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磋商

1935年8月至1936年8月，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IMEL）的代表与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委员会（SOPADE）的布拉格委托人在巴黎就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进行了磋商。苏联方面是根据斯大林及其同僚的指示前来磋商的，流亡委员会方面是在社会主义者工人国际（SAI）的参与下前来磋商的。双方都意识到有关遗产具有高度的精神价值。今天，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RC）的研究工作将一些文件大白于天下，让人们得以重新审视当年的谈判。

要利用这些资料就必须考虑到，斯大林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今天被称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版（MEGA1）——的判决早在1935年以前就生效了。由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达维德·鲍里索维奇·梁赞诺夫开启、1924年5月苏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同年6月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认可并作为历史考证版编辑的这一版本，与20年代后期贯彻执行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发生了冲突。随着梁赞诺夫于1931年被捕，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与列宁研究院合并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隶属于苏共中央委员会，MEGA1随之夭折。

当然，MEGA1的工作当时尚未立即停止。毋宁说，在时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弗拉基米尔·阿多拉茨基的领导下，新的领导层于1931年4月肯定了继续编辑这套书的方案：第一部分（著作和文章）预计出版21卷，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手稿）预计出版13卷，第三部分（书信）预计出版10卷，第四部分（索引）预计出版2卷。对于实现这一方案来说，获取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遗产的转运和保存

纳粹上台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务档案馆的其他档案通过各种曲折的渠道运出德国。1933年2月，它们首先由奥托·威尔斯（Otto Wels）存放于柏林的路德大街。4月中旬，通过格尔哈特·布莱特夏特（Gerhard Breitscheids）引荐，它们被送往达维德·所罗门（David Salomon，他的儿子是布莱特夏特的同学）的旧书店。5月中旬，所罗门流亡丹麦，在丹麦同汉斯·赫托夫·汉森（Hans Hedtoft Hansen，即后来的丹麦首相）取得了联系。汉森声称，丹麦社会民主党准备保护这笔文献遗产。7月初，乌弗·安德森（Uffe Andersen）从柏林取走了这些文献，并通过基尔和弗伦斯堡运往阿维奈斯，在那里移交给汉森，汉森将它们保存在哥本哈根一家银行的保险柜中。

1933年秋，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卡尔·拉罗夫（Karl Raloff）整理了在丹麦的档案。1934年2月23日，他致信齐格蒙特·克鲁梅内尔（Siegmund Crummenerl）说：“目前，我完成了对这里的档案的甄别和整理。所有东西都很好地装在两个封存的箱子里，箱子放在银行的保险柜中。布莱特夏特同志交给我的清单中的著作和那些东西则不在这里。然而，我在一个箱子里找到了附上的清单I，清单中罗列的东西缺了第5、20、36、37、121（即《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的23个笔记本）、170、183、204号。与此相反，箱子中有大量东西不在清单I中。我为它们开列了一个新清单，即清单II。现给你寄去所有三份清单。” 5月，党务档案馆的其他档案与表面上由法国政府购买的达维德·贝布托夫（David J.Bebutov）侯爵的收藏一起被运往巴黎。

显然，自1934年春起，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委员会就已经在考虑出售部分档案。1935年初，这一考虑有了具体轮廓。3月，在阿姆斯特丹建立国际社会史研究所（IISG）的N.W.博斯图慕斯（N.W.Posthumus）同保罗·赫尔茨（Paul Hertz）相聚布拉格，讨论涉及全部档案的协议。他告知后来担任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巴黎分所所长的鲍利斯·尼古拉耶夫斯基（Boris Nikolaevskij）此事后，尼古拉耶夫斯基回复说：“我不得不承认，您的行程的确成就非凡。如果研究所能够很快得到充实，那么短期内就会成为最好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之一。”访问布拉格后，尼古拉耶夫斯基于7月初致信博斯图慕斯说：“以前我一直认为档案决不可出售，如今我的印象却是，他们（指德国社会民主党）不会放弃这种考虑。如果他们的境况恶化，就会出售档案，即使他们的声望会因此受损。”他强调说，博斯图慕斯是唯一可以接受的买家。他相信，超过5万马克，协议就可以签订。

