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发展观和新中国的发展

作者:汪裕尧    发布时间:2013年09月05日    

毛泽东的发展观和新中国的发展

汪裕尧

在举国欢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们十分怀念领导中国人民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的一生,是为改变旧中国贫穷落后受人欺凌的命运,建立和建设独立民主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奋斗的伟大的一生。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奋斗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永远是中国人民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的发展观,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内容十分丰富,涵盖了他关于新中国发展的方向、道路、目标,目的、动力、规律,方针、政策、方法,以及有关改善外部环境、抓住发展机遇等一系列问题的重要论述。

一、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中国必须从这个国情出发,确定自己的发展战略。

毛泽东曾经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①[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全国胜利前夕,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对中国社会的各种经济成分,以及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这种状况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的明确的认识和解决,是我党当前的重要任务。”②[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0页。]谁要是忽视或轻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或“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这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经济结构,不仅是认清中国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也是认清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建设问题、确定新中国发展战略的基本依据。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国情的认识逐步具体化,深切感受到中国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对中国发展的深刻影响。他们为尽快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殚精竭虑,制定了一系列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其方向是正确的,成就是伟大的。但是由于对我国社会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认识不够明确,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够充分,制定的某些政策脱离中国实际,超越发展阶段,使实际工作遭到了挫折和损失。这些失误同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相比,虽然是次要的、第二位的,教训却是深刻的。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联系中国实际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总结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曾经接触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问题。他说:“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但在当时,这个看法还只是一种思想火花,没有从理论上作进一步深入研究,形成对我国所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判断,在党内达成共识,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深化了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②[②《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3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③[③《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4页。]他强调“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④[④《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3页。]我们党制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都要符合这个初级阶段的特点,决不能超越阶段作不切实际的幻想。此后,我们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承前启后,适应时代的要求,进一步总结经验,进行理论创新,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在这一创新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更加伟大的骄人成就。

二、新中国的发展必须也只能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道路。

这是毛泽东从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对新中国发展方向、发展道路和发展目标的正确抉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立志要为改造中国、强盛中国而奋斗。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比较分析了当时世界风行的几种社会政治思潮和一些国家的发展模式,认定“列宁的主义”是解决社会问题“最宜采用”的方法,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道路,是“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得出中国要独立和富强,必须“走俄国人的路”的结论。①[①《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从此,毛泽东坚定不移地沿着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19401月,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并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企图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来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是行不通的。因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②[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8页。],它们决不允许有一个独立的强大的中国站在面前;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有着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但是由于经济上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的软弱性和动摇性,没有勇气和力量担当起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领导责任,而只能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来寻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他们不可能在中国建立独立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这样,领导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争取独立和解放,进而实现社会主义,谋求繁荣富强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历史也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③[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中国要独立和富强,除了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同时,毛泽东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百多年的屈辱史中,还得出另一个重要结论:“落后就要挨打”。中国要摆脱被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的命运,必须发展现代工业,建立强大的国防,加快实现现代化。他用非常简洁的语言概括了这两条历史经验,指出,中国之所以长期被帝国主义列强欺侮,“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是“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因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把新中国发展的目标确定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三、新中国发展经济文化的目的,是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新中国成立后,他从经济规律的高度进一步阐明了发展经济的目的,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是发展生产,保障需要,这是主要的、基本的,是起领导作用的经济法则。”②[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9页。]他反复强调:新中国要努力发展生产,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关系,兼顾三方面的利益,不能只顾一头;要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不能顾了生产忘了生活。由于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的生活水平大多比较低下,只有不断提高广大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才能使全国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因此毛泽东特别关心和重视我国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问题。他说:“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③[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页。]“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④[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页。]在分配问题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得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①[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页。]

毛泽东历来重视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认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决定性因素,不断提高劳动者各方面的素质,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人的全面发展,既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要求,又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为此,他提出新中国的教育方针应该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各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他向广大青年发出“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号召,同时要求各级党和政府为青年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他还积极倡导改革中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合理地精简课程,减轻负担,使他们在各方面都得到健康成长。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在新时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②[②《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50页。]简单地说,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③[③《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并始终把它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体现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我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

