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宾《青年马克思》第3版对“巴黎手稿”文献学研究的补充
［摘 要］1986年，曾在国际马克思学界引起巨大波澜的苏联学者Н.И.拉宾的著作《青年马克思》出版了第3版。在这一版中，拉宾依据MEGA2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巴黎笔记所呈现的最新文本样态，对“巴黎手稿”群进行了详细的考究，对巴黎笔记的写作阶段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关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Ⅰ中的三个收入来源的分析是从哪一个来源开始的、“穆勒评注”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三个笔记本的写作顺序等文献学问题给予了展开式讨论，并在论据上对自己早先在这些问题上得出的结论予以补充和说明，以此回应国际文献学界的某些质疑。
关键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巴黎笔记 “穆勒评注” 拉宾
1843年10月到1845年1月“巴黎时期”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开始于1843年底，1844年5月到8月达到最紧张的程度。在此期间,马克思进行了两种形式的研究：一是对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著作做摘要和评注，二是进行关于经济学问题和哲学问题广泛领域的独立的理论分析。这两种形式的研究“留存下来的是谜一样的文稿和笔记”（刘秀萍：《马克思“巴黎手稿”再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前者我们称之为“巴黎笔记”，后者称之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两种形式的研究是交叉进行的。这个观点第一次明确出现在苏联学者Н.И.拉宾1968年出版的《青年马克思》（《青年马克思》1976年出版了第2版，三联书店1982年出版了由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翻译的第2版中译本，书名译为《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一书中，拉宾在书中还提出了一系列文献学观点，大部分被国际马克思文献学家所接受，但由他所引发的国际马克思学界关于“巴黎手稿”的文献学讨论就此延绵不绝，主要问题包括“巴黎笔记”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关系、“穆勒评注”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三个笔记本的写作顺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Ⅱ到底缺多少页、“巴黎笔记”到底有多少册等问题。（参见鲁克俭：《走向文本研究的深处：基于MEGA2的马克思文献学清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81—410页。）拉宾曾在《青年马克思》一书中对前两个文献学问题进行了分析，但被国际文献学界认为考证做得并不够细致，一些结论值得推敲。1986年，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拉宾《青年马克思》的第3版，也是补充版。在第3版中，拉宾根据1981年出版的MEGA2第4部分第2卷发表的巴黎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自己的考证进行了大量的补充。
一、巴黎笔记的写作阶段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关系
拉宾并没有参与讨论巴黎笔记到底有几册的问题（1932年出版的MEGA1第1部分第3卷收录的巴黎笔记共9册。1981年出版的MEGA2第4部分第2卷发表的巴黎笔记收录了7册，不包括对罗德戴尔的著作《论公共财富的性质和起源》的摘录，以及对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法国详情，它的财富减少的原因以及救济的难易程度》《论谷物的性质、耕作、贸易和利益》等的摘录。1998年MEGA2第4部分第3卷又重新将巴黎笔记判为9册。参见鲁克俭：《走向文本研究的深处：基于MEGA2的马克思文献学清理研究》，第384—385页。），只是在《青年马克思》第1、2版中采用了MEGA1的说法，共9册（[苏联]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第230页。）；在第3版中则采用了MEGA2的说法，共7册。（Н.Л.Лапин, Молодой Маркс, Издание третье,дополненное,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86, с.286.）但在《青年马克思》第3版中，拉宾参与讨论了7册巴黎笔记的写作顺序，以及它们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关系问题。在这里，拉宾依据这些摘录笔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被利用的情况，以及马克思做笔记时的写作习惯和特点，推测了巴黎笔记的摘录顺序。他把马克思的摘录过程分为六个阶段。（拉宾是以马克思在相应的笔记本上开始摘录的著作的作者名来称呼巴黎笔记的各个笔记本的。）
第一阶段为“勒瓦瑟尔”和“色诺芬”两个笔记本的开头。拉宾指出，“对这些作者的著作所摘录的内容与克罗伊茨纳赫笔记问题密切相关，而色诺芬摘录的末尾反映了马克思开始向经济学问题研究的转向”（ Н.Л.Лапин, Молодой Маркс, Издание третье,с.289.）。
第二阶段是“舒茨”笔记本，其中摘录了德国经济学家К.舒茨、Ф.李斯特和 Г.欧西安德尔的著作。拉宾赞同MEGA2第4部分第2卷编者的推测，认为这是马克思最早摘录的经济学笔记之一（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Vierte Abteilung, Bd.2., 1981, c.721-722.），因为此时马克思对所研究材料的批判态度表现得还比较微弱，他个人的评注几乎没有。因此，这些摘录既没有被利用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中，也没有被利用到1845年初撰写的批判李斯特的文章草稿之中。