1935年初，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也试图了解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情况。当年年中，研究院所属的中央党务档案馆馆长日耳曼·季米聂夫（German A.Tichomimov）受命为研究院在国外聘请档案人员，了解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遗存情况。出行前，他向曾任副院长的恩斯特·佐贝尔（Emst Czóbel）打听，在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中有哪些档案当时有可能未拍照。佐贝尔回想起有一个装有研究院与德国社会民主党通信往来的文件夹，1931年3月因梁赞诺夫被捕而不得不交了出去。此外，他还对研究院同尼古拉耶夫斯基的通信往来做出提示。他认为，除了一些可能的损失外，所有东西都在。

1935年7月中旬，负责与国外建立文化联系的亚历山大·阿罗谢夫（Aleksandr J.Arosev）同季米聂夫一起启程前往巴黎，后者显然直接接受了斯大林的指令。季米聂夫先逗留柏林（7月17日），然后取道伦敦（7月20日），在伦敦查阅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记录。7月30日，他抵达巴黎。从他向阿多拉茨基的第一份汇报中可以看出，他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方面，尼古拉耶夫斯基是“第一小提琴手”。另外，他还汇报了法国工人运动和第二国际领袖茹尔斯·盖得（Jules Guesde）的文献遗产以及获取列宁档案的事情。

8月23日，季米聂夫向阿多拉茨基汇报了有关情况的新线索。最重要的线人是亨利·罗林（Henri Rollin）。罗林向莫斯科的代表表明，马上就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达成协议是无法想象的。通过《真理报》驻巴黎通讯员米夏依洛夫（Michailov），与尼古拉耶夫斯基的联系建立了起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尼古拉耶夫斯基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委员会、博斯图慕斯之间起到了中间人的作用。8月15日，米夏依洛夫向尼古拉耶夫斯基转达了官方建议：重新为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工作。令米夏依洛夫意外的是，尼古拉耶夫斯基表示，会谈很快就可以开始。

倘若像孟什维克档案保存在法国政府手中一样，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也保存在法国政府手中，那么阿罗谢夫与季米聂夫就会用自1812年起就保存在莫斯科的拿破仑军队档案和其他拿破仑档案来交换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他们有拿破仑档案的复制件。当尼古拉耶夫斯基通过罗林听说此事时，最初感到非常惊讶，但未提出反对意见。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委员会肯定得知此事，并通过尼古拉耶夫斯基告知，不会向第二国际的任何政党出售他们的党务档案。只有在价格足够高的情况下才考虑出售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对于法国政府应当通过国家档案馆掌握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以便用它来交换拿破仑时期的档案这一建议，罗林未予理会，因为法国政府没有钱。

此外，季米聂夫汇报了阿罗谢夫同第二国际领导人让·龙格（Jean Longuet）的会谈情况。他找到了一个从龙格手中获取档案的机会：也许可以让龙格在某个马克思纪念日访问莫斯科。显然，他们还谈到了将马克思的骨灰运往莫斯科的事情。鉴于龙格对于日后会谈的意义，季米聂夫请求阿多拉茨基给予指示。

季米聂夫最初并未做到直接同尼古拉耶夫斯基取得联系。因此，他请求有关方面为尼古拉耶夫斯基提供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俄文版的一些卷次，以及三份俄文和德文的马克思生平年表。此后不久，尼古拉耶夫斯基主动告知季米聂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于9月3日向他提出了工作建议。季米聂夫解释，他为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做的工作既不受他隶属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层）的妨碍，也不受他当时被剥夺了俄国公民权的限制。季米聂夫决定，将抉择权留给尼古拉耶夫斯基本人。

尼古拉耶夫斯基早在8月23日就致信博斯图慕斯说：“现在会谈无论如何决定权都在我们手里。” 9月5日，对于将来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出售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一事，尼古拉耶夫斯基向博斯图慕斯表明了自己的看法：“我的看法，您想必知道了。从政治上说，我认为决不能出售手稿。从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立场来看，这样出售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绝对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要在协议中罗列几点的话（我想这是轻而易举的），那么这桩买卖对研究所来说甚至有可能是有益的，我是在将来出版学术著作这一意义上说的。我不准备向德国的同志们说这些，但想向您挑明。如果交给莫斯科，会怎么样呢？布尔什维克尤其重视马克思恩格斯手稿。这些手稿对他们来说并不新鲜，因为他们已经拥有近99%的复制件了，他们甚至有可能拥有100%的复制件。手稿的一大部分已经用俄文出版了。苏联已经出版了预计总共28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22卷。”而研究所要出版自己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版本，同莫斯科竞争，既不可能，也无必要。“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文本刊印得很准确，迄今都无法找出任何错误和偏差来。……要核查刊印的手稿，我们有复制件就可以了。正如您已经知道的那样，布尔什维克有义务向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委员会提供所有手稿。布尔什维克如此重视无论如何都要拥有手稿一事，毋宁说是面子问题。他们想强调，马克思的传人是他们，而不是别人。”

