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史学理念的巩固、强化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展（1983—1985）

〔摘要〕1983年至1985年的中共党史研究从多个关键层面巩固和强化了拨乱反正时期业已初步形成的实证史学理念。“实事求是”精神与历史评价理论的进一步科学重塑、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学术转向和史实考证的价值强化、“整体性”研究思维和治学思想的型塑与发展、以“历史规律”为核心元素的宏观叙事取向的加强等共同构成实证史学理念的文化意涵。若欲真正坚持、实践和发展党史研究的实证属性，党史学界仍然需要重新认识实证史学理念及其历史与理论来源。

1982年中共十二大的召开标志着经典意义上的“拨乱反正时期”的结束，整个国家和社会都洋溢着全力建设现代化的浓厚时代氛围，党史学界由此普遍生发出一种“重新出发”的强烈心理感受，很多研究者认为党史研究承担的拨乱反正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下一步应该在此基础上继续加强党史研究的学科建设，使党史研究成长为一门真正的“历史科学”。而围绕“实事求是”理念来巩固党史研究业已取得的学术化成就和格局，强化党史研究之实证史学基础的进一步重建，推助党史研究融入更大范围的历史学科范畴，便成为非常自然的学术逻辑选择。从一个长时段的学术史视野来看，这一学术特征在1983年到1985年的三年里表现得尤其明显和典型。在此期间，不断强化的实证史学理念始终主导着党史研究基本价值的重塑以及很多具体问题的研究进展，在党史研究的学术化理脉中发挥着学理层面的基础性功能，从根本上推动着党史研究的历史学化进程。探究这三年的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进展，不仅有助于建构和理解20世纪80年代党史研究学术史的发展理路和文化逻辑，而且更有利于借此重新认识和解读作为历史学科之重要学术基础的“实证”原则及其历史与理论来源。

一、“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与历史评价理论的进一步重建

经过拨乱反正时期的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实证史学理念在这一研究领域得到重建的基本标志就是党史研究之历史学属性的普遍接受与认可，很显然，假若缺乏独立的历史学科的自觉意识，“实证”观念便无从附丽。自1983年开始逐步增多的关于党史研究内容、对象和范围的体系化思考与讨论，推促党史研究融入历史学科的步伐明显加快。诸如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科学社会主义（史）、方志学等相邻学科，逐步摆脱了以往主要作为党史、革命史研究和教学的辅助性或派生性学科之地位，在重新确认自身研究对象和内容及至整个学术体系的独特性之际，都往往以党史、革命史这种传统的相关学科作为基本参照系，实际上有利于厘清党史学科的基本研究范畴。而从1985年启动的将中共党史课改为中国革命史课的教学改革，则从国家教育层面力图打破以往党史教学体系狭窄、以党史替代相关学科的弊病，尤其是较为严谨地区划党史和革命史这两门学缘最近的学科之间的关系，客观上加强了党史研究的学科独立性。在此期间，无论从何种角度立论，相关研究者大多明确了党史研究的历史学属性或至少支持历史学属性的优先性，即使断定党史“是一门历史科学，但主要是作为一门政治理论学科而存在的”[①]，也被研究者通过全面梳整党史研究的对象和内容而得到批评或商榷[②]，党史研究是一门历史科学的观念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获得显著加强，从而巩固了实证史学的学科前提。

在此基础上，作为实证史学理念的典型的中国式表达，“实事求是”作为党史研究之基础性和根本性的治学理念亦随之得到更为深入的论证，相关言说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其一，198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公开发表了邓小平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的九次谈话节录，党史学界在随后兴起的学习活动中条分缕析地详细阐说了这些谈话所蕴涵的“实事求是”思想，如邓小平指出，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论断党史问题，“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要“恰如其分”地评价党史人物，要敢于打破各种条条框框和陈旧观念，“我们这次讲‘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不涉及小资产阶级，也不必照样搬用过去的提法，说每一个错误的根源就一定是三个，一定都有社会根源、思想根源、历史根源。我们这次有个新的讲法，也好”，等等。其二，研究者更为普遍地将党史研究的基本性质认定置放在几千年中国史学编纂的大脉络中，将“实事求是”思想与古人的“秉笔直书”传统加以承接，认为这是新时期党史研究者必须坚守和发扬的“史德”，“我们今天搞党史，是共产党人写共产党的历史，仍应效法古人撰史的优良传统，坚持实事求是，求实存真，写出信史，取信于世”[③]，“继承传统是为了开创新路……没有继承传统这个前提，新路也难于开辟”[④]，这就再度加强了“实事求是”的文化传统质感，使党史研究者的学术道德受到了传统中国文人精神的正向度规约。由此来看，对于“实事求是”之现代和传统的两种维度的重释与强调，使“实事求是”从政治和文化两方面获得了更为宏富的思想支持，从而有望不再只是一种口号式的原则性表达，而主要作为一种研究理念和职业操守对党史研究者形成学术规制。

与此同时，借助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刘少奇诞辰85周年等活动以及伴随《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朱德选集》、《陈云文选》、《周恩来选集》（下卷）、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张闻天选集》、《刘少奇选集》（下卷）等领导人著作的相继出版而开展的学习活动，思想理论界再次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实事求是”思想，重新回顾了他们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贯彻“实事求是”的历史活动，整个国家和社会都洋溢着积极论说和主动阐释“实事求是”的思想气氛，“为了使这一思想落到实处，有必要设立实事求是奖”[⑤]，为巩固党史研究的实证史学基础提供了一种更为切近的本体论层面的思想资源与文化传统。尤其在阐释邓小平关于“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之关系的论题中，一些研究者还形成了非常鲜明的追求学术创新的思想，力主在党史研究中充分施展“创造性思维”，这种思维是独立思考能力的充分发挥，是对事物本质及其规律的充分揭示，“它严格地要求我们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从活的社会现实出发，而不是从死的条条框框出发；从研究事物的客观规律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⑥]。而如何看待党的历史决议、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以及现有研究著述等所形成的既有认识框架，便成为践行“创造性思维”的一个关键环节，如就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而言，“不宜无限制地去研究讨论曾经被战争实践证明了的现成结论如何理解，也不宜满足于注释一些正确观点的内涵，更不宜仅仅停留在对其历史功绩的评价与颂扬上面”，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些原则和结论已随着时代变化而失去指导意义，因此“敢于扬弃过时的部分，是坚持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创新的思想基础”[⑦]；就中共军队的战史研究而言，党中央的文件和毛泽东的著作以及研究者的观点无疑具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但“它们不是研究的出发点”，“如果只是简单地从现成的结论出发，到历史中去找些材料来加以证明，然后再回到原来的结论上去，这并不是科学的研究态度，也不是正确的研究方法”[⑧]。

对中国革命进程中“左”的思潮的历史研究与理论反思，也在这一时期持续展开，逐步发展为党史研究的基础性课题。研究者着重评析不同历史时期“左”倾错误的内容、表现、特点和根本原因等问题，诸如王明“左”倾错误统治时期在河北党内开展的反“铁夫路线”、1929年11月召开的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李立三“左”倾错误进程中的关键作用等一些长期被忽略的历史问题得到关注，关于“左”的思潮发展史的历史知识谱系不断丰富。而在整党活动中展开的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活动，更进一步加强了对于“左”的思潮的批判力度，因为“各种‘左’的思想，追本溯源，主要来自‘文化大革命’”[⑨]。思想理论界重新阐释了历史决议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精神要义，厘清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诸多理论迷误，从历史、现在与未来相联系的视界强调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长远意义。这一活动显著地推动了“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王年一对于“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的历史梳理和金春明的学术论文集《“文化大革命”论析》典型地代表了这一时期的学术水准，形成了80年代“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第二次热潮，促使党史学界逐步养成了努力研究和书写“文化大革命”史的学术自觉：“就‘文革’本身来说仍旧是一起重大的历史事件，也不可能把它从历史上抹掉，将来在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特别是中共党史的时候将会不惜笔墨总结这一段历史。” [⑩]

由上来看，关于“实事求是”的理论阐析与对“左”的思潮的历史研究，成为这一时期党史研究的基本形态和重要论域，实际上从正反两个方面形成了关涉“实事求是”的特殊论题结构，强化了“实事求是”精神在党史研究领域里的科学重塑。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党史学界对“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提出了更高要求，这鲜明地体现在部分研究者开始初步反思拨乱反正时期党史研究的一些弊病。他们意识到拨乱反正时期的党史研究在批判和否弃“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党史学之际，在很多论题上形成了新的二元对立，如对李大钊等人只作肯定与歌颂而否定或回避其思想的某些缺陷，“存在着过高估计这一时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水平的现象”[11]；一些重新研究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专题文章，一反“文化大革命”时期只强调“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影响下取得胜利的”之论，但“似乎又产生了一种偏向，即只承认这次战争胜利是在周恩来、朱德同志领导下取得的，不承认毛泽东同志对这次战争胜利所做的贡献，未免有点矫枉过正了”[12]。还有研究者注意到拨乱反正时期的党史研究带有情绪化色彩，轻忽了思想结构的历史复杂性，如在批判和反思“左”的思潮的历史研究中，一度出现了全盘否定一些曾产生负面影响的政策或思想的倾向，像“夺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这一曾在党史上起过重大指导作用的思想，“近些年来的一些党史著述，往往是避不论及，或是一律简单地判为‘左’倾路线的口号加以摒斥”，既割裂了其与毛泽东“争取江西”的思想和实践之间的关系，也无法揭示这一思想从反向促进中共正确探索中国革命规律这一史实层面[13]；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批判性研究更明显存在着脸谱化、庸俗化和浅显化的倾向，尤其将“文化大革命”视为“无文化、无思想、无理论的乌合之众的盲动”的认识，严重忽略了“文化大革命”正是以错误的思想理论实现了对于广大群众的普遍性掌握这一实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从政治上可以迅速结束一个时代，而结束一个时代的错误理论却需要相当长的过程”，“因此，我们在思想理论、文化艺术的研究和宣传上，也应该站在新的历史时代的高度上去否定文化大革命。那种简单地揭露和重视它的丑恶和罪恶就显得不够高了”[14]。显然，这种学术批评较好地超越了拨乱反正时期的政治和文化语境，转而希望以一种更“学术”的“实事求是”理念还原历史的复杂面相。

可见，拨乱反正时期党史研究存在的问题或弊端突出地集中在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问题上，如何正确地评价历史仍然困扰并吸引着此时的党史研究者，毕竟具有宏观性、全局性和指导性的历史决议与党的代表大会并不能迅即而彻底地触及所有历史问题的拨乱反正，更无法在短时期内改变由长期“左”的思潮所型塑的社会心态和文化习性。很多研究者对此抱持高度的自觉性和敏锐感，深知党史（研究）的拨乱反正注定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改变由历史形成的人们的错误观念，往往不是党中央一个组织结论就能解决的。需要历史工作者和宣传工作者作很大的努力，才能不仅在结论上，而且在人们观念中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15]。面对这种情况，党史学界在几乎所有具有认识分歧的重要问题上持续展开以历史评价为核心要素的学术争鸣，努力通过同人观点的批评与交锋，继续廓清历史评价问题上的政治与文化迷误以及在不同思想和理论预设下形成的知识偏差甚至谬误，从而推助建立“位其所应位”“是其所本是”的科学评价标准。这种学术争鸣现象涉及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党史事件和人物，成为此时党史研究的另一种基础研究形态，集中体现了党史研究者对于“客观历史”“历史真实”的普遍渴求和强烈探询，是“实事求是”治学精神的一种本质性表征。

