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的初心与共和国70年

2019年是党98周岁诞辰，又适逢新中国成立70华诞。若按旧历“虚两岁”的说法，今年也是党的100周岁生日。“一虚一实”，可谓两个“华诞”。在迎来双“华诞”之际，回顾党的历史，了解领袖的初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发展的关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当下，我们有必要探讨：从毛泽东到习近平——领袖的初心与共和国怎样从站起来、富起来到走向强起来这一问题，这也算是对双“华诞”的一种庆祝！

一、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的初心与中国人民站起来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党的初心到底是什么？应当怎样准确表述？2019年5月31日，党中央召开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习近平指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这个讲话再次强调了党的十九大的主题。党的十九大报告开宗明义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据此，党的初心的准确表述，应该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要了解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的初心，我们不能不先聚焦他在青年时代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切。1910年，17岁的毛泽东首出乡关，在东山小学堂读书，看到一本世界英杰传写到的拿破仑、彼得大帝、华盛顿等人后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实际上就是他最初的“初心”。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时是怎样的“初心”呢？笔者以为，剖析细分，可从两个方面来看。从国家方面而言，就是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从党的方面而言，就是使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这样，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的初心可概括为：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与跳出历史周期率。

这个初心怎样使新中国站起来呢？

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这是1949年制定的“共同纲领”提出的奋斗目标。毛泽东是“共同纲领”思想的总设计师。这个奋斗目标当然可视为新中国成立时他的初心。使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这是1945年党的七大闭幕后，毛泽东与黄炎培“窑洞对”的主题。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提出“两个务必”和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由西柏坡到北京与周恩来的“赶考对”，都是旨在使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因而这完全可视为他在新中国成立时对党的建设的初心。

秉持这样的初心，怎样建设新的国家呢？我们先看新中国成立时是什么状况：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革命胜利了，这是新中国站起来的历史基础。

那时国家的政治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经济社会发展是个什么样子呢，经过长期战乱，真乃积贫积弱、一穷二白。毛泽东在1954年曾形象地说：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但一辆汽车、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就是这么一个一穷二白的家底，新中国要站起来，谈何容易?!

但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新中国站起来了。靠什么？靠马克思主义，靠社会主义。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新中国站起来有了政治、经济、社会和国家安全的坚实基础。

首先，确立了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国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经过一系列政治建设和改革，迅速实现全国范围（除港澳地区和台湾等岛屿以外）的国家统一，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和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这是新中国能够站起来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其次，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建立起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大规模经济建设改变了旧中国工业极端落后、国民经济破败不堪的面貌。即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非常困难的时期，像“两弹一星”这样的高科技项目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我们国家成为拥有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大国，确立了能够站起来的必要物质基础。

再次，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存、生活和发展进步的各项社会事业得到很大发展，人民的基本需求有了一定保障。这是新中国能够站起来的坚实社会基础。

最后，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挫败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和武装挑衅，巩固国防使祖国领土完整和人民安全有了绝对保障。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后勤保障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入朝作战。经过两年零九个月极其艰苦的军事政治较量，粉碎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猖狂进攻，使得不可一世的美国侵略者接受谈判，停战得以实现。志愿军入朝作战的胜利，既打出了人民军队的军威，也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中国人民真正扬眉吐气地站起来了。

从党的建设方面说，怎样使中国共产党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呢？毛泽东当年回答就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付出了巨大努力，开拓民主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比如，从顶层设计方面看，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充分吸收民主党派人士参政。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政务院副总理，是一半对一半，中央人民政府6位副主席中有3位是党外人士。政务院4位副总理，有两位是党外人士。从中下层直至基层，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条件不成熟，就先开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广泛吸收各界人士参政议政，充分听取人民群众意见，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已发展为拥有近450万党员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大党。从整体上看，党的基本队伍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革命胜利的形势下仍然保持艰苦奋斗本色，积极发挥着模范带头作用。但是，党的状况和组织发展中也存在不少与执政地位不相适应的问题。一部分党员滋生了骄傲自满和以功臣自居的情绪，革命意志衰退，贪图享乐的思想有所滋长，损害了党的威信。党中央决定整风整党，贯彻“两个务必”精神。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发现各级党政机关内部存在许多惊人的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党中央决定从1951年底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并将“三反”运动与整党相结合，严肃批判与处理部分党员干部中存在的贪污、浪费、受贿等腐化堕落行为。就是在这场运动中，发生了号称共和国第一宗大腐败案的刘青山、张子善事件。

