阶段论述邓小平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关系及其历史贡献。
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始前，邓小平率先批评“两个凡是”，力倡实事求是，为讨论作了思想铺垫，大讨论由此引发
粉碎“四人帮”以后，面对广大干部群众希望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和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要求，“两个凡是”被提了出来。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对“两个凡是”作了完整的表达：“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被作为当时必须坚持的指导方针。按照“两个凡是”，“天安门事件”平反不了，邓小平复出不了，“文化大革命”中其他一切遗留问题也解决不了。按照“两个凡是”，一切只能率由旧章，沿着“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道路继续走下去，国家将不可避免地再度陷入混乱，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愿望也终将落空。
“两个凡是”一出台，邓小平就洞察到了它的危害性与错误实质。1983年11月6日，他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时说：“在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两个凡是’展开了辩论。三中全会以前党内对‘两个凡是’就有意见。1977年2月我住在西山，看到有关‘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感到不对，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因此，他率先站出来对“两个凡是”提出批评。
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从三个层面展开。
第一个层面是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的角度，提出“完整地准确地”的观点，指出“两个凡是”反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质。
1977年2月，在叶剑英的关照下，邓小平的政治境遇有所改善，许多老同志纷纷前往探望。闲谈中，每每谈到“两个凡是”，邓小平公开赞成许多同志的看法，指出“两个凡是”不对。【1980年11月19日胡耀邦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大转折的日日夜夜》（上），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436页。】
3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针对党内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中央主要负责人虽然在这两件事情上有所让步，在14日的讲话中表示，要在适当的时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承认“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恩来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却又一次强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还说：对待这样的问题，“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这就是要高举和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离开这个立足点，就会引起思想混乱”【《中国改革开放史》，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这表明中央主要负责人想继续贯彻“两个凡是”的方针。它引起了邓小平的深思。
经过反复思考，4月10日，邓小平写信给华国锋、叶剑英并党中央，提出了与“两个凡是”截然不同的“完整地准确地”的观点：“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在信的最后，邓小平提出，如果中央认为没有不妥，希望中央连同他1976年10月10日写给中央的信，印发党内。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的信。
由于一开始就考虑到向党内转发，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非常含蓄，但是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其锋芒是指向“两个凡是”的。1978年7月22日，邓小平在同胡耀邦谈话时点明了这一点：“我那个完整地准确地的话怎么出来的。本来我想不起这个话，我就是根据‘两个凡是’，要完整准确。”【转引自《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128页。】
在内部谈话中，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则要鲜明得多。在中央转发他的信的前夕，大约是1977年4月底，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前往西山征询他的意见。这两位同志直接参与了“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和3月14日中央主要负责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的起草与审定。一见面，邓小平就直截了当地对他们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邓小平告诉他们，他4月10日给中央的信，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观点，是经过反复考虑的。
5月24日，邓小平把他对中央办公厅两位同志的谈话内容告诉了前来看望的王震、邓力群等，并说：“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就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一针见血地点明了问题的实质：“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9页。】
虽然邓小平的这两次谈话，都是党内谈话，没有公开发表，但它们还是不胫而走，在党内传播开来，并传向社会，发生了影响。人们由此认识到毛泽东“有些话讲错了”，毛泽东“自己也犯过错误”，并非“句句是真理”；认识到如何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一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但是，顽固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却不愿意接受邓小平的这些观点，并且加以指责和非议。1977年7月21日，在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作出了回应。他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他还进一步指出：“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说，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43页。】邓小平的这个讲话一方面堵住了非议者的嘴，防止他们歪曲；另一方面，在党内再一次完整系统地宣传了“完整地准确地”的观点，使这一观点为更多的干部群众所熟悉，所掌握，并成为大家委婉抵制“两个凡是”的思想武器。
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的第二个层面是从恢复党的优良传统的角度，大力提倡恢复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等优良传统和作风，肃清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坏风气，瓦解“两个凡是”的社会基础。
“两个凡是”是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作为指导方针提出来的。它遭到一些人的抵制和反对，也赢得了不少人的同情与支持。它绝不是个别人的观点，它代表着一种思潮，有着相当的社会基础。其中主要的是三种人。第一种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毛泽东晚年错误有这样那样联系的人。第二种是那些仍然沉溺于个人迷信中的人。第三种是那些已经认识到毛泽东有错误，但心有余悸，不敢承认也不敢触及的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淡忘或背离了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要推翻“两个凡是”，首先要瓦解它的这个社会基础。最好武器，就是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邓小平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一复出，就大力倡导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等优良传统和作风。
