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寻乌调查》《反对本本主义》看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毛泽东一生搞过多少次调查研究，讲过多少次调查研究问题，恐怕是一个难以统计和回答的问题。但是我们有根据作这样的判断：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对调查研究提倡最力，下功夫最多，并且形成一整套调查研究理论的杰出领袖。我们且不说他在指挥千军万马取得辉煌胜利的历次战役战斗中，搞过多少调查研究，也不说他在国际国内风云变幻中，依靠调查研究作出过多少科学决策，仅就他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亲自所做的农村调查来说，也称得上蔚为大观。大革命时期，他做过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调查；土地革命时期，先后做过宁冈、永新调查，寻乌、兴国调查以及长冈乡、才溪乡调查。此外，还有东塘、木口村等处的零星调查。前面7个县的调查报告在战争环境下丢失了，毛泽东为之十分惋惜。其他一些调查报告，除当时没有找到的《寻乌调查》外，毛泽东将它们编入了1941年在延安出版的《农村调查》一书，作为延安整风时干部阅读的重要文献之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邓小平关于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一贯倡导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精神，1982年9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它在《农村调查》的基础上，增补了《寻乌调查》和《反对本本主义》等有关调查研究的重要著作。1993年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时编辑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又将《寻乌调查》和《反对本本主义》这两篇重要著作编入其中。据毛泽东自己讲，在这些农村调查中，以1930年5月利用战争间隙进行的寻乌调查规模最大。这次调查花了10多天时间，采用开调查会的方式向熟悉当地情况的干部和群众作调查，先后有11人到会提供情况和发表意见。现在我们看到的《寻乌调查》，就是在这次调查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这是一个相当系统全面而又周密详尽的调查报告，既有丰富的材料，又有精辟的分析，它为全党进行历史和现状的系统调查提供了范例。同一时期毛泽东撰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则总结了包括寻乌调查在内的一系列农村调查实践活动的经验，把它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它提出了我们党应当遵循什么样的思想路线问题，并初步蕴涵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基本点。

《寻乌调查》和《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写下的关于调查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奠基之作，对于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联系毛泽东后来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重读这两篇著作，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调查研究是我们党认识中国国情，正确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进行科学决策的基本途径，也是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正确贯彻执行的必要手段。

毛泽东说，寻乌调查前，“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1】这次调查就是以这两个问题为重点展开的。通过寻乌调查，他从农村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分析中，发现小地主中所谓“新发户子”的这一部分，占地主全数的48%，是个不小的阶层。他们“是由农民力作致富升上来的，或由小商业致富来的”，一面自己劳动耕种，并雇工帮助，一面又出租部分土地，收取租谷，还把剩余的粮食加工出卖，又放很重的高利贷。有些人把这种人叫作富农，即所谓“半地主性的富农”，认为他们是“农村中最恶劣的敌人阶级”，“在贫农眼中是没有什么理由不把他打倒的”。【2】调查中他又发现，农村中还有一种比较富裕的自耕农或中农，他们的全部出产都是亲身劳动而不是剥削他人来的。许多人不主张在斗争中打击他们。但在贫农眼中他们仍是一种特殊阶级，他们除了不租田给人耕种外，也加工出卖农产品，还放高利贷，做些小的囤买囤卖生意，这些都同半地主性的富农一致，而与自足的中农不相同。因此土改中群众发动起来以后，便有大批贫农对他们提出“平田”和“彻底废债”的口号。据此，毛泽东认为，在土改中不但打倒半地主性的富农是没有疑义的，而且平富裕自耕农的田，废他们的债，分他们的谷，也是没有疑义的。这次调查，使毛泽东对农村的阶级状况，特别是富农的状况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两年以后，他起草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文件，对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工人的阶级划分作了明确的规定。指出：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地主的剥削方式主要是收取地租；富农一般占有土地，并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3】1941年9月，他在《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中说到：“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4】

通过对寻乌商业状况的调查，毛泽东认识到寻乌城是“一个手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战表演了剧烈的荣枯得失的地方”，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从圩场生意看，寻乌城还是个店铺生意和圩场生意并行着的城子，两者的比例是：店铺占百分之七十，圩场占百分之三十。圩场生意代表半自然经济，店铺生意代表商品经济，他由此得出结论：“可见商品经济势力超过自然经济很远了”。这次调查使他深感：“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5】

毛泽东将这种认识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在《反对本本主义》中第一次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并且指出，调查工作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6】后来，他在《兴国调查》前言中进一步指出：“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7】几个月后，他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不但重申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还进一步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8】1941年，他为中共中央专门起草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指出“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9】1961年他再次指出，“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教条主义这个东西，只有原理原则，没有具体政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毛泽东还强调指出，决定政策需要对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贯彻执行政策同样需要进行调查研究。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那种“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的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态度是很不对的，“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指示，而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10】不作调查研究，不顾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机械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不仅党的方针政策不能真正得到落实，而且会在实际执行中走样，发生偏差，给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损害。这同样是要不得的。1961年3月，他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反对本本主义》时再一次指出，即使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没有具体措施，也不可能实现，而“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

