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建交中的中国外交决策再探讨

作者:董洁   发布时间: 2019-12-26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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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开始主动改善对华关系,但由于中国决策层对中韩关系价值的认知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同时对中韩建交可能打破朝鲜半岛均势感到担忧,所以虽然两国之间交流不断扩大,中国政府却始终坚持“政经分离”原则,不愿打破现状。1989年起,中韩关系迅速发展,朝鲜半岛局势也出现了有利于两国建交的变化。1991年底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中国周边战略形势发生重大转变。为参与塑造朝鲜半岛新格局,1992年,中国与韩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以往国内外学术界对中韩建交的论述多聚焦于建交原因,相关学者列举、分析了诸多因素,包括当时中国与周边多个国家建交的外交氛围、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缓和、苏韩建交、朝韩同时加入联合国、中国对台战略的现实需要等等。上述因素固然都是客观存在的,但简单地将它们综合起来,并不能解释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中韩建交为何会迁延十多年,并最终在1992年实现?

中国在1972年至1979年约八年的时间里,分别与曾经的敌人同时也是韩国的盟友——日本和美国等,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而中韩关系却始终裹足不前,直到1992年才最终实现建交。在如此之长的时间里,韩国曾主动地、较早地表达了改善中韩关系乃至建交的愿望。两国关系长期难以破冰,客观地看,主要是因为中国方面没有给予积极、确定的回应。所以,只有专门考察、分析中国的相关决策,才能对中韩建交为何耗时如此之长作出合乎历史事实的解释。

本文拟通过两条内在逻辑线索还原和解读中韩建交过程中的中国外交决策:一是朝鲜半岛问题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包括中国决策层对韩国的认知和对中韩关系价值的判断、中韩建交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价值、中韩关系和中朝关系在调整对美对苏关系中的作用、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安全战略等;二是国际格局变动对中国相关决策的影响,包括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变动、美日韩同盟对东北亚局势的塑造、苏联解体与冷战终结等。通过这两条历史线索,本文将对影响中国决策层推进中韩关系正常化的原因作出分析,并最终回答中韩建交为何发生在1992年而不是其他年份这一重要问题。

一、谨慎探索时期(1973—1988)

20世纪70年代初,在国际形势和美国外交战略整体发生变化的背景下,韩国首先伸出橄榄枝,尝试改善对华关系。1973年6月23日,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发表宣言,宣布韩国将向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同年10月,韩国外交部请荷兰外交官带口信给中国有关方面:韩方有关中国的基本立场已在6月23日的特别宣言里提到,韩方愿意首先消除对中国的敌对观念,希望从文化、体育、经济等可能的方面逐渐改善、扩大双方关系,对台湾政策也会随着中国调整对韩国的态度而调整。1974年,韩国外交部启动与中国、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学术文化领域接触和交流的项目,苏联对此反应比较积极,中国却作出了“目前很难做到”的回应。

韩国主动改善对华关系,除却政治层面的考量,还有经济层面的现实需要。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开始面临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压力。随着韩国经济飞速发展,美、日等国逐渐减少甚至取消了对韩经济优惠政策,转而越来越多地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限制从韩国进口商品,韩美、韩日之间的贸易摩擦日趋激烈,韩国急于开辟海外新市场,实现对外贸易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近在咫尺且极具发展潜力的中国市场无疑对韩国具有极大吸引力。例如1974年,中国药材进口公司通过香港的大华有限公司从韩国进口两万根红参。韩方对此高度重视,韩国外交部专门开会讨论,认为对华红参贸易既可拓展韩国对外市场,亦可作为促进韩中接触、改善对华关系的途径。

不过在整个70年代,中国对韩国尝试改善双方关系的种种努力,均采取回避态度。自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以来,中韩两国已经对立隔绝多年,没有任何往来,双方缺乏必要的了解和基本的互信。传统意识形态的惯性在中国的半岛政策中影响巨大,例如在中国政府的话语中,韩国被称为“南朝鲜”,它算不上是一个国家,本质上只是美国的附庸和傀儡政权,而且是制造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敌对力量之一。加之朝鲜半岛南北分裂局面长期固化,以至朝鲜半岛问题对于中国决策者而言并没有需要立即作决策的紧迫性。上述因素促使中国决策层延续既有思维与政策,倾向于维持现状,仅与朝鲜交好。

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的国家战略方针发生重大变化,对外政策也随之出现重大调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外交的任务是为国内经济建设尽可能创造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改革开放后的最初几年里,中国决策层认为来自苏联的安全威胁趋于严重,决定继续执行建立反苏统一战线的政策,以期为中国赢得一段发展经济的时期。这一政策投射到朝鲜半岛,使得中朝关系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维系中朝传统友谊,既是构建反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持中国周边和平稳定的重要环节。鉴于朝鲜在半岛统一问题上历来态度强硬,认为国际社会承认韩国将造成朝鲜半岛分裂的固化,因此在改善与韩国关系方面,中国不能不考虑朝鲜的立场。1979年初,中国外交决策层的核心人物邓小平访美时告诉美国总统卡特,中国不能直接与韩国建立联系,这是“非常敏感的问题”。稍后的访日过程中,邓小平更是明确回绝了韩国通过日方传递的合作意向,表示为了对“朝鲜取得更大的影响”,中方不便与韩国进行交流。由于中国决策层将中韩关系正常化与中朝关系相捆绑,这一过程注定是复杂和迟缓的。

