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着眼于全面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个全新社会，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创造性地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习近平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二者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但并没达到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了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视野新理念新战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者，就是要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就需要有管总的目标，也要回答推进各领域改革最终是为了什么、要取得什么样的整体结果这个问题。”[1]P26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党中央部署全面深化改革，为什么要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理解和把握其科学内涵，它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什么关系？围绕习近平相关论述，本文试对这些问题试梳理和探讨。

一、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考虑

我们党领导和推进改革，根本目的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30多年来我们始终坚持的根本方向。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谋划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主要考虑有三个方面。

第一,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早在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就提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2]P372为贯彻落实这一思想，结合不同发展阶段的形势任务，江泽民、胡锦涛都对这一思想进行了丰富和发展。邓小平为什么要强调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什么是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是习近平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主持起草十八大报告过程中，按照他的要求，报告不仅围绕“五位一体”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目标，并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十八大后，在主持起草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过程中，习近平提出，邓小平同志讲的“再有30年的时间”就是2022年，时间很紧了，必须尽早把这个战略构想落下来。由此，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一种理论回答和现实回应，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体系的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具体化。这是我国改革进程本身向前拓展提出的客观要求，也是十八大以来党的重大理论突破和创新。

第二，从近代以来我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看，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在探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问题。如何看待国家治理体系，习近平站在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时代高处来论述这个问题。他认为，辛亥革命结束了在中国绵延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后，中国人就一直在寻找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治理体系，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也送来了一种全新的国家治理理念。在领导中国革命进程中，我们党就不断思考未来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问题。比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的战略目标，但在连年战火冲击下，到新中国成立前并未形成有序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就更谈不上了。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后，继续探索这个问题。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党领导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但由于后来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导致很长时间内在国家治理体系上还没有找到一种完全符合我国实际的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3]P44“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3]P44邓小平反复强调制度问题，他考虑的不仅是要解决好制约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问题，而且是要解决好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现代化问题。十八大后，习近平也指出：“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靠制度，靠我们在国家治理上的高超能力，靠高素质干部队伍。我们要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从各个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4]P548因此，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质就是要推动实现我国社会制度现代化。

第三，从世界范围看，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个全新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如何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个全新社会，这是习近平始终在思考的重大问题。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经历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针对社会主义产生的问题曾提出一些创造性政策举措，但未来得及深入探索就逝世了。之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但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好这个问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有多方面原因，没有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从世界历史来看，任何一个政权要稳定下来必须加强制度建设，而形成比较完备的一套制度往往需要较长甚至很长的历史时期。英国从1640年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到1688年进行光荣革命，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形成君主立宪制度，且距离成熟尚有时日。美国从1775年开始独立战争到1865年结束南北战争，用了近90年时间，总统制才大体稳定下来。由此看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也必定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习近平指出，古往今来，大多数社会动荡、政权更迭，原因最终都可以归结为没有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了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探索全面治理社会主义这一全新社会的历史使命感、紧迫感和责任担当。

二、正确认识、把握和看待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治理概念在国际上流行已久。世界银行在1989年报告中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的概念。之后，治理概念被延伸到政治学、公共管理、社会管理等多个领域。西方的“治理”概念原为控制、引导和操纵之意，20世纪末，西方学者赋予“治理”以新的含义。发展至今，西方治理理论已形成多个流派，但其基本政治主张和倾向则是立足于社会中心主义，主张去除或弱化政府权威，趋向于多中心社会治理，简言之，就是政府分权和社会自治。那么，如何理解、看待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第一，关于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基本内涵及其内在联系。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就我国而言，所谓国家治理体系，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所谓治理能力，是指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二者相辅相成，单靠哪一个治理国家都不行。治理国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然而，没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同时，还要看到，二者虽然联系紧密，但又不是一码事，并不是国家治理体系越完善，国家治理能力自然而然就越强。纵观世界，各国各有其治理体系，而各国治理能力由于客观情况和主观努力的差异又有或大或小的差距，甚至同一个国家在同一种治理体系下不同历史时期的治理能力也有很大差距。习近平指出：“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才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结合在一起提。”[1]P28

