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列宁 为所当为 为所能为

[摘要]列宁作为社会主义由理论付诸实践的开拓者所留下的宝贵经验教训是巨大的精神财富，需要不断辩证、历史地分析研究，在不断加深的再认识进程中升华。这既对中国共产党人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也对人类文明的进一步推进，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2020年，列宁诞辰一百五十周年。列宁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始人、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缔造者，被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普遍认同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和精神领袖”。列宁的生理寿命只有五十四年，从1917年领导十月革命成功到1924年病故，更只有八个年头。而他所创造的思想和实践业绩，不仅迄今为世人敬仰，更是众人得以从中不断汲取丰富营养的精神财富。列宁在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的时候曾这样说过，“庆祝伟大革命的纪念日，最好的办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还没有完成的革命任务上”[1]610。列宁生前的这番话，则的的确确是当代一切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立志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的一座座右铭。我们在纪念列宁一百五十诞辰的时候，理当把主要的精力放到针对新的实际学习和应用列宁的革命思想、革命精神方面来，为在新时代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而不懈奋斗。这是一项极具意义的工作，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2]180。

一、勇于革命，敢于奋斗，把握机遇，实现革命飞跃

列宁为社会主义运动作出很多杰出贡献，首屈一指的是，四十七岁的列宁勇敢地把握了历史发展进程所提供的机遇，果断地领导了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由理论成功地付诸实践，在人类历史上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开始了共产党人为建设新生活而进行的奋斗。

关于十月革命的历史评价，从1917年起就有着争论，特别是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更是使人们议论纷纷，各说各词。可以预料这样的争论还会存在很多年，特别是社会主义反对者喋喋不休地抹黑更不会消失，如同毛泽东所预言过的那样，“如果说，法国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里至今还有保皇党的代表人物的话，那末，在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这些人中的最死硬分子是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的失败的。这是因为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3]。而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不懈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自己实践中已经深深地认识到：“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就人类历史的过程而言，“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4]379-380、382-383。这是建立在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社会主义所有成功和不成功实践的经验教训，特別是对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实践的风风雨雨进行透彻认识而得出的;也是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十月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透彻认识而得出的。而归根到底，只有共产党人夺得了创造社会主义历史的主导权之后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实践，这包括社会主义成功的和不成功的经验教训，而如果没有夺得领导权这个决定性的一步，那就什么事情也说不上了。而尽管迄今社会主义实践有着成功之外的许多不成功，但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人完全有信心在自己的努力中，必将不断地证明社会主义选择很对，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强。如同邓小平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所说过的那样，共产党人干事业归根到底是要“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而这要靠实践，而“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4]225。而这又归根到底要得到行动的主导权、主动权。马克思在创建唯物史观的时候，鲜明地、睿智地、辩证地醒示人们，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5]而对于“条件”，则是需要靠能动地把握。是善于认识把握并付诸实践，还是坐而论道地清谈，甚至是去指责勇于善于探索前进者，这就成为真革命还是过路人、旁观者还是逆潮流的时代淘汰儿的试金石。

再重新地听听列宁当年的认识吧！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开创者——列宁，在十月革命过后不久，1920年初，他在批驳孟什维克通过诅咒俄国十月革命后出现的种种问题来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时，就曾这样说过，“即使俄国彻底失败，也不能作为反对的根据”[6]。今天，针对那些反共人士的“十月革命本来就不应进行”“社会主义是历史的误会”之类的论断，我们更有理由这样说，尽管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包括首举社会主义革命义旗的国家都改旗换帜了，也不能作为否定社会主义胜利历史总趋势的根据，更何况社会主义还在中国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继续着，并创造着辉煌。在社会主义胜利凯旋行进时，没有忧患意识，对曲折乃至失败没有应付准备，没有警觉，决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在社会主义事业遇到曲折、挫折乃至暂时的失败，就怨天尤人，当然更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从十月革命开始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当共产党人夺取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权、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时候，社会主义在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科学、教育等等方面，的确显示了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上世纪三十年代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同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五十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崛起的“东风”同二战后举步维艰的资本主义“西风”、八十年代全面进步势头强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处于滞胀缓进中的资本主义相比较，……不都是很好的证明么？！而社会主义在一些地方一些方面的失利，则更从一个侧面证明，不清醒地搞社会主义，不按历史发展总趋势要求同自己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没有解决好“在不同历史阶段……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奋斗纲领”[4]190，却自以为在搞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实际上就不免要受到历史的惩罚。但不能成为不搞社会主义的根据。十月革命以后的资本主义的现实进程，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状证明，尽管经过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不断斗争，资本主义制度有了许多变革和改良，有了许多变化，但资本主义根本矛盾迄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从彻底解决，“如果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摆脱了资本主义制度，它们的经济文化肯定还会有更大的进步”[2]166。