接下来，尼古拉耶夫斯基尝试说服博斯图慕斯，转交手稿对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来说只会有好处：“第一，研究所会节省一大笔开支，因而有可能购买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我们目前已经收到一些有趣的建议，我想还会收到许多建议。第二，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委员会向布尔什维克出售手稿后，会对我们感到愧疚，进而做出涉及档案其他部分的各种补偿，以便借此洗刷自己。我甚至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会将一切无偿交付我们，或无论如何都将一切提供给我们使用。第三，最重要的是，如果交易成功，我们会得到目前保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务档案馆并不掌握的所有材料的照相复制件。对于第一国际的历史来说，这些材料意义非凡。在巴塞尔代表大会记录的资料中，有10份不同的档案已经发表，其中有5份摘自我们并不掌握的马克思原始书信。在《第一国际的建立》的附录中，有16份档案已经发表，其中8份以前不为人所知。如此等等。从马克思生平年表中可以确定，党务档案馆欠缺许多马克思档案中的材料，例如，欠缺1847—1852年共产主义者同盟案件的材料，以及彼得·勒泽尔（Petr Gerhard ）、卡尔·沙佩尔（Karl Schapper）的书信等。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梁赞诺夫战前受命撰写第一国际的历史，并受德国社会民主党委员会的委托求助于劳拉·拉法格（在她去世前不久）。他从后者那里得到许多不同的马克思档案材料，后来未将材料交还委员会。所以，我们仅根据马克思的档案发表这部分第一国际的历史材料是非常不完备的。如果我们从布尔什维克那里得到所有这些材料的复制件（他们已经准备提供这些东西给我们，并对我说，除了照相复制件之外，还准备将所有这些档案中经过手稿识别的文本也提供给我们，而这样可以节省我们的许多时间、精力和工作），那么对于研究所来说就是意义非凡的。”

尼古拉耶夫斯基深信，还可以得到更多的东西：“例如，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只有他们才掌握的珍贵物品的照相复制件，或他们花费巨资获得的物品的复制件。他们还准备将1917—1918年间的孟什维克档案提供给我们使用。基于上述罗列，我认为，从研究所的学术研究角度看，如果交易成功，会对我们有益。交易对我们利大于弊。然而，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支持这件事。上面罗列的——纯政治性——理由促使我始终反对交易。我不想建议您为取得马克思恩格斯档案花费巨资，反正我们比不上布尔什维克。虽然尚未提及正式价格，但他们等着我们提出要求。我从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他们甚至准备为此支付三、四百万。”

9月28日，尼古拉耶夫斯基向博斯图慕斯解释说，自己当初“反对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要求真是一个天大的错误”。他指望“得到一大笔钱（我想可以得到800万到1000万法郎）”。这就点明了提财务要求的框架。

根据来自莫斯科的两位密使于9月11日致阿多拉茨基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安德烈·安德烈耶夫（Andrej A.Andreev）的一份标有“严格保密”字样的正式报告，尼古拉耶夫斯基在各个方面日益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份报告表明，无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还是尼古拉耶夫斯基，都倾向于出售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他们想在收取一定费用的情况下将文献遗产交给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保存一段时间。阿罗谢夫和季米聂夫建议，为了将文献遗产交给莫斯科，不妨采取下述策略：针对尼古拉耶夫斯基，他们继续采取的方针是，如果谈判破裂，法国人就要打消他们对拿破仑档案的念头。在私下的谈话中，尼古拉耶夫斯基将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委员会内部关于保存马克思恩格斯档案的不同意见的细节告知阿罗谢夫：“就钱款而言，尼古拉耶夫斯基提到500万法郎，即大约35万金卢布，另付罗林15%的手续费……。如果这一价格降低10%，还要额外给罗林增加1%的手续费。价格每降低10%，就要增加2%的手续费。这样，罗林就会热衷于降低费用。……此外，我们曾汇出2万卢布从尼古拉耶夫斯基手中购买档案，并支付他与我们前往布拉格的旅行费用。”

