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学界论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新与提高
[内容摘要]在海外学者眼中，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够根据环境的变化积极主动地对自身进行革新与提高，这种能力是党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在思想理论上，中国共产党既有对共产主义理念和传统儒家文化的传承，也有为适应所处环境的变化而做出的调整；在执政特点上，中国共产党在调整组织结构、推进党际交流和强化学习能力等方面表现出鲜明的特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面对新的问题和挑战，中国共产党自我革新与提高的步伐不止。
[关键词]自我革新；海外中国学；思想理论；政党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想了解当代中国就必须了解中国共产党，这几乎已成为海外中国问题研究者的共识。因此，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一直是海外中国学的重要领域之一。
西方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热情曾出现起伏。新中国成立后，以哈佛学派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的研究表现出极为浓厚的兴趣，其研究视角和方法区别于传统的汉学研究，开启了系统研究中国共产党的道路。 改革开放初期，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热情一度暂时下降，许多研究者将研究兴趣转向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微观层面。 近10来，欧美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关注程度又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部分学者提出“把党带回来”的研究取向，以转换中国政治的解释范式，这标志着“以党为中心”研究范式的复兴。
苏东剧变之后，虽然有些海外中国问题专家仍在坚持“中国崩溃论”，然而中国社会欣欣向荣的现实情况令更多研究者开始反思：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遭遇困境的情况下，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顶住压力，逆势而上，表现不俗？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狄忠蒲（Bruce J. Dickson）提出了一种解释，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adaptability）使其有效地回应了外部压力。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用“弹性”（resilient）来解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成功应对挑战。 综合而言，西方学者所使用的适应性、弹性等不同表述形式，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在探讨中国共产党根据环境的变化而对自身进行的积极主动的调整，即自我革新与提高。
本文聚焦海外学者近年来就中国共产党进行自我革新与提高方面所做的研究，从思想理论和执政特点两个研究维度进行梳理分析，力求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呈现出海外学者勾勒的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发生变化的图景。
一、关于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建设的探讨
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这主要体现在对中国共产党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如何进行理论创新两个方面的分析研究上。
1. 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当前，一些海外学者改变了过去认为中国共产党摈弃传统文化的负面评价，更多地从正面强调中国共产党身上体现出的传统文化的延续。西方学者过去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大多强调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在他们眼中，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是一个与过去传统完全决裂的革命政党的形象，特别是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封建旧礼教的反抗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儒家文化的批判，这种印象更加根深蒂固。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发展速度超出了西方的预期，越来越多的中国问题专家开始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今中国的影响。这种思考角度不同于汉学家对文化和历史的学术考证，而更多是一种“路径依赖”的制度主义研究，特别是对传统文化与中国共产党执政之间关系的研究。这类研究主要以欧洲大陆的左翼学者为代表。
有些研究者强调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吸收提高了其适应环境的能力，这些研究者倾向于从党的指导思想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角度出发，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的相容性、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吸收和传承等问题。法国经济学家多米尼克·德·朗比尔（Dominique de Rambures）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在根基上具有相容性。“在所有西方哲学流派中，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与中国哲学思想最为接近的。” 一方面，两者的立论基础都是唯物主义。中国传统思想与辩证唯物主义有相通性，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得到接受和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发展路径是相似的。两者推进知识的方法都是渐进性的或探索性的，在一个连续的阐释链上逐一积累各种思想成果。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对于任何阐释都是持开放态度的，具有较强的兼容性。
法国政治哲学家、经济学家托尼·安德烈阿尼（Tony Andréani）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对传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化解了西方理论悖论，这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具备的优势条件。在西方人眼中，马克思哲学的中心思想是矛盾和阶级斗争，而中国的“和谐”观貌似与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相冲突。事实上，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矛盾与失衡具有特殊意义，追求和谐的首要任务是重塑遭到破坏的平衡，无论自然秩序还是社会秩序均须如此。当代中国政治话语的许多表述都暗含这一逻辑：矛盾始终存在，而处于变化之中的平衡能够且应该被不断提升至更高水平的和谐。稳定意味着抵达一个平衡点，而这个平衡点只是暂时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需要等待新的平衡点出现。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再以通向人类社会终极归宿即完美的共产主义作为唯一目标。共产主义可以作为引导航向的罗盘，在寻找动态平衡点的过程中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不断进步。