第三阶段是“萨伊”笔记本和“斯密”笔记本，以及“勒瓦瑟尔”笔记本的第二部分。“萨伊”笔记本摘录了萨伊和斯卡尔培克的著作。拉宾指出：“马克思用罗马数字Ⅰ标注了这个笔记本，可以把它视为巴黎笔记中直接关系到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一本。”（Н.Л.Лапин, Молодой Маркс, Издание третье,с.289.）而“斯密”笔记本紧挨着“萨伊”笔记本，整本都是对《国富论》的摘录和评注，因为写不下了，马克思则把结尾部分摘抄在了“勒瓦瑟尔”笔记本上。拉宾把这一阶段，即“斯密”笔记本和“萨伊”笔记本看作是马克思开始撰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前的直接阶段。因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Ⅰ中，马克思利用了许多“斯密”笔记本和“萨伊”笔记本的摘录。
第四阶段是“麦克库洛赫”笔记本，包括对麦克库洛赫、普雷沃和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著作的摘录。还包括两个单页，一页是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这一页放在了“麦克库洛赫”笔记本普雷沃和特拉西的摘要之间；另一页是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的摘录，被放到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笔记本Ⅲ上，即批判黑格尔哲学片段的结尾。因此，拉宾指出，“麦克库洛赫”笔记本的摘录被用在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Ⅲ上。
第五阶段是对李嘉图和穆勒的著作摘录，其中包含了马克思本人对这些著作或关于他们的大量批判性的评注。马克思没有用单独的笔记本撰写对这两位经济学家的摘录和评注，而是把它们放在了前面提到的某几个笔记本空白的地方：李嘉图主要著作的大量摘录放在了“色诺芬”笔记本中，李嘉图摘录之后是穆勒著作摘要的开始，穆勒摘要结束于“麦克库洛赫”笔记本，紧跟着特拉西摘要。这样就造成了很难确定马克思写作这些摘录和评注的时间，以及这些摘录和评注在巴黎笔记中的位置和写作顺序，特别是“穆勒评注”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写作顺序问题，成为文献学家争论的焦点问题。在这里，拉宾提出的假设是：李嘉图和穆勒摘要写于麦克库洛赫的摘要等之后，但在完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前，因为在这部手稿中有利用李嘉图和穆勒摘要的间接证据。此外，拉宾认为，第五阶段还包括在“舒茨”笔记本上的李嘉图著作第2卷的简要摘要，它放在了欧西安德尔摘要之后，以及没有实现的对西斯蒙第和边沁的摘要的打算（在“麦克库洛赫”笔记本的穆勒著作摘要之后）。
第六阶段是“比雷”笔记本，其上摘录了比雷的《英国和法国工人阶级的贫困》。拉宾认为，虽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Ⅰ上马克思屡次引用这本书，但这些引文却没有在摘录笔记中出现，因此推测，一开始马克思就利用了这本书，而在完成手稿后又对它进行了摘录。
根据上述分析，拉宾在《青年马克思》第3版中坚持在该书第1、2版中把马克思从1843年底（或1844年初）到1844年8月的经济学哲学研究分成两个主要阶段的观点：（1）初读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巴黎笔记的第二、三阶段，写作《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个笔记本；（2）巴黎笔记的第四、五阶段，写作1844年手稿的第二、三笔记本。（Н.Л.Лапин, Молодой Маркс, Издание третье,с.298.）他同时指出，巴黎笔记的第三阶段，即“萨伊”和“斯密”笔记本才算作是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Ⅰ之前经济学研究的直接开始；巴黎笔记的头两个阶段是马克思从1843年关于哲学历史问题的研究向关于经济学哲学问题研究的一个转向。但巴黎笔记第三阶段的摘录并没有解决马克思在笔记本Ⅰ的结尾提出的那些问题，马克思又研读了新的一批文献，记下了巴黎笔记的第四、五阶段的摘录，即“麦克库洛赫”笔记本，恩格斯《大纲》的摘要，李嘉图和穆勒著作的摘要等，然后开始撰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Ⅱ和笔记本Ⅲ。手稿没有写完，在巴黎笔记的第六阶段，马克思开始转向另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是在马克思从巴黎迁居到布鲁塞尔以后。
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Ⅰ中的三个收入来源的分析是从“工资”开始的吗？
现在我们都知道，马克思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Ⅰ的大多数页都分成三栏（少数分成两栏），三栏从左到右分别加标题“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一开始马克思在这并列的三栏或两栏下按标题分析和阐述问题，后来就不按标题分栏书写了。（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三个收入来源的三个文本（即三栏中的内容），马克思并不是写完一个文本再写下一个文本，如写完“工资”整个片段再写“资本的利润”等，而是分阶段并列写三个文本的：开始写一栏后，在某时马克思中断了对这个文本的写作，着手写另一栏，同样，中断后再写第三栏，然后又回到之前的某一栏继续写作，如此类推。）那么并列的三栏就有并列的三个文本，无论是MEGA1第1部分第3卷编者还是MEGA2第4部分第2卷编者在按逻辑编排（不是按照手稿的本来面目编排）时，都是严格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发表这些文本：开始是“工资”的片段（左栏），然后是“资本的利润”（中间栏），最后是“地租”（右栏）。这一顺序是怎么来的呢，或者说马克思为什么要按这个顺序写标题呢？