根据尼古拉耶夫斯基的建议，莫斯科的密使直接去布拉格找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委员会。9月16日，威尔斯向委员会递交了一份尼古拉耶夫斯基转给他的季米聂夫的信函。第二天，他在一封供传阅的信件中请求第二国际各政党表态。9月19日，尼古拉耶夫斯基向季米聂夫转达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委员会的决议：“社会主义者工人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同共产国际的政治关系不允许我们接受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建议。”显然，莫斯科的人不知道在委员会作出决议后他们该怎么办。无论如何，苏联内务部负责人尼古拉·叶若夫让阿罗谢夫回莫斯科做汇报。但是，在会谈期间，他无法马上离开巴黎。

二、莫斯科的抉择

逗留巴黎两个月后，阿罗谢夫和季米聂夫于1935年10 月初返回莫斯科，向斯大林提交了一份长达10页的报告。斯大林认为他们掌握的信息还是不够。他们解释说，“孟什维克著名的尼古拉耶夫斯基”必须参加与赫尔茨和威尔斯的会谈，并说：“保存在阿姆斯特丹的那部分档案都存在一家银行的保险箱里。这意味着存放档案的人——即尼古拉耶夫斯基——在事实上和形式上都有权支配档案。……在向他阐明立场的同时，我们遇到了一个有趣却极其令人不安的事实：在欧洲旅行的博斯图慕斯买走了所有有关工人运动和革命历史的档案。按照这位荷兰社会民主党人的想法，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在阿姆斯特丹建立一个与我们的研究院相对立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目前，博斯图慕斯有意识地提出购买马克思恩格斯的档案。他已经同威尔斯和赫尔茨谈论过这一话题。根据尼古拉耶夫斯基提供的线索，博斯图慕斯为此提供了50万法郎。但是，博斯图慕斯的行动让人担心来自另外一个方面的威胁。根据历次会谈的内容以及他能支配多少财力、他如何看待和挑选可能的档案来判断，有理由假定，在试图获得有关马克思恩格斯的档案方面，他即使不是直接地、也是间接地起到了希特勒秘密警察代理人的作用。……因此，我们采取了直接和更为迅速的策略，同事实上和形式上有权支配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人——即尼古拉耶夫斯基——取得了联系。”

两位密使就是这样为自己同尼古拉耶夫斯基建立密切联系做辩解的。尼古拉耶夫斯基建议他们，在向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建议时，用“在有财政保障的前提下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移交”这一说法来代替“出售”这个词。同时，他们提到盖世太保，借此强调拯救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迫切性。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委员会的决议，他们做了如下解释：“关于我们的建议，威尔斯告知了欧洲国家的所有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并请求他们出主意、想办法。由于尚未收到第二国际领导人的回复，他是从政治方面看待我们的建议的，即从共产国际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出发，取消关于移交马克思档案的会谈。威尔斯尤其主张这一结论。为此，他甚至援引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一系列言论。尼古拉耶夫斯基则积极主张将档案移交给我们，他向我们解释说，在第二国际官员表态之前，这一结论是暂时性的。在私人谈话中，尼古拉耶夫斯基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存在意见分歧。中央委员会的大部分人反对移交档案，少数人则同意完整地向莫斯科移交档案。”因此，季米聂夫在布拉格同赫尔茨讨论了其他可能性，即先将文献遗产交给罗林，作为移交档案的中间人，罗林可以确保相应的安全。

接下来，报告提到两位密使同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和菲多·丹（Fedor Dan）的会谈。布鲁姆主张将文献遗产转交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而孟什维克代表则反对这样做。弗里德里希·阿德勒（Friedrich Adler）专程前往巴黎，虽然同样表示反对，但他声称会尊重德国社会民主党委员会的决议。当然，他主张让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命运服务于第二国际的事业。他说：“马克思的文献遗产实际上是国际工人运动的遗产，这一问题不能由第二国际的一个派别决定。……因此阿德勒此刻应前往伦敦，以便同英国同志商谈。

季米聂夫和阿罗谢夫得出结论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委员会和第二国际的大多数人最终会赞同移交档案。如果不是这样，至少还可以诉诸“罗林的法国方案”。这次旅行唯一可以达成的结果是同威廉·迪特曼（Wilhelm Dittmann）取得了共识，他同意将自己掌握的档案出售给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