（二）领导干部，特别是担负主要领导职务的干部，要亲自做调查，不能满足于看报告和听汇报。

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是基于党的历史经验提出的至理名言。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说，中国革命的事情要靠中国人自己去办，不能依靠共产国际或哪个外国去办；再一方面是说，要取得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领导人要进行调查研究，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因此毛泽东强调，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1941年《农村调查》在延安出版时，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和跋。他在序言中进一步指出，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11】后来，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又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亲自作调查。这不但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有些领导干部“官做大了，革命战争年代那样的调查研究不认真做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党已经处于全国执政的地位，党的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的正确与否，对于国家建设和人民利益的影响要比过去广泛和深刻得多，领导干部亲自做调查就显得尤为重要。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向全党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提出将1961年搞成实事求是年。为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亲自做调查，他批示印发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亲自解读这篇文章；他不但亲自组织了三个调查组分头下去做调查，而且一再动员并亲自写信督促各大区和省级主要领导人下去做调查；他还向全党批转了一些好的调查报告，以资提倡。1961年3月，他在中南、西南、华东三大区和所属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上，再次号召领导干部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他还说，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主题是“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他明确提出“省委第一书记要亲自做调查研究”，“只要省、地、县、社四级党委的第一书记都做调查研究，事情就好办了”。【12】稍后，他在给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信中，再次强调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13】在他看来，领导干部亲自做调查，乃是带领全党搞好调查研究的中心环节。

（三）搞调查研究，要有甘当小学生、向群众寻求真理的精神，要把心交给干部和群众，同他们做朋友，使他们说真话、讲实情；下去调查，不但要“走马看花”，更要“下马看花”。

毛泽东十分注重调查研究的态度。他根据自己在湖南、江西等地农村调查的实践经验，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我们搞调查研究，如果“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14】他强调对调查对象“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否则，他们就会知而不言，言而不尽。怎样使被调查者说真话呢？毛泽东认为，各人的特点不同，采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他还生动地谈了一段做兴国调查时的体会：“开始时，他们很疑惧，不知我究竟要把他们怎么样。所以，第一天只是谈点家常事，他们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后来，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这样使他们开始了解我的真意，慢慢有点笑容，说得也较多。到后来，我们简直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15】无疑，在这种气氛下，群众就会把真实的情况和意见谈出来。

关于下去调查的方法，毛泽东历来主张既要走马看花，更要下马看花，要下功夫搞好典型调查。他说，农村情况，只要先调查清楚一个乡就比较好办了，再去调查其他乡就心中有数了。这种方法，也就是他经常所说的蹲点和解剖麻雀的方法。他常用解剖麻雀来比喻调查研究，说要了解麻雀，并不需要把天底下的麻雀通统捉来，一一解剖，才能知晓，只要解剖一两个麻雀就够了。在这里，他主要是强调典型调查的重要性，并不是说了解情况只要抓点不用抓面，不能把毛泽东这种形象化的说法绝对化。毛泽东一贯主张走马看花和下马看花相结合，一般号召和具体指导相结合，也就是点面结合。他强调蹲点调查，深入一点，取得经验，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全面。现在，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新时期，面临的情况和问题要比过去复杂得多，而且新的情况和问题又层出不穷，当然不能将眼光局限于某些点上，而要运用各种手段，特别是电子信息等高科技手段，尽可能更多地掌握全面的情况，以便作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判断和决策。但即便这样，深入一点或几点做系统的调查研究，仍是各级领导干部不可或缺和必须切实掌握的基本功。这里至为重要的是，要善于将走马看花和下马看花恰当地结合起来，将蹲点和跑面恰当地结合起来。

（四）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是了解情况的可靠方法。开调查会要事先做好准备，有明确的目的和调查纲目，还要善于提出问题与到会者讨论，以便摸清情况，得出正确的结论。

毛泽东认为，“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16】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近于正确，才能抽出结论。那种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式的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那种只随便问一下子，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得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他说，开调查会要事先准备纲目，不但要有大纲，还要有细目；调查人自己口问手写，按纲目发问，不明了的，有疑义的，同到会人展开讨论，记下讨论的结果。他在《兴国调查》的前言中曾经说过，这个材料中，一切结论都是由他提出，得到与会八位同志的同意，然后写下来的，有些并未做出结论，仅叙述了他们的答话。确定调查对象，即选择什么人到会调查，对能否达到调查目的有重要意义，一般应当选择有代表性的、熟悉有关情况的干部和群众来参加，否则很难全面深入地了解到实际情况。到会人员的多少，要根据调查的需要来确定，也要看调查人调动与会人员的能力，一般不宜太多。

从调查的材料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并据以作出科学的决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对掌握的丰富材料进行分析和综合，经过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功夫，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找出事物内部的联系即规律性的东西，才能制定出反映客观规律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能“从实践中找出事物运动的规律来，产生新的理论”。这是辩证唯物论关于真理的认识过程，也是领导干部必须掌握的一门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艺术。

（五）客观情况是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对实际情况的调查不可能一劳永逸。要使我们的思想能够紧紧跟上发展变化着的实际，就必须坚持经常进行调查研究。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也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他严肃批评了那种认为“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的错误想法，指出这“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17】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他又指出：“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18】事实正是这样，客观情况是不断变化的，人们的思想要能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就必须同实际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做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最可靠的保证。

是否坚持经常进行调查研究，关系到是否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是否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否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党的群众路线的大问题，也是关系到是否坚持我们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大问题。它是检验一个干部是否真正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各项工作的试金石。我们要永远继承和发扬毛泽东一贯倡导并身体力行的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把我们党和国家的事情办好，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

（作者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室务委员、毛泽东研究组组长、编审）

注释：

【1】【2】【4】【5】【7】【8】【15】《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129－131、22、56、182－183、13、27页。

【3】【6】【10】【1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128、113－114、111、115－116页。

【9】《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0页。

【11】【14】【16】【1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9、790、790、791页。

【12】【13】《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272页。

（来源：《寻乌调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步》2006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