7月21日，邓小平专门讲了“毛泽东思想里面的党的学说问题”，强调：“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他语重心长地解释：“我为什么说实事求是在目前重要呢？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现在，‘四人帮’确实把我们的风气搞坏了。‘四人帮’的破坏实际上是十年，或者说是十年以上，开始是同林彪结合在一起。他们弄得我们党内同志不敢讲话，尤其不敢讲老实话，弄虚作假。甚至于我们有些老同志也沾染了这些坏习气，这是不应该原谅的啊！”【《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4、45、46页。】
8月18日，在中共十一大致闭幕词时，邓小平就讲了一个中心问题，即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再次慎重地向全党提出：“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5天以后，即8月23日，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在谈到通过办学校提高干部素质时，邓小平又一次强调学校一定要恢复和培养我们军队的传统作风，保证学校向部队推荐的干部“有好的思想和作风”。他说：“这种作风就是艰苦奋斗的作风，实事求是的作风，群众路线的作风。”【《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2、63页。】
邓小平接二连三地在党和军队的会议上提倡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等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铲除“两个凡是”赖以生存的土壤，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正确的思想路线。他的这一努力，得到了党内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的响应与支持。
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叶剑英、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等纷纷撰写纪念文章或发表讲话，宣传毛泽东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们的文章或讲话，与邓小平倡导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一致的，许多语言都是相似的。这以后，报纸、刊物又发表了一大批宣传实事求是的文章，逐渐在全国形成了要求恢复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政治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人们对“两个凡是”的抵制和批评越来越大胆，越来越集中。
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的第三个层面是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以“完整地准确地”观点和实事求是为指导，领导科教战线的拨乱反正，撕开了“两个凡是”的缺口，鼓舞人们拿起“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作斗争，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帷幕由此拉开。
在中央征询邓小平对出来工作的意见时，他主动请缨分管教育和科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年半时间里，特别是在1977年下半年，邓小平投入巨大的精力抓科教战线的拨乱反正。
邓小平领导科教战线拨乱反正的思想武器，就是他提出或反复倡导的“完整地准确地”观点和实事求是。
早在1977年5月12日，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方毅、李昌去看望他时，针对科教战线的落后状况和存在的问题，他就强调，抓科学和教育工作，一定要以实事求是作为指导思想，“实事求是是毛主席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懂得这一条就有希望”。并从实践的角度，对一些“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观点或习以为常的做法提出质疑：“科学研究方面的先进东西是人类劳动的成果，为什么不接受？接受这些东西有什么可耻？”，“一个时期，说科技人员是‘臭老九’，连发明权都没有。科学研究是不是劳动？科研人员是不是劳动者？三大革命运动还有科学实验嘛”。【《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7月21日，在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在强调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说，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时，列举了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和关于领袖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两个例子做了说明。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他说：“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四人帮’把知识分子一概称为‘臭老九’，并且还说这是毛主席说的。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曾经把他们看做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不能继续讲。但是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泽东同志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他在一九七五年，还针对‘四人帮’的诬蔑，提出‘老九不能走’。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同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想和政策。”【《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3页。】
8月8日，他在科教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我们要把毛泽东同志在教育方面的主导思想，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导思想讲清楚。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领域的指导思想，应当从总体方面完整地准确地表达出来。这是很重要的。”强调改变坏的风气，“要从小学教育开始”，“培养好的风气，最主要的是走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在实践上，他对“文化大革命”前全国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作了肯定的估计，认为“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他说：“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如果对十七年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54、57页。】这是一个“离经叛道”的讲话，又受到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的指责。