11月22日，阿罗谢夫和季米聂夫再度抵达巴黎。第二天就举行了决定性的会谈，不过两位莫斯科的密使没有参加。为准备建立一家研究所，阿德勒召集了一个组织委员会。属于这个委员会的有布鲁姆、亚历山大·布拉克（Alexander Bracke）、龙格、朱塞佩·莫迪利亚尼（Giuseppe E.Modigliani）和丹，威尔斯、克鲁梅内尔和鲁道夫·希法亭则从布拉格赶来，尼古拉耶夫斯基也在会谈中起到了咨询作用。建立一个专门的研究所——阿德勒后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委员会”——就是要向它移交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它会在获得500万瑞士法郎保证金的情况下将文献遗产转交给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保存。但是，接下来的会谈却“无果而终”，因为它“要求的数额（2500万法国法郎）……对于买家来说太贵了”。

按照莫斯科密使的愿望，12月18日，布鲁姆和阿德勒起草的一份“协议草稿”被转交给他们。一天后，尼古拉耶夫斯基致信博斯图慕斯，讲述了预计成立的研究所：“我现在就想向您保证，没有任何参加会谈的同志和未来有可能领导研究所的人会想到在巴黎建立一家资料收藏中心和图书馆。……我在这里接触过的所有人都同意您上次来访巴黎时我们制订的原则，即：（1）重要的档案保存地是阿姆斯特丹。（2）新研究所不从事独立的收藏工作，应同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签订一份新研究所资料收藏协议。（3）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要在巴黎开设一家分所，以保存交付该研究所的资料，条件是资料保存在巴黎。（4）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要让新研究所使用其图书馆，将研究人员需要的资料寄至巴黎。关于将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移交给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保存的可能性问题尚未提出。在同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商谈中，交换不限于马克思恩格斯档案（马克思恩格斯时期的档案）的所有资料复制件这一问题被提了出来。来自莫斯科的人许诺，如果执行交换原则，他们会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贯彻实施。我相信这恰恰符合您的愿望。”

1936年1月，阿罗谢夫短期前往瑞士，在当地接收了迪特曼的档案。此后，他返回莫斯科，于1月8日向斯大林报告了第二国际委员会的会议以及成立巴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它应当是用莫斯科提供的资金建立的）的情况。布鲁姆、阿德勒和尼古拉耶夫斯基都告诉他，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委员会决定，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交付这一机构：“这样，档案首先‘国际化’了。委员会授权这一机构……根据自己的考虑来支配档案。为了保持自身原则的纯洁性，也为了维持经费（我们不能公开使用布尔什维克的钱，威尔斯解释说），委员会决定将自己隐身于所谓的机构背后。但是，布尔什维克的钱激发了委员会的‘胃口’。阿德勒受委员会委托索要2500万法国法郎，而不是我第一次逗留巴黎时（秋天）谈的500万法国法郎。我援引自己同尼古拉耶夫斯基会谈时他提出的500万，而当时我已经觉得这个数额过高了。阿德勒、尤其是尼古拉耶夫斯基作为答复对此的解释是，这里出了所谓的差错：威尔斯的确通过尼古拉耶夫斯基在会谈中提出500万，只不过是500万瑞士法郎。由于1瑞士法郎兑换5法国法郎，所以是2500万法国法郎。”

这一无法接受的高额数字后来又经历了多次讨论。阿罗谢夫说：“2500万是我们无法接受的，而他们不接受500万。从与他们的所有谈话中，我都有一个特定的印象，即交1700万到1800万，档案就可以给我们。因此，我过去建议，今天再次建议500万法国法郎，似乎他们在会谈过程中顶多可以提高到1700万到1800万。根据电报转达的中央委员会的指示，我亲眼目睹了保存在巴黎的马克思恩格斯档案。关于保存在哥本哈根的那部分档案，我有详细的目录。根据这份目录，马克思的一些笔记本已经丢失，而这些档案在柏林时，丢失的笔记本还在。显然，它们失窃了。有一部分已经由私人出售给了研究院。由于协议中还有附加条款，即档案出售者有义务搜寻丢失的东西，并将其不可或缺地提供给我们，我相信，截止协议签订，我们不应当从私人手中购买。马克思恩格斯档案主要是手稿，其中有《资本论》手稿等，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笔记和札记。档案保存状态极其良好，只是许多图书受损严重。从规模上看，档案可以装进三至四个大箱子。档案出售者有可能将马克思恩格斯收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的信件也放在里面向我们出售。”