相较于拨乱反正时期的学术争鸣偏好于政治层面的道德衡断，此时的党史研究者开始更多地深入历史本身的结构和脉路，明确指出很多学术争鸣直接起源于不同主体对同一研究对象秉持着不同的判断标准，由此特别注意研析不同学术争鸣背后的关键思想环节，如毛泽东从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时间分歧就与确定“思想转变”的标准差异直接相关、中共在大革命中的领导权之争与判断标准是以政治领导还是组织领导为主相关、关于谁是无产阶级领导权“首倡者”的分歧与应以一个人或一本著作抑或集体智慧为主要标准相关、关于井冈山斗争时期下限的不同意见直接取决于“历史分期”标准的不同判断、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标志问题的分歧点集中在是否只以有代表性哲学专著作为唯一标志、“定息”是否可以构成判断民族资产阶级何时被消灭的直接依据等。一些研究者还尤其注意到关于概念的不同理解在学术争鸣中的关键意义，如关于湘赣根据地范围之争便与“根据地”“临时根据地”“游击区”的概念分歧直接相关、能否准确评价红四方面军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经验的要津就在于如何理解“进攻策略”这一概念、正确看待“平分土地”主张的关键就在于区划其与“绝对平均主义”概念的关系、关于通道会议之性质和地位的评析分歧则取决于“通道转兵”这一概念是否具有科学性、科学评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之关键要看其是否就等同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关于李大钊早期思想之阶级属性的不同认识从根本上取决于“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思想”两大概念在逻辑上能否形成绝对的对应关系等等。在此过程中，以往一些概念的科学性开始受到拷问和质疑，如有学者就早期中共党人政治思想倾向的历史评价问题指出，不能将“反帝反封建思想”简单等同于“民主主义”，党史研究必须要注意“民主主义”概念的“确定性”，否则“难以历史地评价和说明近代中国政治人物极其复杂的思想内容，也难以准确地描述中国现代先进人物思想发展的历史线索”，“概念的确定性问题，往往是一些历史学家和历史研究者不甚注意的问题。可是，如果我们历史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都含混不清，又怎能正确地揭示历史发展中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规律，又怎能‘明治乱之迹，通古今之变’？”[16]由此可见，这种层级的学术争鸣有可能在认识论的学理层面触及引致不同历史评价的基本原委，进而为作出科学、客观而公允的历史评价寻求解决之道，使党史知识和党史学科的进一步重建获得稳固的学术与逻辑支持，这无疑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实事求是”精神。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集矢于党史事件和人物自身脉络且相对冷静理性的学术争鸣，在较大程度上推促1982年以后的党史学界基本上不再将历史评价问题仅仅置放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党史学完全对立的关系网络中加以简单的历史与道德评判，而是更加注重和强调相关的具体历史语境和历史条件对于党史事件和人物的规制性。这一研究取向在后拨乱反正时期的党史研究中得到更为广泛的实践，并渐次成为党史学界的一种学术共识，列宁关于“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马克思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以及“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来提这个问题，就等于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等经典论断被研究者普遍而大量地引证即为重要表征。

在这种学术思维的映照下，一大批党史问题评价的争鸣和讨论进一步摆脱了局促于革命意识形态的惯性思维，以往被遮蔽的特定语境的历史面相开始呈显，为更为科学地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提供了知识前提，如针对平型关战役不符合中共在抗战初期制定的游击战争之战略原则的观点，有学者着力强调战役之前的具体历史环境，认为具备了“必要的”“有利的”条件，可谓“非打不可”，况且中共当时的战略方针正是“从抗日战争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强调发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但并不是绝对排斥运动战”，这是评价平型关战役必须注意的要点[17]；面对意见分歧严重的陈独秀在抗战时期的政治思想研究，有学者主张应“紧紧扣住当时的历史条件”，从抗日救国和民族大义的角度加以审视，“不应该再以共产党员的标准去要求他”，“应当说他的抗日爱国思想是主要的”[18]；等等。就此来看，这种学术思维突出了特定历史事件和人物思想所处历史语境的某种“特殊性”，而揭示出这种“特殊性”维度显然是实现更为理性的历史评价的关键环节，有评论者业已意识到这种理念在一些问题研究中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如在关于《多余的话》的学术争论中，“让瞿秋白回到了当时的历史环境，这是讨论得以深入的关键……如果离开当时的历史环境，忽视了三十年代党内斗争的状况以及秋白在这旋涡中的地位，不体会在王明极左路线统治下使党员造成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那么对发自秋白内心的《多余的话》的评价可能就难于客观了”[19]。

作为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在继续强调党的集体智慧结晶这一层面之际，亦开始更多注重特定语境在历史评价中的作用，尤其是毛泽东早期思想研究在这方面表现突出。因毛泽东早期思想具有起步性、准备性、杂糅性、转换性和复杂性等特质而长期存在历史评析歧异，很多研究者转而通过还原和强调毛泽东早期思想所处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社会特别是中西文化冲突这一历史语境对其形成与发展的强大规制，主张全面而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早期思想中一些因素的积极意义，如严复的学术思想及其译著所强调的逻辑归纳、实验验证等理论已内蕴“实事求是”之意，“对毛泽东的早期哲学思想产生了积极影响”；胡适的实验主义哲学使毛泽东加快了从探求“大本大源”的纯粹思辨领域转向注重实际问题研究的步伐，一度“是把实验主义哲学当作指导思想来看待的”；等等[20]。更有学者直接将这种治学思想上升为一种方法论的自觉意识：“研究毛泽东早期思想，要有历史主义观点”，“评价历史人物，研究历史人物的思想，必须从‘具体的历史环境’出发，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不但要把毛泽东早期思想放到那一个大的时期里观察分析，而且要放到更具体的历史阶段中去观察分析……不论哪个发展阶段，都有着自己‘具体的历史环境’，都有其时代所赋予的特点和局限”[21]。考虑到毛泽东思想研究在当时整个党史研究格局中所占的分量，这一研究领域发生的学术变化对于强化党史评价规范的科学性具有非常显著的积极意义。

这种学术化治学思维进一步激发了更多新论题的学术研究，如有学者开始深入研究以往学界多采回避态度的李大钊早期思想中的“调和论”以及王光祈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等议题，并在这些政治思想提出之际的特殊历史语境中肯定其积极作用。虽然从现在看来，这些识见和判断仍可继续商榷，但注重历史语境对于相关问题评价的规制性，既有利于发掘和展现中共历史的多面性和丰富性，也有助于研究者进一步摆脱“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党史学和拨乱反正史学共同存在着的简单化思维，进而培育更为宽容中正的学术心态。由此可见，学术争鸣现象以及以尊重历史语境为核心要素的历史评价理论的逐步完善，成为此时党史研究领域落实“实事求是”精神的基本机制以及巩固和强化党史研究之实证史学基础的重要元素，尤其是学术争鸣被党史研究者普遍视为实现客观党史书写的基本途径[22]。这是拨乱反正史学的自然延续，但与那时的学术激情相比，此时的党史研究表现得更为稳健和节制，并在一种追求历史“复杂性”的学术水平上持续展开。就此而言，至少在历史评价的学术层级上，追求类似于“绝对正确”的历史知识的观念已开始退潮。应当说，这是拨乱反正时期结束后就迅速出现的一种非常明显的新学术现象，也是这一时期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显著特征。

综上所述，经过拨乱反正史学的洗礼和党史研究学术规范的逐步确立，从1983年开始，以“实事求是”为核心要素的实证史学理念对于重塑科学的、独立的党史学科的意义和价值得到进一步强化，这一时期的党史研究者大多认定“实事求是”是一种完满具足的学术理念，他们的基本工作——甚至是全部工作——就在于“如其所是”地详述和理解中共的历史。“实事求是”理念由此成为党史研究实证性的最为基础的精神来源，追求历史的真实性被党史学界普遍视为基本的约束性法则，“求真”“客观”成为党史研究无可置疑的学术准则和价值追求。当然，在这一进程中，党史学界日益感受到史料不足对于科学评价重大党史问题的制约，很多研究者清晰地意识到在历史评价中所出现的观点分歧，原因诚然是多方面的，但“首先是历史资料不足，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23]，亦“同人们了解资料的深度和广度有密切关系”[24]。基于这种理念，史料建设之于“实事求是”的科学党史研究的极端重要性，逐步成为被不断强化的普遍性共识。

二、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学术转向与史实考证的价值强化

事实上，正是出于以重新评价重大历史问题为核心质素的拨乱反正的迫切要求，重视史料在党史研究中的基础地位以及相关的梳整工作，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伊始便已逐步展开，“史料优先”思想已被党史学界广泛接受。随着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渐次深入，尤其是面对大量研究薄弱甚至学术空白的领域，整个党史学界都必然对党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利用提出更高要求。而这一时期全国范围内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重心转向，极大地促进了史料建设的学术进展。

1983年初，第二次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通过《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五年党史资料征集工作规划》，计划1985年要写出一部党史，故而需要将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重点从普遍发动和广泛搜集转移到重点征集和专题调研，为系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编写党史“正本”提供完整而准确的资料。各地党史工作部门迅即调整思路，“把为中央编写党史正本提供急需资料的任务放在首位”[25]。到1983年底，全国各级党史工作机构共承担专题642个，几乎涵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所有重大党史问题，如由中央党史资料征委会主导的“中央特科”“东北军地下党的斗争史”“山西新军斗争史”“抗联斗争史”“抗日战争时期南方局领导国统区的斗争”，由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委会主持的1923年长辛店铁路工人大罢工情况，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委会主持的1938年冀东抗日大暴动概况，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委主持的关于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的调查报告，新疆区委党史工委主持的“共产党人与新疆革命文化的传播”，等等。同时，第二次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还确定了“征集”和“研究”同等重要、“以研究带动征集，又以征集促进研究”的方针，力图改善之前简单的粗放式收集局面。故而此时的党史工作者已不再仅仅局限于相关史料的简单收集与罗列，而是着重于全程耙梳一大批重大历史事件的基本线索和发展脉络，形成了诸多基于扎实史料的专题研究报告，大都具有填补研究空白的价值，尤其极大地强化了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学术研究取向，并成为广大党史工作者的主动意识，如管文蔚就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的一句话，将“叙述”和“研究”的方法加以区分，强调“我们在专题征集研究过程中，主要用研究的方法”[26]。也正是在这样的学理维度上，专题征集在整个80年代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中的重要性就在于：“专题资料是普遍征集的必然发展和工作的深入，是形成科学形态的史料的重要工序。”[27]就此而论，这些带有鲜明研究性的专题资料（报告）便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一时期党史研究的重要学术形态，“史料建设”与“历史研究”在党史资料的专题征集工作格局中形成了互促共进的良好关系，彰显了这一时期乃至整个80年代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基本特点。

随着专题资料征集工作的全面推展以及研究成果的不断累积，对同一专题的相关史料加以二次分类和汇编成书的可能性与迫切性便日益突出，这直接体现了党史资料征集工作职能的一种内在逻辑，即“征集是基础，研究是征集的深化，征集和研究是手段，使用是目的”[28]，而编纂出版党史资料丛书就“是提供利用的一种重要形式”[29]。的确，专题资料丛书既可以有效整合不同主体在资料征集工作中必然带有的碎片化甚至封闭化倾向，也可以为日后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和书写专题史集中提供相对权威的史料来源。事实上，第二次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从党史研究长期和深入发展的需要出发，就已经作出了“今后还要编写党史资料长编和党史资料丛书”的考虑。1983年7月，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将编辑的辽沈战役回忆录送请陈云题写书名。陈云就该书的编辑指导思想、结构、内容和具体编辑方针发表一系列意见，其中尤其指出：“这本书在编法上要改变一下。可以考虑加进一些重要的历史文件、电报……还可以加进一些在各方面有代表性的同志写的回忆文章。”[30]中央党史资料征委会由此加快了酝酿编辑丛书的步伐，于年底制定通过《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的编纂方案，规定资料丛书要全面反映党的创建、发展和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过程，编选的材料既要反映党中央的活动，又要反映党在全国各地的活动；既要反映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活动，又要反映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的活动；既要有全面的基本情况，又要有典型材料；既要有党的活动的基本材料，也要有能够反映党的历史的敌、友方面的材料。总之，资料丛书的一大编纂标准就是“完整”，亦即“凡编入资料不应是零散的、支离破碎的，选文切忌断章取义，应力求完整和全面”。[31]此后不久，中央党史资料征委会主持制定《辽沈决战》《淮海战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等重要丛书的编纂方案，作为全国范围内编纂资料丛书的范本。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所采取的综合性体例，鲜明地彰显了专题资料整理的全面性和完整性原则，极大地影响了这一时期绝大多数史料文献集的编纂原则和体例设置[32]，实际上体现了一种非常显著的“泛史料意识”。如果考虑到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也同样重视革命文物和革命遗迹以及革命陈列馆的建设，加之革命回忆录和革命人物传记在党史资料征集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和史料价值，这种“泛史料意识”便显得更为突出。1984年3月，胡耀邦就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一书初稿作出批示：“我们整理各种史料的工作作得太差，这些年有进步，但还不全面和认真，我意应要求各有关部门进一步注意。”这一意见促使中央党史资料征委会陆续拟订《关于加强党史资料征集和整理工作的意见》《关于中共党史资料征集、整理和编纂十年（1985—1994）规划（草案）》等核心文件，较为科学地确定了党史资料征集的范围和对象，基本涵盖了各种类型和各个层次的党史资料，标志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理论性和体系性在这一时期得到全面加强。特别是自1984年7月中央征委会、中央组织部和中央档案馆联合发布《关于〈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征集整理和编纂方案》前后，组织史资料作为新的一大类专题征集得到高度重视和迅速发展，深刻地重塑了之后几年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基本架构。由此可见，1983年至1985年的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存在着一个由之前“广泛征集”转向“专题征集”再转向“专题征集与全面征集并行”的基本脉络，并在之前几年的史料建设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大史料观”，这与整个80年代重建科学的党史研究对于史料的一种普遍性渴求直接相关。