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负责人谈话。谈话一开始，矛头就直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的“两个估计”。指出：“‘两个估计’不符合实际。”“建国后的十七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唯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纪要》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我提出这个问题，可有人反对哩！大家知道，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它的体系。对毛泽东思想就不这样？也应该如此嘛，否则非犯错误不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他提醒教育部负责人：“你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出来。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现在教育工作者对你们教育部有议论，你们要心中有数。要敢于大胆讲话。”他点明了他们的顾虑：“怕又跟着我犯‘错误'。”他鼓励他们“要争取主动”，“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不要东看看，西看看。把问题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他明确提出：对“《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并说：“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辞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6、67、68、71页。】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有两个特别的意义。第一，这篇谈话可以说是在实践上讨伐“两个凡是”的檄文。其中心思想，就是号召人们解放思想，大胆地纠正一切错误。第二，它提出了一个评判对错、是非的标准，即实事求是的标准，也就是实践的标准。这是与“两个凡是”迥然不同的标准。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还在实践上取得了一个重大成果。根据这次谈话的精神，教育部撰写了《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一文。文章彻底推翻了“文化大革命”中长期流行、严重困扰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尽管在“两个凡是”没有彻底推翻之前，文章的发表得亏于一个偶然的因素，由于媒体的广泛宣传，它还是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影响，把“两个凡是”的帷帐撕开了一个大大的缺口。这是对“两个凡是”的重大突破。这种突破，为人们高举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作斗争做出了表率。
综上所述，邓小平在三个层面与“两个凡是”的斗争，至少可以给我们两点启示：第一点，邓小平反复强调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和极力倡导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本身就是对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是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是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主要标志的全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前奏。对于这一点，早在1980年11月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给予了充分肯定：“1977年2月份，小平同志公开赞成许多同志的看法，指出‘两个凡是’不对，这是广为流传的，开了我们党解放思想的先导，思想解放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转引自《大转折的日日夜夜》（上），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436页。【理论界和党史界也都予以认同。第二点，邓小平倡导实事求是的努力，在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积极响应与支持下，在社会上逐步形成了要求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办事的政治氛围，为实践标准的提出作了直接的思想铺垫；邓小平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科教战线，实事求是地划清历史是非，为人们高举实践标准同“两个凡是”作斗争做出了表率。这种铺垫和表率作用，“孕育”了以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为主题的文章，从而引发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对于这一点，人们的认识既有分歧，也不充分。不赞成这一评价的理由是，邓小平事先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以下简称《实》文）的起草与发表过程并不知情。他自己也说过，《实》文发表时他没有注意，听说引起了很大的反应才看了文章。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邓小平自己还说过：“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九个月，即一九七七年七月才出来工作的，到那时我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我出来以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0页。】
“从此开始”点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的由来，实际上也点明了邓小平发动者的作用。
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后，在讨论面临夭折的形势下，最先公开肯定《实》文，并排除各种阻力，引导讨论健康深入的发展，促进了全国性大讨论局面的形成
根据起草和修改者的约定，1978年5月10日，《实》文首先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登，第二天，《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12日，《人民日报》等全国主要日报全文转载。
《实》文发表后，立即引起了人们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邓小平采取一系列重大行动，支持和领导了这场讨论。
第一，在《实》文受到责难，讨论有可能被勒令停止、面临夭折的关键时候，挺身而出，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公开给予支持。《人民日报》转载《实》文的当晚，有人打电话给报社总编辑,指责《实》文“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认为“文章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是“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
13日晚，又有人给新华社社长打电话，指责新华社转发《实》文是转发了一篇错误的文章。
17日，有人对《红旗》杂志核心小组成员说，有些报纸用一个版、两个版发表什么特约评论员文章，认为他们是代表中央讲话的。到底代表不代表还很难说。有些人抓住实践和真理的问题大做文章，到底要干什么？
18日上午，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负责人也指责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他还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同一天，这位中央负责人同中宣部部长谈话。当晚，中宣部部长就召集在北京参加教育工作会议的各省、市文教书记和宣传部长开会，谈他对《实》文的看法。他说，对这篇文章，我就听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说文章很好，另一种意见说很不好。我也还没有完全摸透。他提醒大家，不要以为《人民日报》登了，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要拿鼻子嗅一嗅，对不对，不要随风转。
上面这些责难，都发生在《实》发表后一周内，来头大，来势猛，声浪高。组织发表《实》文的同志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胡耀邦产生了“冷却一下”的想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页。】“杨西光在一个时期内神色比较严肃”，光明日报社的不少同志“心里多少也有些紧张”【王强华：《杨西光与第一篇“真理标准”文章的发表》，《炎黄春秋》1995年第5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得不到强有力的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很有可能落得个夭折的命运。