正反历史经验教训都说明：社会主义的确是一个好制度，是人类大势所趋的必然选择。但毕竟是一个全新的开拓、探索和创造，这就决定了：不是简单地实行同资本主义“对着干”的办法就可以计日程功的，更不会是一蹴而就的进程，也不能是一次毫无曲折完成的过程。社会主义实现规律的展开和演进还在不断地探索中。恩格斯深刻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7]这番话是很值得反复体察的。十月革命以来近一个世纪的实践表明：充分认识到它的规律的展开还在推进中这一点，不仅不会动摇对社会主义根本规律的坚定信念，而恰恰会使我们的认识处于一个不断探索前进的活跃状态。

列宁领导十月革命的胜利表明：取得搞社会主义的主导权、主动权，很重要。但只有主客观条件具备的时候才是可行的。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就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8]225善于辩证、历史地把握当下，积极主动地凝聚合力，才能开创历史性的伟业。列宁领导了十月革命成功了，而在十月革命的先后，还有一些国家或发动了革命未能成功，或革命未能发动，原因多多，而究其第一位的因素则是首先在于有没有革命形势。列宁对革命形势有过精湛的分析。他说道：“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毫无疑问，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发生革命，而且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他更具体地说道，革命形势的主要特征在于：“（1）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这种或那种危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给被压迫阶级不满和愤慨的迸发造成突破口。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异常地加剧。（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风暴时期，无论整个危机的环境，还是‘上层本身，都促进他们投身于独立的历史性行动。”

列宁强调革命形势的重要性，更是指出了在具备革命形势的客观条件的时候，无产阶级革命党的果断和得力的极端重要性，“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产生革命，只有在上述客观变化再加上主观变化的形势下才会产生革命，即必须再加上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摧毁（或打垮）旧政府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因为这种旧政府，如果不去‘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决不会‘倒的”[8]460-461。

能不能准确地判断形势，能不能把握形势勇于作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考验。正是这样，邓小平同志在领导推进改革开放的时候，十分强调要辨别历史发展的机遇。读《邓小平文选》，无时无刻不感受到邓小平同志呼唤全党重视机遇、把握机遇的深情。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结尾篇中，邓小平同志说道：“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失去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4]375革命老人言之谆谆，对这个历经历史沧桑而发出的深沉呼唤，听者可不要藐藐啊！

正是基于强烈的机遇意识，党的十九大对从第一个“百年”到第二个“百年”的发展目标作出了振奋人心的规划，我们要努力为之奋斗。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是奋斗目标，不是现实已经达到的状态，更不能用来自吹自擂;而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需要不断付出努力，克服前进路途中可以预见乃至无从预见的种种艰险。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特别是不懈的革命奋斗精神。

二、面对现实，正视教训，敢于调整，实现重大转变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没有先例可循，在内忧外患的态势下，苏俄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工业归国家所有，实行余粮收集制，消费统一分配，禁止私人买卖。这一方面，有着实际上应对外国帝国主義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从而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需要，通过集中举国的财力物力来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另一方面，也是拘泥于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先辈的某些对新生活的某种理想主义的构思，以为可以用全面组织生产、分配和消费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式来实现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严酷的现实表明，“战时共产主义”的所作所为，严重地侵犯占据苏俄广茂地区人口的农民利益，也实际影响苏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也表明了在经济文化还不发达的情况下直接地向理想的社会主义模式推进，不仅是不可行的，而且是错误的。

社会主义是否定资本主义而创造新世界的探索，而既然是探索，认识和把握就不会是十全十美的，出现失当乃至错误，也就是难以完全避免的。社会主义所以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是因为社会主义具有比资本主义的优越性。饱经沧桑的老革命家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屡屡指出：“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4]225“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4]63，“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4]378。说到底，就是要看是不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不是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解放出来。审慎与适度是实现成功领导的重要因素。列宁同人民群众心连心，不懈地观察人民群众的反映和情绪。他从当时的许多事件特别是一些较大的动乱事件中敏锐地体察到战时共产主义不得人心，必须果断改变，实行新经济政策。1921年3月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就通过了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