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扩大,在外交上不承认韩国的做法,逐渐与创造良好外部环境的外交总目标相脱离,不利于拓展国际交流空间。例如1982年初,中韩两国女子篮球队在加拿大同场竞技,按照国际赛事惯例,两队需在赛前交换队旗和礼物,但限于中国的外事规定,中国队员拒绝接受韩国队员的队旗和鲜花,于是韩国队员将鲜花送给现场观众,场内响起热烈掌声,中国队员则陷于尴尬境地。这个场面被一位新华社记者捕捉到,以“内部参考”的形式报给中央,中央领导人看过之后,指示外交部考虑改变这一情况。7月,中国外交部拟就《关于在国际多边活动中调整对南朝鲜做法的请示》并上报中央,建议今后凡是中国受国际组织委托在华举办的国际多边活动,韩国是该组织成员,中国可同意其派人来华参加,同样中方人员也可应邀去韩国参加类似活动。该请示得到了中国决策层核心人物邓小平的圈阅。中国开始考虑在多边交往中调整对韩关系。

1983年发生的劫机事件,可能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对韩关系的调整。当年5月5日,一架由沈阳出发、载有105人(内含机组人员9人)的民航客机在飞往上海途中被劫持,最终迫降在韩国。劫机事件为中韩两国政府提供了开展第一次官方接触的机会。中国民航总局局长沈图赴韩进行谈判,经协商,旅客和机组人员平安返回,协议的签字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航局”和“大韩民国”,劫机事件得到妥善解决。韩方在此过程中考虑周全,以合作的态度尽量满足中国各方面的要求,给中国决策层留下了良好印象。7月,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讨论调整对韩国的政策以及做好朝鲜工作等问题,建议开始同韩国逐步进行非官方接触,如经贸、文化、科技领域的交流。这一政策调整,为中韩之间人员和社会交往打开了大门。

1983年8月,中国提出申办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并保证届时包括韩国在内的亚奥理事会成员国代表团将顺利入境。1984年2月,韩国代表团首次到中国昆明参加戴维斯杯网球锦标赛。3月,中国宣布将参加1988年汉城(今首尔)奥运会,同时邀请韩国参加1990年北京亚运会。4月,中国代表团赴汉城参加第八届亚洲青年篮球锦标赛……中国打破多年禁忌,在多边国际活动中与韩国接触;韩国则在体育交流方面找到改善对华关系的突破口。

1984年3月,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来华访问,韩国请中曾根首相带口信,希望进一步扩大与中国的交流,并提出中国朝鲜族民众赴韩探亲问题。面对韩方直指建交目的的诉求,中国领导人回应称,中国在处理对韩国关系上已作出一些实质性调整,但两国建交的条件尚未成熟,中国出于对朝鲜半岛局势缓和与周边和平的考虑,需谨慎处理该问题。此时,中国外交的重心仍在美、苏。中国决策层一方面要应对这一年2月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逝世后出现的新变化,一方面正在为4月美国总统里根访华进行磋商和安排,可能还无法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朝鲜半岛事务上。更何况朝鲜半岛局势在1983年10月“仰光事件”后刚刚显露出缓和迹象,朝鲜为摆脱自身的孤立处境,于1984年初主动提出举行会谈,缓和南北关系。综合考量,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中国不可能在中韩关系正常化问题上“轻举妄动”,回绝韩国的诉求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这一时期,除体育交流之外,中韩之间经由香港、新加坡、日本中转的间接贸易也逐步发展。虽然中国因顾及朝鲜感受而小心翼翼,导致间接贸易很不稳定,但由于中韩两国地理位置接近、贸易互补性强,贸易总额不断攀升,从1979年的1900万美元增加到1984年4.62亿美元数据来源于韩国政府。参见。随着中韩间接贸易发展迅速,中国国内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向中央询问、请示能否同韩国进行直接贸易。1985年初,中央出台指导精神:同南朝鲜建立直接贸易关系(包括接受其投资),即使采用民间形式,客观上也是双边来往的开始,南朝鲜很可能借机宣扬,不利于中朝友谊。从中朝关系和国际影响考虑,目前不宜同南朝鲜建立直接贸易关系。一些地方政府尝试突破间接贸易的努力由此被叫停。例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计划与大韩贸易振兴公社共同设立合资企业的项目,就按照吉林省政府的要求中止了,理由是在朝鲜族密集地区开展与韩国的投资合作会导致朝鲜反对,贸易方面也应继续通过香港进行间接贸易。尽管中韩贸易潜力初现,但为了尽可能避免引起朝鲜反对,此时中国在贸易领域恪守不与韩国发展直接双边贸易的原则。