这正是与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摘录了斯密的主要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有关。斯密的著作从劳动分工讲起，把劳动分工看作国民财富的主要原因。根据劳动分工，斯密把商品的价格也分为三个部分：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即收入的三个来源，把它们作为第1卷的第八至十一章。马克思曾按斯密书中的顺序在巴黎笔记中摘录了这三章，那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Ⅰ中三栏的标题就是按照这个顺序写的。相应地，一般地说，马克思写作这三个文本的顺序也应该是相同的，MEGA2的编辑注释就指出：“有极大的可能能够接受，叙述应该按照斯密所采纳的顺序：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 Erste Abteilung, Bd.2., 1982, c.690.）
但是，拉宾却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马克思分析阐述的顺序真的是从“工资”开始的吗？拉宾通过研究得出结论：马克思对收入来源的分析是从“资本的利润”开始的。这一结论在《青年马克思》第1、2版中就已经得出（ 参见[苏联]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第239页。），但当时拉宾论据不够，这个结论并未引起其他文献学家的注意。而在《青年马克思》第3版中，拉宾对这个结论做了进一步论证。
首先，从巴黎笔记关于斯密《国富论》的摘录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Ⅰ的内容上看，拉宾指出，在巴黎笔记的摘录中，马克思摘录了《国富论》一书的第1卷第六、七章（《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和《论商品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后就中断了，转而去摘录了《国富论》的第2卷《论储备的性质、积累和使用》的第一、二章，其中主要从斯密关于流动资本的特性开始摘录，包括流动资本的组成部分，货币作为流动资本的特殊部分的作用，纸币代替了金银等。（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Vierte Abteilung, Bd.2.Berlin, 1981, c.344-346.）对第2卷头两章做了简短的摘录后，马克思又重新回去摘录了第1卷剩下的第八至十一章，即收入的三个来源的三章。拉宾认为，马克思摘录的中断说明，一方面，马克思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商品价格的问题必须弄清资本是什么，特别是流动资本是什么，在运转过程中货币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等；另一方面，这证明了“与斯密把工资、利润和地租简单地看作是私有制条件下（后继者也都是不加批判地接受这样的观点）商品价格自然划分的三个部分不同，马克思发现了另外一条研究路径，即因为资本的特性而研究收入的三个来源”（ Н.Л.Лапин, Молодой Маркс, Издание третье,с.314.）。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资本的利润”片段恰恰是从讨论资本及其特性和实质开始的，然后才讨论了资本的利润本身。因此，这也能证明，马克思是从关于资本的文本开始写作三个收入来源的。（Там же, с.321.）
其次，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Ⅰ中关于三个收入来源的文本本身来看，拉宾提出，“应该注意到这个事实，即关于工资的文本不仅总结了关于工资问题的材料，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总结了其他收入来源的材料。在关于工资的文本中有近十处马克思归纳式地利用了其他两个片段中的经验素材（同样，从摘录笔记中也能找到它们）。那么就能得出结论，关于工资的文本写于马克思写作笔记本Ⅰ的第一阶段的总结时期，即接近结束时期。”（Там же, с.321.）根据演绎归纳方法论，拉宾把马克思写作笔记本Ⅰ的第一阶段划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在巴黎笔记上摘录经济学家的著作积累经验材料；第二步，写作笔记本Ⅰ的第一阶段关于利润和地租的文本，对这些材料进行精选和初步分析；第三步，写作笔记本Ⅰ的第一阶段关于工资的文本，总结分析这些材料和补充材料。在这里，拉宾还举了两个例子，例一：“国民经济学家对我们说，一切东西都可用劳动来购买，而资本无非是积累的劳动……懒惰的土地占有者的地租大都占土地产品的三分之一，忙碌的资本家的利润甚至两倍于货币利息，而剩余的那一部分，即工人在最好的情况下所挣得的部分就只有这么多：如果他有四个孩子，其中两个必定要饿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22页。）拉宾指出，在这段议论中所提到的具体材料，在关于资本的利润和地租的文本中都能找到。例二：马克思总结说，“依照概念来说，地租和资本利润是工资受到的扣除。但是，在现实中，工资是土地和资本让工人得到的一种扣除，是从劳动产品中让给工人、让给劳动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23页。）。这恰恰说明了工资文本对另两个文本的总结作用。