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全方位展开带动了全国范围内各个研究单位和各个层面的专题史料收集与整理，各地党史工作部门、党史教学研究单位和档案馆、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乃至个体研究者等多方力量均参与其间，极大地强化了拨乱反正时期形成的全国性史料建设热潮，各种党史专题资料汇编和大型史料集的编纂与出版步入一个兴盛期或快速发展期[33]，取得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学术进展。其中，革命根据地史料汇编集的出版数量最多，成为这一时期史料出版结构的主体，诸如《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以及以收纳经济史料为主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等大型史料集的连续出版，有力地支撑着革命根据地史研究的兴盛。《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则在这一时期接续出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等15部（套）史料集，成为整个80年代期间出版数量最多的一个时期，且因其起步较早、专业化程度较高等特征，代表了当时史料整理工作的最高学术水准，特别有利于中共党史研究在开阔的现代史根脉下获得更为丰富和细致的学术资源支持。

专题史料集所呈显的“泛史料意识”及其所奉行的全面性和完整性原则，事实上在史料建设领域加强了党史研究的客观性和“实事求是”精神，尤其是注重敌方或反方史料以及“原文（全文）照录”的编辑原则，已逐步成为党史研究的学术共识，如有学者主张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史时，固然不能将批判马克思学说的言论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范畴，但理清这些言论仍然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必要条件，要“尽快把这一类资料整理和编印出来”，“目前做的工作不是过多，而是不够。可以断言，没有这一方面的探索，特别是不把这种探索建筑在更广泛、更深入的资料发掘工作的基础之上，那么，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也很难从对比之中获得深切而真实的了解”[34]。这种客观的学术精神及其对于史料建设的迫切要求，推助很多专题史料集的编纂逐步实现了系统性和全面性，如由安徽师范大学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的《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以及由安徽省档案馆编辑的《皖南事变文电选编（国民党部分）》（1985年），便着重收录国民党有关皖南事变的来往文电以及国民党参战部队的战斗详报和机密日记等史料，与拨乱反正时期出版的另外两本侧重中共方面的文献集形成有效的互补关系，较为完整地展现了皖南事变的史料结构，可谓80年代史料建设成就的代表和典范。总之，各种专题史料集的相继整理与出版，为相关党史专题研究的展开与深入提供了集中的多元化史料，成为党史研究“大史料观”的重要载体，其收集与整理理念至今仍具有显著的方法论意义。

面对如此之多的新史料，如何辨别其真伪、确认其价值的学术考证工作的重要性和急迫性便随之凸显。事实上，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展示了此时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发展逻辑。考虑到之前粗放性的资料征集工作存在只注重收集而不注重整理或不考究资料的真实性、很多老同志的回忆录存在张冠李戴或夸大其词或突出自我等问题，第二次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强调指出，准确、完整的史料是编写党史、研究党史和党史教学的基础，党史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以及鉴别和核实“也是一门科学”，“党史资料征集工作有没有成绩，成绩大小，关键是要看立准确了多少资料，弄清了多少问题。材料很多，立得不准，不但无用，还会有害。党史资料征集单位要重视研究，不能把资料搜集起来，不经订正核实，就往研究部门、档案馆一送了事”[35]，“讲求党史资料的准确性、真实性，是搞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根本”[36]。主管或关心征集工作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不断强调要重视党史资料的准确性，要求加强史料的考订工作，如李维汉在1983年底就八七会议专题资料丛书写信给中央党史资料征委会主任冯文彬：“（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中央机构，处于指导地位。这项工作经验还少，而它出版的杂志或专题集，读者将引以为证。因此不能不尽可能求其真实可靠。其中有错误不实的地方须考校出来注在原著下面，这也是‘去伪（这里是指事实有错误）存真’，不能因人而异。”1985年3月19日，胡耀邦就红军长征有关史实的问题作出批示：“凡属重大历史史实，我主张要经过严格核查清楚后统一起来。”这就为史实考证在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乃至整个党史研究中的全面兴起提供了自上而下的动力，推促史料考证成为这一时期党史资料征集的一大工作重心，使得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在拨乱反正结束伊始就呈现新的时代特征。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学者从改善和匡正学风的角度着力阐论史实考证的重要性，认为自拨乱反正以来，很多党史研究者已经抛弃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所采取的领袖论断加文件报刊的方法，非常注意发掘新史料，“但是，一些同志多年来形成的缺乏钻研精神的粗疏学风，尚未完全克服。其表现之一是习惯于以耳代目，道听途说，人云亦云，东抄西传。对于偶尔拾得的一点史料甚至片言只语，不加鉴别，拈来就用，结果往往闹笑话”，“党史界人数众多，在社会科学战线算是一支很大的队伍，但多年来之所以成绩平平，除开十年动乱、‘左’倾影响外，这种不良学风的存在，恐怕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吧”[37]。应当指出，这种认识和判断虽较刺耳，但绝非武断夸大之辞。即使一向治学严谨的研究者也会因疏于考辨而出现严重的史实错误，“这是值得引为深刻的教训的”，“作为一个党史研究工作者，对一些重要历史资料（特别是牵涉到人的问题），应该特别慎重，要经过反复核查，有了确凿证据，才可使用，而绝对不能轻信轻引”[38]。一些从事基层党史教学的教师在实际工作中便发现，当时流行的党史资料和教材存在很多明显的基础史实错误、时间和数据不统一等问题，而这些情况的出现“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但无论如何，在编写党史中，应尽可能准确地引用史料，考证史实”[39]。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党史研究者已明确意识到很多问题的不正确说法之所以能沿袭良久，与党史学界普遍存在着的盲从既有论断和缺乏怀疑精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相对于拨乱反正时期的史学考证着力于纠正“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史学的理念及其对历史细节的负面影响，党史学界在此时更倾向于强调史实考证对于重建学术规范和道德的意义。

在此形势促动下，这一时期的专题资料征集工作非常注重相关史料真实性的重新审查，全国党史工作者在史实的考订和核查等方面投入了极大精力，诸多资料征集刊物逐步开设“史实考证”“文献考证”等栏目，一些地方还召开专门的史料考订会议，初步厘定了一大批长期以来基本史实不清或说法不一或尚处研究空白的历史问题，如由中央征委会主持的《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全面综合当时所能掌握到的有关遵义会议的历史文献，尤其是结合新征集到的陈云在长征途中所写的传达手稿，经反复核对考证，基本确认了遵义会议的召开时间、与会人员及其在党内外的主要职务、遵义会议前的酝酿和举行情况、关于洛甫代替博古的职务以及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立时间和地点等一批基础问题[40]。而在专题资料征集基础上形成的资料丛书因大部分需要公开出版，故而更加重视史实的准确性，“选入的资料，务须经过严肃认真的考证、核实。做到未核实的不入；不清楚的不入”[41]，如《南昌起义》从一开始便确定了“用完整准确的史料来反映南昌起义由酝酿、发动到胜利以及南征失败的过程”的编撰原则，并专节设置了将近30个问题的史实考证，有效地推进了南昌起义史的深入研究。就此而论，史实考证可谓显著地突出了资料征集工作对于全面而细致地建构中共历史脉络的学术价值，此乃这一时期史实考证的特殊性所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亦逐步成为这一时期加强党史研究学术化程度的重要枢纽和主要动力，其对整个党史研究的主导性得到进一步强化。由于各地党史工作者的研究能力有所差异，考证工作的力度和深度亦存在很大落差，但无论如何，史实考证之于党史研究的优先性已得到广泛认可，较大程度上落实了这一时期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关于加强“研究”以及自身科学性的要求，构成“实事求是”精神在史料建设领域里的实现与强化机制，在很多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学术进展。

这种学术进展首先就体现在史实考证纠正了一些既有文献集或史料集的错误，最为典型的案例之一就是《文献和研究》从1983年第5期开始在“史实考订”栏目陆续登载四卷本《毛泽东选集》原有注释的史实考订论文，重新确认和修正了国民政府警卫团响应南昌起义东下的时间、海陆丰和黄麻农民武装割据的时间、任弼时在红军第六军团的任职、巴西会议的召开时间等基本史实，并在90年代初重版《毛泽东选集》时得到落实，彰显了史实考证对于修正史实错误、更新知识体系的突出作用。而这种学术进展又经常伴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使史实考证与史料建设之间形成了互促相长的良性关系。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是研究者发现了新的史料，引发对以往一些基本史实的辨析。更为重要的是，史实考证还呈显了所涉史实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相关历史讨论中所处的位置，继而丰富或连贯了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逻辑链条，如有学者于第二历史档案馆查到“AB团”在1928年7月的一份会议议决案以及朱培德呈报国民政府的呈文，从而既为党史学界关于1927年四二运动之后“AB团”是否依然存在的争论提供了较有力的史实依据，又通过释读这两件史料证明“AB团”并不是以往所认为的以“反对布尔什维克”为宗旨的特务组织，因此苏区开展的肃“AB团”的“左”倾运动缺乏足够证据[42]。不言而喻，史实考证有利于更为全面地构建起相关历史问题的发展脉络以及更加客观地评析某些具有争议性的历史问题。就此来看，史实考证这一研究形态可谓很好地落实了实证史学理念“主张对历史作实证经验的确定”的要求，“首先，必须寻找到尽可能多的事实，然后，再寻求诸事实之间、一组与另一组事实之间的精确联系”。对于史实之间逻辑关系的重视与建立，无疑是实证史学的重要特征，甚至在很多时候，这种“联系”还被视为“公例”“规律”本身。

由这一时期追求史实精确性和加强“研究”的普遍诉求所决定，此时的史实考证格外注重和强调档案文献的作用，研究者普遍认为要保证“科学”的党史研究，“更要求以有据可查的历史文件和档案史料为准”[43]，很多长期悬而未决或争讼纷纭的历史难题常常因偶然发现或努力发掘的档案文献而得到初步解决。几乎整个党史学界对回忆录的史料价值尤其是其可靠性开始抱持更为谨慎的态度，当时在一些问题上的反复考证和辩驳，大都围绕所依恃的相关回忆史料是否可靠这一关键维度而展开，这是相较于拨乱反正时期而表现出的非常明显的时代性学术特征。很多研究者认为回忆史料带有“事出有因，查无证据”的特性，尤其是在非常具体的时间和地点等历史要素的记忆中往往存在较多错误，一些回忆录的基本史实错误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如马林曾在一段回忆中指出1922年有一个“四月杭州全会”，由此误导了很多海外研究者的相关判断，而这实际上就是同年8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杭州西湖全会[44]，因此回忆史料“只能给我们提供考证史实的线索，而不能作为根据”[45]。研究者据此重点对以往一些主要依据回忆史料（即所谓“孤证”）而作出的史实论断提出质疑，如针对仅根据某人转述邵力子的一则口头回忆便判断后者列席中共一大以及将罗章龙的回忆作为认定邵飘萍是共产党员的关键证据等案例指出，个人回忆录绝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具有同等价值，如果是根据当时的日记、札记和大量文献资料所撰，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如果仅凭个人回忆而成，那只能当作参考材料。一般地说，这种回忆录越是晚出，其参考价值也越小。对于只有一个人回忆的材料，更难据以论定任何问题。这是历史学者所共喻的原则”[46]。立足于这种认识，研究者普遍提出，与文字史料尤其是档案文献相比，回忆史料的作用和价值不得不居于次要地位，在运用此类史料时应“采取分析的态度”，加强“必要的查证工作”，“主要依据应当是历史档案资料和文献，把活的历史资料（回忆录）同死的历史资料（原始档案文献）很好地结合起来”[47]。应当说，从拨乱反正时期初步意识到回忆史料的价值局限性到此时展开较为系统的理论论证，标志着党史研究的理性思考和学理概括的能力在渐次提升，这也是党史研究融入历史学科之程度逐步加深的一种表征，预示着史实考证的类型和进路在此时所发生的某种质量跃迁与价值强化。