1985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政策完成调整的关键年份,中国领导人对外交政策的思考出现重大转变。这些思考其实自1978年以来从未间断,积累到1985年夏天,终于出现了质的变化。在1985年6月初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说,中央决策层经过几年的观察和思考后完成了“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这句话可以被合理地引申为:苏联的威胁不像以往认为的那么严重。第二个转变发生在反苏国际统一战线的方针方面,即不再以“苏、美、中‘大三角’”为基础设计中国的对外政策。1985年也是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关键年份,这年秋天,中国领导人就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作出重大决定,中苏两国在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的立场逐渐接近。1986年,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出现突破性进展,苏联随后从蒙古、阿富汗撤军。中苏关系的改善,大大缓解了中国的安全压力,也为中国改善与韩国的关系释放了空间。

1985年4月,邓小平指出,中韩发展关系对中国来说还是有需要的:第一,可以做生意,在经济上有好处;第二,可以使韩国割断同台湾的关系。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外交决策层对发展中韩关系战略意义的认知,而且似乎和邓小平本人对时代主题的思考——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提出有所因应。

1987年夏,邓小平在一份涉及中韩关系的材料上作出批示,大意是:与韩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不能再拖了。中共中央、国务院随后成立中韩经济协调小组,专门处理中韩经济交往事宜,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任组长。可是在同一年的11月14日,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却在开会时主张:考虑到中国同朝鲜的关系和朝鲜的承受能力,中国同南朝鲜的调整不宜太急,应逐步进行,目前仍应遵循中央的方针,只同南朝鲜进行间接贸易,还不能突破。时隔四个月,外交决策层对调整中韩关系的节奏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这一现象也折射出中韩关系正常化的复杂与艰难。

1988年,中韩关系在经贸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当年3月,中央将山东作为中韩两国民间直接贸易的试点省份。山东省决心抓住一切可能,发展中韩经济技术交流合作及贸易往来,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没有政策向中央要政策,比如为韩国客商提供签证便利,允许驻外机构人员去韩国活动,允许经贸业务人员在第三国或去韩国洽谈业务,允许山东省针对韩国进出口一些原本应由中央统一经营的商品(如玉米、煤炭、棉花、棉纱、棉涤纶纱、棉坯布、棉涤纶坯布、钢材)。6月,山东省接待了一个以韩国总统卢泰愚的亲信金复东(卢泰愚的内兄)为首的韩国经贸考察团。经过三天会谈,双方达成六项协议,包括以民间贸易形式开展经贸活动(中方使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山东分会的名义,韩方则用大韩贸易公社的名义),贸易人员签证时间为一个月,分别在汉城、济南设立经贸分公司,以及合资创办往返仁川至威海的航运公司、开通中韩海运通道,等等。8月15日,以中国贸促会山东分会会长李瑜为团长的山东经贸代表团回访韩国,洽谈签署在韩国设立“山东省(贸促会)贸易办事处”协议事宜。尽管李瑜此行是以贸促会“民间身份”赴韩,但回国后仍受到上级批评。外经贸部和外交部为此联合发文强调:在韩国设立民间贸易机构属中央政府通盘考虑的问题,地方政府无权私自商议。

山东省之所以急于落实协议,应该是想在发展对韩贸易方面占得先机。因为自1988年初国务院将“自负盈亏”定为外贸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后,除山东省之外,其他省份发展对韩贸易的需求也很强烈,实质上产生了竞争。例如当山东省与韩国商谈建立驻韩贸易办事处时,辽宁省也在与韩国方面接洽;福建省没有获得中央赋予的优待政策,但争取到与韩国大宇集团联合创办一家大型合资企业的机会。1989年初,山东省外经贸委在给外经贸部的报告中提出,中央在对韩贸易上开的口子太大,东南沿海一起上,不利于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建议还是指定有限地域开展与韩国的经贸交往。上述情况从侧面说明,地方政府与韩国的经贸交往是符合经济规律、很难被限制的。

地方政府在对韩经贸中的积极作为,一方面可以满足其发展自身经济的需要,有利于中央对韩“政经分离”政策的实施,有助于减少朝鲜方面的不满;另一方面也给中央政府带来新的问题,因为地方政府被授予了与韩国经济交往的决定权,而这种权力有时难免会与中央政府的外交职能产生冲突。

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积极发展中韩贸易的态度加深了中央决策层对中韩关系重要性的认知,促使其在中韩关系正常化问题上采取进一步举措。1988年5月至9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几次谈到中韩关系问题。他说,从中国的角度看,我们同韩国发展关系,有利无害。经济上,对双方发展有利;政治上,对中国的统一有利。如今时机成熟了,发展同韩国的经济文化交流的步子,可以比原来考虑的更快一些,更放宽一些。发展中国与韩国的民间关系,是一着重要的战略棋子,对台、对日、对美、对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对东南亚,都有着重要意义。与此同时,邓小平指出,做这项工作要十分慎重。这个问题很微妙,处理起来要很谨慎,要取得朝鲜方面的谅解。邓小平的连续发声可以被解读为:在不刺激朝鲜、不破坏朝鲜半岛稳定现状的前提下,中国可以尽可能地探索扩大与韩国在包括体育、文化、经济方面以及非官方领域的各种关系。这一时期,中国领导人在与外宾谈及朝鲜半岛问题时,均明确表示半岛局势稳定是大局。在处理对韩问题上,中国总的方针有两条:其一,希望朝鲜半岛局势稳定,不希望把朝鲜变成新的热点,这样做对朝鲜人民、中国人民,乃至对整个亚太地区的缓和都是有利的;其二,韩国也是中国的邻居,与韩国发展贸易同样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所需要的。中国总的立场是:为了支持朝鲜,不和韩国有外交关系,但是不反对与韩国的民间贸易往来,包括直接和间接的贸易往来。