1月13—14日，阿罗谢夫将“协议草稿”寄给了安德雷夫和阿多拉茨基。这份草稿的俄文翻译稿流传了下来，其中有铅笔涂改。除了少量涂改之外，翻译草稿中对社会民主党尤其重要的一点被划去了：“第二，协议缔约各方一致认可，目前这份关于保存档案的协议不具有政治含义，不为缔约双方附加任何政治义务。”除此之外，它还细化了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与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交换复制品的条件。

显然，安德雷夫在这件事情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要求提供更多的信息，阿多拉茨基向他提供了阿罗谢夫和季米聂夫在1936年9—10月间的书信摘录，复印件同样交付斯大林、拉扎尔·卡冈诺维奇、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和叶若夫。

由于时间紧迫，必须做出决定，阿多拉茨基于1月29日再次致信斯大林，提出了下述具体建议：“（1）将档案价格确定在500万法国法郎（约40万金卢布）与850万法国法郎（约68万金卢布）之间。（2）让季米聂夫同志取得下述档案：《前进报》人员档案；恩格斯致弗兰茨·梅林的书信；有列宁的讲话及亲笔校订的《星火报》《黎明报》和《工人报》的记录；马克思的外孙卡尔·龙格（Karl Longuet）制作的马克思胸像；以及同样为其拥有的马克思面具。为获取这些东西准备1万金卢布。（3）批准阿罗谢夫同志出公差前往巴黎和瑞士，以便同季米聂夫同志共同解决购买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事宜，并带回迪特曼的藏书。”通过（可能是安德雷夫做出的）修正，这封信中期望提供的数额上限从850万法国法郎降到700万法国法郎。

1936年1月31日，安德雷夫亲自告知斯大林，他多次同阿罗谢夫和阿多拉茨基商谈购买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事情：“阿罗谢夫和阿多拉茨基同志根据提供给他们的各方面情况提出：（1）重新拟定‘协议草稿’；（2）要购买的档案价格为500万至700万法国法郎，而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最终价格为1700万至1500万法国法郎；（3）关于阿罗谢夫同志的旅行建议。”安德雷夫附上了他要求阿多拉茨基提供的有待购买的档案的清单。斯大林同意后，莫斯科做出了决定。当时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这样一来，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很快就可以同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委员会签订协议了。但是，不久，情况就表明并非如此。

阿罗谢夫停留莫斯科期间，季米聂夫在巴黎考察了存放在师范学校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库存。1939年2月11日，他向阿多拉茨基汇报说：“几乎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东西都让尼古拉耶夫斯基拿到自己的住所和另外一个地方去了。我（几乎成功地）劝说他将有旁注的书籍放到我们大使馆的保险箱中，以免损坏。他几乎同意了，前提是没有人知道这次搬运。”

三、布哈林与阿多拉茨基在巴黎

1936年3月7日，苏联代表团请求重新谈判。为了确定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完整性，布哈林和阿多拉茨基前往哥本哈根。关于此行，拉罗夫说：“1936年3月，我重新处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事宜。两位重量级的苏联人前往哥本哈根。最著名的是苏联马克思研究专家、列宁的战友、《消息报》主编布哈林。随同他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阿多拉茨基。他们想要看看保存在这里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因为苏维埃有意花几百万——数额我记不清了——从德国社会民主党手中购买它。正像他们向我解释的那样，此外还有一笔约100万克朗的款项用于档案的照相复制，而这一工作要在哥本哈根的丹麦王国图书馆进行。每一页都要翻拍下来，以免出纰漏。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出售条件，他们无论如何要掌握照相复制件。我将两个箱子送到党务档案馆，并受委员会委托打开箱子，布哈林和阿多拉茨基当着我的面一页一页地查阅档案。整整一个星期，我们每天坐在罗森农大街的房子里。我今天仿佛还能看到，布哈林怀着怎样的热情——我想说怀着怎样的挚爱——将马克思的档案拿在手里研究。他肯定想将这笔宝藏带回莫斯科，放进他向我提到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地窖里。”

阿多拉茨基的副手弗拉基米尔·格·索林（Vladimir G.Sorin）3月26日说道：“此行的结果就是，我们最终亲眼看到了那些东西：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档案当然格外珍贵，尽管有人有可能偷走了一些意义非凡且极其重要的手稿。我们在两天的时间里只能走马观花地浏览档案，而要接收档案，至少需要7—10天。现在，我们要致力于尽快推进会谈，得到这样或那样的答复。但是，我们要考虑到至少还需要两周时间。”