全面深化改革归根结底是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同时，还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第二，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但并没达到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要求。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外就有人预言，共产党军事上100分，政治上80分，经济上0分；或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搞革命还行，搞建设不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了，世界上又有人说风凉话，“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霸权论”等一直不绝于耳。30多年来，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到应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和各式各样国际经济金融危机、政治风波，我们不仅都挺过来了，而且每场风雨过后都发展得更好，同世界上一些国家不断出现乱局形成了鲜明对照。这说明，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有独特优势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

实际上，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充满活力的中国经济被誉为中国奇迹、东方神话、世界引擎，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肯定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英国《泰晤士报》在2013年一篇社论中罕见地表示，西方领导人应该学习中国的治理效率，克服西方制度弊端。曾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也认为，中国作为东亚的核心国家，治理方式成为东亚其他国家的范例。这说明，我国已经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发展道路，而且形成了一套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治理体系，也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韧性、活力、潜能是不可低估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既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不动摇，又对制约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发挥的体制机制弊端进行改革。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但相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蓝图，相比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相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要求，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我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建设等各方面体制机制还没有达到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要求，有些方面甚至成为制约我们发展和稳定的重要因素。比如，制度执行力、治理能力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发挥的重要因素，我们必须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上下更大气力。习近平明确指出：“只有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尽快把我们各级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工作本领都提高起来，尽快把党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的工作能力都提高起来，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更加有效运转。”[1]P29 显然，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着力点、聚焦点、归结点，也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从这个角度说，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二者是相辅相成、合二而一的。

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解决好制度模式选择和价值体系问题

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往什么方向走呢？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必须回答好。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和思想意识更加多元多样多变的现实，习近平着重阐释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厘清的两大理论问题。

第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解决好制度模式选择问题。我们党始终强调，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把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方向，首先要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前一句，规定了根本方向，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后一句，规定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指向。两句话都讲，才是完整的。只讲第二句，不讲第一句，那是不完整、不全面的。”[1]P21总目标的内涵，清楚地表明了改革的根本方向和鲜明指向，表明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也清楚地回答了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下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国内外有一些人不断提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发展方向，应该实行西方的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两院制等等。按照这个政治参照系，一些人总是对我们的政治制度说三道四。从实际情况看，冷战结束后，照搬了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国家，称得上转型成功者实属寥寥。受“阿拉伯之春”影响的国家，最终却演变成“阿拉伯之冬”。从大历史的维度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总结道：在过去300年的世界经济史上，后来居上者都是走了自己的道路，而移植“好制度”者几乎全是失败者。[5]

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我们不能以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为标准来看，也不能不知不觉就以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为标准来看。比如，我们强调全面依法治国，一些人就打出“宪政”牌，企图拿西方标准来框定我们。习近平指出：“我们必须搞清楚，我国人民民主与西方所谓的‘宪政’本质上是不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6]P21“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各民主党派参政，没有反对党，不是三权鼎立、多党轮流坐庄，我国法治体系要跟这个制度相配套。”[6]P35

看待政治制度模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决定着社会政治机器的运转，不论是君主立宪制还是议会制、总统制，都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统治的本质。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习近平借用唐代李世民“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的古训指出：“我们治国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思想上必须十分明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7]P83治理从属于制度，没有超越社会制度的“治理现代化”。在政治制度模式上，我们要始终高度警惕，防止落入“西化分化陷阱”。

第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解决好价值体系问题。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但国际舆论格局依然是西强我弱。在西方国家推动下，所谓“宪政”、“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等思潮在世界上大行其道，西方式的民主、自由、人权依然是他们手中打压发展中国家的一根棍子。冷战结束以来，在西方价值观念的鼓捣下，一些国家被反复折腾，有的四分五裂，有的战火纷飞，有的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一直是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的主攻目标，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马克思主义信仰，丢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值得警惕的是，在西方和国内一些人鼓噪下，一些人盲目跟风，认识发生了偏差，有的甚至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经过了几百年，为什么不能认同？西方一些政治话语为什么不能借用？接受了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为什么非要拧着来？有的人奉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这些人里面，有的是认识模糊问题，有的是思想方法问题，有的是政治立场问题。