就此而言，这一时期全面繁盛的史实考证进一步强化了自拨乱反正时期即逐步形成的“史料优先”的学术传统以及史料建设之于科学的党史研究的极端重要性，极大地体现了实证史学理念对于史实“准确性”的强烈要求，非常典型地彰显了经典实证理论的学术影响一旦落实到历史研究中，“便演化为对史料的考订”。最重要的是，党史研究者从一开始对史实考证的定位就是“要求抓住比较大的问题，不要求细小枝节问题上搞繁琐考证”[48]，认为貌似微小的史实考证往往关联着更为宏观的历史问题及其评价，主张史实考证要有大局意识，如“毛泽东同志有没有参加蛟洋前委紧急会议，直接关系到对出击闽中这一事件的评价，这在党史研究中不是一个小问题”[49]。从实际情况观之，史实考证所针对的具体讨论对象往往是一些以往具有争议性或疑惑性的重大党史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亦具备学术争鸣的性质，并与学术争鸣一起构成落实和强化“实事求是”精神的重要管道。总而言之，随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重心的科学转向和结构的不断调整且以更大范围和更大规模的形式与气象获得展开，各种类型史料尤其是首次刊布的珍贵史料在数量和质量上的持续提高，使得诸多以往不为人所知所悉的史实得到发掘，有效地提升了中共历史的知识厚度，很好地促进了这一时期党史研究实证性的持续巩固态势，“历史著作才变得不那么幼稚，著作中的事实才变得较丰富”，“对历史实证性的明确肯定代表一种思想上的前进”[50]。准此而论，正是以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为载体的史料建设与史实考证，极大地丰富和扩充了中共历史的基本知识体系，不仅没有冲击党史研究的整体格局，反而为不同历史元素的整合创造出必不可少的前提与条件。

三、“整体性”研究思维的型塑与中共历史全景的重建

承上所论，无论是“实事求是”精神在党史研究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及其基本落实途径——学术争鸣的全面繁盛，还是以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为中心的史料建设的“研究”转向以及史实考证的价值强化，都会带来一个非常显著而积极的学术变化，那就是具有较高客观性的史实的不断涌现以及不同史实之间逻辑关系的持续建立。这种变化增强了整体性书写党史的可能性，一种“整体性”的研究思维由此逐步生成，这体现了实证史学原则在理解与建构历史方面追求本体层面之统一性的显著理念，亦即它往往倾向于超越原子化的具体史实陈述，而是“过渡到一种对它们是连贯的而且可以理解的叙述——这种推动力是一种完全健康的推动力”[51]，这就必然形成对相关史实的统合。的确，经典实证理论在其生成之际就高度强调各种科学知识和体系的有机联系，致力于科学知识的综合与统一，以“燃起整体知识之光”[52]。实证理论不是经验主义，绝对的经验主义是不可能的，科学不是包含在纯粹的事实的堆积里，科学工作的真正任务是对事实的组织和联合；科学不仅包含“事实”，而且包括“规律”；孤立的事实并没有被结合在“科学”里，只有当孤立状态被解除，或者以某种假说的方法把这一孤立的事实和其他事实联结以后才会有“科学”[53]。应当说，这种“整体性”思想也是与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吻合的，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大核心主张。

事实上，历史学界关于党史与亲缘学科关系的讨论，便首先广泛而有效地型塑了党史研究的“整体性”理念。在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语境下，与党史相关的历史学科的独立发展，主要还是理念层面而非实体性的，故而学科重建非但没有以形成完全的学科畛域为依归，反而自觉推动了更深层次且更具理论自觉的学科融合。胡绳在这一时期高度强调党史研究者必须要注意整合相关的多学科知识，尤其非常经典地论述了党史与近代史之间的密切关联。他认为二者固然属于不同学科，“但这两个学科是密切相关的”，若离开近代史的背景，便无法真正理解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共革命的兴起，“党史不可能不和整个中国近代史密切联系，党史工作者必须注意中国近代史的全局”[54]。由于这一时期历史学界在学科层面倾向于将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亦纳入“近代史”范畴，因此注重党史研究的近代史背景和脉络的治学理念得到非常普遍的接受，《近代史研究》发表的党史类文章数量将近1/3（略高于拨乱反正时期的发文占比），便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而现代史与党史的学科属性具有较强的叠合度，更进一步彰显了这种科际整合的趋势。相关研究者在辨析党史与现代史的关系时客观冷静地指出，现代史学科是在党史和革命史学科的基础上发展与演变而来，教学和研究人员具有很强的同一性，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从根本上源自中国现代历史阶段的特殊性，因此“过分地强调现代史和党史、革命史的不同之处，不符合现代中国社会的实际”[55]。正是在这种理念的促动下，到1985年底，已有学者注意到，原来专攻中共党史的一些研究者业已扩大了研究领域，转而“从研究整个中国现代史的范围内，来看待和研究党史问题了”[56]。还有学者从反思以往党史著述“给学习者具体的历史知识太少而灌输的空洞概念较多”的判断出发，“坚决主张开展对民国史的研究，并且提倡大家都来学点民国史”[57]。由此可见，将党史置放于整个近现代中国的宏观历史根脉下加以考察，为党史研究的科学重建提供了更多的历史资源，并从理论上增强了党史研究的综合性学术特征，从学科互鉴的特殊维度型塑了党史研究的“整体性”思维。

学科间关系的“整体性”体现的正是党史学科所处的“科际性”语境及其综合关系。正如上文所述，注重“历史语境”“历史条件”在此时的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中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而对具有时代性的历史语境和历史条件的重视，可谓天然地具有“整体性”的思维取向，因其在历史本体论向度如实地反映了党史之“存在”的实然形态，亦即无往不在“联系”“互动”之中，如第一次国共合作能否实现以及采取什么形式合作，“取决于共产党、国民党以及共产国际和苏俄三方的主客观条件和实际需要”，客观地评价“党内合作”的是非曲直，就“需要对上述各方当时的状况，它们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的态度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全面的历史的分析”[58]。进一步来看，研究对象所处的历史语境和条件并不是凝滞的，总会随着时空的移转而发生变化，任何历史事物都会有一个从产生、发展到结束或转化的过程，这种认识就必然促使研究者在评析一种历史决定（如确定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工作方针（如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十六字方针”）、战略方针（如抗战胜利后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历史思想（如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思想）等问题时，不再仅仅局限于一个或几个历史节点的探究，而是更倾心于历史的整个发展过程。这种学术思想得到了非常普遍而广泛的实践，是否抱持并遵循这一思想事实上也构成诸如四大以前中共对革命领导权的认识、南昌起义是否犯了“城市中心错误”等若干学术争鸣的根本分歧点所在，一些历史事件的分析就此获得了类似于“长时段”思维的支持，如有研究者指出，1932年陈独秀被捕就不是一个孤立而偶然的事件，“必须从历史的发展中，把这一事件的全过程（从被捕到判决），放在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中去考察”[59]；针对毛泽东和前委是在文家市前敌委员会议上决定放弃攻打长沙计划并转向井冈山进军的传统看法，有研究者认为这种认识较为简单化，这次转兵“不只是取决于哪一次会议，而是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60]。同时，这一学术思想还为历史评价理论提供了另一重维度的科学性，研究者普遍认为，科学、客观的评价必须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考量更多复杂因素，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尤其不能局促于一时一事、一言一行，而“应看他们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从总体上把握”[61]；对历史事件的评价更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和发展观点，只因很多历史事件的后果和影响及其内部矛盾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暴露，对其的思想认识也是从感性到理性逐步抬升的过程，不能只依凭当时的个别言论来评判重大历史问题。显而易见，这种从重视“历史语境”到注重“历史过程”所形成的“整体性”思想，进一步确保并加强了党史研究的“历史性”特征，而对历史过程的强调和研析必然带来相关历史元素的进一步整合。

这一学术趋势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与拓扬。事实上，无论是“专题征集”阶段还是“专题征集与全面征集并行”阶段，整个党史学界所展现出的那种戮力发掘不同类型史料并通过组编专题史料集来建立各种史料之逻辑关联的“泛史料意识”，本身就体现了一种鲜明的“整体性”思想，如《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的另外一大编纂原则——“系统”之内涵就是“编选资料不仅要注重某一阶段或某一事件的各个方面（横的方面），还要注意到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纵的方面），不能孤立地就事论事，不能割断历史的联系”[62]，其所采取的综合性体例为各种相关史料的互相补充与印证并在此基础上全面而综合地反映历史实存提供了重要载体；而在确定“继续全面征集党史资料”的范围之际，党史学界则重点强调了“敌人方面和朋友方面反映我党历史活动的资料”，其认识逻辑就在于“我们党是在一个阶级关系和社会关系错综复杂并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战斗和工作的，只有我方的资料，没有敌人方面和朋友方面的资料，就不能够全面地生动地反映我党的历史活动”[63]。这些学术思想都是“整体性”取向在史料建设领域中的典型表达，为本具有天然碎片化倾向的史料整理工作提供了极具整合性的内在动力，至少促使研究者将史料的收集与整理置放于全部的党史根脉下加以审视，这在当时已逐步成为整个党史学界的集体性共识，“征集、考证每一份史料，研究每一个党史专题，编辑每一本党史资料丛书，都离不开当时党对整个形势的分析认识，离不开全党制定的统管全局的路线、方针、政策”[64]。进一步来看，这一学术思想事实上还从学理上论证并强化了史实考证的宏观性价值。如前所述，党史学界很少服膺“为考证而考证”的治学理念，认为史料积累和史实考证等微观学术工作的意义，只有在更为宏阔的历史脉络观照下才能得到释放和发挥，故而明确提出“从事实的总和及其联系中去把握事实”的学术思想，主张“在对史实逐个分析考证的基础上”，“注意从总体上研究整个过程的联系”，“只有这样，事实才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65]。应当说，“整体性”思想正是保证这一时期史料建设和史实考证之学术水准的必要条件。

有学者把史料建设尤其是史实考证的这种“整体性”思想概括为“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将对史料的考证、校勘和辨伪以及对历史的局部和细部展开考察的研究形态称为“微观研究”，“但是我们的工作不能到此为止，人们研究历史，不仅是要知道那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其终极目的在于了解历史发展的本质，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探寻未来发展的方向，因此决不能停留在史料学、考据学、微观研究这一步，而必须在此基础上与宏观研究相结合”，而所谓宏观研究“就是要放宽视野，纵观历史过程的全局和整体，发掘历史过程的内在联系，认清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66]。在这样的认识取向下，有学者就着重加强遵义会议的宏观研究指出，“史料工作与历史细节的研究要紧紧围绕加深对遵义会议伟大意义的认识和历史经验的总结这一中心”，“与这一中心关系不大的史料和细节，则不一定要穷追不已”，“遵义会议的研究重点应该放在宏观方面”[67]。有学者就李大钊研究的状况指出，从宏观研究的视角来看，“应该通过李大钊研究，对一些带规律性的问题，进行历史总结和理论概括”，而目前在这方面具有较高质量的论著“尚不多见”，因此应将李大钊研究“纳入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范畴，纳入总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发展规律的范畴”，“为展开整体性、综合性研究打下良好基础”[68]。由此观之，这种倡导“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并重点加强宏观研究的学术主张，实际上突出强调的是党史研究在内容和体系、视野和范围方面的某种“层次性”特征。王桧林《党史研究的四个层次》一文就以非常鲜明的“问题意识”和学术旨趣，较早地全面阐述了这一问题。该文基于着眼的范围广狭不同，将党史研究划分为四个不同层次：其一当然是从中共本身研究党史，其二则是“把党放在人民革命斗争之中去研究”，其三是“把党放在中国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整体中去研究，也就是在中国通史的范围中研究党史”，其四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范围中研究党史”。是故，任何一种历史事物都存在于不同的层次之中，各个不同层次又存在相互联系，因而也就可以从不同层次加以研究，“不同层次的研究各有各的长处。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是不可偏废的”。[69]很明显，这种逐次扩展的“层次性”界说在一定程度上使宏观研究的实现路径得以具体化，既构成“整体性”党史研究和书写的重要元素，也增强了“整体性”思想的可落实性。而对于党史所处更为宏大的历史脉路以及对于“历史规律”“历史意义”等认识层级的重视，实际上预示着党史研究从“整体性”思想走向宏观叙事的某种理论必然性。