从哥本哈根返回后，他们在巴黎提交了早在莫斯科就重新拟好的“协议草稿”，将保证金预订为700万法国法郎，并在其他一些条款上回避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委员会的想法。随后，尼古拉耶夫斯基向他们转交了一份阿德勒于3月31日写给他的信函。根据这一信函，会谈可视为破裂。阿德勒提出，委员会1935年12月提交的“协议草稿”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此时提交的“协议草稿”有三个“重要差异”：“（1）我们在‘协议草稿’的第二条中要求明确规定，该协议不具有政治含义，不为缔约双方附加任何政治义务。这一规定在提交给我们的新‘协议草稿’中完全没有。而这一规定构成了我们实现协议的根本前提。缺少它，意味着协议自然失效。（2）在布鲁姆和我同阿罗谢夫同志于12月进行的详细会谈中，我们明确而坦诚地向他表明，保证金的数额决非随意确定，而是符合一种必要性，正是这种必要性协调了对移交手稿至关重要的各方利益。我们公开声明，除了我们的委员会首先必须奉行的学术宗旨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宣传工作的需要之外，还要考虑其他立场，如关怀在德国的战俘的家庭，关怀因希特勒的恐怖而在流亡中殉难的人士。新‘协议草稿’的第二条中提出的保证金不在解决问题的考虑之列。（3）新‘协议草稿’的第三条提出的付款方式也不在考虑之列。‘附加条款’必然会令人考虑今天局势的不稳定性。但是，我在第8条中提出的建议不是由币种的不稳定性决定的，而是取决于我们的愿望，即着眼于我们在第二条中提出的不附加政治义务、尽快完结全部事情的建议。”同时，阿德勒声明，如果莫斯科的代表准备修改草稿，他准备再次同他们在巴黎会面。

阿多拉茨基致信索林说，4月6日的这次会面主要事关售卖价格。阿德勒坚持2500万法郎。他们请阿德勒注意，文献遗产中最重要的（约30个）笔记本已经缺失。随后，阿德勒降价10%，即250万法郎。阿多拉茨基却希望“咨询”所有委员会委员，以便用可以接受的价格购买档案，而这还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伊尔亚·艾伦堡（Ilja Ehrenburg）自1932年起任《消息报》驻巴黎的通讯员，他描述了同自己的主编布哈林的一次会面：“1936年4月，布哈林来巴黎，下榻卢特提亚饭店。他告诉我们，斯大林派他前来，借助孟什维克购买德国社会民主党运往巴黎的马克思档案。他突然补充说：‘可能这是一个陷阱，我不知道。’他非常激动，有时又很困惑。”

一切都预示着会谈接下来可以顺利进行，有可能取得积极的成果。当时，布哈林同斯大林再次通了电话，据他向委员会成员说，斯大林声称苏维埃“无法支付这一价格的钱款”。布哈林请求委员会通盘考虑各种机会。4月20日，布哈林同阿多拉茨基商议，由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保存档案20年，支付1000万法国法郎，而委员会降低了要求，即保存档案10年，但要支付1300万。

无论是布哈林还是阿多拉茨基，都试图再次联系斯大林，但斯大林的秘书亚历山大·波斯克列贝舍夫（Aleksandr N.Poskrebyshev）告诉他们，斯大林坚持最初的价格。这样，苏联代表团全体成员于4月22日突然离开巴黎。6月12日，尼古拉耶夫斯基致信阿德勒说，“布哈林及其同事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权限”，他们因“越权”而被遣返。