1988年,还有两大事件对推进中韩关系正常化产生了影响。一是韩国新总统的就职。当年2月,韩国第一位民选总统卢泰愚上任。虽然从朴正熙时代起,韩国历任总统就把对华友善作为一项国策,但卢泰愚对改善韩中关系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在竞选期间,他就承诺将改善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中国以及朝鲜的关系,甚至将对中国大陆的称呼由“中共”改成了“中国”。当选后,他更是承诺将在其任期内实现韩中关系正常化。二是汉城奥运会的举办。9月,中国派出了一个超过400人的体育代表团参加汉城奥运会,并允许大韩航空的飞机进入中国领空。这次奥运会还为中国提供了一个观察和了解韩国的渠道,其间共有32家国内新闻机构的126名记者来到韩国,在他们发回的赛场外花絮中,有对韩国发达的经济、高素质的国民、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的描绘,也有对韩国人对华友善态度的记录。在汉城奥运会拉近中韩关系的背景下,当年10月,韩国政府取消韩国公民前往中国旅游的限制。11月,韩国外汇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签订外汇交易业务协议,中韩直接贸易急速发展。

总之,自20世纪70年代初至1988年,中韩关系正常化处于谨慎探索时期。这一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决策层在改善中韩关系方面逐渐形成“政经分离”原则,对韩国的认识有所加深,对中韩关系战略价值的判断日趋明了,中韩实践层面的交流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中国仍将对韩关系与对朝关系相捆绑,将改善与韩国关系置于维持朝鲜半岛稳定的框架内思考,严守不与韩国建交的底线。

中国决策层对中韩建交的最大担忧,是朝鲜半岛的均势稳定状态可能因此被打破。至于中韩建交究竟会给朝鲜半岛造成怎样的不稳定局面,在已公开的中国领导人表述中,似乎没有具体说明,而是讲得比较含糊,看起来更像是对某种不确定的后果感到担忧。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中国决策层对于中朝关系的定位承袭了朝鲜战争结束后形成的思路,朝鲜可能的反应是中国决策层重要的考量因素,不到时机完全成熟之时,中方是不会冒险打破现状的,毕竟连邓小平都认为韩国问题“很微妙,处理起来要很谨慎”。

二、快速发展时期(1989—1991)

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中国外交遇到严峻挑战。在美国带动下,有20多个发达国家参与了对中国的制裁。一时间,中国同外部的各种接触几乎全部停止。这对中国经济尤其是经贸领域造成严重不利影响,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大幅下降。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经济自1988年底起也处于严重波动之中。

对于中国的政治风波,韩国采取了有别于其盟友美国、日本的沉默立场韩国报刊基本持公正态度,或者干脆保持沉默。而且同菲律宾、苏联等国一样,政治风波后,韩国访华人数不降反增,而美日两国的访华人数则分别出现了40%和29%的下降。,并加强了对华经济交往。例如1989年6月至8月,韩中渡轮线路开通并正式投入运营。借1990年北京亚运会举行之机,中韩两国开通了包机航运;韩国一部分大企业还向北京亚运会捐赠了超过400台、总价值不少于500万美元的轿车政治风波后,希望进入中国的韩国企业发起了多种捐助活动。。此外,韩国企业主动提出,非常愿意也有能力为受国际制裁影响而急需外国贷款的中国提供500亿美元的低息贷款。韩国的种种举动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中韩贸易额自1989年起呈现持续大幅增长趋势,1989年为8.9亿美元,中国拥有贸易顺差;1990年比上一年增加了一倍多,达到19.4亿美元,占当年中国贸易总额(1154.36亿美元)的1.68%;1991年为32.5亿美元,占当年中国贸易总额(1357.01亿美元)的2.39%中国贸易总额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中韩贸易额来源于中国驻韩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中韩贸易总额,由于双方统计口径不同,数据存在较大差异。根据大韩贸易振兴公社的数据,中韩贸易额1989年为31.4亿美元,1990年为38.2亿美元,1991年为58亿美元,1992年为63.8亿美元。由于本文以中国外交决策为研究视角,故正文中采用的是中方数据。虽然中韩贸易额在中国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并不算高,但在中国整体外贸形势极为严峻的20世纪90年代初,中韩贸易量的大幅增长足以引起中国决策层的重视。1989年底,中国外经贸部、外交部要求各省市上报当年同韩国开展民间经贸交往活动的进展情况、存在问题及今后工作设想。从主动掌握贸易状况的态度看,韩国的经济价值进一步被中国决策层所了解,并得到认可和重视。