关键时刻，邓小平第一个站了出来，肯定《实》文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驳不倒。
5月30日，邓小平找胡乔木谈话。他情绪激动地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他指出，问题的症结是“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怎么样才行呢？照抄毛主席讲的，照抄华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接着，他尖锐地指出：“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他要求胡乔木在给他起草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时，着重讲“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思想、哲学、理论、方法的概括”这个问题。他说：“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我们讲要继承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培育的优良传统，第一就是实事求是。归根到底，这是涉及到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6、67页。】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公开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才有可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而这样地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和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就一定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或者不可能正确地解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3?—?114页。】
这是对实践标准的明确肯定。
讲话中，邓小平还用了近2000字的篇幅，引用或介绍毛泽东著作中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论述。如此集中地引用他人的讲话，对邓小平来说，这可能是仅有的一次。他的用意不言而喻，就是支持《实》文的观点。
邓小平还对那些坚持“两个凡是”、指责《实》文是“向毛泽东思想宣战”、是“砍旗”的人提出了批评。他说：“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页。】
邓小平尖锐地指出，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如果我们按照他们那一套去做，只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号召：“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他强调指出：“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页。】
邓小平这个重要讲话，不仅给坚持和赞同实践标准的同志们“撑了腰”、“鼓了气”，使他们一度紧张的心情“真正松了下来”【王强华：《杨西光与第一篇“真理标准”文章的发表》，《炎黄春秋》1995年第5期。】，更加积极地投身到讨论中，而且为讨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把讨论“提高到新的水平”【《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页。】。
在邓小平讲话精神的指导下，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回答对实践标准的非难。文章修改过程中，根据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意见，大量引用了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和邓小平6月2日讲话的内容，加强了立论的理论基础，“令‘凡是'论者不能应战”【《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页。】。
在邓小平讲话精神的鼓舞下，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为龙头，全国理论界和学术界从6月下旬开始陆续召开了一系列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使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由无组织的小范围的争论变成有组织的较大范围的讨论。
以学习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契机，一些军队和省部级领导借各种机会，公开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一度受到高压、极有可能被扼杀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出现了转机，开始朝着有利于坚持和赞同实践标准的一方发展。这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推动这个转折的就是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从此，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就在邓小平的领导之下，排除各种障碍，一步一步走向深入，走向全国，走向胜利。
第二，多次同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谈话，阐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要性、必要性，引导讨论健康地向前发展。邓小平挺身而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令企图压制这场讨论的人措手不及。但是，他们又不愿意就此罢休。
6月15日，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负责人召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点名批评特约评论员文章。他说，有一些特约评论员文章，写的东西不好，有问题，好像有股气，要出气。利用文章出气不对。他似有所指地说，不能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冲击，就把“文化大革命”说得一钱不值。最坏的是把矛头对准毛主席。
接着，这位中央负责人指责《人民日报》对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报道的标题安排不当。他说：“对邓副主席讲话标题是精辟阐明了毛主席思想，这对。但对华主席的讲话、叶副主席的讲话为什么就不标‘精辟阐明’呢？难道华主席、叶副主席的讲话就没有精辟阐明毛主席思想吗？这样标题不是有意的吗？”这实质上是指责《人民日报》的报道抬高了邓小平。矛头是指向邓小平的。这样的指责已经不是第一回。一个月前，这位中央负责人在指责《实》文是“针对着毛主席来的”时候，就捎带上由邓小平指导撰写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
问题还没有完。7月，也就是在各地讨论会、座谈会兴起之际，一些省委常委开始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时候，这位中央负责人到山东视察，继续批评《实》文是把矛头对准毛主席的。他在同山东省委和济南军区负责人谈话时提出：“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他甚至告诫山东省委和济南军区负责人，不要哪边风大就向哪边倒。
这些举动，用意很清楚，就是试图把刚刚兴起的讨论的大好局面往后拉。
面对阻挠，邓小平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6月15日，中央宣传口会议后的一天，邓小平找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几位负责人谈话。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了有关真理标准问题争论的情况和会议的情况。邓小平听后说：“这事好办得很嘛，争就是了嘛，都不要扣帽子，在理论上探讨嘛！从实际出发，不要说空话。”另一次，邓小平又对他们说：“社会科学院是个研究理论讲理论的机构。理论上不能让步，我不劝你们在理论上迁就，迁就会失去原则。”邓小平还说，他主张真理标准问题中央要讨论一下，把问题讲清楚。【《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7页。】