还有些研究者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延续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在社会上获得高度认同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朗比尔提出，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使中国形成了一个“霍布斯式”的国家,即人民将主权交付给一个权力无限的国家，国家则保证制度的稳定、经济的繁荣和民族的强大，这种契约关系得到了民意的大力支持。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解读更是强化了这种契约关系。 巴黎第十大学荣誉教授、法国调节学派创始人米歇尔·阿格利埃塔（Michel Aglietta）认为，现代中国是一个具有帝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国家。从某种角度上看，官僚集团的利益必须符合政治领域的共同利益，即保持稳定。这成为中国共产党推进以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和生活条件为导向的改革的动力。
2. 思想理论的与时俱进
由于变化的事物更容易引发关注，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领域所做的调整吸引了许多海外中国问题研究者的目光，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变化。研究角度既有中国共产党根据实际情况对中西方思想理论进行创新性融合的宏观解读，也有在不同阶段、针对不同问题所做调整的中微观剖析。这类关注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领域调整变化的研究基本秉持相同的目的，即为中国的发展路径不同于西方的设想或西方理论的预设寻求答案。
有些研究者从中西方横向比较的视角出发，探究中国共产党如何兼收并蓄，创造出独特的、适合自身需要的思想理论。巴黎政治学院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鲍佳佳（Stéphanie Balme）指出，虽然中国转型的政治合理性可以用转型过程本身的复杂性来解释，但是欧洲学术界的传统观念仍然无法理解与资本主义完全相悖的共产主义为什么能够成为一种可改良的模式。她的研究显示，中国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与西方存在巨大差异。中国一方面受到自身传统的强烈影响，另一方面也一直努力向西方靠拢，新旧融合造就了独特的“中国模式”。中国通过对源自日本、美国和欧洲等西方模式的再创造并结合其自身的传统，形成了一整套关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混合式理论。因此，许多在西方人看来不可兼容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实现了共存。 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明黄（Thi Minh-Hoang Ngo）也认为，西方舆论对中国的负面倾向主要源于对中国现实情况的不理解，将社会主义的中国视为西方的对立面，但他强调应更多从中西方的共同点而非差异角度理解中国。中国共产党承袭了许多西方人也认可的观念，只是阐释的方式和角度与西方有所不同，比如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人权以及民主。中国在这些问题上表现出的独特的研究角度，对概念的多样化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帝制时期就意欲成为世界中心的传统观念影响。随着中国社会的演变，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中国正在积极融入世界并努力汲取西方思想文化遗产。
还有些研究者倾向于从纵向比较的视角出发，探究中国共产党为适应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为改革政策提供辩护，对思想理论所做的阶段性调整。英国国王学院教授凯利·布朗（Kerry Brown）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均借助现代性理论审视中国在1949年之后发生的变化以及党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布朗分析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推动中国实现现代性的核心力量，与作为生产力先锋的人民紧密相连，必须依靠基本的理论工具和战略政策。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的发展阶段出发，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至关重要。毛泽东对中国现代性的看法主要是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表述同中国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农村经济特点相结合，这种认知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典著作中对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等概念表述，确定中国的阶级构成，以形成一个跨越民族、文化或其他界限的统一群体，同时根据阶级构成赋予每个个体一定的政治空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邓小平时代新制度的创建，阶级斗争不再作为政治生命的关键目标，更便于衡量的经济目标取而代之。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构想逐渐成熟。在这一框架内，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更加深度的制度化以及党和国家角色的重新定位。随后，经济增长推动了非公有部门的飞速发展，通过实施改革开放以实现现代性的做法引发了一些问题、矛盾和不平衡。江泽民时代提出“三个代表”理论是为了解决当时的突出矛盾，承认私有部门的地位并允许企业主入党。胡锦涛时代面临的最主要挑战是不平等问题，为应对这一问题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念，强调通过治理、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等方式改变社会。
郑永年认为，执政党应主动规定自身的现代性，只有通过不断地规定和更新现代性，才能在改进自身的同时保持引领社会发展的使命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重新界定了自身的现代性，即要解决普遍贫困化这一革命的最初目标。为此，政府必须为社会成员提供经济上的“出路”，以便引导民众的诉求从政治利益转向经济利益。这一策略的结果是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然而，融入全球体系以及形成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产生了诸多未曾预料到的后果。十八大以来，党通过大规模的反腐败行动以及建立新的制度机制来规范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行为，从而重新界定党的现代性。