刘、张二人是20世纪30年代初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在全国革命胜利后，一个担任天津地委书记，一个担任天津地区专员。他们利用职权，盗用公款折合新币171万元，进行倒买倒卖的非法经营活动；此外，还盘剥民工22万元，从盗窃国家资财中贪污挥霍3.7万元，从而成为大贪污犯。当时曾有高级干部为他们“说情”，但毛泽东明确表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当年对刘、张二人的严肃处理，教育了广大党员和干部，对坚持“两个务必”的党风、树立清正廉洁政风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毛泽东从严治党、努力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良好开端，也使新中国顶天立地站起来有了坚实根基。

二、改革开放时邓小平的初心与中国人民富起来

要了解改革开放时邓小平的初心，不妨先看看他入党时的“初心”。邓小平16岁就赴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时年20岁）。1926年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在给党组织的自传中写道：我要努力使我的思想行动一贯的共产主义化。我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他就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

邓小平的一生三落三起，极富传奇。他在1980年代讲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正因为有这种深沉的爱，尽管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已经是年过75岁的老人了，但仍充满了纯洁的“童心”。他说：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我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有私心杂念。这是我一种交心的话。邓小平这个交心的话——纯洁的“童心”，就是改革开放时他的初心。为了祖国的繁荣和富强，为了人民的安康和幸福，他要率领全党拨乱反正，进行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

邓小平为什么非常执著地要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呢？因为那个时候由于内外各种原因，中国人民太穷了！他动情地说过：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呢？“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他批判“四人帮”的“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荒谬言论，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

怎样摆脱贫穷，建设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呢？这就是邓小平本人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所讲的：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他对我们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对于如何使中国富起来，回过头来反思，最重要的有这么四点——主要是由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和坚持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断丰富和发展的。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始终不动摇。提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我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这个根本问题上作出的正确决断。党的十三大指出：我们党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确认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先解决工业化、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任务，时间至少在百年以上。这是不可逾越的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基于这个认识，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此后，邓小平不断强调这条基本路线不能改变。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都坚定地表示：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并提出了作为基本路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展开的基本纲领和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习近平指出：党的基本路线是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我们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兴国之要、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不能有丝毫动摇。不能不说，邓小平首先明确并始终坚持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富起来的根本原因。

第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其体制机制愈益健全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理论成就，就是挑战了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的不可能，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国从当年经济发展总量相当落后的窘迫状况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得益于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首先应归功于邓小平。他没有被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紧箍咒”束缚住，从1979年始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邓小平不断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只要对生产力发展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1992年南方谈话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定海神针”。根据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的多次谈话精神，特别是南方谈话精神，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此后历次党代会不断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和机制，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我们党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2015年，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20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贫困地区人口全部脱贫，我国就从根本上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第三，坚持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不断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等各种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显现出来。原有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出现，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正常现象。1993年9月，邓小平指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1995年9月，江泽民论述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这个总揽全局的，以及速度和效益、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等十二大关系。2003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围绕“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么样发展”等重大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不仅坚持和拓展了“发展是硬道理”和“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思想，而且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发展方向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科学发展理念贯通起来，把坚持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这就深化了对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新形态。我们党强调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避免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起大落、畸轻畸重、顾此失彼、舍本逐末；强调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使人民对改革的红利有更多的获得感、成就感、幸福感。正因为如此，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上又好又快，201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