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当年苏维埃俄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在国内，有人提出，宁肯受冻挨饿，也决不愿意搞国家资本主义。伤心的，骂街的，或明或暗地抵制的都有。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一些代表竟嚎啕大哭，他们感到不可理解的是：以埋葬资本主义为己任的革命突击队，怎么能停止进攻、在国内允许商品买卖并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拉关系呢？列宁把这种见解称之为“感情的社会主义”。他解释说，实行新经济政策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我们犯了一系列的错误，“我们做得超过了理论上和政治上所需要的限度”。列宁一再强调，这是要从俄国目前的生产力状况出发，是要同无比广大的群众，即农民群众一道前进。

列宁发表了《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从理论上阐述了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否定了“战时共产主义”，否定了对农民的剥夺，提出了实行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制、租赁制等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列宁强调，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情况，然而这又是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容许其存在、可以而且应当给予一定限制的资本主义。它是人民所需要的，少了它，人民就不能生活[1]627-628。新经济政策强调市场、货币的作用，把1918年提出的产品交换变为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列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把市场、商品货币关系问题提到十分突出的地位，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经济联盟，而商业是千百万农业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新经济政策要求国营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列宁说，这实际上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原则，使国营大企业也同国内市场发生直接联系[1]583。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以宽阔的视野反思全部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对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给予高度评价。他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4]139“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光明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292。

诚然，在我们取得改革开放重大成就的时候，来考察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行动具体内容的时候，是会感到许多的缺憾和不足的。但正如毛泽东在当年纪念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的时候所撰写的文章中说过的那样，“象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9]。

回顾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状况，人们不难发现社会主义的成功凯歌和困窘悲剧全部奥秘就在于：在某些时候、地方、领域实践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时候，社会主义事业就前进;而在另一些时候、地方、领域不“清醒”或不完全“清醒”的时候，社会主义事业就困难、挫折乃至夭折;而具有悲剧意义的是：当不清醒的时候却自命“清醒”，并对清醒的人们提出的真知灼见采取打击、压制的态度，从而一发不可收拾。这样一个涵盖时空的结论表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有对历史发展总趋势的坚定信念，更必须充分和始终地认识并重视研究：历史发展规律实现普适性照耀下的方式时机选择的多样性。列宁的作为无愧于时代、人民的期待。

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决定了人们在推进社会发展进程中认识和把握方面的多样选择的存在。特别是由于客观矛盾展示的特定历史有限性和人们认识的历史有限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要清醒并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解决好坚持社会主义基本规律与具体历史条件的相结合，在不同的时刻和不同的地方回应时代的呼唤，不是拘泥于千篇一律，而是探索创新，作出适时适地的选择。这是很不容易的、很难的。因此，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确有能谱写出光辉篇章的，为客观规律的实现作出贡献的，这就既要充分肯定并认真研究某个时间、某个方面社会主义实践搞得成功或比较成功所形成的关系和观念、范畴中具有普适性的东西。另一方面，决不能把某个时间某个方面搞得成功或比较成功的社会主义实践所形成的全部关系和观念、范畴作为永恒的东西来认识和拥护。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从而确认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时候，从方法论高度上深刻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10]。社会主义实现是一个长过程，在这个进程中也会出现许多“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社会主义成败的实践史表明：这是存在着多种选择的实践史。存在着选择对错、好坏以及业绩大小程度的不同，更是存在着不同的评价和估量。而社会主义实践以来，许多不成功的实践常常同我们实践中拒绝选择多样性而使认识停滞和僵化有关。那种把社会主义实践的个案作为普遍性来认识，以某个个案来否定另一个个案的作为，屡出不穷。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口称坚持十月革命道路的旗帜，进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中的双方，就有着这方面问题的烙印。我们应当引以为鉴。

三、贡献余热，为所能为，深沉思考，留下精神财富

1924年，五十四歲的列宁告别人世。在这之前，由于紧张的革命与战争，列宁的健康已经受到严重损害。1918年遭遇暗杀之前，子弹留在他的颈部，靠脊柱很近，约一厘米，当时的医疗条件无法安全取走子弹，直到1922年4月24日，由一位德国医生为列宁实施手术取出了子弹;1922年5月，列宁第一次中风，右侧部分瘫痪，开始减少政务;同年十二月第二次发生中风后，他停止政治活动;1923年3月，他第三次中风后，直到去世一直卧床不起，也不能说话。