狄忠蒲和德国全球和区域问题研究所教授何必（Heike Holbig）则对纵向比较的时间跨度进行限定。狄忠蒲重点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以使其具有更强的适应性。他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调整了指导方向，摒弃了过去的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争论，将经济现代化作为核心任务。为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些战略措施，涉及维护政治稳定、推动经济现代化、倡导民族传统价值观、吸纳经济和社会精英入党等方面。他根据其与北大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分别于2010年和2014年合作进行的两份民意调查，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了中国公众对党的理论与战略调整的回应，从而得出结论：大多数民众都对国家现状感到满意，中共执政具有较强的民意基础。
何必则更加关注中共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对思想理论领域所进行的创新。通过同过去的比较，她分析指出，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的创新，不仅包括党的基本政治理论的创新，还包括更为广泛的官方政治语言的改变。在政治理论方面，“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提出体现党的理论创新不再倾向于借用西方理论，而是依靠党内和学术界精英创造自己的理论。“全面深化改革”的提法反映了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符合的改革原则，“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法标志着建立治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机制出现了政治新动力。在政治语言方面，党的语言新风格显示，新一代领导集体具有强烈的愿望提供公共产品、保障公共利益。由此可见，新的领导人似乎在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方面更加谨慎，更倾向于推进现实的改革以解决国家所面临的问题。
二、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特点的探讨
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工作特点表现出强烈的研究兴趣，特别集中在对调整组织结构、推进党际交流和强化学习能力三个方面的考察和分析上。
1. 调整组织结构：顶层的精英模式和基层的稳固基础
有些研究者聚焦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顶层，探讨精英治国模式及精英型政党执政在治理国家方面的优势。加拿大哲学家、社会学家贝淡宁（Daniel A. Bell）认为，国家领导人需要满足民众对其政治领导能力的期望。理想中的领导不必是圣人、天才或艺术家，但必须具备以下特质：熟悉社会的内行人士、饱含同情心、具有学术才华和严谨态度、具备足够的自控能力以避免受贿和腐败。他认为，中国和新加坡的精英管理者更接近这种理想型的领导者，而西方民主体制下产生的领导者往往与此相背离。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史宗翰（Victor Shin）等人着重研究中国的精英管理官僚体制与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他们关注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代会上中央委员的人事变动，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干部的升迁因素进行了分析。1978年改革开始后，教育文凭在干部晋级中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年龄大的干部被鼓励退休。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正式形成了对各级干部的考核体系，确保干部的政绩能够遵循一系列“硬”目标和“软”目标。前者是指对体制至关重要的核心任务，包括经济增长、税收和维稳等，后者则包括招募新党员和宣传工作等。研究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制度运转良好，干部评价体系的设立和完善愈发得到重视。这促使教育水平成为高级别党员晋升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更有利于少数民族党员干部的晋升。然而，回归分析表明，省内经济增长的业绩与该省领导干部在党内晋升之间并没有构成明显的因果关系，由此可知，鼓励经济增长并不是中共领导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但是，为鼓励党内领导干部短期内对体制做出更多贡献，党的制度设立了一些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条件，包括相对低的通胀率、向中央政权上交更多资金以及维稳。
有些研究者则更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从中发现了党员队伍内部构成和基层支持群体的变化对党的执政基础形成的影响。布朗认为，“中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很多方面都比过去得到了明显改善。主要问题是要为社会群体创造新的认同感，寻找发声渠道和社会空间。”“在这个复杂而快速分层的社会中，中国共产党为妥善对待和协调新的社会阶层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时间”。“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企业家的关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通过针对不同阶层的改革和调整措施，“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者几乎涵盖了所有团体，从成千上万的海归留学生，到深度参与全球投资体系的商人，再到注重私人财产权、生活方式和权利的城市中产阶级，以及明确希望能从改革开放政策中更多受益的农民和农民工。”
美国青年政治学者山姆·萨斯曼（Sam Sussman）通过对基层群体的分析，探究了不平等未能真正威胁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原因。他引用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的研究成果 ，提出中国最贫穷的群体在考虑其生活水平时，并不是同改革时期积累了巨大财富的最大获利者进行横向比较，而是同自己在改革之前的生活水平进行纵向比较。虽然改革开放之后，经济不平等也不可避免地触及到贫穷的农村地区，但是并不算严重。中国公民大多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还是比较公平的，比日本、欧洲的公民对本地区经济体制公平度的评价更高。根据调查结果，只有28%的中国人认为改革导致的不平等对社会主义价值观造成了负面影响，更多的中国人认为，在穷人与富人、雇主与劳工、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不存在冲突或者冲突不严重。中国人对“和谐社会”概念的认同感比对基尼系数的认同感更加强烈。因此，尽管从外界看来，中国可能出现了较高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但是改革开放几十年所取得的成就促使中国各个阶层普遍形成了一种较为乐观的感受，这极大地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
2. 推进党际交流：对内的多党合作和对外的政党外交