7月21日，邓小平找中宣部部长谈话，询问中宣部对真理标准讨论“是不是下了通知划禁区”，并说，宣传部长不能犯错误，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
7月22日，邓小平把胡耀邦找到家中，明确表示对他组织发表《实》文的支持。邓小平说：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2?—?73页。】
8月19日，邓小平听取文化部负责人黄镇、刘复之对文化工作的汇报后，关切地询问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否涉及文化部。然后，向他们介绍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情况和他的态度：“（争论）主要是由两篇文章引起的。我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但有人反对，说是反毛主席的，帽子可大啦。另一篇是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我看了，先念同志也看了，提过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问题是从‘两个凡是’来的。”
针对有人指责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是利用文章出气，邓小平明确表示：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有气，“要让人说话。现在刚刚讲了一下，就说是针对毛主席的，那怎么行呢？毛主席没有讲过的话多得很呢。我们不要下通知，划禁区。能够讲问题，能够想问题就好。”【《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4?—?75页。】
8月23日，邓小平同最早打电话指责《实》文“犯了方向性错误”的同志谈话，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对的。并说，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解放思想，不要从“两个凡是”出发，要鼓励破除框框，不要设“禁区”。
9月13日至20日，邓小平视察东北三省和天津等地。一路上，他不停地向广大干部阐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并针对“两个凡是”提出的“砍旗论”，提出了识别真假高举的标准。他说：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现在中央提出的方针、政策是真正的高举。实事求是，开动脑筋，下大决心切实加速前进的步伐，是最好的高举。离开这些，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的高举。【《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127、128页。】他还说：我们要根据现在的国际国内条件，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千万不要搞“禁区”。“禁区”的害处是使人们思想僵化，不敢根据自己的条件考虑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是毛主席经常讲的。现在这个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8、79、80页。】
邓小平这一系列谈话的对象既有坚持和赞同实践标准、反对“两个凡是”的人，也有坚持“两个凡是”、反对或不赞成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人；既有中央和国家部委的主要负责人，也有地方党政军负责人。从这些对象看，邓小平的谈话绝不是随意的，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图：一是给坚持和赞同实践标准的人打气，二是为讨论的展开清除障碍，三是把讨论推向全国。邓小平的谈话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胡耀邦当时就表示：“我这下可以大胆些了。”当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的编辑同志听了胡耀邦的传达后，“大家也很高兴，很受鼓舞”【《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128页。】。持反对态度的人，即使没有因此转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基本上做到了没有再“下禁令”。从9月下旬，也就是邓小平视察东北后，到11月，共有21个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解放军11个大军区、5个兵种和军委三总部负责人发表谈话，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大讨论的局面在全国基本形成。
第三，两次对《红旗》杂志提出批评，使其放弃“不卷入”的方针。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后，《红旗》杂志根据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负责人的要求，采取了“不卷入”的方针，到9月，一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也没有发表。面对孤立，在巨大的压力下，《红旗》杂志负责人多次向主管中央领导请求，但得到的答复却是“《红旗》要一花独放”，“你不要怕孤立，怕什么？不要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258页。】但是在私底下他们还是组织撰写了一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即《重温〈实践论〉——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9月19日，《红旗》杂志将此文送审。杂志负责人在送审信中写道：“此文是根据全国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问题的讨论材料写成的，我们想努力做到以毛主席《实践论》为依据，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作比较全面的解释，特别是说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274页。】很明显，他们这是要纠《实》文的“偏”，换言之，他们的文章是一篇与《实》文唱反调的文章。邓小平看了这篇文章生气地说，如果要发表这样的文章，索性摆开来讲。叶剑英建议把《实》文印发全国，并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邓小平表示赞成。【《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50页；《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8页。】《红旗》杂志后来对文章又作了几次修改，但终究没有发表。
《红旗》杂志在撰写《重温〈实践论〉》的前后，还约请谭震林撰写一篇回忆毛泽东领导井冈山斗争的文章。谭震林为了帮助《红旗》杂志摆脱孤立状况，在回忆文章中专门写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内容。杂志社要求删除这方面的内容，谭震林坚决拒绝。官司打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11月16日，《红旗》杂志负责人送中央主席和主管宣传工作的副主席审查。这位负责人在送审函中说：“谭震林同志强调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这就是要使《红旗》卷入这场讨论。”邓小平看到后给予了严肃地批评：“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的本身，可能就是卷入。”对谭震林的文章，邓小平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页。】11月19日和21日，李先念也两次对《红旗》杂志的做法提出批评。
由于邓小平、李先念的批评，《红旗》杂志不得不放弃“不卷入”的方针，在1978年第12期发表了谭震林的文章。阻碍大讨论的最后堡垒被攻破。