由上可见，党史研究所应秉持的宏观性视野和层次已渐次向世界史扩展，这在一定程度上既是对拨乱反正时期党史研究水平的回望与反思，更是对后拨乱反正时期党史研究形态的“应然”期冀。王首道在为一套汇收1977年至1981年党史研究进展的论文集所作的序文中指出，中国革命既深刻地改变了现代中国的面貌，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发展形势，故而“应该把党的活动纳入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范畴来考察，不要离开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孤立地讲党史，防止党史研究中简单化的倾向。要正确反映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与党史的联系，从当时历史的全局和整体出发，把党的活动放在恰当的地位，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样才能全面地说明党的活动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历史作用和伟大意义”[70]。的确，考虑到自近代以降中国历史被整体性纳入世界历史大格局的趋势以及中共革命显著的世界性取向，这一学术思想可谓精准地把捉到中共历史的一大根本性特征，当然也成为深化科学的党史研究的重要维度，无怪乎有学者认为理应从不同高度反映和书写“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错综复杂的关系”，“对于五四以来的中国历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等更是这样”[71]。综观这一时期乃至整个80年代的党史研究，这一学术思想至少在原则或理念上得到了非常普遍的接受，并在党史教学改革中得到进一步阐扬与巩固。经过多年极端简单化和政治化的党史教学，很多教学人员普遍感受到之所以要铺展中共党史的教学内容和体系，根本原因就在于必须“要站在历史的长河中讲党史，不能割断历史”，中共党史是中国革命史的一部分，而中国革命史又是国际共运史和世界近代史的一个部分，“割裂历史讲党史，就不能讲清历史的发展规律”[72]，但“现有教材没有很好地把党的整个活动放到世界历史的大舞台中去分析，同世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活动缺乏比较”，因此“现有教材对党史整体性的研究有待加强”[73]。由是观之，注重党史研究的世界史观照这一学术思想的生成与发展，与当时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进程及其初步形成的世界性视野以及邓小平在1983年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思想等因素之间存在根本性的逻辑关联，恰如有学者将党史教学改革的“整体性”原则视为党史教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涵[74]。依此论之，党史研究的世界史视野正是当时的政治社会结构和思想文化潮流的学术反映与文化建构。

与此同时，得益于这一时期全国范围内党史研究的热烈氛围，一大批尚处于研究空白的历史问题得到初步开掘，大量历史关键环节得以浮现。很多党史研究者都不再孤立地研究特定历史问题，而是更多地强调相关研究在丰富宏观党史方面所具有的作用及其在时代主题的宏观结构中所处的地位，这种思想取径在地方党史研究中显得尤为突出。一方面，研究者普遍将地方党史视为宏观历史的一部分，进而挖掘并建立与其相关的诸多历史内容之间的关系，如大青山抗日斗争史的编写就“注意了它与全国抗日战争的关系，特别强调了它与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密切联系”[75]。最重要的是，透过突出与宏观党史尤其是党中央的历史关系，来加强对地方党史“特殊性”的论证。换言之，宏观党史转而成为地方党史之“特色”的根本合法性来源，如有关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的研究大都非常注重其与全国各地开展的土地革命战争的关联，更强调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对其历史的规制性，从而借此充分体现中央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的中心区域这一战略地位，更着力彰显中央苏区所取得的历史经验“不但具有特殊性，而且也具有普遍性”[76]。另一方面，很多地方党史著述更倾向于以反映或映照全国党史的基本脉络作为重要甚至根本的研究原则和评价准绳，不仅在历史分期、结构布局和具体表述等方面基本沿循全国党史的基本框架，而且形成了更为自觉的全局意识观照，即在宏观党史的问题框架下理解和定位重大地方党史事件的背景、地位与意义，如1944年新四军第1师主力进军浙西和天目山反顽战的重要地位和深远意义就取决于“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全盘战略和整个斗争形势”，这使得该事件既“具有地方性的意义”又“具有全局性的意义”[77]。这种治学思想重点的悄然移转，无疑会使得地方党史与全国党史在知识体系方面呈现更多同质性，但也会增强宏观党史研究对于地方党史研究的统摄程度以及地方党史作为宏观党史之地方叙事的特性，从而推进二者的学理融合。

此外，作为一种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系统论从1983年开始首先在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得到实践，亦极大地强化了党史研究的“整体性”理念。相关研究一致指出，“整体性”是现代系统论的核心，系统论就是将相关的所有问题或“矛盾”置放于一个特定研究系统中并从总体上加以考察的方法，“它的前提和出发点是整体性原则，基本特点是从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分析与综合的联结和一致上把握对象”[78]，“强调系统整体对组成部分、要素的控制支配作用，强调部分、要素对系统整体的依赖性”[79]。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研究者初步梳理了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和理论著作尤其是哲学和军事思想所体现的“整体性”原则，认为毛泽东虽然没有关于现代系统论的专门论述，但其经常使用“总体”“全体”“大局”“全局”“国情”“战略”“总趋势”“全局性”“统筹兼顾”“顾全大局”等概念和用语来表达一种“整体性”思想，他反复强调“整体大于部分总和”的系统原则及其重大意义，阐明了把握“整体性”原则就是必须把握“世界的一切方面”“过程的各个阶段”“矛盾的各个方面”以及事物的“性质”“实质”“本质”，甚至还提出了理论本身的系统性和整体化问题。系统论在毛泽东思想研究中的初步尝试，较好地把捉到系统论的思想精髓，且具有较为明显的补偏纠弊的问题指向，从而基本形成了一种新的党史研究形态。由于毛泽东思想研究在整个80年代的党史研究格局中占有非常突出的位次，实际上也发挥着重塑党史研究之指导思想体系的作用，故而透过具有哲学意涵的系统论思想来阐释毛泽东思想的“整体性”原则，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层级上论证了党史研究“整体性”思想的科学性。同时，这一学术努力为党史研究积极借鉴自然科学理论并实现二者在更大范围内的深度融合提供了案例参考，相当精准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和实证理论与世界自然科学进展之间的精神关联，可谓典型地表达了实证史学原则的“科学化”向度以及有关“科学”统一性的理论诉求，亦即历史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来源于科学知识的进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于人类社会进步趋势所抱持的一种信心。

在这种“整体性”思想的映衬下，一些研究者自觉地意识到以往一些研究领域的薄弱点，对如何改善党史研究提出了更高标准的要求和规划。如有学者认为党的军史研究应该高度注意朱德提出的“从老根上研究起”的思想，从大革命时期开始完整地研究人民军队的创建和斗争史，“可惜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对于从‘老根’上进行研究的工作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80]；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在时空方面存在的片面性，即“往往只注意北京、上海等大地方的情况，而忽略从全国范围内考虑问题”，因此应该着力关切“作为一场思想运动的传播史”的“内在逻辑”，即“它可以从总体上去把握”[81]；等等。而作为这一时期的典型学案，抗战史研究的学术进展更为突出。有学者就第一部抗日战争史专著《中国抗日战争史稿》（龚古今、唐培吉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1984年）的不足指出，本书固然观照到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背景，但“未能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去探讨中国抗日战争史，这就影响了这部《史稿》的学术水平”[82]。在这种较为明确的“世界史意识”制导下，1985年的抗战史研究不仅较为充分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体脉络下讨论了中国抗战的地位和意义，而且非常客观地研究了国民党和正面战场对中国抗战胜利作出的贡献，从而凸显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所处的多重历史维度，彻底扭转了以往抗战史研究的简单化和片面性研究思维，推使研究者更为真切地洞悉抗日战争的复杂性和整全性，“整个抗日战争是由多因素组成的，它们有机地联系着”，“抗日战争系统不仅由多对矛盾组成，而且是多层次的，形成立体交叉的多层次网络结构”[83]，但即使如此，很多研究者仍然认为有必要继续扩大抗战史研究的范围和领域，“要写好一部完整的抗日战争史，就必须不但研究抗战时期的政治史，而且也须加强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的研究”[84]。

综上而论，“整体性”的研究思维实际上主张将特定党史问题的基本历史内容及其评价等回置于所处的全部脉络和体系当中，着力发现和构筑与其相关的所有历史元素的整体性认知框架。这种学术取向在此时生成是有具体指向的，它所针对的正是拨乱反正时期党史研究所形成的特殊结构。为了恢复被极左思潮歪曲的历史事实，拨乱反正时期的党史研究者就必须逐一重新研究和恢复这些史事的本来面貌，而条分缕析的研究路径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分散化甚至碎片化的学术格局。随着拨乱反正任务的初步完成，很多党史研究者注意到这种情势，强调应该整合那些孤立的研究课题，继而形成一种系统化的党史知识体系——关于某些问题的党史专著甚至通史著作，这正是这一时期不断出版各种党史专著的内在缘由，是整个80年代党史专著出版较为集中的一个时段，且很多党史专著都具有综合以往研究成果的性质（体现为“第一部”“系统性”“全面性”等）。是故，“整体性”思想代表着党史学界对拨乱反正时期以来党史研究相关学术思想的一次耙梳和整合，当然也代表着对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史学的一种更深层级的批判和反思，标志着党史研究科学性的进一步重塑与实证性的进一步强化[85]。但是，“整体性”思想的真正实现需要一定条件，因为“整体性历史研究在历史思维上通常预设历史是符合某种总体要求的过程，而要符合总体要求，就必须存在民族、国家、政治、社会等方面的价值判断”[86]。换言之，只有在某种思想和理论的制导下，原本零散不羁的多种史实才有可能积聚成具有内在统一逻辑的整体历史叙事，研究者才可以据此从整体上把握历史、政治、经济与社会等多重元素，并由此建立起一种全面理解中共历史及其对国家和社会产生多重影响的总体的历史学形态。可见，“整体性”思想体现了研究者对历史所抱持的某种价值或理想尤其是主流意识形态对历史学样态和功能的政治期待，实际上成为各种形式的特殊性历史知识转向具有统一逻辑的普遍性历史知识的中介环节。职是之故，历史“整体性”的最高形式就是宏观叙事的书写及其最终成果——通史编纂，或者毋宁说，“整体性”思维最终必然会导向由特定政治意识形态所主导的宏观叙事和通史编纂，而只有宏观叙事和通史编纂才能真正落实“整体性”思想的研究取向，并最终彰显实证史学的精神和灵魂。

四、“历史规律”：宏观叙事的理论结构与实证史学的灵魂性维度

从理论上讲，宏观叙事的实现需要长期的史料积累和专题研究，理应是一个自然的学术进程，但由于受到中共全面批判“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史学的系统性历史叙述、重新统一关于党史的政治认知以及加强执政基础等通盘考量的影响，尽快完成通史编纂尤其是“正本”纂修这一层级的宏观叙事，正是整个党史学界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伊始便开始筹划的根本大计。无论党史研究学术精神的重塑以及资料征集工作的转向还是具体研究的进展以及由此生发的“整体性”思想，都从根本上服务于宏观叙事尤其是党史“正本”的重新书写，即使这一工作无法在短时期内完成，宏观叙事的使命与理想也一直主导着整个80年代党史研究的基本格局和研究取向。尽管党史研究所面临的政治和社会语境在历史学科中具有较强的特殊性，但这种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亦彰显了中国历史科学的一大根本特征，亦即宏观叙事不仅在历史层级上远高于史实重现，而且在历史解释层面承担着统一认识和政治导向等现实功能，这种政治规范作用从根本上亦契合经典实证理论的学术底色：“实证精神今天在社会范围内给予秩序以强有力的直接保证，不仅在科学方面而且还在逻辑方面”，“这么一种哲学有着别具特色的能力，善于自发地在个体中建立合乎逻辑的和谐，在整个群体中促成精神的一致”[87]。