党际交流涉及两个维度，对内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发展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对外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发展与外国政党的关系。不少研究者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两个维度的政党间交流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工作重点和方向的调整促使党的相关组织机构相应发生转变。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从多党合作的角度出发，探究了民主党派如何加强党外协商和监督。他分析指出，以前中国共产党倾向于将民主党派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视为统一战线策略的工具，以此赢得民主党派的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但如今的重点是加强这些民主党派本身的建设，更紧密地同它们协商，为它们参与国家决策过程创造新的机制。“中国共产党对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非共产党党派的看法似乎发生了变化：不再把它们视为统一战线工作的对象，转而把它们视为在体制方面令人尊重的协商对象。”“这一切都是为了建设党外监督机制，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格里·格罗特（Gerry Groot）则侧重于观察统战部门的具体工作和机构设置，以此分析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战略性调整。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宣布成立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这充分表明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的新举措在政党—国家的各个层面上正得到更加系统而有效的贯彻落实。
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研究员饶兆斌（Ngeow Chow Bing）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党际外交工作，他将马来西亚国民阵线（主要是巫统和马华公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党际交往作为案例，对中国的政党外交进行研究。这位马来西亚学者指出，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首先与西方的左翼社会民主党进一步发展党际关系，随后开始同各类保守党进行交往，最后其交往对象扩展到除法西斯政党之外的所有政党。如今，中国共产党已经同全球超过500个政党建立了政党间关系。中联部作为党的对外交往部门，承担着引导国内机构和个人广泛研究外国政党和外国政治发展的重任，因此扮演着重要的外交政策顾问和党的智库的角色。饶兆斌认为，政党间的影响是双向的，中国共产党在向其他政党学习的同时也在与其他政党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共产党在借鉴巫统处理多民族社团矛盾做法的同时，也积极同巫统和马华公会分享自身在经济发展和改革方面的治理经验，还为两党访华团组提供干部培训课程，介绍中共在组织建设、党群关系、媒体压力应对、危机处理等方面的经验。由此可见，马中两国通过开展党际交流，加强了两国在诸多领域的合作和治理经验交流。中国共产党同巫统和马华公会的党际交往案例，充分证实了中国共产党对其治理和党建方面的成功经验充满自信，在外国政党提出要求时会大方地同对方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教训。
3.强化学习能力：发扬传统和适时创新
有些学者将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绩归因于党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这种能力使执政当局能够适应新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台湾政治大学研究生尼古拉·迪恩（Nicola Dean）和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克里斯蒂安·索拉切（Christian Sorace）均对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学习型政党建设工作予以认可，充分肯定党具备从自身历史中汲取经验，积极主动地进行自我调整的能力。
一般认为，中国共产党“学习型政党”理念的提出是借鉴了西方管理学中的“学习型组织”理论，但迪恩经过研究发现，麻省理工大学教授彼得·圣吉（Peter Senge）的“学习型”概念 并不能完全用于解释学习在中国共产党内发挥的作用。尽管中国共产党可能使用了一些诸如“学习型组织”之类的西方学术用语，但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更强调从党的深厚历史中汲取经验。因此，中国政治生态中的“学习型”提法带有深刻的本土烙印，既上承毛泽东对思想统一的追求，也下接当代执政党亟需适应新环境的现实。学习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毛泽东最早在延安革命时期开展党内教育以提高党员文化素质和理论水平，实现思想认识的统一。建国初期主要推行运动式的学习做法。改革开放之后，党内“学习”在内容上和机制上均发生了显著改变，各个层面的学习根据现实需要分侧重展开：为协调高层对改革的引导，政治局层面的“学习”越来越多地涉足经济和法制；对于省部级官员，党校为他们提供主题丰富的短期学习体验；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也先后设立了自身的学习讲座机制。2002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更加系统化和制度化的“学习体系”。现代党内学习项目的设计，不仅要考虑对干部的思想进行统一，还须积极引导党内持续不断地适应现实变化。同建国初期相比，中国当前面临的挑战已发生根本变化。中国共产党通过学习提升执政能力，也是执政党适应新环境、巩固自身稳定性和合法性的本能反应。
索拉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2008年地震灾后重建工作进行了研究。他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操作系统是在毛泽东认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以此为依据认识问题、做出决策并制定战略。如今，党对其执政技术进行了调整，中国也从奉行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动员型国家转变为对不平衡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矛盾实施积极管理的新兴国家。“中国共产党自我定义为‘学习型政党’是一种包括从过去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开展观念上的辩论、将客观现实需要调整融入自身结构的综合性尝试。调查研究、群众路线和思想工作等党的治理工具被视为自我纠错的机制。根据地方经验和客观环境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政策；通过走群众路线，在党员干部头脑中深深嵌入群众意识，以促进国家-社会之间的沟通；针对国家目标和社会对政策实施的抵制之间的失衡，通过开展思想工作进行重新部署。”
三、具有适应能力与灵活性的执政党
