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通信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献遗产主要保存于欧美各国多家图书馆和档案馆，而关于三个国际的档案文献内容更为丰富，且更为广泛地保存于世界各地，分别涉及作为马克思政治活动舞台的第一国际、在恩格斯指导下创立并奉恩格斯为精神领袖的第二国际、列宁亲自创立并领导的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个人档案与三个国际档案之间的关系是彼此密切相关的人物档案与历史档案的关系，因而都属于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工作的内容。
为搜集上述人物与历史档案资料，我们近年来或从国外各家档案馆和图书馆复制、或从国外网站上下载了大量文献资料。这里仅举一例：近日，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信息资料馆工作人员在德国慕尼黑大学图书馆复制了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通信。对于我们了解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思想及其活动——包括马克思出版《德法年鉴》的工作——来说，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通信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实证材料。
1843年10月3日，马克思致信费尔巴哈，邀请其为即将出版的《德法年鉴》撰稿，批判普鲁士哲学家谢林。谢林曾早于黑格尔在德国哲学界领一时之风骚，大器晚成的黑格尔登上大学讲坛后，谢林一度销声匿迹。黑格尔去世后，谢林凭借其不同于青年时期哲学的天启哲学重新占据了普鲁士大学讲坛。恩格斯服兵役时，曾在柏林旁听谢林的讲座，连续写下《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谢林——基督哲学家，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三篇抨击谢林的文章，维护黑格尔的理性主义，批驳谢林的神秘主义。此时，马克思恩格斯试图抨击与政治关联的宗教现象，自然将矛头对准谢林的天启哲学。正像马克思在致费尔巴哈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对谢林的抨击就是间接地对我们全部政治的抨击，特别是对普鲁士政治的抨击。谢林的哲学就是哲学掩盖下的普鲁士政治。”而马克思之所以邀请费尔巴哈批判谢林，是因为费尔巴哈的经验论唯物主义截然对立于谢林的先验论唯心主义，前者是后者的天然对手。同样，按照马克思在这封信中的说法：“您是谢林的直接对立面。……我认为您是自然和历史的陛下所召来的、谢林的必然的和天然的对手。您同他的斗争是哲学的想象同哲学的斗争。”也就是说，马克思想用自己心目中的费尔巴哈的真哲学来批判谢林的假哲学。
马克思此时已经认识到，自己同费尔巴哈在一些细枝末节上存在着思想分歧，但在原则上同费尔巴哈是一致的。对此，有当时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的一系列书信为证。马克思在1843年9月致卢格的信中指出：“我们的全部意图只能是使宗教问题和政治问题具有自觉的人的形态，像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时所做的那样。”他在1842年3月20日致卢格的信中也讲道：“我不免要谈论宗教的一般本质；我同费尔巴哈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冲突，这个冲突不涉及原则，而是涉及对它的理解。”他还在1843年3月13日致卢格的信中认为：“他强调自然过多而强调政治太少。然而这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显然，此时马克思是在存在一些思想分歧的前提下视费尔巴哈为自己批判唯心主义和宗教、追求哲学真理的同盟军的。而马克思为创办《德法年鉴》争取同盟军的努力，又是同马克思恩格斯明确确立唯物史观之前这一时期的思想发展密切相关的。至于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发展，除了见诸于他在该时期撰写的文章外，也表现在他这一时期的书信中。
遗憾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与费尔巴哈的通信，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很少。但是，正因为少，它们才显得弥足珍贵。例如，恩格斯在1845年2月22日至3月7日之间致马克思的信中讲道：“我收到了费尔巴哈的一封信（因为我们给他写过信）。费尔巴哈说，他首先要彻底清除宗教垃圾，然后才能好好研究共产主义，以写文章来捍卫共产主义……。另外他又说，他是共产主义者，因此对他来说，问题只在于如何实行共产主义而已。”由于费尔巴哈至恩格斯的这封信未流传下来，所以我们缺失一份重要的实证材料，来更为详细地揭示马克思恩格斯此时与费尔巴哈在思想上的共同之处及其分歧所在，而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此后马克思撰写《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合写《德意志意识形态》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此时离他们撰写上述文献为时不远，上述文献虽然已在他们的思想当中孕育。就此而言，恩格斯转述的哪怕是只言片语，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此时马克思恩格斯与费尔巴哈在思想上的微妙差别，从而为我们理解后来诞生于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的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提供了历史资料。
费尔巴哈收到马克思的信后（根据邮戳，费尔巴哈于10月6日收到马克思的信），踌躇良久。这一时期，他不但写下了研读谢林的读书笔记，而且先后写下了两篇给马克思的回信草稿。这两篇回信草稿在内容上差别很大，前一篇文字较长，首先讲自己因兄长去世和琐事缠身而无暇分身，无法为马克思撰稿，随后评价谢林在年轻时富有创造性，取得了如日中天的声誉，尽管他败坏了德国唯心主义，年纪大了之后又江郎才尽，使得天启哲学荒谬不堪。后一篇文字相对简短，先写兄长去世导致自己无法专心批判谢林，后又提到其他人对谢林的批判，随后草稿就中断了。1843年10月25日，费尔巴哈写下给马克思的正式回信。由于这封正式回信仅流传下信纸第一张正反两面，后面的书信未保存下来，所以我们只能根据现存内容判断，费尔巴哈在推说自己兄长去世等个人原因后，虽然同意马克思的信中对谢林哲学的政治评价，却谢绝了马克思关于为《德法年鉴》撰文批判谢林的请求。