实现宏观叙事之政治规范作用的首要环节就是党史研究对“历史规律”的高度强调和学术论证，这从根本上受到马克思主义及其史学流派非常重视历史普遍规律之既有思维模式的强烈范导。当然，毛泽东将“实事求是”之“是”解释为事物的规律性，早已成为研究者建构、悉察和理解历史规律的直接知识来源。这一时期的党史研究者也不例外，但大都从反思和总结长期以来“左”的错误的历史教训的角度，要求加强对历史规律的研究与概括，“过去历史上犯错误，属于个人犯错误，通过总结，找出原因，应引以为戒，不要再犯。但是，研究历史更重要的是从中找规律，单就一个人来讲，可能会翻几次车，但是历史的规律我们真正掌握了，就会少翻车，推动历史的前进。所以，研究历史就是研究它的规律，党史也是同样的。为什么党会不断地犯错误呢？主要是没有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88]。鉴于此，在摒弃和反思类似“党史就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人类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等所谓“历史规律”的同时，重新总结和阐述历史规律便成为很多具体问题研究乃至整个党史研究的根本宏旨和价值归趋，诸如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下历史运动的一般规律（如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各个历史时期已被实践检验过的一般规律（如“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各种特殊历史现象的发展规律（如新旧思想杂糅作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特征）以及长期统摄党史话语言说的通则性规律（如“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等不同层级的基础性历史规律，便透过具体问题研究的正面叙述而得到重新总结和解释，进而构成了一种特殊向度的党史研究形态，且在历史叙事的取向上带有强烈的宏观性、主导性和规制性。在很多情况下，能否总结出或回置于某项历史规律，亦成为判别具体问题研究是否具有理论高度和宏阔视野甚至整体学术水准的根本标准。应当说，关于这些历史规律的阐论都绝非新生观念，而是相当长时期以来党史研究领域层累地形成的理论产物，此时加以重新强调和建构，既是这门特殊历史学科自身的逻辑惯性使然，更是在结束了十年动荡的新时代环境下重塑党的政治和历史形象的客观需要。

如上所述，宏观叙事对于历史规律的探询和型塑及其所担当的现实功能的实现，与党史研究特别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治学取向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在党史研究者看来，“只有通过历史实践，并科学地总结历史实践所提供的宝贵经验教训，人们才能够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89]，总结经验教训显然是获取历史规律的重要前提和途径，而这又必然带来党史研究之现实功能的强化，毕竟“观今宜鉴古”“以史为鉴”早已成为党史研究长期奉行的圭臬。正是在这种历史意识的主动感召下，专门总结重大历史事件之经验教训的成果在这一时期的党史研究中占据较大比重，且很多著述倾心于以总结经验教训作为结尾，并将其视为对具体史实叙述的理论升华，一大批各种类型和不同层次且具有现实针对性的“经验教训”由此被总结出来或得到重新阐论，如对延安整风成功经验的强调以及对中共九大后整党运动之失败教训的总结，就明确表达了对新时期第一次整党活动之思想原则的界定或冀望；在1985年的抗战史研究中，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成功经验的总结更为丰富，并直接强调了这些经验之于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参考性。而在持续反思“左”的错误以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时代环境下，党史研究者通过重点回顾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左”的错误的史实，再次高度强调了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生产关系的变动必须与生产力状况相适应、高度的民主和完备的法制是社会主义的保障以及“无视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把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公式化、教条化，就会在实践上取消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显而易见，“经验教训”具有“历史规律”的特性或其本身就是“历史规律”，其在补充和丰富中共党史框架下历史规律体系的同时，事实上常常统驭着研究者的论题确定、史料择取、结构设置和观点表述，无疑是这一时期很多研究领域和具体问题研究的内在灵魂，诸如革命根据地经济史和中国革命法制史等研究形态在这一时期党史研究格局中的凸显，便不仅仅是学术逻辑的自然产物，而是更多地源自社会变革的现实诉求，主要是现实问题的学术回响和理论反映。概言之，资政经世是整个宏观叙事的基本价值取向，使得宏观叙事具有立足当下、观照过去、展望未来的文化特质，它往往是在“过去—现在—未来”的长程性视域中理解和书写历史的，尤其对于历史研究之现实功能的定位和理解更符合实证史学的基本特征，而正统的实证理论恰恰认为“一种研究的价值必须以它是否能促进行动来衡量”[90]。不言而喻，党史研究的“实证性”本身就内蕴着这一特殊历史学科的现实政治属性，二者无论在学理逻辑还是实践形态中都无可分割。只有党史研究在严格遵从实证史学理念的基础上不断提升自身的学术创新能力与水平，其解释历史和改变现实的经世功能才能得到真正保障；同样，只有基于正确的政治价值观，坚持正向度理解何谓“政治”及其现实功能，也才能更完整、更准确、更有效地运用与实践实证史学理念。

就此而言，在党史研究的实证史学理念里，何谓“（宏观）历史”的认知是非常明确的，它所关切的是历史的发展大势，是对历史规律的探询与确证，而不是零散的史实罗列，更绝非碎片化的个人记忆。在整个80年代，几乎所有党史研究者都热诚拥抱这种理念，希冀透过具体问题的党史研究，再次认识和重新体认中共历史乃至整个近现代史的规律性本质。故而，党史研究者热衷于总结历史规律以为未来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指南，倾心于论证中共及其所秉持的社会主义理念对于整个现当代历史发展的主导性。相较于其他类型的研究形态，这项工作更为根本。而正是在追求发现和建构“历史规律”这一层级上，马克思主义与经典实证理论这两大观念体系实现了高度统一，二者在不满足于所谓“经验的”历史学并要求赋予零碎而不连贯的事实以“意义”这一点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如孔德，如马克思，皆以努力以求历史法则之发见为己任而终能有成”[91]。在实证史学的一般观念里，“如果最后不能通过直接的、雄辩的证明，达到以至高而普遍的规律为形式的十分确切的公式，就算不上真正的学科”[92]。就此来看，宏观党史的书写固然要考虑到重要领袖人物和关键史事在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支配性作用，但历史规律才真正主导着整体历史演化的基本趋向，统御着党史研究的主要论题结构和研究者的基本哲学思维。历史规律赋予零散的历史事件和特殊的历史维度以一种“根本”“本质”“普遍”的规约，提升了具体研究和历史思想的意义层次，党史的客观进程及其史学书写理应呈现一种“合规律性”的图景或轨辙，研究者的根本任务就是将诸多党史事件、人物、运动等纳入由历史规律所型塑的历史图景的不同位置[93]，宏观叙事对于一般历史知识和所有研究形态的统摄性便主要体现于此。换言之，中共历史上发生的众多貌似庞杂无序的历史事件，只不过是强大的历史规律及其实在结构在历史长河之上的一种投射。每一个具体史事能否进入宏观叙事体系，完全取决于其呈显历史规律的价值大小，而具体问题研究也只有在对历史规律的论证过程中才能获致“真正的”意义。在实证史学理念里，单个史事的意义和价值是在全部历史的脉络及其发展规律的框架中展现出来的，史料与史实不得不作为宏观叙事尤其是其所体现的哲学框架的材料而发挥作用，史实之所以能够揭示真相，乃源于这些历史真相受制于历史规律，单个史事的确证正是不可违逆的历史规律的外在体现。

“历史规律”在党史研究中的这种规制性，使得相关研究者在展开历史阐析和意义解释时格外注重历史的“必然性”叙说，而注重相关社会历史条件与事后结果之间的内在联系便成为主要的论证机制，毕竟“内在联系的更确定的表现，是规律”[94]。研究者在解释诸如第一次国共合作采取“党内联合”形式、遵义会议的召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农业初级合作化高潮的发生、中国农业改革道路的选择等特定历史事件之所以“必然”发生之际，都会优先考量社会历史条件的综合作用。至于“我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必然”“多党合作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等经典历史命题的论证，其实质也都是各种相关时代条件的综合研析。显而易见，前文所论的注重历史语境的学术思想及其体现的实证史学原则与历史必然性之间存在着某种隐秘关联，对于“历史语境”的尊重与还原实际上起到了论证历史必然性的作用，而与此相关的“整体性”思想更强化了这种论证。在党史研究者看来，重建历史整体图景和脉络的学术努力，事实上更有利于发现和论证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研究工作的科学性，要求我们在进行对单个问题的深入研究的同时，也进行对有关各个问题的综合性的研究。这样有助于更好地揭示有关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找出其中的规律性”[95]，如学界重视“五四”史前史的回叙和书写（包括中共早期知识分子和领导者的思想转变等问题），并使其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正是为了展演从非马克思主义到以马克思主义为圭臬的必然进程，这种“必然性”无疑决定着历史进程的发生与演进，而“必然性”的科学性亦取决于研究者能否完整而有效地构建起历史的全部图景。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整体性”或“整体主义”构成历史必然性论述的重要理论支撑点，“在这一观念的支配下，人们会把所涉的对象视为一个整体，亦即其全部性质或层面的总和，并在全部的意义上对它进行描述、评价、褒贬、批判，研究它所形成的趋势、造成的后果以及表现的规律，最后，如果有正面意义的话，就要继承它，彻底实现其所规定的全部内容”[96]。显然，在这种分析情境下，“历史规律”和“历史必然性”具有相当程度的同一性，是同一内容指向的不同表达[97]。

由于受到探求和解释历史必然性的影响，党史研究者非常热衷于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原因分析，因果关系由此成为党史研究中具有统摄性质的分析关联性历史现象的基本形态。的确如此，纵览各种关于历史必然性的论述，可以发现这种论证实际上就是对相关历史缘由的研判，如分析安源工人运动走上武装斗争道路的必然性，实际上就是在“研究安源工人运动健康发展的根本原因”[98]。这应该是不难理解的基本形式逻辑。经典实证理论通常认为类似“规律”这样的法则性关联往往存在于因果关系之间，信奉“人类的行为和人类的历史严格地受制于因果律”[99]，认定作为一种抽象方法论的回溯性因果关系分析“应与历史变迁的概念和实证历史哲学联系在一起”[100]。因此，因果分析较为深刻地体现了实证史学的研究理念，并构成宏观叙事的基本要素。在很多党史研究者看来，寻求历史原因有助于实现历史事实的“通则化”或“概述化”，最终的知识结果就是“历史规律”。他们笃信诸多党史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既是相对于碎片化史实的真正历史形态，更是事物“不变而有规律的联系”的实际经验和外在表现。正因如此，党史研究者非常注重主观和客观、内部和外部等多层次原因的综合分析，为论证历史规律的不可违逆性提供更多历史依据，如彭明在分析五四运动的历史因由时，便以八章篇幅分别从山东问题、政治格局、经济状况、群众的自发斗争、思想启蒙运动、十月革命的影响、新旧思潮论战、中国外交失败等方面作出充分阐述[101]，极大地增强了关于五四运动之历史必然性的分析力度，使得之后的一些研究者认为该书“使人们再也不会对五四运动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产生无根之本、无源之水的偶然性的看法”[102]。应当说，这种治学理路在当时得到了普遍实践与认可，学术自觉的意识非常明显，“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从多方面考察产生的原因，只有这样，才能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103]，这是相较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史学甚至拨乱反正史学的一个虽显微观但并非无足轻重的学术变化。与此同时，研究者又非常注重根本性因素的发现和论述，以凸显历史规律的核心要素和规制力量，如在分析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连续发生三次“左”倾错误的原因时，有学者认为全面分析诚然重要，但应指出将外国经验神圣化和马列主义教条化是根本原因，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必须同各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因之成为必须遵奉的历史规律或根本准则[104]。可见，因果分析实际上就是一种历史解释，它与历史规律的内在逻辑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张力，对于宏观叙事的形成非常关键。相较于其他历史时期，类似研究在这一时期乃至整个80年代的党史研究中都显得较为突出，显示了宏观叙事在初型时期的一种特殊取向。