最后，从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宗旨和方法论意义来看，拉宾指出，探索马克思对三个收入来源的分析是从哪一个文本开始的问题，可以改变以往苏联理论界低估巴黎时期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的理解水平，甚至可以改变低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理论价值的现象。当时苏联理论界的主流观点是，巴黎时期,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是相当初步的水平，还没有着手研究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甚至还否定了劳动价值论。例如苏联学者卢森贝就提出，《手稿》时期的马克思“否定”了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他的价值理论形式史是从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到肯定的转变。（参见[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2页。）拉宾指出，马克思对收入来源的分析“是从全部收入来源的某种最重要的关系开始，即从资本所体现的私有制关系开始。马克思的全部基础是从对私有制关系、对资本的批判开始的”（Н.Л.Лапин, Молодой Маркс, Издание третье,с.323.）。这说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中心问题不仅仅是对异化劳动的阐发，而且是对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必然性进行经济学和哲学的论证，私有制的实质、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其消亡的前提以及被新的历史所有制形态——共产主义所有制所代替等问题都是这部手稿讨论的中心问题。由此，在方法论上，马克思“完全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然后超出“国民经济学的水平，尝试从前面几乎是用国民经济学家的原话所作的论述出发，来回答”人类发展中的重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22、124页。）拉宾认为，按照这个方法论原则，马克思应该不是从总结性的文本，也就是关于工资的文本开始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而是从“用国民经济学家的原话”所论述的问题开始的。关于利润和地租的文本就是这样的，其中关于资本的利润这个文本是最开始的文本。
三、“穆勒评注”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三个笔记本的写作顺序
在马克思的巴黎笔记中，马克思关于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23年法文版）的摘要（即“穆勒评注”）是其中比较特殊和重要的。说它特殊，是因为巴黎笔记的大部分笔记本以摘录相关经济学家论著为主，马克思很少做评注或仅有几句评注，而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个人的议论又占了相当大的篇幅——整部《穆勒评注》翻译成中文约3.1万余字，而马克思本人的论述近1.3万字”（聂锦芳编：《“巴黎手稿”再研究——文献、思想与历史地位》，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说它重要，是因为马克思继研究劳动异化之后，在“穆勒评注”以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Ⅲ的一部分片段中研究了“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25页。）。这昭示着“穆勒评注”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关系非常紧密，体现了马克思异化思想的连续性、渐进性和层次性，甚至体现了马克思思想的转折性。而对“穆勒评注”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三个笔记本的写作顺序的不同理解，会直接影响对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和交往异化理论的评价，因此，写作顺序也成为国内外学者考察马克思巴黎笔记的重要文献学问题之一。拉宾在《青年马克思》三个版本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在巴黎时期的经济学哲学研究分成两个主要阶段，推测在完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Ⅰ，即完成第一阶段的研究后，第二阶段的研究过程是：“麦克库洛赫”笔记本→恩格斯《大纲》的摘要→“李嘉图摘要”→“穆勒评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Ⅱ、笔记本Ⅲ。在第3版中，他又为这一推测加入了一些新的证据。
第一，针对MEGA2第4部分第2卷编者认为“李嘉图摘要”是写于“麦克库洛赫”笔记本之前，然后才写“穆勒评注”的假设（MEGA2第4部分第2卷编者认为，“李嘉图摘要”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Ⅰ之间具有惊人的外表相似性，因为“李嘉图摘要”被分成三栏，用罗马数字编号，这是巴黎笔记中其他任何一个笔记本都没有的形式。因此，MEGA2编者推测的写作顺序是：笔记本Ⅰ→“李嘉图摘要”→“麦克库洛赫”笔记本→“穆勒评注”→笔记本Ⅱ、笔记本Ⅲ。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Vierte Abteilung, Bd.2., 1981, cс.717—718.），拉宾指出，从内容上看，马克思对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摘要“在各方面都超越了他从麦克库洛赫和普雷沃的著作中所做的摘要，其中包含了马克思在经济学根本问题上的详细讨论。最初的对李嘉图及其学派否定性的评价被对李嘉图思想的深刻和清晰的真诚尊重所代替，而对李嘉图的批判开始越来越有充分的根据。这样可以得出结论，李嘉图的《原理》摘要马克思不是在麦克库洛赫和普雷沃的摘要之前做的，而是在它之后做的”（Н.Л.Лапин, Молодой Маркс, Издание третье,с.367.）。紧接着李嘉图的《原理》之后，马克思认真研究了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第二，针对MEGA2第1部分第2卷编者认为，“李嘉图摘要”和“穆勒评注”不仅是写于“麦克库洛赫”笔记本等之后，而且是在完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Ⅱ、笔记本Ⅲ之后的假设（MEGA2第1部分第2卷编者的理由之一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直接利用了巴黎笔记中关于麦克库洛赫的摘要，但不是逐字逐句地利用“李嘉图摘要”和“穆勒评注”的摘录。