1844年8月11日，马克思再次致信费尔巴哈，称赞他的著作《未来哲学》和《信仰的本质》为社会主义奠定了哲学基础，即：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同时，马克思提到，费尔巴哈的代表作《基督教的本质》英文版和法文版正在翻译出版之中，而且是由恩格斯审阅英文版译文。马克思之所以重视费尔巴哈的这部著作，是因为正像他在信中所说的那样：“这里的德国手工业者，即他们的共产主义部分，为数有几百人，今年夏天，他们每周两次听他们的秘密团体的领导者讲述您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质》，而且他们有异乎寻常的接受能力。”可以想象，马克思兴奋地看到，费尔巴哈哲学已经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因为他已经厌倦了布鲁诺·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的那些脱离群众的观点。马克思此时已经认识到：“历史正在把我们文明社会的这些‘野蛮人’[指无产者]变成人类解放的实践因素。”字里行间充分体现出，马克思希望将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结合起来。
至于马克思的第二封去信是否得到费尔巴哈的回信，由于没有文献流传下来，无从知晓。但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此后不久就写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从而清算了自己以往受到的费尔巴哈思想的影响这一史实来判断，即使费尔巴哈有回信，马克思恩格斯与其交流的效果也不会很理想。况且，根据上文提及的那封在历史上遗失、由恩格斯转述的费尔巴哈致恩格斯书信中的只言片语来判断，费尔巴哈显然是借宗教批判来回避政治批判。而且他对于如何实现共产主义，显然理解得与马克思恩格斯不同。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恩格斯早在1844年11月19日致马克思的信中就指出他们与费尔巴哈的分歧：“费尔巴哈的‘人’是从上帝引申出来的，……他的‘人’无疑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环。进到‘人’的真正途径是与此完全相反的。我们必须从我，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只要‘人’不是以经验的人为基础，那么他始终是一个虚幻的形象。简言之，如果要使我们的思想，尤其是要使我们的”人“成为某种真实的东西，我们就必须从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显然，恩格斯此时已经认识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不够彻底，马克思恩格斯自己要进一步将唯物论从自然领域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
1845年春，马克思撰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批判费尔巴哈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实践的作用，并针对其缺点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这一思想发展阶段的结束。1845年秋至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合作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费尔巴哈”这一章中，他们借助批判费尔巴哈更为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所以说，唯物史观是在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中确立起来的。而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就此而言，他们与费尔巴哈的通信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史上“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这一阶段的体现，具有充分的历史价值，也因此而具有充分的档案价值。
马克思致费尔巴哈的书信，中文译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7卷。费尔巴哈致马克思的书信，中文译文尚未发表，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不收录费尔巴哈致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费尔巴哈著作集》中文版也不收录费尔巴哈的书信，而《费尔巴哈书信集》尚未翻译成中文版。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通信原件，除费尔巴哈的正式回信之外，包括马克思的两封书信和费尔巴哈的两封书信草稿在内，均保存于慕尼黑大学图书馆，档案编号分别为“Sign.4°Cod.ms.935b: 50”和“Sign.4°Cod.ms.935a/41”。费尔巴哈的正式回信，书信原件保存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档案馆，档案编号“
, Sign.D 1910/D IV 6”，我们已从该馆网页上下载了其电子复制件。至此，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信息资料馆已完整地将流传下来的马克思和费尔巴哈通信手稿复制件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献档案保存下来。
［鲁路：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信息资料馆］
（来源：《信息资料参考》2019年第2期）
马克思1843年10月3日致费尔巴哈的信，第1页
1843年10月3日马克思致费尔巴哈的信，第2页
1843年10月3日马克思致费尔巴哈的信，第3页
1843年10月3日马克思致费尔巴哈的信，第4页
1844年8月11日马克思致费尔巴哈的信，第1页
1844年8月11日马克思致费尔巴哈的信，第2页
1844年8月11日马克思致费尔巴哈的信，第3页
1844年8月11日马克思致费尔巴哈的信，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