一个全心全意将生命贡献给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家，其生理条件限制了他对革命的贡献能力，这当然是很大的痛苦。“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样的著名诗句表达了一切有志向、有抱负的人们自强不息的坚强意志。对于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把终身献给共产主义壮丽事业的革命者来说，倘能生存，必要进击;参与斗争，就是幸福;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乃是固有的性格。但是，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当处在力不从心、身不由己的情况下，怎么办？革命导师列宁临终前几年的生涯对我们也颇有启示。

列宁是在五十多岁，一般通常人处于年富力强、阅历充沛的时分，因重病几度被迫停止日常工作。被迫离开紧张繁忙的第一线工作，对于列宁这样一个斗志旺盛的革命家来讲，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斯大林曾在一篇短文中曾绘声绘色地介绍过当时列宁渴望工作的心情。但是，体力的明显衰退不支，1922年在共产国际四大发表演说后的精疲力竭，使列宁感到了自己可以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时间不多了。病情最为严重的时候，这个曾经用他的语言使群众激动兴奋，曾经在辩论中说服战士并使领袖坚强起来的人，使全世界都对他的话起了这样那样反应的人，现在却连最简单的最原始的概念都表示不出来了。列宁用铁一般的毅力跟疾病作斗争，并且寻找办法，在自己工作能力受损害的情况下，利用可能的条件，为党工作。不能参加第一线工作，这固然是极大的损失。但是，列宁也发现“有失必有得”，退出第一线固然很遗憾，而却能得到从旁观察，进行思考的机会和条件。这样，可以为党提供在第一线工作时不易发现的一些重要情况和难以进行的一些工作，回顾总结经验和向党提出建议。为了进行这些工作，列宁努力改变自己的习惯。才思敏捷的列宁，惯于亲自执笔疾书。十月革命后曾为他配备了速记生，让他用口述的办法写文章，他总是很不习惯，因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思而不满意，以至一些速记稿只好烧掉再由他亲笔来写。后来，由于患病手颤，无法握笔，他努力改变习惯，请速记生帮助记录文稿，以争取时间把自己想到的问题提交给党。

在这一期间，列宁对革命胜利后各条战线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回顾，论证了社会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和实现建成完全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须走的历史道路。列宁最后的一些文章，《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提出了许多关于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观点。十月革命后，列宁曾多次想执笔总结社会主义实践提供的宝贵经验，但是繁忙的公务使他疲劳不堪，难于握笔。疾病缠身、卧床不起的列宁却从这些“失”中抓“得”，深刻思考过去无暇反思的种种问题。他提出的关于必须提高文化水平和进行文化革命的问题，关于通过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合作社计划来实现工农联盟的问题，关于建设一个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不浪费公帑的国家机构的问题等等，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日，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这一期间，列宁对实际工作也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比如，关于扩大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建议，关于使国家计劃委员会具有立法职能的建议，关于与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忠实、积极同志建立联系的建议，关于制止和克服大民族主义的建议，关于改进国家管理机构的建议等等，都抓住了当时经济、政治领域中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切重要的计划，不仅在于制订，更在于实施和贯彻。列宁在第一次重病后主持召开党的十一大时，一再强调关键在于挑选人和检查贯彻执行情况。在病重时，他更感到挑选人才的重要。列宁在实际工作中深谙当时党和苏维埃领导人的个性和品质，看到了他们的优点和弱处，他想到生前可以利用自己的威望和影响，来发挥他们的长处，而调节抵制某些矛盾和冲突，而当他离开第一线时，这些矛盾和冲突会影响工作的进行。列宁不想到个人安排后事之类的事，而放眼于党的集体领导的稳定性。在他著名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发挥了这个思想。人们往往过多地看重了列宁在这封信中对某些领导人的优缺点评价，却对信一开头提出要改革政治制度，尤其是扩大中央的建议，让地方、基层的同志参加中央工作锻炼的建议重视不够。而这些却恰恰是列宁建议的主要方面。

列宁是在猝不及防、始料未及的情况下进入他的晚年的。在这短暂的岁月里，列宁做了许多令人惊叹的工作，在自己的历史上写下了最后的宏伟一章。这生动地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贵品质，也为共产党人党性修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一个人能力有大小，这个大小受众多条件制约，其中生理条件是一个重要的制约条件。或年老、或体弱，是每个人人生经历不能回避的历史进程。共产党员的革命意志是不能衰退的，这是党性修养的重要方面。列宁晚年争分夺秒地做党需要而在自己力所能及范围内的事情，为所当为，为所能为，是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的。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166.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

[6]列宁全集：第6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248.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7-338.

[8]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55.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2.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原理论研究室副主任、教授）

（来源：《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0年02期）