这一时期韩国的国内经济表现也颇为抢眼。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工业国家普遍出现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例如美国自1987年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长率快速下降,到1990年仅为0.9%。1990年,美国的财政赤字高达2204亿美元,海湾危机引发的石油暴涨则进一步加剧其贸易收支失衡状况。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也出现不同程度的经济衰退。世界经济增长率由1989年的3.4%降为1990年的2.1%。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亚太地区经济的异军突起,尤其是“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迅速崛起,经济增长率均保持在世界经济平均增速的两倍甚至两倍以上。1981年至1989年,韩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9.9%,1990年为8.7%,1991年为7.5%,长期位列“亚洲四小龙”榜首。

中韩贸易额的持续增长和韩国国内经济的抢眼表现,为中国进一步扩大对韩经济往来提供了现实依托。中国外交部在1989年的一份内部报告中提出,东亚经济新格局的形成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对外开放布局及周边环境,在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与本地区国家双边关系的同时,对于各类有利于促进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合作构想,原则上应持积极态度。在此背景下,中韩互设贸易代表处的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

早在1988年9月,韩国就通过关系人士向中国决策层转达口信:希望中国在韩国开设商务或者其他民间名义的代办处,以便有紧急事情时可以及时联络,而不要总通过香港。这一口信被报至国务院总理李鹏处,并被批转给主管对韩事务的副总理田纪云。11月,朝鲜政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金永南访华时,中国外交部部长钱其琛专门与他谈了中国与韩国的贸易关系问题,并告知朝方中国正在考虑和韩国互设贸易办事处。由此可知,韩方这一建议第一时间被中国决策层采纳,但中方仍希望获得朝鲜的谅解。

1989年1月,中国贸促会以中国国际商会名义向大韩贸易振兴公社提议在汉城和北京分别开设两机构的代表处。双方代表团先后在北京、汉城举行会谈,但在代表处名义和协议方式上未能达成一致。中方希望代表处是民间性质的,而韩方则希望中方赋予代表处类似领事馆的官方性质。1990年4月,田纪云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韩国鲜京集团鲜京集团是SK集团前身,时任会长崔钟贤的小儿子崔泰源是韩国总统卢泰愚的女婿。社长李顺石时,向韩方提出再次开展有关设立韩中贸易代办处的交涉。田纪云请李顺石转告韩方决策者:中国认为互设贸易代表处势在必行,也认真考虑和研究了这个代表处的性质,尽管建立官方机构对双方均有利,但达到这个目的有很多制约因素,朝鲜因素就是其中之一。中方建议采取较为实际可行的方式,先设立民间的、纯商业的机构,然后随着政治形势和经贸规模的发展,逐步改变这个机构的性质。在与韩方交涉的同时,中国也在做着朝鲜方面的工作。这一年9月,金日成获知苏韩即将建交的消息后紧急秘密访华,在获得中国领导人关于中国不会同韩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明确表态后,作为对中方口头承诺的“回报”,金日成对中方再次提出中韩互设贸易代办处的设想“松口”表示理解,并感谢中国为此事拖了不少时间钱其琛:。10月,中韩双方就互设贸易代表处最终达成一致并正式签署协定。中国方面以中国国际商会的名义签约,以便突出民间性质。韩国方面虽然以大韩贸易振兴公社的名义签约,但在内部则把驻北京代表处视为韩国驻北京代表部,赋予其驻外公馆的职能和性质,派驻人员也以韩国外交部人员为主。

中韩互设贸易代表处,标志着中韩贸易彻底转为双边直接贸易,这是中国对中韩双边交流的承认。不过在具体交涉过程中,中国依然顾及朝鲜立场,不愿突破“政经分离”原则。

与此同时,国际局势的剧烈变动也对朝鲜半岛形势产生了影响,尤其是给朝鲜带来很大压力。内政方面,苏东剧变导致此前来自苏东等国的经济援助、军事援助骤减,朝鲜经济压力骤增。1989年东德并入西德的统一模式,也让朝鲜压力倍增。外交方面,韩国利用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困难,从经济关系入手打开政治关系,与苏东国家相继建交。1989年2月,匈牙利率先打破禁忌,与韩国建立外交关系。随后,波兰(1989年11月)、南斯拉夫(1989年12月)、捷克斯洛伐克(1990年3月)、保加利亚(1990年3月)、罗马尼亚(1990年3月)、苏联(1990年9月)等国相继与韩国建交。中国外交部密切关注这一动向,并得出结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同韩国发展关系是无法阻挡的趋势。