四、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矛盾仍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动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

毛泽东指出,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①[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4页。]“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②[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页。]革命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改变,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而在于发展生产。“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③[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毛泽东指出,在我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因此,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要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应地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毛泽东的这个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依据这个理论,毛泽东不仅领导党和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领导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国革命、建设以及后来改革的实践反复证明,这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在运用这个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党也经历过曲折,有过失误,但这并不是因为这个理论本身不正确,而是因为对这个理论的认识和把握上出了偏差。譬如,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虽然几次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由于对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认识不够,过于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工作重心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转移过来,没有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如,有时由于过分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忽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性,过快地大幅度地改变生产关系,如在全国大办人民公社等,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因而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了对生产力的破坏。有时又过分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片面地提出所谓“突出政治”,“以革命促生产”,批判所谓的“折中主义”和“经济主义”,忽略了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的辩证统一关系,反而造成了以政治冲击经济、以革命干扰生产的严重后果。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新时期,我们党经过拨乱反正,在认识上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始终牢牢地把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把发展作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得到又好又快稳步健康的发展。

五、新中国的经济应当有计划按比例波浪式地向前发展。

国家要经常注意国民经济各部们比例关系的变化,搞好综合平衡。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它是按照平衡不平衡平衡的规律波浪式地向前推进的。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一个时候达到了基本平衡,过了一个时候,这种平衡就会被新的发展所打破,这就需要努力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平衡,这种由平衡到不平衡、再由不平衡到平衡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它表现为有时候速度会高一点、快一点,有时候速度会低一点、慢一点,但总的趋势是波浪式向前发展的。他说,“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由于经常出现不平衡,所以要经常保持比例;因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务。“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②[②《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③[③《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页。]这里既包括处理好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沿海和内地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以及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关系,搞好这些方面的平衡,也包括搞好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和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他说,“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④[④《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

为了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向前发展,毛泽东依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我国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指出多快和好省是对立的统一,好省是用来制约多快的,要使国民经济多快好省地向前发展,就要依据经济发展规律,制定国民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经常观察经济运动的情况和比例关系的变化,通过国家计划及时调整发展的节奏,搞好综合平衡。遗憾的是,在实际工作中,由于片面地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注重多快,忽视好省,特别是错误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全民大炼钢铁,大放高产卫星,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经济大起大落,教训极为深刻。

在新中国建设中,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也给予高度的关注。他认为经济与文化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经济决定文化,“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①[①《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页。];同时,文化的大发展反过来又会促进经济的大发展,给经济以巨大的支持和推动。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②[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页。]

党的第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创造性地提出把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战略思想,领导我国经济在新时期持续、快速、稳定地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积累和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反映时代的要求,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领导我国人民战胜了来自国内外的一个又一个重大挑战,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健康稳步地继续向前发展。科学发展观大大地丰富和扩展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内涵,它不仅包括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以及各部门内部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还包括城市与乡村、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从而使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这种科学发展观,不仅适用于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六、发展新中国的经济文化事业,要贯彻执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实行“全国一盘棋”。

1956年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我国30多个经济部门进行了一次系统的调查研究,为寻找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作了有益的探索。毛泽东总结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经验,并借鉴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提出了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重要战略思想,把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作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19572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为贯彻这一基本方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他强调指出: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就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①[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28页。]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他说,这“并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而“这也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②[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页。]这就是说,有许多事情是应当也可以指导社会团体和各地群众去做的。这方面活动空间很大,潜力无穷,在贯彻执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时,应当大力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是贯彻“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方针的一个重要内容。毛泽东指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③[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他强调要实行“全国一盘棋”,地方要有全局观念、大局意识,有些从局部看来可行而从全局看来不可行的,局部应服从全局;同时中央又要注意照顾地方的利益,给地方一定的自主权,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他说,“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①[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党中央、国务院依据这个方针,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曾作过多次调整,对于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作了有益的探索。