第四，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方针和在国际风云变幻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在世界上的自处之道。国家要发展，人民要富裕，除了内部因素外，还要有安邦睦世的外部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继续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把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作为首要任务。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争取50年到70年时间发展起来。这个战略思想是我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指针。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出现了罕见的国际风云急剧变幻。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在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严厉制裁的紧要关头，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一套指导我国在世界上如何应对国际风云的自处之道：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等对外关系指导方针。此后党中央遵循这个方针，以当年“韩信忍受胯下之辱”的精神，妥善处理了若干一触即发的危机，化险为夷，为我国和平发展赢得了时间。这是我国为能够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所营造的重要外部环境。有一种声音对此说三道四，那是不了解历史发展全局。我们不能以今日国力之强盛来否定当年处理对外关系的一些重要决策。此一时，彼一时也。没有当年的忍辱负重，就很难为此后继续快速发展、走向强起来赢得时间。

三、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的初心与中华民族走向强起来

习近平的初心是什么？这要从他自述的小时候说起。他的母亲跟他讲岳母为岳飞背上刺“精忠报国”的故事，一直让习近平铭记在心。1969年报名下乡插队时，习近平还未满16岁，不够年龄要求，老师劝他不要报名，但他坚持要下乡去接受锻炼。这样，就到了陕北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习近平自己回忆这段经历说：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刚下乡时候，有二三十个知识青年，都是军队干部子弟，半年后大部分都当兵走了。近一年时间里就我一个人坚守在那里，感到十分孤独。但当我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生活得很快乐。群众到我这儿串门的人多了，我那窑洞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每天晚上，老老少少络绎不绝，讲古今中外，讲他们感受到的新鲜事，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

上山下乡的经历，使习近平增进了对基层群众的感情，决心在农村为农民干点实事。1974年1月，公社党委批准了习近平入党，同时任命他为大队党支部书记。他后来回顾这段经历说：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是相当深的，使我形成了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基层的艰苦生活，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而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起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干事，就

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于挑战的勇气，什么事情都不信邪，都能处变不惊，克难而进。还说：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时刻将人民群众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因此，他在2015年党的十八届中纪委五中全会上讲话说：人民把权力交给我们，我们就必须以身许党许国、报党报国。我个人认为，这就是他小时候铭记着的岳飞“精忠报国”的现代版。“以身许党许国、报党报国”，这实际上就是习近平当年入党的“初心”。

2001年10月15日，习仲勋88岁，家人举办寿宴。习近平在福建任省长，参加不了，给爸爸写了拜寿信。信不长，很朴实，也很感人。这里不妨全文引录。习近平写道：

“敬爱的爸爸：今天是您的88周岁生日，中国人将之称为米寿。若按旧历虚两岁的话，又是您90岁大寿。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大喜日子。昨晚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既为庆祝您的生日而激动，又因未能前往祝寿而感到遗憾和自责。自我呱呱落地以来，已随父母相伴48年，对父母的认知也和对父母的感情一样，久而弥深。我从您身上要继承和学习的高尚品质很多，最主要的有如下几点：

一是学您做人。爸爸年高德劭，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和我党同志、党外人士的尊敬。这主要是您为人坦诚忠厚、谦虚谨慎、光明磊落、宽宏大度。您一辈子没有整过人，坚持真理不说假话，并且要求我也这样做。我已把您的教诲牢记在心，身体力行。

二是学您做事。爸爸自少年就投身革命，几十年来勤勤恳恳、艰苦奋斗，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我辈与您相比，实觉汗颜。特别是您对自己的革命业绩视如过眼烟云，从不居功，从不张扬，更值得我辈学习和效仿。

三是学习您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执著追求。无论是白色恐怖的年代，还是极左路线时期；无论是受人诬陷，还是身处逆境，爸爸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仍坚定不移，相信我们的党是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您的言行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四是学您的赤子情怀。爸爸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热爱中国人民，热爱革命战友，热爱家乡父老，热爱您的父母、妻子、儿女。您自己博大的爱，影响着周围的人们。您像一头老黄牛，为中国人民默默地耕耘着。这也激励着我将毕生精力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去。