这种研究取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党史学界力图重新打造“科学”党史学的学术意图。经过拨乱反正时期的学术训练，党史研究者论证历史规律的科学化程度得到显著提高，不再如“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史学的相关表述那样言之凿凿却失之空泛甚至虚假，而是更多地与具体史实相结合、相印证，其对基础史实的仰赖程度更高。研究者从诸多“特殊性事实”归纳出“历史规律”这种“普遍性事实”的知识递进以及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一般的认识深化的叙述线条非常清晰，使历史规律体系获得了一种既立足史实又超越史实的“具体性”，“历史发展的法则，虽然是一般化、普遍化了的抽象概念，但它却是依据于具体的活的历史事实而产生的。而且只有当着它是反映着具体的活的历史事实的时候，才能成为支配历史的法则……这就是说，如果不把这种概念归结到人类之历史实践，便失去其对历史的正确性”[105]。无论是注重历史语境还是“整体性”的研究取向抑或多样的因果分析等，诚然是历史规律言说的思想演绎和话语延伸，但又显然在逻辑前提、历史论证和内容结构等方面丰富了历史规律的认识层次，增强了这一层面党史研究的科学性与客观性，重新确认并强化了党史研究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的基本涵容，亦即“历史是一门科学，可循普遍法则和坚实的事实来了解”[106]。正是得益于这种最大程度地追求科学性的学科重建氛围以及持续反思和纠正“左”的思潮对“历史必然性”的过度宣教，很多研究者并未将历史规律及其蕴涵着的必然性加以绝对化，而是努力保持建构历史规律和把捉历史复杂性之间的张力关系[107]。与此同时，很多研究者还通过强调马克思主义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之关系的科学原理，强调必然性常常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进而主张加强历史“偶然性”（“可能性”）的研究，如马克思主义对于革命暴力必然性的论断并不意味着暴力是革命的唯一手段，也并不否定在斗争的某一阶段出现和平斗争的可能性，因此中共在抗战结束后提出的“和平民主新阶段”设想之实现存在着可能性，“我们总不能因为那些可能性未能最终实现，就断言事物发展只存在一种可能性”[108]。一般而言，从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因分析到对历史“必然性”的归趋再到对“偶然性”（“可能性”）的原则性强调，是科学的宏观叙事实现自我建构的常用理念。应当说，这是拨乱反正时期“重返马克思”思潮的继续发展，显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已在新时期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中获得了逐步落实。

的确如此，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史研究之根本指导思想的位次和作用在此进程中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这不仅源于该思想传统的惯性延续以及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环境的特殊性[109]，而且从根本上服膺于党史研究追求“历史规律”的本质。在党史研究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之普遍规律的科学，包括中国革命和建设在内的一切具体领域的历史规律都可以透过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和信条得到发现与诠解，“研究党史，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是绝不可能科学地说明历史并真正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党史研究工作者应当是一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110]。在这种思维的支配下，有学者以经济史研究为例，认为“形成一部科学的经济史著作”的前提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大量的历史资料中，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弄清各个环节的相互关系，找出发展的主要脉络，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111]；彭明也指出，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治学的根本指导思想，才能使研究者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材料只是历史的现象，理论才能解决本质问题。浩如烟海的历史材料，如果不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去整理，只能是一团乱麻”[112]。准此而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之于党史研究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以一种前置性的思想预设，成为衡估史料建设和具体问题研究之学术水平的准绳，研究者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将直接决定“科学的研究方法的问题”，“史料的发掘和分析，无疑是重要的，但这只是属于对某个历史事件作出科学的理论结论的先行，而这先行的一步只有在对历史事件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以后，才具有意义”[113]。由此可见，党史研究的实证性不仅是由马克思主义和经典实证理论所共享的追求历史规律的特性所赋予的，而且是由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属性的理论前提和思想规约的地位所决定的。任何类型的实证史学都必然拥有属于自身的预设性理论乃至哲学，其既决定了研究者的思想理论前提和史学问题立意，也决定着一门历史学科的核心价值观念和叙事结构风范，这不仅不违背反而契合实证哲学理念，“如果从一方面说，任何实证的理论都一定要建立在一些观察上面，那么另一方面也同样很明显：人类精神必须要有某种理论，才能进行观察”，“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某种理论来联系各种事实”。认为“实证研究”无须“理论指导”和“思想预设”的观念，本身就不是“实证”的。

这种指导思想理论先行的研究意旨便直接决定了真正“实证”的党史研究必然会高度重视在“历史规律”的层级上对于历史的“解释”，史实发掘和问题研究的根本宏旨或“意义”，就在于依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释原则，恰切地揭示和论证中共历史的发展规律。故而，研究者必须着重于对历史事实作出解释和阐论，以真正发挥具体史实的功能性作用。只有行进到这一步，党史研究的实证性才能得到更为完整的体现。正因如此，胡绳不无忧虑地指出，“整个历史研究工作近几年来都有一点轻视理论的倾向……好像不需要进行抽象思维”，但历史研究绝非仅仅记载单独而零散的历史事件，而是要“说明各个事件的联系和它们的意义”，“如果没有理论的指导，对具体的历史事情就说不清楚”。他据此认为，好的历史叙述方法正是“史论结合”，党史研究者应“用从分析材料得出的观点来统帅材料，对材料恰当地进行安排……把议论和材料溶合在一起”，“如果‘以论带史’的意思是指以观点统帅材料，那也是可以说的”，这就决定了史料收集不能漫无边际，“没有必要追究在整个历史上无关紧要的每一个细节”。[114]依此而论，“史论结合”的重心事实上是“论”亦即“思维抽象”或“理论抽象”，“抽象”乃实证史学之不可或缺的重要甚至根本元素，正如有历史学家所批评的那样，反对“抽象”是对“实证”的重大曲解[115]。因是之故，“史论结合”所呈显的“实证性”就是历史叙事和历史解释的综合体，“事实”与“话语”合作型构着“意义”的共同体。未经解释和评论的史实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偶然性甚至不确定性，只有解释与阐论才会将历史的偶然性引向某种确定性，历史解释本身就是历史规律及其必然性的思想载体。

既然对于中共历史发展规律的解释和评议构成党史研究“实证性”的重要维度，那么按照特定“问题”、“主题”或“议题”展开阐述并以此作为斟选和组织史料甚至思想的基准，便成为自然而然的逻辑，这就决定了宏观叙事的书写必然需要统贯性的“宏大主题”。从一个长时段的学术史视阈来看，党史研究的“宏大主题”往往随着政治社会重心和意识形态情势的变动而发生移易，使得不同时代的不同宏观叙事书写成为可能。综观这一时期的党史研究，“宏大主题”的相关论述和择取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胡乔木在十一届七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践”论题以及十二大报告提出的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思想，迅速得到党史学界的积极回应，主张今后的党史研究应体现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践历程，毕竟“六十二年的党史，就是不断灌输、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道德、共产主义纪律的历史”，“对于这一点，过去我们在讲党史时突出的不够”[116]。应当指出，在经过长期“左”的思潮对于马克思主义信誉的败坏之后，这一“宏大主题”重新赋予党史研究以一种非常高昂乃至于近似理想主义的思想气质，事实上成为后拨乱反正时期重构党史宏观叙事的逻辑起点。当然，如果说这一主题还主要着重于重建党史研究之精神基调的话，那么十二大报告所提出的“三次历史性转变”思想，就实实在在地为党史研究的宏观叙事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叙述框架。这一思想凝练地概括出中共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三次从挫折或失败走向成功或胜利的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大关节点，涵盖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较长历史时段，为厘清这段异常复杂的历史脉路提供了提纲挈领式的线索，从中得出的最重要的“历史规律”和“经验教训”就是革命和建设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一部中共党史，特别是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三次伟大转折，证明了和正在证明着如上的真理”[117]。这一规律性认识尽管不是一种新的政治话语和历史论断，但倚借中共十二大对这一思想的高度强调，很快就得到党史研究者的共同接受和深度论证，成为整个党史学界研究和撰写宏观叙事的主导性话语，如胡绳认为，“在历史事实的叙述中要有个灵魂。灵魂就是思想”，撰写一部党史的“中心思想”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为“在党的各个时期、各个阶段都有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问题”[118]；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送审本讨论会上指出，“写一本党史涉及许多理论问题，不是系统地讲理论，而是通过党史表述这些理论”，第一项理论就是要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关系”，要讲“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历史”[119]。总的来看，作为中共历史规律的精炼总结，“宏大主题”从一种高端维度形成了宏观党史的“主脉”或“主叙事”，不仅有利于收纳和聚合各种相对松散的史实，而且为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内在动力，正如研究者所期冀的那样：“通过研究历史规律来树立我们的共产主义信仰，增强对党的信念，这是我们党史工作者的一项任务。”[120]这一研究氛围呈现逐步加强的趋势，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末期，极大地型塑着党史研究的整体格局和学术特征，实际上也推动着更高层级的政治认识与历史判断的更新[121]。

“宏大主题”对于宏观党史研究基本结构和面貌的实际规制，从学术层面昭显了“宜粗不宜细”原则的合理性。换言之，在党史研究中采取“宜粗不宜细”，固然从根本上基于一系列政治因由，但只要专注于建构中共历史的“规律”“必然性”以及采取“宏大主题”来统摄历史叙事的方法，就为凸显党史脉络中的那些重大事件和重要（领袖）人物等关键元素提供了强烈的必要性，实际上是施行“宜粗不宜细”原则的“必然”前提。在很多研究者看来，采取“宜粗不宜细”也是由中共历史发展的复杂性所决定的，环顾60多年党史，“其环境之艰险，问题之复杂，斗争之艰巨，场面之壮阔，经验之丰富，都是举世少有的”，“如果我们的研究工作不抓住历史中的基本线索和主要环节，不论什么细枝末节，都想搞得清清楚楚，都要讲得仔仔细细，那势必会使我们堕入烟海，不能自拔”[122]。故而，“宜粗不宜细”有其基本的学术逻辑。从现代科学的学理观之，它实际上就是学术研究的一种“选择性”原则，是所有宏观研究所必须遵行的基本方法。很显然，“宜粗不宜细”的实现仰赖不同向度的价值研判，但至少就追求“历史规律”的层面而言，其与“实事求是”思想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矛盾。正因如此，“宜粗不宜细”在党史研究的几乎所有层面都发挥着广泛影响，直接决定着党史学科的选题论域和研究结构，如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中的专题史料研究，本来就是党史“正本”编纂的准备性环节，故从选题遴选、内容配置、结构安排和写作方法等诸多方面都严格遵循“宜粗不宜细”，“一般的事情应该写得粗一点，概括一点，但重大的、决定全局的事情不能不说清楚，大是大非一定要分清”[123]，而在专题史料研究基础上组编的资料丛书，事实上已颇具通史著作的雏形。就此来看，“宜粗不宜细”可谓天然地具有推助通史写作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极大地型塑着通史编纂以政治史为叙写中心的基本取径。由于“宜粗不宜细”在根本上所反映的是党和国家的意志，诸如历史的必然发展逻辑、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本质规定、客观历史规律的呈显与总结、时代精神和政治文化的凝缩等因素已为解释中共历史已经发生或应当发生的叙事取向提供了“决定性”的理论准备，这就必然使得“一般性事实首先具有一种政治本质”[124]，政治史和军事史（其本质是政治史的延伸）理所当然地构成这一时期乃至整个80年代党史研究的主体形态。

进而言之，在上述理念推促下所展开的宏观党史研究，其本质是一种“大写的历史”，它以具有必然性的“历史规律”作为核心的组织要素，认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因而蕴涵着某种单一而融贯的历史信念。的确，综观1983年至1985年的党史研究，可以感受到经过“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等多重洗礼的党史研究者所拥有的那种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异乎寻常的自信心。他们信心满满，重新拥抱社会和历史的必然进步之观念，并以此竭力将那些客观存在的史事构建为一种确定的理性化秩序，从而寻找出为更大范围内的人群所公认的“历史真相”。在此时，“让材料自己说话”的客观性思想也映照出一种非常明晰的政治与历史价值观，党史研究的“实证性”与对历史的进步主义和乐观主义信念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即此而言，党史研究的这种结构性特征非常吻合经典实证理论对于“历史形式”的期待：“一方面，‘具体的’观察占据统治地位，它描述的是历史事件的持续发展过程；另一方面，‘抽象的’历史有志于发现人类发展所确定的历史法则”，“这种进化式历史科学的功用存在于诠释未来社会发展的潜力之中。未来的社会发展将在符合法则的、统一的、普遍进步的历史进程中产生”[125]。

总而言之，“历史规律”代表着实证史学理念中的规制性力量，它不仅从根本上型塑着宏观党史研究的结构性理论及其书写规则，而且在事实上决定着几乎所有党史研究形态的不同层级、功能和价值。追求“历史规律”的建构和解释既是党史研究也是所有实证取向的历史研究的灵魂性维度，尽管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党史研究与经典实证理论对于“历史规律”的设定与理解有本质歧异，但其基本的学术指向具有一致性。在“历史规律”主导下展开的宏观史研究，无论在政治还是学术上都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尤其在一门历史学科之本体对象的基本内容体系正处于积极的型塑与重构阶段，只有宏观叙事的书写理念和方法，才能统合起零落、离散的诸多史事，从而不仅在政治层面实现执政党历史的统一叙述，而且在学术层面推动特殊历史内容的可理解性与可传布性。至于这种研究理念和叙述体系的天然不足及其未来发展与改善，已经是另外一个层面的内容了。