当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统筹兼顾”纳入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并把它作为实现科学发展的根本方法,是符合唯物辩证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我们要联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深刻领会和全面把握其精神实质,更好地加以贯彻落实。

七、新中国的建设要有长远的发展眼光,走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勤俭建国之路。

新中国建国前夕,毛泽东就富有远见地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②[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81349页。]建国以后,他一贯倡导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1951年,在他的领导下开展了全国范围的增产节约运动。1952年,又在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1955年,他提出要勤俭办一切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③[③《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7页。]强调“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④[④《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7页。]任何社会主义经济事业,必须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尽可能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实行劳动竞赛和经济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个人收入和增加积累。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郑重地把“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勤俭建国的一条方针提了出来。他说:“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①[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页。]当时,毛泽东虽然没有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但是节约资源的思想是很明确的,并把它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项原则,在实际工作中常抓不懈。随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自然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逐步深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明确提出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之一,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八、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探索,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开拓前进。

这是毛泽东发展观的灵魂所在。毛泽东一贯提倡并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中国成立后,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庄严地宣告“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明确指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1962年,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经过一段曲折发展之后,他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进一步明确指出“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②[②《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在这之前,他还说过“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他强调指出:“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③[③《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时俱进,要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从总体上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坚持了这个方向,为寻找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也遭到了两次重大挫折。这里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存在误解的问题,也有对某些实际情况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判断失误,导致理论上发生偏差的问题。这就造成了在这些问题上自以为坚持马克思主义而实际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悲剧。毛泽东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发展历史中,揭示了一条普遍规律,这就是:“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5页。]这就是说,人类要进步,社会要发展,事业要兴旺,就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开拓创新。对于前无古人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来说,更应如此。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对于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九、新中国的发展不能离开外部环境孤立地进行,要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自己。

毛泽东总是把中国的发展同国际的大环境联系起来,进行思考,作出决策。1952年下半年到1953年上半年,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前后,毛泽东提出我国要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个体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他认为世界大战暂时打不起来,可以为我国的发展争取到10年至15年的时间。6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毛泽东认为战争可能会打起来,我国面临着战争的严重威胁,因此提出要进行备战,建设大、小三线。70年代,为了改变不利于我的周边环境,打破西方世界对我国的封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他利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矛盾,以“小球推动大球”,同美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同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从而打开了对外关系的新局面,为新时期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

为了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毛泽东为我国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实行和平共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交流与合作,谋求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同时主张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和强弱,都应当平等相待,反对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援助不发达国家建设和发展自己的国家,并向世界公开声明中国永远不称霸,为我国在国际上赢得了众多的朋友。

十、新中国的发展必须建立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这是毛泽东从民主革命时期就主张实行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后,在对外关系上仍然坚持这一方针。他强调中国的发展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并不排斥争取可能的外援,更不反对向外国学习,同外国进行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交流与合作。他提倡努力向外国学习,反对夜郎自大、自我封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同时他又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①[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向先进的国家和民族学习,也并不是所有的方面都要学别的民族,而要注意保持本民族的特点。他强调“学习要与独创相结合”,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创造出自己的新东西。为了尽快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他提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②[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对外国的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同不加分析地盲目照搬一样,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这是毛泽东为新中国设计的一条富有远见的加快发展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可惜,由于受当时外部条件的限制和国内某些错误的干扰,这些远见卓识未能得到很好的实现。可喜的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把改革开放作为我们的基本国策坚决贯彻执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一以贯之地坚持这项国策,并不断地丰富它和完善它,因而大大地加快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缩短了我国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使中国能够为全人类逐步作出较大的贡献。

毛泽东发展观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分析中国的国情,确定新中国发展的方向、道路和目标,揭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动力和规律,并总结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制定了一系列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和方法。它回答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应当向哪个方向发展以及怎样发展的问题。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发展观,对于深入理解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着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作者汪裕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室务委员、编审)

(来源:《毛泽东与新中国研究文集》上2010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