五是学您的俭朴生活。爸爸平生一贯崇尚节俭，有时几近苛刻。家教的严格，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从小就是在您的这种教育下，养成勤俭持家习惯的。这样的好家风我辈将世代相传。

此时此刻，百感交集，书不尽言，上述几点，不能表达我的心情于万一。我衷心遥祝尊敬的爸爸健康长寿，幸福愉快！”

这封短信，可视为习近平传承他父亲初心的集中表白。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就任总书记后同广大记者见面时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既是他在10多年前要传承父亲革命精神的思想升华，也是进入新时代之际他对自己初心的高度概括。此后，他始终不忘这个初心，坚忍不拔地要实现这个初心。这才有党的十八大以来开辟的新局面，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习近平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最重要的标识就是使中华民族走向强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在这许多大事中，最能说明当代中国走向强起来的，有这么五大标识：

第一，经济社会的发展强起来了。在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发展理念，经济社会的进步十分明显。这主要表现在：经济结构空前优化，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2015年第三产业增加值超过第二产业。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空前提升。科技创新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经济发展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实施并不断扩大自贸区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健全，成为全球经济第一大增长引擎。2013年到2016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0％以上。

第二，民生的福祉强起来了。这主要表现在：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了精准扶贫、做到因户因人施策，选派上百万优秀干部驻村帮扶，每年减贫人口超过往年。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按照世界银行标准，我国居民收入中等收入群体超过3亿人，是世界上中等收入人口最多的国家。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成，普遍建立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推进棚户区改造，保障性住房建设显著加快；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进一步显著增强。

第三，国防军事力量强起来了。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新组建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和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以精锐作战力量为主体的联合作战体系正在形成，实现了人民军队力量体系的革命性重塑。二是贯彻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大力加强全军思想政治工作，全面停止军队有偿服务，人民军队政治生态得到治理。三是坚持科技兴军，加快推进武器装备现代化，一大批高新武器装备亮相。中国军队开始由大向强的“关键一跃”。这些年推动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的重大突破，为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四，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强起来了。这突出表现在：2013年秋，习近平提出与历史相关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后，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和参与。2017年5月，来自29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五大洲的1600多名参会代表，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是我国首倡和主办的层级最高、规模最大的多边外交活动。此外，积极运筹大国关系，同主要大国关系稳中有进。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全面加强同周边国家友好合作。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秩序，我国同100个左右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伙伴关系。大力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3月，这个新理念载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空前提高。

第五，全面从严治党使党的力量真正强起来了。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我们党在现代政党政治理论上进一步强起来了。党中央以雷霆万钧之势开展的反腐败斗争，成功地挑战了西方国家和全盘西化论者认为的不可能，在理论上提升了党的建设规律认识，在实践上更加巩固了执政基础。二是重新强调思想建党，广大党员的理想信仰信念进一步强起来了。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空前强化了全党对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的坚定度。三是明确提出制度治党，出台一系列法规条例，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党的制度建设进一步强起来了。四是狠抓作风强党，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形象强起来了。不断开展“三严三实”等教育活动，坚决纠正管党治党“宽松软”问题，加上从严惩治贪腐，党的好形象更鲜明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全面从严治党这场伟大的自我革命，校正了党和国家的前进航向，是党的作风建设的一次拨乱反正。这是我们国家走向强起来的根本保证。

最后，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新中国70年要突出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三位领导人的初心？从根本上看，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是从实践发展维度看，就是前文所讲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使新中国站起来了。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包括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制定的路线和重大方针政策的坚持、丰富和发展），使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富起来了；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走向强起来的新时代。二是从理论创新维度看，毛泽东思想挑战了中国革命在农村发展的不可能，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挑战了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的不可能，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挑战了那种鼓吹只有两个政党轮流执政才能反对腐败、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反对腐败的不可能的所谓“普世价值”论，这是对当代政党政治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因此，新中国70年也可概括地称之为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习近平时代。

（作者：石仲泉，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