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Erste Abteilung, Bd.2., 1982, cс.696-697.），拉宾指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利用过“李嘉图摘要”。例如，在“李嘉图摘要”的结尾，马克思指出：“在国民经济学中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对李嘉图从完全人道的错觉中解放出来的犬儒主义感到惊奇。”（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Vierte Abteilung, Bd.2., 1981, c.423.）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Ⅲ的开头，马克思概括道：“从斯密经过萨伊到李嘉图、穆勒等等，国民经济学的昔尼克主义（即犬儒主义——本文作者注）不仅相对地增长了——因为工业所造成的后果在后面这些人面前以更发达和更充满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肯定地说，他们总是自觉地在排斥人这方面比他们的先驱者走得更远，但是，这只是因为他们的科学发展得更加彻底、更加真实罢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0页。）
第三，拉宾指出，虽然不是逐字逐句地完全相同，但“穆勒评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Ⅲ中有被马克思直接或间接利用的痕迹。他列举了三处。
（一）直接利用的证据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Ⅲ中直接摘录了穆勒著作的内容，而这部分内容与“穆勒评注”的“一 论生产”中的摘要几乎出自相同的页码，甚至摘录了同一段内容。“穆勒评注”中的摘录内容为：“为了最有利地进行分工以及分配人力和机器力，在多数情况下，必须从事大规模生产，换句话说，必须大批地生产财富。这种好处是促使大制造业产生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5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Ⅲ的“分工”片段中摘录穆勒的内容为：“‘……为了最有利地进行分工以及分配人力和机器力，在多数情况下，必须进行大规模操作，换句话说，必须大批地生产财富。这种好处是促使大制造业产生的原因。……’以上是穆勒说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39页。）
（二）间接利用的证据。在“穆勒评注”的“二 论分配”中，马克思摘录了一段穆勒关于如何控制人口，避免大多数家庭陷入贫困的道德箴言：“……利用人民制裁的巨大影响也许有很大的好处。对那些由于自己的不慎行为和由于建立人口很多的家庭而陷于贫困和依赖地位的人不遗余力地给予公开谴责，而对那些由于明智的节制态度而保证自己免于贫困和堕落的人给予公开赞扬，这样做也许就够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10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Ⅲ的“私有财产和需要”片段中，马克思对这段摘要进行了批判：“节制需要，这个国民经济学的原则在它的人口论中最鲜明地表现出来。人太多了。甚至连人的存在都是十足的奢侈，而如果工人是‘道德的’（穆勒曾建议公开赞扬那些在两性关系上表现节制的人，并公开谴责那些违背这一结婚不生育原则的人……难道这不是禁欲主义的道德、学说吗？），那么他就会在生育方面实行节约。人的生产表现为公众的不幸。”（《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29页。）
（三）直接利用的证据二。“穆勒评注”的“三 论交换”中有一段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著作和斯密著作的引文组合，被马克思利用在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Ⅲ的“私有财产和需要”片段中。“穆勒评注”中的摘录为：“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说：‘社会是一系列的相互交换…… 它恰好也是这个相互结合的运动。’亚当·斯密说：‘社会是一个商业社会。它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商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25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Ⅲ中的摘录为：“……在进步的状态下，‘每个人都靠échanges〈靠交换〉来生活，并成为一种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业社会。〈见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社会是一系列的相互交换，商业就是社会的整个本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38页。）
根据这三处重要证据，拉宾指出，那种“假设在这样和类似的情况下，马克思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直接写下了相应的摘录，然后在穆勒著作的摘要中‘利用了’它们就不太自然了”（Н.Л.Лапин,Молодой Маркс, Издание третье,с.373.） 。因此，这些证据有力地证明了，“穆勒评注”写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Ⅱ和笔记本Ⅲ之前，或者只是写在笔记本Ⅲ之前。
（姚颖：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五研究部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