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条被子”的三位女红军今何在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了“半条被子”的感人故事。“半条被子”的故事发生之后，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2018年4月1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资兴村民为三名女红军扫墓八十四载》的报道，报道称这三位女红军牺牲地距“半条被子”发生地汝城县文明乡沙洲村不足100公里，牺牲时间就在赠被子的3位女红军离开沙洲村的两三天间。那么，从汝城县文明乡沙洲村走出来的三位女红军与牺牲在资兴市黄草镇黄家村的三位女红军有何关联？当年赠被的三位女红军今何在？

带着这些问题，2019年7月18日至19日，资兴市关工委组织人员赴汝城县文明乡沙洲村及资兴市黄草镇黄家村，实地走访了《半条被子》故事女主人徐解秀的小儿子朱忠雄，参观了《半条被子》故事中三位女红军住户徐解秀的老家和沙洲村《半条被子的温暖》陈列馆，听取了徐解秀的曾孙女朱淑华的详细解说；现场察看了黄草镇黄家村三位女红军墓地，走访了村党支部书记胡志慧，村主任邓雄军，上大洞组村民骆从辉、骆圣红，白牛店组村民朱柏林，并在黄家村召开了座谈会，详细了解当年三位女红军被害的情况，及黄家村村民85年来为她们扫墓的具体事实。

经走访调查、现场参观及察看，资兴市关工委调查人员对当年牺牲在黄家村的三位女红军的来历及牺牲经过、黄家村村民85年来为3位女红军扫墓的详情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在徐解秀家住过的三位女红军当年在追赶红军长征队伍时，由徐解秀的丈夫朱兰芳一路护送，经宜章县瑶岗仙辗转到达资兴滁口后，朱兰芳返回沙洲村。

第二，“半条被子”故事中的三位女红军入住徐解秀家的时间为1934年11月7日，住了6个晚上，出发时间为1934年11月13日。

第三，在黄草镇黄家村被害的三位女红军是从汝城文明经宜章瑶岗仙、资兴滁口来到黄草镇黄家村，在白牛店吃晚饭时被国民党警察和乡丁抓捕，并于当晚杀害的。三位女红军被害的时间是1934年立冬过后。

第四，在黄家村被害的三位女红军遗体由圣帝庙烧香老人同其侄子李日保及上大洞组村民骆文才（解放后任眉溪乡乡长）、骆庚才一起掩埋。

第五，20世纪70年代（约在1973年、1974年间）曾有两名解放军军官持中共资兴县委办公室介绍信来到黄草公社了解牺牲在黄家村的三位女红军的情况，并由公社干部唐振兴（宣传委员）陪同，到烈士坟前祭奠，并用木板写了“革命烈士之墓”，插在三座烈士坟前。

第六，85年来，黄家村一直有人为三位女红军烈士扫墓祭奠。除已故老人朱幼恩、邓桂英夫妇、骆文才及李日保叔侄外，现健在的朱柏林（曾任村党支部书记）、骆圣红、骆从辉、村小学师生及村支两委干部均前往祭扫过。

第七，三位女红军牺牲的经过及相关细节。

1.土匪告密。黄家村枫树坳有一专门打家劫舍的土匪窝点。一朱姓、一李姓土匪为领国民党赏金，发现三位女红军因长途跋涉劳累困顿，想在白牛店伙铺里落脚时，留一人监视另一人到山下黄草圩碉堡向国民党清乡队密报。当天快黑时，土匪带着二十几名国民党清乡队团丁和国民党警察来到白牛店，将正在吃晚饭的三名女红军抓获，并押往离白牛店约半里多路的圣帝庙审讯。由于三位女红军反抗，一路上遭乡丁和国民党警察毒打。抓到圣帝庙时，三位女红军已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一位女红军因担心带在身上的联系地址和联系人名单被搜去，将纸条撕碎吞下。国民党乡丁、警察发现后，用刀撬开其嘴巴。

2.寻找地下党组织。据现已81岁的黄家村老党支部书记朱柏林回忆，老一辈知情人曾对他说过，那三位女红军从滁口到黄家村来，是打算到汝城去寻找地下党组织。她们知道有一位女地下党是汝城县大地主、国民党保安团团长胡凤璋的儿媳，想通过她寻找到地下党和红军。

3.枪杀与刀杀两种说法。2018年4月5日《人民日报》记者文章，采用的是三位女红军被抓捕到圣帝庙审讯后被国民党警察和乡丁用砍刀杀害在圣帝庙内的说法。我们在走访调查中了解到了另外一种说法——三位女红军是从圣帝庙里押出来枪毙的。国民党警察和乡丁本来是打算将三名女红军押解到悬崖处杀害后推下悬崖的，但由于遭三名女红军反抗，遂在离圣帝庙不远处路旁的一颗板栗树下和一颗梅子树下将她们枪杀。故板栗树下为一名女红军烈士坟墓，梅子树下为另两名女红军烈士坟墓。

综合上述情况，资兴市关工委调查人员认为，黄草镇黄家村牺牲的三位女红军烈士，与住汝城县文明乡沙洲村徐解秀家的三位女红军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从已经掌握的信息来看，很有可能是同一群人。

第一，她们之间存在行军路线上的联系。据徐解秀的小儿子朱忠雄回忆，其父亲当年曾对其母亲说过，在为三位女红军带路追赶红军大部队时，曾经过宜章瑶岗仙然后直接送到资兴滁口，而牺牲在黄草镇黄家村的三位女红军烈士正是从汝城文明方向经宜章瑶岗仙、资兴滁口来到黄草镇黄家村的，她们经过黄家村的目的是去汝城寻找地下党组织。

第二，她们之间在时间顺序上相吻合。当年，三位女红军入住徐解秀家的时间是1934年11月7日，住了6天以后，因追赶红军部队来到资兴滁口。而据黄家村老党支部书记朱柏林回忆，上一辈老人告诉他，被杀害的三位女红军来到黄家村的时间是立冬过后几天。经考证，当年立冬是1934年11月8日。因此，她们之间在时间顺序上是吻合的。

第三，她们之间存在身份上的联系。当年住徐解秀家的三位女红军是中央红军总卫生部的工作人员，有一名女红军个子比较高大，还帮着徐解秀挑水、劈柴。当年路过黄家村被害的三位女红军烈士中也有一人个子高大，曾与前来抓捕的国民党乡丁、警察激烈搏斗。她们之间在人数上、形象上具有惊人的一致性。

发生在汝城县文明乡沙洲村红军长征时期的“半条被子”的故事经1984年《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以重走长征路采访报道公诸于世，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作为共产党爱护老百姓的典型弘扬后，众多的媒体和全国党史研究机构都在寻找和追踪这三位女红军的下落。有报道称，“半条被子”的故事经习近平总书记作为长征精神的典型事例提出来后，中央党史研究机构曾组织100多名专家学者来到汝城县文明乡沙洲村走访调查，想寻找那三位女红军的下落，但最终无果。如果在资兴市关工委人员调查的基础上，有关部门再组织人员查阅历史档案，查清楚三位女红军的真实姓名，那么，当年《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采访报道文章标题提到的《当年赠被情谊深，如今亲人在哪里》就有了一个圆满的答案。  

（转自《湘潮》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