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取得长足发展，与此同时，国家各个层面的变革也推动着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深刻变化。为适应周边环境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采取了积极主动的自我调整，在此过程中充分展现出超强的适应能力和灵活性。沈大伟曾形象地描述了中国共产党进行自我革新和提高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处在一个“改革——调整——再改革——再调整……”的循环中，每一次改革都会带来某些后果，有些是预料之中的后果，有些则是预料之外的，接下来又导致调整和进一步的改革。在这个动态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保持调适性和灵活性，避免僵化是中国共产党从苏联解体中吸取的重要教训之一。在此基础上，他做出了这样的判断：“改革的继续落实将会进一步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整体而言，我们从上述海外对中国共产党自我革新与提高所进行的研究中看到了一些共通点。首先，海外相关研究的出发点在于理解当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而非以批判的眼光狭隘地进行审视，这是保证相关研究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前提。其次，海外相关研究虽然重点关注中国共产党，但又不局限于党本身，而是将党的变化放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经济或社会大环境中进行阐释，更有助于理解党与国家的关系。再者，海外相关研究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时间区间中，将改革开放作为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党在改革开放之后所做的调整尤其受到关注。海外相关研究对改革开放政策基本持肯定或正面态度，并由此出发分析该政策的实施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产生的积极作用。
尽管如此，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在客观或主观上仍或多或少受到一定的局限，其对中西方差别的阐释往往从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西方一般认识的角度出发，究其根本无法完全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因此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难免持有一些偏见，时而出现摇摆。正如吴明黄所言，西方人看不懂中国政治，倒不是中国政治本身的缘故，而是很多人往往要么简单地用西方意识形态或者价值观对中国政治做出判断，要么就用西方概念或者理论来解释中国政治。前者导致这些人只能对中国政治表达一个极其主观的偏好，后者则导致这些人对中国政治肤浅甚至是错误的认识。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发展进步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这是党根据新时代的现实需求、总结经验教训、正视自身问题、及时纠正偏差、进行自我革新和提高的重要举措。可以预见，面对新的问题和挑战，中国共产党自我革新与提高的步伐不息，将会带动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动力不止，亦会日益彰显相关问题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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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见郑永年：《如何认识当代中共的“现代性”》，载《联合早报》2017年10月17日；郑永年：《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当代转型》，载《凤凰周刊》，2011年06月29日。
15. Bruce J. Dickson, The Dictator's Dilemma.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Strategy for Survival, New York: Oxf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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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详见Daniel A. Bell, The China model: 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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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详见Martin King Whyte （ed.）, Myth of the Social Volcano: Perceptions of Inequality and Distributive Injust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1. Sam Sussman, “Why Inequality Doesn't Threaten the CCP: A Rawlsian Take on Chinese Inequality”, in Journal of Undergraduate International Studies, Spring 2014, pp.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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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Gerry Groot, “The Expansion of the United Front Under Xi Jinping”, in Gloria Davies, Jeremy Goldkorn and Luigi Tomba (ed.), Pollution, Canberra: ANU Press, 2016, pp. 168-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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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参见Peter M. Senge, The Fifth Discipline: The Art and Practice of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 New York: Doubleday/Currency,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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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沈大伟：《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第11页。
29. Thi Minh-Hoqng Ngo, Doit-on avoir peur de la Chine ? : Le communisme chinois et l'Occident, Paris : Editions de l'Aube, 2013.
（赵超：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信息资料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