五、余论：重识实证史学理念

综观1983年至1985年的党史研究，其在学术史上的独特性就在于，它以一种高昂进取的精神状态，从多个关键层面承继并巩固和强化了拨乱反正时期党史研究业已初步形成的实证史学理念：既致力于全方位的史料收集、整理与批判工作，更倾心于重塑自五四运动以降中共历史发展的全部脉络和嬗变以及蕴藏其间的通则与规律；既极力拓扬这门历史学科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也坚持以政治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关的价值研判来阐释历史。拨乱反正时期业已形成的“专”“通”并重、“考”“释”结合且以构建宏观党史为导向的基本理念和学术结构由此得到有效强固，典型地展现了实证研究对于“重要细节”和“整体轮廓”、“历史脉络”和“历史规律”的双重建构，极大地强化了党史研究者将实证研究作为基本治学要义的学术倾向，“他们强调历史学者必须从文献与文献揭露的事实入手，然后按照科学范型归纳出普遍性结论。谨慎搜集文献，耐心研究比较，逐渐累积信息，这样就会揭示出决定历史发展的法则”[126]。实证史学的治学思想在很多学有所成的党史学者那里得到了全面论述，其中彭明总结的治学经验尤具典型性：“我们写历史要求再现历史真相、分析历史特点、阐明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对资料钻研愈细致，搜集愈全面，则历史真相的复写才可能愈清晰，才可能将其时代精神、思潮趋向、人物动态以至于当时的景象、气氛勾画出来。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分析其特点，阐明其规律，自然而然地得出许多历史的经验和教训。”[127]正是立足于此，党史研究的学科建设稳步深化，学术版图渐次扩大，研究理念更趋科学，融入整个历史学界的进程明显加速。这短短三年的党史研究，不仅在实证史学的理念和实践等层面抬升了这一历史学科的科学化水平，而且从学术信仰维度强化了整个党史学界对党史研究之科学性的绝对信念。它上承拨乱反正时期党史研究的学术化成就，下启之后一段时期内更高层级和更多面相的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是一个具有过渡性的学术阶段。总的来看，从拨乱反正时期逐步摆脱阶级斗争史学开始，党史研究至少在学理架构尤其是方法论层面上就严格遵行实证史学的基本原则，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明显地实践并逐步强化着实证史学理念，并由此生成了党史研究的学术化传统。换言之，科学的党史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实证的。

在之后改革开放的几十年时间里，无论外部环境发生了多么恢弘的变动，也无论党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发生了何种形态的深刻演进，实证史学理念始终是党史研究学术化的底色，“实证”的学术理念和研究结构在总体上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需要正视的问题是，由于中国学术界对于经典实证理论的思想和历史研究以及中国现代实证史学谱系的学术史研究等都还很不充分，也由于党史研究的学术史治理并不发达以及史学理论建设滞后等一系列缘由，党史学界长期以来缺乏从学科史乃至历史哲学（史）层级对党史学科的“实证”属性作出梳理和考辨的自觉意识，除一以贯之的“实事求是”原则外，党史研究所秉承的实证史学理念的知识与学科源流并未得到真正清理，甚至亦未曾考虑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视界中析清党史研究之实证史学原则的基本来源。质言之，很多研究者尚不清楚党史研究的“实证（性）”从何而来，也并不特别明晰党史研究“实证（性）”的真正意涵。很多党史研究者虽然言必称“实证”，但对何谓“实证研究”存在着一系列习焉不察的误解、悖谬甚至偏执，集中体现在将“史实重现”“历史叙事”和“理论阐述”“历史分析”对立起来的倾向，如认为“实证”仅仅是在收集和组接史料的基础上“如其所是”地描述与“还原”历史过程，严重缺乏历史的思辨和研析，轻忽甚至蔑视理论概括和思想解释；或认为只有完全依据史料之表象写出的历史著述才是实证的，其他诸如思想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等主要仰赖史料解读和理论建构能力的研究形态都不是实证的；或认为党史通史、“正本”甚至整个宏观党史研究都不是实证的或至少不是完全实证的，而只有具体问题研究甚至微观史研究才是实证的；或认为党史研究应该“价值中立”，只有完全祛除思想立场的党史研究才是实证的，而秉持现实观照和政治关怀的党史研究则不是实证的；等等。很多党史研究者主要接受或认可“史料即史学”这样一种思想并将其视为实证史学的根本价值，继而将史料信息等同于历史信息，盲信档案史料具有“天然”“最高”的学术价值，对于史料的真实性和内容意涵缺乏批判，在论文写作中大量直接征引史料，将“讲故事”视为党史研究的唯一甚至最高价值。应当指出，这些思想取向本身就不是“实证”的，所形成的党史著述很难说就是严格而准确的“实证研究”，这从根本上反映了党史学界对何谓“实证（性）”缺乏全面而正确的理解以及对史学思想和历史哲学的普遍性轻忽。显而易见，正如上文一直强调的那样，在注重历史叙事之际展开历史解释和思想阐论，乃实证史学理念之一枚硬币的两个侧面，缺一则无成“实证”或仅是“伪实证”，“我们不只是单纯地排比史料，不要论述。只要合乎历史实际，把握了事物的内在联系，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样的论述还是必要的”[128]。与此同时，近十几年来，落实实证史学原则的主要途径或机制——学术争鸣和史实考证的发展势头遭逢削弱，无论是研究者还是出版平台（主要是学术刊物），对这些研究形态的兴趣已大为减弱，对其精神实质亦缺乏深入探察；不少研究著述的写作多少存在着不注重形式逻辑的问题，论证不严密的情况比比皆是，论述之内容与形式的分裂现象非常突出，进而削弱了全部历史叙述的“科学”精神，而注重“逻辑”和“科学（精神）”恰好是实证原则的重要特征；更有不少研究者断定经“实证”所得出的历史知识具有绝对性，笃信“实证”可以获致“完全”的“历史真相”，而忽略了“实证”所具有的相对性特征，一股多少带有独断性质的客观主义思潮正在悄然成型。概言之，目前党史学界对于“实证（性）”“实证史学理念（原则）”的错解与误用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需要引起足够重视并展开专门而深入的理论探讨，从而促进党史研究走向更为健康的发展前景。

从一个长程的历史视域来看，尽管从经典实证理论到后世的实证史学理念，其间已历经很多变化，但仅就80年代党史研究实证性的基本特征和价值取向来看，大多与经典实证理论之间存在着较高程度的若合符节之处。更重要的是，这种研究理念和学术结构当然更契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党史研究乃至整个历史研究的根本要求，表明实证史学理念业已融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可以有效地实现实证史学理念的基本功能和价值。而从现代世界思想史和学术史观之，马克思主义与经典实证理论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精神性甚至实体性联系，二者大致产生于同一个历史时期，马克思本人也曾经历过从“哲学”到“真正的实证科学”的转变，马克思主义的“实证科学”与经典实证理论之间既存明显差异又有相同之处，它们在世界哲学史上都是非常开放的文化体系，并未完全封闭在自身的概念窠臼中，而是不断地与不同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形态实现合作、交流、共生与会通，“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狭隘的学派，它不会拒绝一切有价值的思想，其中自然包括实证哲学阐发的有价值的思想”[129]。相关的学术史研究已表明，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现代中国史学体系中的重要流派，并不是完全独立而自足地形成的，它在坚持和实践唯物史观之际，也批判地吸收了其他史学流派的学术优势，不同学潮之间并非绝然对立、不可融通的关系，事实上共享着很多知识体系和理论预设。比如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李大钊便同时受到孔德和马克思的思想影响，他反复强调的治史思想已经具备了实证史学理念的几乎所有要素：“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在故书篓中，于整理上，要找出真确的事实；于理解上要找出真理”，“我们研究历史的任务是：（一）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二）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今日历史的研究，不仅以考证确定零零碎碎的事实为毕乃能事；必须进一步，不把人事看作片片段段的东西；要把人事看作一个整个的，互为因果，互有连锁的东西去考察他。于全般的历史事实的中间，寻求一个普遍的理法，以明事实与事实间的相互的影响与感应”[130]。正因如此，很多研究者对于实证史学原则的错误理解和运用，既在于不熟悉经典实证理论，更在于不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若欲切实减少对实证史学原则的某些不当理解和时代错置，整个党史学界就需要真正地重新研读马克思主义和实证哲学的基本著作，注重厘清二者关系演化的历史脉络和理论结构，为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运用实证史学原则提供更为扎实的历史与思想资源。同时，从现当代中国学术史的发展理路来看，经典实证理论自引入中国以来，已渐次形成一种非常具有延续性的学脉，成为影响和型塑现代中国学术的一股重要文化力量，整个中国历史学至少在方法论与研究实践等方面都深受实证理念的影响。从理论上讲，对中共党史研究具有较大影响的那一批现当代知识分子尤其是历史学家都应当多少受到过现代实证论的影响，党史研究学科的先行开拓者和重要发展者至少在思想和学术方面都不可能完全脱离这种历史与文化语境，实证史学理念早已沉淀在党史研究自创生以降的几乎全部具体实践之中，也早已内化为80年代党史学界重建科学的党史学科的“前知识”。就此而论，实证史学理念已构成包括党史研究在内的所有历史学的一大认识论根柢，“无非是蕴含着一些基本上现代的立场的一种根本上属于科学学的态度”。因此，党史学界有必要翔实地梳理从包括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内的整个左翼知识群体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研究者是如何在唯物史观的大框架下理解、批判和转化现代实证理论的，这一学术和文化进路又是如何影响党史研究之历史哲学基础和基本研究结构的潜在型塑的。总之，党史学界如能全面梳理、疏通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实证哲学两大体系的理论关系演变及其在现当代中国左翼知识文化体系建构中的历史文化图景，尤其着重探察现代左翼知识群体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实证哲学的理论调适以及当代重要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于“实证”的思考理路和运用路径，那么党史研究“实证性”的思想和理论来源将变得愈加清晰，既有利于党史研究者在具体问题研究中坚守和张扬实证史学原则，也有利于研究者及时反思和审察实证史学原则自身的固有不足和弊端所在。“重识实证史学理念”理应成为未来党史学界的一个关键议题和学术生长点。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本文仅以不同于以往“史学史”研究的“学术史”理念[131]，对1983年至1985年的党史研究学术化进展作出了具有“理想类型”特质的全景式论述，但实证史学理念显然并非党史研究的唯一学科属性。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史学科所依循的根本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党史研究学术化的各个层面和维度无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准则，这是毫无疑问的。经过40多年发展和积累，实证史学理念在党史研究中的实践与融汇已经相当严密。无论从现代中国学术史的整体发展还是从当代中国的学术实践观之，实证史学理念都有效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科学化进程，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身的科学重塑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学术动力。同样，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化也为实证史学理念自身的实践与发展提供了根本性指引，不仅使有关实证史学理念的认识跳脱出了阶级斗争化的极端取向，而且推动着经典实证理论在历史研究领域里的马克思主义化进程。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实证史学理念由此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结构中的基础性维度之一，本文所欲凸显的也正是这一点。故而，将党史研究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与学术脉络中的一种实证史学形态，无论是在学术逻辑还是在政治框架之下都不存在明显障碍。标举和彰显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中的实证史学要素，并不影响党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归属，反而为更好地厘定和析理党史研究学术化结构的基本特征和价值取向提供了一个相对恰切的视角。在实证哲学的理论与认识脉路里，也许可以更好地理解党史研究学术化结构的思想源流和基本特征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地位。总之，经过1983年到1985年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展，党史学科的实证史学属性与根基得到稳固。在某种程度和意义上，此后党史研究学术化的长远发展都奠基于此，因而具有学术史考察的典型性和自足性。在世界史学格局业已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实证史学的基本理念仍然拥有基础性的长远意义，它主张世界和历史既是可知的又是有规律的，系统、客观的史学知识既高于由直接经验提供的粗浅知识也优于完全主观化或唯心论的知识体系，故而号召学界从事确定、实在的历史研究，获致审视历史发展规律的新思想和新认识。一言以蔽之，坚持并践行真正的实证史学理念仍然是包括党史研究在内的所有历史学科的基础律则，“不管建立在什么样的理论、什么样的思想之上，历史学的发展方向是以作为科学的实证为基础，从现代提出的问题重新审视过去”。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编审）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