为赢得生存空间,朝鲜决定化被动为主动,主动调整南北政策,重启南北对话,并将对话由之前的民间级别提升到总理级别。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出现缓和趋势。1990年9月4日至7日,朝、韩举行总理级会谈,这是自朝鲜半岛分裂以来双方首次进行最高级别会晤。朝鲜提出亟待解决的三大问题,包括以一个席位加入联合国,停止美韩联合军事演习,释放因访问北方而被捕入狱的南方民主人士。韩国则主张首先解决自由往来和全面开放问题,提出实现离散家属团聚、开展直接贸易、签订通航协议等具体建议。尽管因为双方存在明显分歧,会谈无果而终,但会谈氛围轻松、温和,并未出现先前那种相互指责、严重对峙的场面,而是表现出某种求同存异和“向前看”的积极姿态。朝鲜半岛出现缓和迹象,自然为中国所乐见,会谈结束后两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会谈“对消除隔阂,增进了解,推动朝鲜统一进程,将起到积极的作用”。鉴于中国一向主张在朝鲜半岛局势趋于缓和、稳定的前提下考虑中韩关系正常化问题,这次朝、韩总理级会谈无疑为中国调整政策创造了更大的空间。

随后不久,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又在加入联合国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朝鲜在中国劝说下改变长期坚持的立场,于1991年9月与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于中国而言,朝、韩同时加入联合国是实现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交叉承认的第一步,它实际解除了中国对于交叉承认“两个朝鲜”可能与“一个中国”原则相关联的担忧,降低了中国承认韩国政治地位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为中韩建交进一步扫清了现实障碍。

1991年12月13日,朝鲜总理延亨默同韩国总理郑元植在汉城签署《关于北南和解和互不侵犯及合作交流协议书》。这是朝、韩自1972年签署《七·四南北共同声明》以来达成的第一份正式文件。在南北关系缓和的大背景下,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也有新进展。12月31日,朝、韩在板门店签署《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均表示不试验、不制造、不生产、不拥有、不储存、不部署和不使用核武器,只把核能用于和平目的,并同意允许核查,以确保半岛无核化。1992年1月30日,朝鲜签署《核保障协定》,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

综上所述,到1991年底,中韩建交呈现出诸多利好条件。但是,从中方这一时期对韩、朝的多次表态来看,中国在建交问题上的立场仍未松动。1991年4月,第四十七届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年会在汉城召开,韩国外务部长官李相玉就建交问题询问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刘华秋答复称,希望两国关系能够渐进式发展。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李相玉再次向钱其琛打探中方立场。钱其琛回复称,中韩关系的发展与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相关,韩中两国目前宜维持过渡性的关系。10月,金日成最后一次访华。临回国前,他又一次就中韩建交向江泽民询问中国立场,江泽民表示中国只同韩国有民间贸易关系。11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在汉城举行,中国首次派团出席。卢泰愚特别安排了与钱其琛的单独会面,单刀直入谈起两国关系问题。钱其琛表示,中韩关系的改善须在南北关系、日朝关系、朝美关系改善之后进行。第二天,李相玉又单独约见钱其琛,提出将双方互设的贸易代表处升格为官方机构,以此试探中方在建交问题上的立场。钱其琛说,现在代表处还是以民间名义存在比较合适。

据钱其琛回忆,在他开完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从汉城回国后,中国决策层开始着手研究中韩建交问题,经综合分析后判定,建交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综合目前已公开的各方材料,笔者认为,中国决策层大约在1991年底就中韩建交达成一致。

三、建交之年(1992)

1992年1月23日,田纪云会见韩国高丽化纤会长张致赫。张致赫作为韩国国家安全企划部(韩国国家情报院前身)委托的联络人,常年穿梭于中韩之间。田纪云告诉张致赫,中国政府决定和韩国建交,现在起进入政府间相互接触的阶段。张致赫将这一情况通过个人渠道报告给卢泰愚。不过,由于韩中关系正常化长期迟滞不前,韩国政府在知悉消息后有点难以置信。韩国安企部的某局长甚至表示这不可能,韩中即便要建交,也要再等上一年。随后,韩国方面通过一系列渠道了解了中国的这一态度。

3月初,韩国召开驻外使节会议,驻北京贸易代表处代表卢在源短暂回国参会,向外交部提交了2月综合报告书。报告书记录了过去两个月他与中国人士接触的情况。据他观察,中国政府内部已经确定了与韩国建交的方针,但考虑到与朝鲜的关系,正在等待时机成熟。韩国驻其他国家的使馆也发回报告称,年初中国外交部领导在与第三国大使面谈时,表示中国很想年内与韩国建交,但要得到朝方认同。同月,钱其琛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当有外国记者问起中韩关系时,钱其琛一改过往“中国不会与韩国发生任何官方关系”的表态,代以“我们与韩国建交没有时间表”的表述。这一措辞上的微妙变化进一步释放出强烈的建交信号。

4月,亚太经社理事会第四十八届年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中韩两国外长单独会面。钱其琛告诉李相玉,中韩正式谈判建交的时机还不成熟,但双方可以先建立联系渠道,就两国关系进行接触。李相玉当即表示同意。在中韩两国外长在北京会面的同一时间,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正在平壤参加金日成80岁寿辰庆祝活动。受中央委托,杨尚昆告诉金日成,中方正在考虑与韩国建交问题,但仍将一如既往支持朝鲜的统一事业。金日成听后表示,现在朝鲜半岛处于微妙时期,希望中国能协调中韩关系和朝美关系,请中方再多做考虑。

