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一生敬重的老师、历史学家卡拉姆津，是19世纪俄国思想史上不可忽略的人物。以前，人们习惯于把他看作农奴主贵族思想的代表。其实，卡拉姆津曾经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后来才热衷于维护俄罗斯民族传统。而当时的欧洲思想界，却始终认为他并不守旧。这似乎有些矛盾，但细究起来，其实不然。在面对变革与传统矛盾的时候，他做出的选择令人深思。

19世纪初，欧洲文化在俄罗斯贵族社会的传播十分广泛。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也受到影响，一度颇为倡导。他组成了一个秘密委员会来拟订方案，准备进行国家改造。当时农民问题是当务之急。秘密委员会成员强烈谴责农奴制度，说它是俄罗斯的“奇耻大辱”，是造成人民普遍贫困的苦难之源。

1809年秋，西方文化的热心追随者斯贝兰斯基伯爵作为主要设计者完成了《国家法典绪论》，准备以法国为榜样，对俄国的国家制度进行“大刀阔斧”、“一针见血”的改革，要使俄国向君主立宪制过渡。

但是，国务会议通过的民法典前两部分出版后，遭到了许多人的猛烈抨击。这其中就包括卡拉姆津。他痛斥斯贝兰斯基是要“把我们斑白的头钻进由巴黎的六七个前律师或前雅各宾党人弄成的小书中去”；“感谢上帝，我们还没有落到那个征服者的铁蹄之下，我们这里还不是威斯特伐利亚、意大利王国、华沙大公国，在那些地方，拿破仑法典伴随着眼泪被作为公民的典范。”他宣称：“我们都热爱俄罗斯，热爱君主，热爱它的光荣和幸福，我们都仇恨那个血染欧洲、把如此多的大国化为乌有的民族。”卡拉姆津如此激烈地反对斯贝兰斯基方案，源于他本人的一次农奴制改造实践。

自从彼得一世推动俄国开始“西方化”进程之后，许多受到西方文化熏陶的俄国贵族都曾进行过小范围的农奴制改造。这在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有所反映。例如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就在自己的庄园里创建了一种所谓的新制度，即用“轻微地租”代替“世代徭役的重辄”，以减轻农民的沉重负担。这是19世纪20年代历史的记录。如50年代《一个地主的早晨》中的聂赫留朵夫、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安娜?卡列尼娜》中70年代农奴制改造后的列文，都进行过庄园改造。这些改造无不遭到邻居地主的不满和农奴的不信任，以失败告终。有人总结说：“罗亭的不幸在于他不了解俄国。”

卡拉姆津的经历恰是这个总结的注脚。他也曾经热烈赞扬过彼得一世的政策，尝试解放农奴。出人意料的是，对他的举措强烈不满的却是他一心想要解放的农奴们。这个“种下龙种，收获跳蚤”的尴尬结果，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后来他的思想走向传统。

卡拉姆津24岁时曾去欧洲旅行。在长时间远离家乡前，他毅然决定“让自己的农奴得到幸福”。他把全部土地都分给了农奴，只要他们缴纳不多的租赋，使他们成为实质上的自由农民。他也没有任命管家，而是让农民自己选出领头人。但当他结束游历归来，却发现农民们并没有过上好日子，反而还陷入了极端的贫困。这个结果令他震惊不已。原来他给予农民的“自由”，没有使得他们为自己的幸福更加辛勤地劳动，却导致了无所事事。相反，他的父亲一直生活在乡间，不但留心自己的地产，还精心管理自己的农奴。所以他父亲那里没有得到解放的农奴反而过得更好。于是，卡拉姆津痛心地收回了土地，决心做一个勤勉的主人，并分给穷人从事经营所需要的东西。结果，农奴们在他的管理下安心劳动，日子好过了，对他都感激不已。

我们今天读到这段历史，可能会觉得当时农奴的思想不可思议。卡拉姆津的结论是：大多数农奴已经世世代代养成了一时难以改变的习惯，失去了在自由的环境下生活和劳动的能力。客观环境变了，主观能力却一时跟不上。所以，他主张首先应该给予那些勤劳的农民拥有地产的权利，使他们逐渐在事实上成为能够支配自己的人，然后再考虑放弃地主对农民的保护人资格问题。所以，卡拉姆津不是变成了彻底的保守派，而是转而主张“渐进”式改造，从最有条件的地方入手，再逐渐扩展到整个社会。

卡拉姆津由此深感自己对俄国社会现实，尤其是农奴的生存和思想实际了解不深，进而对俄国历史和政治体制进行了很多思考。他认为，在俄国进行任何思想和政治变革，都不能过于激烈地破坏历史悠久的俄国文化传统，两者应该结合起来，即在现存国家社会制度的范围内进行改革。以此为标尺，他态度激烈地反对斯贝兰斯基的西化改革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原本全力支持改革的亚历山大一世，也发现问题远非如此简单，开始担心大幅度的变化会引起剧烈动荡，动摇俄罗斯的国家基础。于是，斯贝兰斯基于1812年被沙皇放逐。

值得一提的是，仍然处在传统文化支配下的群众，也不愿意彻底否定俄罗斯传统。迷恋纯朴宁静、和谐自然的俄罗斯民族生活方式，认为古老的村社制度是不能变更的优良传统，这些思想在俄国各个阶层中都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因此，否定斯贝兰斯基方案的，不仅有惧怕利益受损的贵族、担心皇权削弱的沙皇，还有占人口90％的农民。据说，对斯贝兰斯基的改革方案，“不论是在宫廷还是在茅舍，到处都是怨声载道”。当斯贝兰斯基被贬黜的消息传来时，竟然出现了“连暴君之死也不会出现的普遍的欢欣”。这何尝不显示了他们距离群众之遥远。可见，判断任何改革是否真正有益于人民的福利，不能光看其表面上的设计是否完美，关键是要看其是否合乎实际。如果它与现实的距离有天地之遥，说得再美好动听也必遭失败。

今天看来，卡拉姆津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改造社会的良好愿望，而是根据当时的现实作了调整。联系他所处的时代背景，这应当是一个务实的选择。毕竟他的目的是为了农奴生活更加幸福。从文化的角度看，在19世纪的俄国国情下，卡拉姆津的思想转变，体现的是他对国情的正视和对自己所依存的深厚文化传统的尊重。值得一提的是，经过这番对变革与传统的思考，卡拉姆津较早地看到了“俄罗斯必须从欧洲的阴影下解放出来而成为自我”的迫切性。他在这方面的论述，对后来关于俄罗斯民族观念的思考和讨论起了开先河的作用。

〔作者李琦，女，中央档案馆副研究馆员，北京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