四、会谈破裂

接下来的谈判最初是通过中间人进行的。苏联大使馆的艾维根尼·赫尔施菲尔德（Evgenij Hirschfeld）对此负责，他再次同罗林取得了联系。1936年7月3日，阿多拉茨基就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为取得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而交付保证金的几项有争议的要点做了细致的说明。10日，赫尔施菲尔德将信息通报罗林，并于26日向斯大林汇报：“根据您的指示，我给罗林寄去一封信，内含您传达的条件。罗林已经同意750万的数额。几天后，我收到阿德勒的一封信。他请求我接待一位委员会成员，即社会主义领袖莫迪克利亚尼（Mordigliani）。我看不出有拒绝接待他的理由，但向罗林指明，我们曾约定通过罗林将委员会的答复传达给我，我个人不会同委员会的任何个人会面。在同我的会谈中，莫迪克利亚尼请求，从20年内归还档案这一条款中剔除对交纳保证金这一必要性的提示。用莫迪克利亚尼的话说，这一条件对于掌握档案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是‘伤害性的’，因为这一条件‘给人留下的印象’就好像他们无意保留档案似的。此外，他还请求提高数额，因为在原先提出的1000万与此刻的750万之间，差别过大。同时，他指出，他可以理解还有一系列必要的支出（照相复制、公务旅行、劳务费用），但这些不会超过100万。为了降低费用，可以只制作一份照相复制件，而不是两份。莫迪克利亚尼就此提出了‘这笔钱是否是无的放矢’的问题。……最后，他提醒说，不要用法郎来付这一数额，而要按照他们根据协议签订日确定的币种汇率来支付。我回答他，我只是一个中介。同时，我相当肯定地向他解释说，这事关政府的决策，在我看来几乎不可能做任何改动。我还逐项向他强调，删除‘为20年内有可能归还档案而支付保证金’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这事关一项自然而然且合乎逻辑的要求，这种要求出于一种愿望，即我们在未来也需要保留档案，而委员会的成员肯定也有此意向。在同莫迪克利亚尼会谈后，我多次见过罗林，向他提到了莫迪克利亚尼表达的提高数额的愿望。我强调，如果他们要提高数额的话，也只能在这1000万的范围内。我还向他说明，任何在他们已接受的条件下的改动都无需再谈。罗林同意我的话，并说明他希望未来能够达成协议。我向他解释说，在委员会出具认可我们的条件的公函之前，莫斯科不会派人前往。罗林保证同我在委员会出具公文文本一事上保持一致。他建议，将预定的价格提高25万法郎，即提高大约一份照相复制件的价格（即从总数1000万中向委员会提供775万）。罗林还再次重申，他希望协议不久就可以签订。罗林介绍了委员会内部两派之间完全可以理解的争斗。一派（包括莫迪克利亚尼）热衷于尽可能高的数额，以便委员会用来在第二国际各支部间进行分配。另一派与罗林“合作”，因而对收取较低的数额感兴趣，以便抬高劳务费。”

此时，尼古拉耶夫斯基努力促使委员会尽快达成关于签订协议的决议，因为“条件更为有利了”。7月30日，委员会再次审阅协议的各项问题，随后给尼古拉耶夫斯基“开了绿灯”，向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正式发函。8月4日，信函抵达莫斯科，内容是：“我接受委托告知您，委员会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研究而同意签署1936年4月协商并于同年夏天草拟的协议，同时向您详细阐释您给亨利·罗林先生的信函。为拟就最终的协议，让·龙格先生接受委员会的委托，以他的名字签署协议。我冒昧敦请您告知我协议双方的签署地点。”

这封信附在一份日期为1936年8月1日的法文新协议草稿中，意味着双方就数额达成了一致。此时，阿多拉茨基只需负责此事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同意即可。8月19日，他致信希尔施菲尔德说：“完结购买档案一事（签署协议，出公差取得档案，准备相应的资金）的问题目前处于通过机构予以解决的过程中。我收到您8月初的电报后，毫不耽搁地书面提出了相应建议以供决策。决议一经通过，我马上告知您。我们只需要等待。社会民主党的先生们磨蹭太久了，现在他们可以等待了。我建议，为接收在哥本哈根和巴黎的档案至少预留一个月至一个半月。最好在签字后再开始接收，即在9月1日后接收。”

但是，1936年8月，苏联的政治局势闪电般地发生了变化。此时，同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签署协议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已经无从谈起。9月5日，阿德勒致信克鲁梅内尔说：“正像审判这一厄运充分体现出来的那样，我觉得有必要同您们深入地谈一谈，在这种完全变化了的情况下，是否至少有必要拖一拖时间，以便同眼前的事件拉开一段距离。”

早在8月31日，克鲁梅内尔就同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签署了保存档案的协议，它实际上已经终结了同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谈判。1938年5月，购买协议缔结，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在内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最终归阿姆斯特丹的研究所所有。不到一个月之后，即 6月11日，希尔施费尔德告知阿多拉茨基这一购买事实。关于卖家的出价和条件，罗林未能了解。

［本文原载《MEGA 研究》（MEGA-Studien）1995年第2期］

［罗尔夫·黑克尔（Rolf Hecker）：德国柏林MEGA编辑促进协会；鲁路：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信息资料馆］

（来源：《信息资料参考》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