从上述时间安排上看,中国决策层在推动中韩建交进程时,采取了试探韩方建交想法与向朝方通报并做朝方工作同步进行的方式。获得朝鲜谅解是中国决策层处理韩国问题的一贯思路,不过之前都是在获得朝方谅解后才有所行动,这一次却是并驾齐驱。而金日成的答复则可以被解读为:朝鲜希望中国以中韩建交为筹码,交换美国对朝鲜的承认,也就是中韩建交最好在朝美关系正常化后进行,或者是同时完成。

金日成的想法实际上也是冷战末期中国在处理朝鲜半岛问题时频频提及的交叉承认方案。这一方案最早并非由中国提出,而是1975年9月美国在第三十届联大上提出的。起初,所谓交叉承认就是中、苏承认韩国,美、日承认朝鲜,最终实现朝鲜半岛南北和平共处。这一方案提出后得到美、日、韩的吹捧和宣传,中、苏、朝却一致谴责,认为这是美国企图使朝鲜半岛分裂固化、永久化的阴谋。而到冷战末期,随着国际局势变化,美、日、韩对交叉承认方案的态度变得暧昧,中、苏、朝的姿态则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微妙变化。尤其是中国,在中韩关系正常化进程中,大力推动朝美、朝日关系正常化,尽可能减小中韩建交对中朝关系带来的冲击,试图以交叉承认的结果构建朝鲜半岛新的平衡。1987年5月金日成访华期间,中国领导人曾向朝方提出,希望其慎重考虑交叉承认问题参见。朝鲜此时也一改过去的反对立场,对交叉承认给予一定配合。在中国的外交斡旋下,1991年1月10日,朝日举行关系正常化第一次会谈;到1992年3月底,该会谈共进行了六次。1992年1月,朝美在纽约举行朝鲜停战后两国首次高级会谈。然而,1990年9月的苏韩建交开了不用将美、日交叉承认朝鲜作为建交前提的先河后,国际形势对美、日、韩越来越有利,三国统一口径,将交叉承认与中韩建交相切割,转而与朝鲜接受核武器核查相关联。例如在朝日关系正常化谈判中,日本严格遵循韩国提出的“日韩优先协商”原则和美国提出的把朝鲜接受核查作为日朝邦交正常化先决条件的主张。

尽管如此,中国依然尝试将交叉承认包裹在中韩建交进程中努力推进。1991年11月,钱其琛在汉城与卢泰愚会面时,提出中韩关系的改善须在南北关系、日朝关系、朝美关系改善之后进行,就是试图把中韩建交引向交叉承认的方向。而中国劝说朝鲜与韩国加入联合国,则是实现交叉承认的第一步。从汉城回国后,11月15日,钱其琛又与来访的美国国务卿贝克举行会谈。他就1992年美、中分别与朝、韩实现交叉承认的方案,也就是美国与朝鲜建交、中国与韩国建交的方案征询美国意见。贝克表示,如要实现交叉承认,朝鲜首先要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接受国际原子能组织的全面检查。他说,朝鲜开发核武器对东北亚地区的安全造成威胁,阻止这一行为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尤其是中国对朝鲜施加影响。对此,钱其琛指出,中国也不希望朝鲜半岛出现核武器,但是对朝鲜施加压力可能会造成反面效果,这个问题应该由朝、韩共同协商解决,中国不希望朝鲜被国际社会孤立,因此提出交叉承认的方案。12月,中国研究机构的相关人员与韩国驻北京代表处接触时,也表明如下立场:一个不破坏朝鲜半岛的均衡、能够满足各方利益的方案,必须是中、美、日同时与朝、韩建交的交叉承认方式,韩国政府对日、美与朝鲜改善关系必须积极促进。直到1992年3月,刘华秋还在访美时再次提及中、韩及朝、美间的交叉承认问题。不过,美方明确表示,交叉承认的时代已经过去,韩中建交与日朝、美朝关系的改善毫无关联。

如果说中国领导人在1988年提出要将中韩建交作为一着重要的战略棋子时,可能并不知道这枚棋子未来将置于怎样的一盘棋局中,那么到冷战末期,随着中国大力推动交叉承认方案,决策层将中韩建交置于构建冷战后朝鲜半岛新均势的大局中的设想则变得越来越清晰。

1992年5月,中韩两国代表在北京开始商谈。在韩方要求下,交谈直奔建交议题。中国对此也有所准备,提出了建交原则,要求韩国与台湾断交、废约、撤馆。韩方最初提出要与台湾保持“半官方关系”,遭到中方严正驳回。双方相持一段时间后,韩方看中方毫无松动之意,担心拖延时日耽误建交,经权衡后放弃原来的要求,接受了中方的建交原则,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除建交谈判的核心议题“韩台关系”外,中国在谈判中再次提出交叉承认建议,但被韩方明确拒绝。韩国代表表示,只有在朝鲜严格执行《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允许南北方相互检查核设施,并消除国际社会对核问题存在的疑问之后,韩国政府才会同意交叉承认。另外,韩方认为,由于韩国已经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韩苏建交没有涉及交叉承认问题,按类似情形,韩中建交也应转化为两国双边问题,不应牵涉多国多方。此后,中方没有再把交叉承认作为中韩建交的先决条件。