世界上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绝对真理”，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所有价值观念都是具体的、历史的。自由、民主、人权、公平、正义等这些价值观念都不是抽象的，都是有具体的社会政治内容的，也是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在不同社会条件下，人们对价值观念的认识和解释是不同的。西方国家把他们那套价值观念推崇为“普世价值”，其实质是借用这个名头，从根本上抹黑我们党、我们的意识形态，企图给我们造成两难选择：要么被冠以反“普世价值”的污名，要么接受西方价值观念，成为他们的附庸。面对国际体系的加速演变和深刻调整，习近平郑重强调：“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最后要么就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要么就是只有挨骂的份。”[8]

作为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56个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大国，我们必须努力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确立反映全国人民共同认可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使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在当代中国，我们应弘扬和践行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这一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习近平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9]P5如果我们的人民不能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而不加区分、盲目地成为西方价值观念的应声虫，那我们就会失去自己的精神独立性。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指出：增强和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需要我们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定作支撑”。[9]P6在庆祝建党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进一步提出“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归根结底就是价值观自信。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同资本主义国家合作又竞争的历史斗争中，既有硬实力的较量，也有软实力的较量。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守我们的价值体系，要保持战略定力，这方面我们要有主心骨，含糊不得。

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了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视野新理念新战略

站在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党中央创造性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理论突破，开拓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

第一，体现了着眼全局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顶层设计的宏观谋划与战略思维。经过30多年快速发展，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深水区，在越来越深的水中前行，遇到的阻力必然越来越大，面对的暗礁、潜流、漩涡也必然越来越多。现阶段推进改革，很多重大改革举措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就要求我们更加注重改革的关联性、耦合性、系统性，把握全局，注意协调，力争最大综合效益。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4]P547换句话说，只有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总抓手、总聚焦，才能更好地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更好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才能名副其实地既全面又深入地推进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把它作为改革总目标，不仅指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有效路径，体现了党中央对改革的宏观谋划、顶层设计，也展现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的全局意识、整体思维和战略眼光。

第二，体现了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内涵认识上的理念创新和与时俱进。我们党最早提出现代化，内容是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党对现代化内涵的认识不断深入，到党的十八大，基本上形成了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全方位现代化。十八大后党中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制度和能力两个层面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内涵。从现代化的视角审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论在新中国历史还是我们党的历史上都是第一次。习近平也指出，我们党讲过很多现代化，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第一次讲”。[1]P26国外有评论称之为“第五个现代化”，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实力、物质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要帮助人们认识器物层面现代化并非现代化的全部，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0]P10同时，用“治理”代替“管理”，有着深刻含义。“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11]P142使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概念，使我们能够以新视角、新理念、新思维观察和处理改革发展中的新问题。因此，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了我们党对现代化认识上的理念创新和与时俱进，标志着我们党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瞄准了新目标，开启了新征程。

第三，体现了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走向现代化的理论自觉和责任担当。习近平指出：“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这项工程极为宏大，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1]P27从制度化的角度把我国社会主义实践分为“两个半程”，前半程建立起“基本制度”，后半程要“建立起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显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根本标志。如果预期实现，这对科学社会主义和人类政治文明、制度文明必将是一大历史贡献。因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不仅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阶段，也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的崭新历程，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对现代化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习近平指出，今天，我们党处在这样的历史方位上，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走向现代化的历史主动、理论自觉和责任担当。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 [Z].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 [Z].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5]杨光斌.观察中国政治要有认识论上突破[N],北京日报,2016-06-06.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8]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求是杂志,2016 (9).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 [Z].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10]许海清.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第六编研部）

（来源：《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