第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因势利导，代表党中央阐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伟大意义，为讨论定性，最终使讨论取得决定性胜利。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前期，邓小平正在东南亚访问，没有出席，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纷纷提出当时党内普遍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主张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为一些历史冤案平反。11月14日晚，邓小平回到北京。当天，经中央批准同意，北京市委决定为“天安门事件”平反。25日，邓小平同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起听取北京市委和团中央负责人汇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在谈话中，他再次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现在报上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27日，有几位不大赞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同志在会上对自己的言行进行辩解，引起了许多同志的不满，双方在会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针对这种情况，以及会议召开以来出现的其他一些新情况，邓小平决定重新起草12月13日他在闭幕式上的讲话稿。他自己亲自起草了三页提纲。根据这个提纲起草的讲话稿，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邓小平的这个评价，不仅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而且为讨论定了性。有学者评价说：“在当时，这是振聋发聩之言……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醒世恒言。”邓小平关于真理标准问题争论性质的讲话，“绝不是‘过于轻率'的话，也不是‘八股老调'，而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是一个很郑重的论断。”【《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311、312页。】还有学者认为：邓小平的讲话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做了一个一锤定音式的科学结论”【《中华腾飞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页。】。13日，华国锋也在闭幕会上讲了话。他表示“完全同意”邓小平的讲话，并为“两个凡是”作了自我批评。这之前，其他几位与会的、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持反对或疑义与异议的中央或中央部门的负责人，也都作了程度不同的自我批评。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接受了邓小平的评价。这一切表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
第五，在党内决策层，最先支持在全国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补课，并提出补课的方法，从而使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思想解放运动。虽然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被重新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但是贯彻执行这条思想路线还远没有成为全党同志的自觉行为，另外讨论中的一些是非问题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因此，中央按照原计划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议，随后又在全党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两件大事，它们都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由胡耀邦组织实施的。
1979年1月18日，理论工作务虚会议在北京召开。与会同志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和思想僵化、设禁区、下禁令等现象展开了批评。了解内情的同志介绍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由来和发展过程，揭露了“两个凡是”的实质，使大家进一步认清了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必要性与重要意义。就在会议期间，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并影响到党内，也影响到了这次会议。邓小平及时洞察到这股思潮的危害性。3月30日，他在会上代表中央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一方面肯定会议取得的成绩，包括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上进一步分清是非的成绩；另一方面阐述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理论务虚会议结束后，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这期间，邓小平到安徽、上海、山东、天津等地视察，提出了真理标准问题补课问题。7月29日，他在青岛接见中共海军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说：“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接着指出：“这个争论还没有完，海军现在考虑补课，这很重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0?—?191页。】8月9日，他在接见中共天津市委常委时，再一次表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个问题意义太大了”，“解决了这个问题，实现四个现代化，才有真正的基础”。但是“三中全会以后，全会的精神没有很好地贯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没有很好讨论。因此，必须加强思想路线方面的教育”【《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127页。】。这实际上是代表中央作出了在全国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的决策。随后，真理标准问题的补课在全国铺开。
为了处理好真理标准问题补课与经济工作的关系，10月4日，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邓小平提出了补课的方法：“思想路线问题要深入讨论，这个工作不能搞运动，要插到经常工作主要是经济工作里面去做。真理标准问题，结合实际来讨论，恐怕效果好一点，免得搞形式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5页。】这是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的有力指导。
1979年秋冬，真理标准问题的补课达到高潮，断断续续地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基本完成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作为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已经载入史册，邓小平发动和领导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伟大历史功绩也必然载入史册。当然，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真理标准问题发生、发展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许多人，包括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胡耀邦、罗瑞卿等老一辈革命家以及理论界、新闻界的众多同志都为推动讨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承认这些同志的作用，并不能否认邓小平在讨论中的领导地位，以及他对讨论的酝酿所作的突出贡献。邓小平是这场讨论无可争议的主帅、领导者。26年后，我们再次探讨邓小平对讨论的贡献，仍不免被他那种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不计个人荣辱得失，义无反顾的精神所感动。
来源：邓小平百周年纪念——全国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下）200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