关于中国为何在中韩建交谈判中没有坚持交叉承认,公开材料还不足以充分解答。但笔者愿在现有材料基础上作如下推测:首先,在建交谈判中,中国的核心利益——韩台断交、废约、撤馆已经得以实现。考虑到对于韩台关系,韩方“苦心经营”了几十年,中方原本预期这会是一块像中美建交谈判中的台湾问题一样难啃的“硬骨头”,至少要花上几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没想到韩方没有坚持太久,就接受了中国的建交原则。这与卢泰愚希望在自己的总统任期内与中国建交有关,这一目标使韩国一线外交官拥有的协商空间有限,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鉴于卢泰愚任期所剩无多,中国也不愿在交叉承认问题上牵扯太久而丧失有利谈判时机,导致韩国处理对台关系立场生变。其次,从经济角度看,中韩建交不宜再拖延。中韩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缺少相应的贸易保护条约和关税条约的状况,严重制约了韩国对华贸易投资的规模,这已成为两国发展贸易的突出障碍。再次,由于美、日、韩在交叉承认问题上协同一致,日、韩追随美国的立场,坚决将改善同朝鲜关系与解决朝鲜核问题相关联,而不是与中韩建交相关联,所以中国提出交叉承认后,可能同时受到了来自美、日的外交压力。最后,交叉承认也许是解决朝核问题的“药方”。美、日提出将朝鲜接受核查、遵守无核化承诺作为改善与朝鲜关系的前提,而朝鲜半岛无核化其实也是中国一贯坚持的立场,在苏韩已先行建交的情况下,交叉承认方案失去了重要支点,将其留待解决朝鲜核问题时使用,符合中国的周边安全战略和国家安全利益。中韩双方最终于1992年6月底达成建交协议,朝日、朝美关系正常化却没有完成,交叉承认未能实现。

中韩建交谈判总共耗时不到两个月,速度远远快于中日、中美建交谈判,大大超出中方预期。正因为如此,中方根本来不及向朝鲜方面说明情况,更别提获得对方谅解。这与中、朝两国此前在诸如加入联合国、互设贸易代办处等问题上事先取得互相谅解的处理方式大不相同。中韩建交对中朝关系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有韩国学者将中韩建交与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相关联,认为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曾利用中美建交打开过对外开放的局面,到1992年中国因为苏东剧变和政治风波而承受着内外两方面压力时,邓小平很有可能是想利用中韩建交为深化改革开放进程添一把火参见。对此,笔者不能苟同。中国对外政策演变的历史已经证明,那种主要由国内政策重大变化引起的对外政策调整,通常都是滞后的,并不会立刻显现。尽管中国启动与韩国建交的时间点与邓小平南方谈话大体相同,但很难说二者之间存在内在关联。将中韩建交与改革开放相联系,有夸大中韩建交效应的嫌疑。

至于中韩建交为何在1992年实现,其中固然有两国建交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的客观原因,但真正促使中国决策层决定启动建交谈判的,可能是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动,即1991年底苏联解体,冷战、两极格局终结。冷战的结束使得中国周边战略形势出现新变化,中国外交更加强调并丰富了睦邻友好政策,而朝鲜半岛是塑造和平稳定周边环境的重要区域,中韩建交因此被赋予更大的战略意义。1992年8月24日,中国外长钱其琛和韩国外长李相玉在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正式签署中韩建交公报。9月27日,韩国总统卢泰愚应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邀请访华,成为大韩民国建立以来第一位到访中国的国家元首。中韩关系由此翻开新的历史篇章。

四、结语

在中韩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方面动力不足。其一,中韩两国隔绝多年,朝鲜半岛问题在中国外交决策系统中不具有优先性,中国决策层对中韩关系的价值认知存在一个渐进过程。其二,冷战期间,朝鲜半岛形成了一个北方三角(苏、中、朝)与南方三角(美、日、韩)并存的均势稳定局面,在美、日尚未承认朝鲜的情况下,中国若率先承认韩国并同其建交,势必打破这种平衡。其三,在维护半岛和平稳定的前提下,朝鲜对中韩建交可能的反应,始终是中国决策层的重要考量因素。正因为有了以上三个因素,中韩建交才迁延多时。

至于中韩建交何以最终在1992年实现,建交条件基本成熟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除此之外,1991年底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可能是中国决定同韩国建交的最后推力。世界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动使得中国周边的地缘安全形势出现重要变化,中国外交的重心开始转向周边国家,而朝鲜半岛是塑造和平稳定周边环境的重要区域,中韩建交对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外交意义重大。作为中国周边外交的一个重要成果,中韩建交不仅是中国参与塑造冷战后朝鲜半岛新格局迈出的重要一步,而且是中国推行睦邻外交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有利于维护朝鲜半岛稳定,巩固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影响力。

此外,中韩建交还折射出中国在朝鲜半岛政策上的谨慎与稳健。朝鲜半岛的特殊地理位置、中朝多年的传统友谊以及意识形态的传统惯性在中国对外政策的选择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决定了在没有打破此区域既定格局的地区性或全球性变化出现以前,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将保持稳定。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